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虫噬、酸化、已成“书砖”的古籍这样重现生机。

一、除灰

若无书根，可用细木沙在书背、天头、地底三个地方轻轻摩擦；若有字根，则用一张较大的夹子夹在题词上，以避免刮伤题字。除锈完成后，用软笔刷洗污垢和灰尘。

二、使用碱液

将书放在一个水槽里，放上一块50克的碱液，然后倒入2000克的开水里，或为了方便，将它磨成粉末，洒在书的周围。一定要避免使用过多的石碱，否则会加速纸张的品质受损；特别是不要使用烧碱，以免造成纸张烧毁，造成严重的错误。

三、沸水泡

用开水将书砖周围的砖块冲刷一遍，等水淹到书砖两寸的时候，停下来，让水慢慢浸透，然后摇晃几下，再把书砖压下去，把里面的脏水挤出来，再把它倒出去。然后用开水冲遍书砖，但不能加入碱液。

按上法待清洗后，再用冷水挤压剩余的污垢，如果没有挤出的污水，就可以将书板拿出来，以备揭叶 。

四、揭叶

换上干包纸，吸去水分进行阴干，可以用竹签或针线在书背、天头、地脚等容易揭下的地方，在揭叶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种情况，要灵活运用，不要僵硬。揭叶后，将其置于清洁的纸张中晾晒。

五、修复

毛笔蘸上清水，轻轻地快速刷洗专门的溶液，经过连续不停地把溶液彻底刷洗后，就可大大消除或减轻脏污痕迹。

使其同一时期的纸张，对虫噬、破损的地方进行替换，下一步就把按原处拼接的碎散字片按此法安家落户，最后达到拼接文字、框、栏、书口与底样叶完全吻合。 

用稍微厚一点的胶浆，按照修复的原则进行修复，一旦完全修复，就可以重新装订，使死去的书籍重新焕发生机。

“文化”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名为《说苑·指武》的古籍。这本古籍的创作者是西汉时期一名叫作刘向的文学家，他在这篇文章中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为切入点来讲述武力一事。其中刘向在这篇文章之中提及“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句话便是关于“文化”一词的最早记录，而此话的主要内容则是强调治国应当先德后武。

“文化”这个词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易经》这本古籍。《易经》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卦”与“爻”，其中卦辞相传是出自于周文王姬昌之手，而爻辞则是姬昌之子周公所著。《易经》中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与“化”二字虽然已经开始同时运用于同一句子中，但是还未合并使用。

《易经》的这部分内容透露出这个时期的古人认为想要更好地治理天下，需要同时观察天文与人文。其中天文就是指各种天象，而人文则包含各种人类关系与活动。其中对人文活动的观察可以帮助治国者更有效地以感化的方式来实现治国，简而言之就是“以文教化”。“文”与“化”之间有了这样的联系之后，“文化”一词便也就随之出现。

说起“文化”这个词，看似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定义是无法用言语明确表达出来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网络文化、饭圈文化等类型的文化都是古代不曾拥有的。与此同时，古代诸多文化也在历史变革中消失不见。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能够便利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而且科学技术也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能够予以更多人便利，而且能够使更多的人节省更多的时间。

AI技术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技术，而且很多的人都特别依赖这种技术，这种技术其实是值得更多人关注的，而且也值得运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国古籍离家百年被AI找回，AI技术值得推广学习吗？我认为这种技术值得推广学习。之所以值得推广学习，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这种技术的功能十分强大。

其实在我看来，我认为这种技术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推广和学习的，因为这种技术的功能特别的强大，而且也是能够有更加先进的功能的，这种技术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方便，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使用到这种技术，这种技术能够有越来越好的发展，而且也是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的。

二、这种技术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我一直都认为AI技术是特别先进的，而且我也认为这种技术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种技术是专门为我们的人类设计的，而且这种技术也能够有更强大的作用，这种技术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效果的，如果能够推广学习，那么就能够使更多的人都感受到其中的好处。

三、这种技术能够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

其实AI技术也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的，而且AI技术也能够有更多的实用性，这种技术其实是能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的，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推广使用的话，就能够使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而且我们也能够利用AI技术获得更多的成果。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当行星与性质与它相似的星成相时，对该行星来说是件好事，但若与性质不同的星成相则会使该行星受损，并且所成的是何种相位也是有区别的。古典起源数字命运学（灵数学）与几何学的古典哲学——借鉴了物理外表、形状及形式的含义——直接影响了占星学对于相位的解释。在古典占星学中，2颗或更多颗行星出现在相位关系中，该关系的本质由它们所形成的图案形式所决定。例如由120度角所分离的行星，是横贯黄道圈中三角形的一边，因此其含义也是经由三角形所得出，对数字3的辩识是我们理解它们间关系所表达的核心原则。MarcusManilius(c10AD)在他的《Astronomic》一书中解释了三角形是如何将黄道圈中的星座划分为四组三方星座，以及3组四正星座的类型。与此类似的是，互相间隔的星座能由六角形来关联，而对宫星座则由直线来分开。Manilius的文本中充满着古典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象征，完美的说明了我们当代角之间的关系与之是多么近似，并且主要基础就在于他们所展示的宇宙整体间的分区及联系。相位（aspect）一词来自于拉丁文aspicio，是注视的意思。该词首次出现在中世纪，但在此之前，用来指代行星成相位的类似用词是regarded、beheld、viewed、lookedat、witnessed、或saweachother（注：都是类似看、注视的意思）。许多古典文本告诉我们将合相（conjunction）称之为相位（aspect）并不合适，原因是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行星并不能在视线中看见彼此，而是在物理实质上结合到了一起。通常用有形物质/身体（corpreal、bodily）来作为术语的前缀，强调了该组合是实质上的合为一体，更甚于视线的交融。有些占星家主张当事件发生在黄纬中同纬度时也适用，就现代而言，它的效力就是结合了所参与行星的影响。现代占星学中的绝大多数次要相位在古典占星中并不认可。事实是就他们的哲学体系基础来说，他们不会接受无法将黄道星座圈封闭且完整分割的形状。只有2个次要相位有着古典历史：30度半六合（semi-sextile）满足了要求；以及150度梅花相位（inconjunct/quincunx）——它带来的是种全然颠倒的意义，因为事实上在它所表现的区域中，没有什么相位关系是可能存在的（如下图所示）。在极大程度上，半六合（semi-sextile）不列入考虑之列，因为它的影响过于微弱，可以忽略，原因是两个星座间的角度过于迟钝，使得在其间的行星无法获得清晰的视野。Manilius解释道：它们间的注视得在远距离星座间才可以看得见彼此。采用这条的地方，暗示着相位的采用得符合具有含糊近似性的条件；某个关系不可能带来动态事件，除非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Inconjunct梅花相位是指成150度角的行星。它在黄道圈中无法给出一个具有封闭形状的多边形，这种组合本身意味着一种天生厌恶的状态，被认为不吉或陌生感。而形成这种几何形状的行星被视作互相拒绝，标志着几乎恶意的缺乏同情。在古典文学中，ablepton意思经常会是无法看见或盲，而asyndeton的意思是无连接/分离，aversum是指离开，alienum指不熟悉/生疏。就天性来说三分拱相（trine）是最有利的相位，因为它的形状中生来就存在着和谐与平衡。它有能力在行星间轻易达成协定，并让它们彼此有着好感的回应。结果有利与否完全取决于所涉及到的行星及行星代表的象征——带有破坏性质的凶星土星即使与拥有暴力能量的弱势（debilitated）火星形成和谐相位，必然也会产生种带来强制性灾难事件的影响。刑（square）相位，众所周知也被称作四分相，并不是全然不良的相位。虽然无法如三分拱相位那般简单地提供一致协议，事实上这些星座却彼此间拥有强力的视线，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承认及力量的流动。Manilius解释说三分拱相的力量比四分刑相更好，但也说它们互相间毫不逊色：无论参与四分刑相或三分拱相端点位置的是哪些行星，它们间都有着天然赋予的同盟关系及普遍性法则，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友好和友方应享的权利。只有当参与的行星是凶星或不吉的行星时，刑相位才会毫无疑问地带来破坏，虽然许多文本中提及接纳（reception）或存在其他一些形式的亲近关系能带来积极影响。这种所谓的坏相位被赋予积极解释的例证贯穿于Dorotheus和Sidn的古籍中。在这里，我们被告知，如果月亮的三分主星落于好的位置，并且与月亮同宫或冲/刑/拱的宫位，比起三分主星没有与上升点或月亮形成相位来说，要来得好。后者对于此人来说是个有害迹象。Dorotheus提醒我们相位关系的本质大体上取决于力量、性质、以及所涉及行星的总体状况这些因素。木星与金星的三分拱相也许意味着名望，同时他也告诫说，如果金星遭受折磨的话，那么则意味着经由可耻的关系而招致臭名昭著的骂名。同样，如果所参与的行星落位良好、具有尊贵秉赋且彼此友好的话，四分刑相位也不会带来伤害。Dorotheus指出三分拱相是带有许多爱的一种相位，刑相包含的爱是中等数量的。而冲相就不带有什么友谊了；这种相位是基于数字2的分裂象征，是分离与敌对的缩影。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带来一致性——通常是在冲突的各方因为不稳定的关系而罢工的时候。Manilius承认，在对冲的两个星座间的基本相似处就是他们共同的阴阳性别，但除此之外的更明显差异还是占据了首要地位：面对面的两个星座形成了对冲，由于他们的天性，因而经常会形成紧密关系，互相间也会产生支持，这是因为其阴阳性别一致。但在这层关系之上，季节占了优势：巨蟹抵触摩羯，虽然两者同属阴性，但由于夏季与冬季相冲突，那这两个星座处在斗争中也就不奇怪了。冲相位（opposition）不仅仅是不友好，更是非常强力且强势的相位，因为行星彼此间对于对方都有着清晰而直接的观点。六合（sextile）相位是个迟钝的角度，视线也比较弱，它的重要性经常被古典学者所低估。在它被运用时，它的出处来自于数字3，决定了对它的解释。Dorotheus提到它就类似三分拱相，只是更弱一些。成相（application）和容许度的延伸假定行星处在顺行状态，那么相位一般是指由移动较快的行星投射出去，并由移动较慢的行星接受。那颗投射的行星负责将相位的影响带去并显现，但作为接受方的行星，其力量、尊贵、和大致情况将决定其表达模式。辨别入相和出离相位的区别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古典占星中，出离的相位代表早期的生活、年长者、以及过去的事件；而入相位则用来象征较年轻者（在当事人之后出生的人）、晚期生活状态、以及未来的事件。古典占星对于相位和容许度的态度明显比现代占星更宽松些。其简单的规则是两个成相星座内的任何行星同样也都成相，而无视具体度数。有时侯，星座宫头会用来限制相位的影响。正如12世纪IbnEzra的著作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声称在古代并不把两颗行星的合相考虑在内，即便它们在容许度范围内，除非两者在同一个星座内。然而，虽然Ezra写了这条规则，同时他又表示并不赞同：如果两颗行星分别处在两个星座内，并且彼此处在对方星体的影响力之下，这也必须不能称之为合相，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星座内。这是古代先贤的观点，但是我，亚伯拉罕（Abraham），作为本书的编者，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注解：Ezra也提出了他的观点（Aphorism36ofChapter8），认为合相会带来一种绝境逢生的效果。如果A行星在与B行星进入精确合相之前，B行星进入了另外个星座，且A行星继续追赶并最终追上了B，同时，在A追上B之前，无其他行星与B成相位，则占算的事宜会经历绝境后得到完成。）在实战中，许多古典占星家是承认当行星处在精确容许度范围内但却又越过了星座边界时所形成的相位。同样，即便是在古典时期，许多著作也提醒学生计算由星座所形成的相位，并不能只看关于形状的哲理（即是星座间的相位），考虑其实际的度数才更正确。例如，某颗行星位于狮子座28度，就星座间的相位关系而言，它与射手座2度位置上的行星呈拱相，但是如果以度数来测量的话，这两颗行星更接近刑相位。在古典占星中，后者称之为partile，属于以位置为基础的相位，因为它考虑位置（也就是度数）更甚于星座。而由星座间的关系来判断的相位称之为platick，是以平面、大面积为单位而论的。在后期的占星术中，partile通常是指接近成相或完美成相的相位，而platick指的是比较宽松的相位，或是处于容许度范围内的宽松相位。在VettiusValens保存的绝大多数古典星盘判定中，用来计算相位的标准程序看来是基于星座而判断，因为他很少为行星度数位置而困扰。然而某些段落也显示了这种简单的途径只适用于一般情况。在某个案例中，他指出发生在金牛和处女座之间的有害相位是因为它处在由度数所决定的刑相位置上，由此而来我们可以看到，独立于星座关系之外的行星相位考量是不能完全忽视的。容许度起源于确定限制范围的需求在容许度范围内，以度数计算的相位能克服以星座为衡量方式的相位关联作用。基本上它是试图对完善下定义——也就是在那个范围内可以感受到相位最强大的力量。通常当度数精确成相时可以体现出相位的作用，但对此也存在着各种意见，而且在2世纪Antiochus的著作里提到成相或合相得发生在3度内。11世纪阿拉伯占星师AL-Biruni的著作中同样包含了一份行星容许度列表，据称是复制自3世纪Porphyrius的工作档案。遗憾的是，关于古典占星中容许度的应用，我们目前没有清晰且不含糊的例子，只能基于后代的文书中的记载，对它们的发展作出合理的猜测。在拉丁文中，orbis的意思类似圈子circle或范围，定义了行星容许度就是紧紧围绕在它周围的空间。部分学者指出行星的容许度就等同它本身个体的力量，可以将之视为高电荷的环，虽然肉眼无法看见，但却充满于行星影响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相当确信太阳和月亮的容许度取自它们发生日光效应（heliacalphenomena）的距离。太阳的古典容许度范围是15-17度，当行星进入大致这段距离内时，它会无法被肉眼所见。而月亮的容许度约12度左右，这距离是日月合相后，新月再次作为发光体出现的距离。它比其他行星来说，可以在较短的距离内就可视，因为月亮多少还是属于发光体。这种计算只能大致而言，因为它们受到行星光照以及当时季节的影响。可能所有行星容许度都来自于早期对被太阳光芒遮掩情况的尝试性记录。下表展现了第4世纪罗马占星师Firmicus用来测定的依据，计算当太阳距离行星多少度后行星才能作为晨星看待。所谓晨星，就是在太阳之前升起在地平线上的行星，而夜星则是在太阳之后西落的星。而水星的数字属于例外（它特别难被肉眼所见），对比古典容许度列表后可发现，其他行星的限制范围十分近似。AbrahamibnEzra也给出了一份详细且启蒙式的解说，阐述了在行星和太阳之间的合相和出相各自的关系。另一个争议是，无论如何，外行星的容许度范围不应当以任何视觉弧为基础，而是仅仅依赖于该行星的强度和优势。因此，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有着更突出的影响，因此比起内行星水星和金星来，相应的给予了它们更大的容许度。这可能是因为容许度是从对两种因素的确认而发展起来的，那即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太阳光的显露范围为基础，但将力量优势的影响包含入内能使它更为完善。11世纪时，Al-biruni在他《ElementsintheArtofAstrology》一书中写道，分歧显然在于完善的限制范围如何才算合适。我们可以通过他对多种可用定义的解释，以及所使用系统背后的逻辑来看出来。部分占星师对所有相位的任何一侧都使用12度的容许度（基于月亮的容许度范围）；其他人则使用15度容许度（基于太阳的容许度范围）；他们都是通过托勒密而得出的结论，托勒密在《Tetrabiblos》一书中，对上升点给予了特殊的5度容许度，看起来如此混乱，那也就不奇怪为何容许度问题通常大家都避开了。用任何种类的细节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早期文本之一，是法国占星家ClaudeDariot（1533-1594）所著。他的工作对于容许度应当如何确定提供了一份清晰的解释，而他的方式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家的标准。半容许度作为对容许度的介绍，Dariot首先简单提及成相可以离完美成相差距6度。但而后他提出了自己更认可的系统，认为相位容许度得由相关两颗行星各自有意义的容许度来决定。他指出，容许度有点象行星的圈子、辐射或者射线，通过它行星可以通过自体的合相或其他相位来结合。他遵从Al-Biruni指定的行星限制范围，并解释这些计算是根据每个行星容许度的半径而得。例如，水星，总容许度为14度，那么其自身两侧各自的容许度为7度，而月亮总容许度范围为24度，每侧为12度。虽然当行星各自向对方行进时会出现些预期效果，但只有当水星和月亮触及彼此容许度的一半时，所谓的完成期（此处我们指的是成相）才真正开始；在这时，相位的力量开始发生可识别的影响。这种中间地带被称之为容许度的一半（moietyoftheorb），起源于拉丁文的medietas，在15世纪的法文中写作moitié，意思是中间。按照Dariot的计算，行星各自容许度的中间值按下表所示：据Dariot所言，水星和月亮得距离95度时才算开始形成相位——也就是各自容许度的一半。（水星=35度）+（月亮=6度），从这个点位开始，相位的影响才会开始逐渐增长，直至完美成相。之后，相位开始脱离，但其影响力直至行星完全移出它们各自容许度的一半。因此，涉及到水星和金星的相位则从两星相距7度开始成相（因其半容许度相加为35+35=7度）。而太阳和月亮成相的容许度则更大，为75+6=135度，可见发光体本身的巨大重要性。一旦行星精确成相之后，就开始进入分离阶段，但相位的影响却依然保留，直至他们移出了半容许度范围为止。按照Dariot的计算，如果月亮和水星出离相位10度之后，就不会产生可被识别的影响了。仅仅在上个世纪开始，容许度才开始由相位的本质来决定更甚于根据牵涉到的行星而定，这一简化的过程很难被接受的一点是，某些行星的影响强度远胜于其他行星。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相位仅仅是描述行星能量结合方式的特征，那么也许就能认可根据参与行星的强度和真实性来推导出其影响的容许范围，其逻辑性更胜于通过行星连接关系性质其本身。右交角（Dexter）和左交角（Sinister）拱、刑、六合在古典占星学中有时被称之为双侧相位（two-sidedaspects），因为它们可以由左边或右边的任何行星投射过来。如果某颗行星落于白羊座，并同摩羯座内的行星相刑，则被称之为dexter右交角相位（dexter意味着右侧）；如果它刑上了巨蟹座内的某颗行星，则称之为sinister（左交角）。这些组合的解释也是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的哲学和星座互相间的视角有关。他们的视线据说是跟随星空日常移动的情况而来，因而右交角（dexter）所描述的视线是天然的、前视的，而左交角则是后天人为的、后视的。在下图图表中演示了右交角（dexter）和左交角（sinister）同行星移动是如何关联起来的。每天行星从东往西围绕地球宣传。它们出现在东地平线上，再运行到天顶，最终西落消失于视野。白天的行星跨越天空的移动在古典占星中被视为至高无上，虽然在现代著作中它几乎被忽略。因为我们已经丢失了相当多关于地心的理解，该理解依赖于我们象征主义符号化的基础，重点反而已经代之以行星逆时针运行经过各星座。这描述了行星越过星座的天文运动，但却失去了从地球看星空的视角，并忽略了日夜两极分化的重要意义。古典占星师认为昼间移动是以他们的艺术感为中心，并称之为天空的自然运动。Manilius解释说，当某星座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它的视线是向着之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星座，而不是之后的星座。白羊对着水瓶座是属于往前看的六合相位，看摩羯则是90度刑相，射手是拱相。摩羯看向天秤，就如同白羊看摩羯一样是向前看的，同样巨蟹看待白羊的距离也是一样，依此类推巨蟹也属天秤的左侧：在前的星座被算作右边的星座。右交角（dexter）相位因此更直接些，因为视线是通过昼间位移来携带而行的它比起左交角（sinister）来说具有更强大的影响，更可能产生一种简单且具有表现力的效果。左交角（sinister）相位，因为是逆着星空夜间移动的方向，因而是向后看，偏弱、无序、颠倒、或有些虚弱。这条款通常表达的是古代及普遍的看法，即是说右为显性、强力，且与白昼性质相关，而左为隐性、被动消极、及夜间性质。因此，左交角（sinister）这个词，是特别用来描述那些属于左边的事物，引申的意义是黑暗、隐藏之物，或处在不自然的状态之下。占据支配地位的行星古典占星也告诉我们在相位中居于右侧的行星（注：就是以白昼移动路线而言在前方的那个）对于左边一方而言（如上图中白羊月亮对于水星巨蟹来说占据支配地位，而摩羯土星则支配白羊月亮）占据支配、克制、压制的地位。如果一颗吉星能支配一颗凶星的话，则情况会好得多——可以借此减少凶星的破坏力——这比让凶星压制吉星要来得好些。例如，Dorotheus告诉我们，如果木星通过刑相位压制了火星，则此人将是高贵、坚定、有同情心。但如果是火星压制木星，则此人迟钝、令人讨厌、喜诽谤。古典占星家如VettiusValens对居于支配地位的行星作了很大程度的运用。在下图星盘中，他描述了水瓶座土星是如何给某人带去危险的一年，当时他得病，在海上死里逃生，支付了非常昂贵的诉讼费（但最终他得胜了）。Valens解释道，虽然土星落于角宫第7宫，但它被天秤金星通过拱相位、以及天蝎木星通过刑相位压制。因而，由于吉星压制了土星，并处于命令的地位，因而土星造成的严重损害受到了遏制，此人的不幸也有所减轻。依此类推，任何行星落于第9、10、11宫时，都会带来最强力的影响——尤其是第10宫，因为中天支配着上升，因而任何行星落于第10宫都处于支配地位。托勒密（Ptolemy）在论述关于死亡事务时指出，（除了上升和下降之外），唯一还具有支配之力的宫位是从上升点数起的第9、10、11宫，这是生命的要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