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一、古书旧注的重要性

1、读懂古书的重要途径

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诗·邶风·终风》）

汉·郑玄《毛诗笺》：“言，我；愿，思也。～当读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

卫人来。(《左传·成公八年》）

唐·孔颖达《左传正义》：“庄十九年《公羊传》曰：‘～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传曰：‘同姓～之，异姓则否。’是夫人与～皆同姓之国也，鲁卫同姓，故来～之。”

2、重新注释古书和检验新注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

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文：“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哭他。”

3、能教给我们注解古书的方法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墙篱落于粪溷之侧。（《梁书·范缜传》）

4、旧注中包含着许多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

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诗·周南·汝坟》）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不我遐弃’者，犹云‘不遐弃我’也。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

二、古注发展概述

1、注释的萌芽——先秦

（1）注释多在古籍正文中

《礼记·乐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孟子·梁惠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2）他注多补充事实史料、阐发微言大义

《春秋·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

《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2、注释的兴盛——两汉

（1）两汉注释兴盛的原因

①语言发展演变 ②政府提倡

③古今文之争的影响

（2）两汉注释的特点

①以注释儒家经书为主 ②重视字词句的解释

（3）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毛亨 《毛诗故训传》

孔安国 《古文尚书注》

马融 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周礼》、《仪礼《礼记》等

郑玄 《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

何休 《春秋公羊解诂》

高诱 《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

王逸 《楚辞章句》

3、注释的发展——魏晋至隋唐

（1）魏晋至隋唐注视的特点

①注释范围进一步扩大

②出现了“经注兼注”的“疏”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王 弼 《老子注》

郭 象 《庄子注》

韦 昭 《春秋外传国语注》

孔颖达 《五经正义》（《易》《书》《诗》《礼》《左》）

贾公彦 《周礼疏》、《仪礼疏》

徐 彦 《春秋公羊传疏》

杨士勋 《春秋谷梁传疏》

邢 昺 《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

孙 奭 《孟子疏》

陆德明 《经典释文》

杨 倞 《荀子注》

尹知章 《管子注》

张守节 《史记正义》

司马贞 《史记索隐》 （《史记》三家注）

裴 骃 《史记集解》

颜师古 《汉书集注》

李 善 《文选注》

4、注释的中落——宋、元、明

（1）本期注释的特点

注释家受理学的影响，常常借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后人称其为“六经注我”。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朱 熹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

5、注释的复兴——清

复兴的原因

①清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动

②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深入

③“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

三、旧注的体例

毛传：毛亨对《诗经》注释，传”指阐明经义。

郑笺：郑玄对《诗经》的注释，笺”有补充订正毛传。

孔疏：孔颖达对《诗经》原文以及毛传、郑笺等的注释。“疏”不仅解释古籍正文，连前人的注释也一起加以注释，也叫做“正义”。

讲解书中所引的《十三经注疏》中《诗经·相鼠》的正文与注疏。

四、旧注的常用术语

学习旧注的术语，目的是读懂古注。如：

《汉书·高帝纪》：“公巨能入乎？”颜师古注：“巨读曰讵。”

《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

1、曰、为、为之

①都是用来解释字词含义的 ②被解释的词都放在术语的后面

③都是强调被释词的特点 ④都能用来辨析近义词、同义词

⑤都可译作“叫”、“叫做”等

《诗·魏风·硕鼠》：“胡瞻尔庭有悬特兮。”毛传：“兽三岁曰特。”

《诗经·魏风·硕鼠》：“胡取禾三百囷兮。”毛传：“圆者为囷。”

《诗经·豳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

《楚辞·离骚》：“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

枚乘《上书重谏吴王》：“譬犹蝇蚋之附群牛。”李善注：“《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

2、谓

与“谓之”的差别： ①使用的位置不同 ②解词的内容不同

“谓”常用来解说词语意义的范围或比喻映射的事物。可译为“是指、指的是”。

《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

《楚辞·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楚辞·涉江》：“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朱熹注：“阴谓小人，阳谓君子。”

3、貌、之貌

解释动词或形容词，说明被释词语表示的性质或状态。可译为“……的样子”。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轻妙之貌。”

《楚辞·哀郢》：“众踥蹀而日进兮。”洪兴祖注：“踥蹀，行貌。”

枚乘《七发》：“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李善注：“沌沌浑浑，波相随之貌也。”

4、犹

用“犹”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某一语境中意义相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

《诗经·魏风·伐檀》：“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涯也。”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

《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郑笺：“室，犹巢也。”

5、之言、之为言

声训术语，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注释。

声训：依据读音线索来探求词语的含义。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周礼·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郑玄注：“媒之言谋也。”

6、读曰、读为

一般用本字来说明通假字，点明通假现象。

段玉裁《说文注》：“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又：“‘读为’亦言‘读曰’。”

《庄子·逍遥游》：“而御六气之辩。”郭庆藩注：“辩读为变。”

《书经·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7、读若、读如

主要的作用是注音。

段玉裁《说文注》：“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又《周礼汉读考·序》：“‘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

《楚辞·离骚》：“又重之以修能。”洪兴祖注：“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

《吕氏春秋·重己》：“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酏读如《诗》‘虵虵硕言’之虵。”

也可用来说明通假现象。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注：“霾读若埋。”

8、衍文、脱文

“衍文”也叫“衍字”，也简称“衍”，古籍在传抄刊刻中误加的字。

“脱文”也叫“夺字”，也简称“脱”，古籍在传抄刊刻中漏掉的字。

《论语·微子》：“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汉石经无‘行’字、‘夫’字。案《史记·孔子世家》亦无‘行’字，因丈人章而误衍也。”

《论语·颜渊》：“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本、高丽本‘吾’下有‘岂’字。《释文》出‘吾焉得而食诸’………案《史记·仲尼世家》及《汉书·武五子传》并作‘岂’，与皇本合。《太平御览》二十二引‘吾恶得而食诸’。‘岂、焉、恶’三字义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脱字。”

“音 X Y 反”的说法，实际上是声母韵母的雏形。例如，“种”释义为“音朱用反”，即“朱”的声母“zh”和“用”的韵母“ong[带有第四声]”拼在一起，成为“zhong[同样带有第四声]”。

当然，在古代没有完整的拼音体系，不可能达到标准。例如下面的“度”字，用现代汉语拼音应为“duo[二声]”，表示“度量、丈量”的意思。在古注“度音徒洛反”，表示拼为“tuo[四声]”。

产生误差至少有三个原因：

1作注者的方言问题，导致注音不准确。

2被注释的字，由于时间推移，读音发生改变，当时确实那么读，现在演化的不一样罢了，发生了古今异音。

3在做注的时候，选取的“音X Y 反”中，X或者Y发生了古今异音。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也。”

《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

《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曲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宪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运》曰：“礼之於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乐记》曰：“乐者，非谓黄锺、大吕、弦歌、干杨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

，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礼器》曰：“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

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

《三礼正义》曰：“《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经所谓礼三百，威仪三千。经礼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周礼》遭秦灭学，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帝时有季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购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于秘府。时儒以为非是，不得。至刘歆独识其书，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后郑玄为之注。《仪礼》，周衰，当战国之世，其书并亡。至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惟《士礼》存焉。后世推《士礼》以致天子之礼而行之。至马融、郑玄、王肃，并为之注解”。

《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谙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礼记》有马融、郑玄二家注。马注今亡，惟郑注行于世矣)”。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言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汉书》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

范哗《后汉书》曰：“曹褒论曰：‘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阀矣”。

《晋书》曰：“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其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无男，汝可授之，勿令绝世。’后符坚幸太学，博士卢壶奏曰：‘废学已久，书传零落，比年撰缀，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其家立讲堂，隔绛纱幔而传受。以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后学传于世，时称“韦氏宋母”。

《唐书》曰：“开元十四年，上令太子宾客元行冲撰《类礼义疏》，将立学官。疏成，左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诏修撰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学。行冲意诸儒排己，退著论以自释”。

姓氏：礼

满姓：萨克达

在辽中县大黄旗堡村，满姓为萨克达的人却并不都姓礼，村里汉姓“英”“翁”“肇”与姓“礼”的，其实同族同祖。造成这种满姓相同而汉姓不同的现象，源于满族姓氏中一种常见制度——“随 名姓”。聚族而居的满族人，随时间推移，子孙繁衍日众，出于相互区别的需要，人们往往从祖辈某人的名字中选取一个字，作为自己所属支系的标志。天长日久， 祖辈名字中的这个字，就演化为这个支系的汉姓。我所姓的“礼”，正是这样产生的。满姓同而汉姓异，也正出自满族人“随名姓”的惯例。

汉族有礼姓吗？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春秋时卫国有个大夫叫礼至。但现代人凡姓礼，几乎都是满族。

汉族人为子女起名，除 了要有所本，有依据之外，更往往有寄托，借命名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子女的期待。只记得母亲讲起过小妹礼周的名字有两层含意：一方面“周”有齐备、圆满之 义，表达了当时已有三男三女，愿小女儿成为最后一个孩子的心境；另一方面，“礼”又有尊崇礼敬之义，而“周”则指周公姬旦，是先圣先贤的代表。由此我联想 到人名中常见的绍唐、敬尧、继虞、效舜、绍禹、法曾、希孟、从周等等，也都是前一个字为动词，表仰慕或继承；后一个字为名词，称指被奉之为祖、尊之为圣的 楷模。同这类命名一样，“礼周”也正是汉族文化尊贤敬祖的体现。略有不同的是两个字前为姓，后为名，也就更简短，更内敛而不直露。

我们兄妹还有乳名，都是两个字。第一同为“颐”，取它的面颊之义；第二个字都含偏旁“页”（其义为“头”），依次为“颜、顺、颙、领、由页（dí）、项”六个字。

命名自典籍中择取；两字名以重复其中一字和选用同偏旁字的方式，表示辈分相同：这些所反映的都是汉字和汉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满族子女的命名上，竟然也 体现得如此充分。姓名习惯本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对各兄弟民族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能不感到民族间文化的交 汇如水乳相融。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人们乐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曰 " 乐者 ( 快 ) 乐也 " 。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人们精神的营养品之一。缺少它 , 就会元形中影响人的精神健康 , 或者会使人心理健康不全面 , 甚至会无形中影响人的寿命。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艺术的一个品种 , 它带给人们的是美感和幸福 。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表达或寄托人们感情的 " 艺术语言 ", 它比一般的语言更直接地传达情感 , 并且 , 它始终与美感结合在一起。它不受人种、民族、国家、 地域、时代、阶层、职业等的限制 , 但存在一些微小的 个别差异及各自特色。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用声音作原料的 , 一听即逝 ,因此 , 它又是时间性的表演艺术。

音乐是什么 音乐并不从属于某一政治或宗教 , 只是在人们心灵上、感情上 , 会对它 们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更不是道德信 条背诵记忆的载体。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通过人的感官刺激 , 才使人感知到美。并产生了 生活联想及艺术想象 , 从而又发展了美感。

音乐是什么 音乐不以说理方式来传播 , 而是更多地通过熏陶及感染的途径 , 潜移默化地来影响人的心灵 , 使更多地得到美的滋润。

音乐是什么 音乐与人的生活情 趣、审美情趣、言语、行为、人际关系 等等 , 有一定的关联。故高洁的音乐 与低俗的音乐其对人们的影响是大 不相同的。

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 情、寄托感情的艺术 , 不论是唱或奏或听 , 都内涵着及关联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因素。即使以叙事为主的歌唱 , 音乐也并不全依靠语义来传达内容 , 而必定会用赋有感情的 " 音乐语言 " 和赋予美的因素， 来表达或烘托或寄托感情 , 即使是附有歌词的声乐曲 , 其表达感情主要的仍是音乐本身。在综合艺术中 ( 如戏剧、舞蹈、影视等 ), 也总是当需要抒发感情之时 , 就常常让音乐来负担 , 借音乐的抒情性能 , 把情感表露出来 , 并有所渲染、强调、夸大。

为什么音乐能表达人们的感情呢 因为音与音之间联接或重叠 , 就产生了高低、疏密、强弱、浓淡、明暗、刚柔、起伏、断连等等 , 它与人的脉膊律动和感情 起伏等等有一定的关联。特别对人的心理 , 会起着不能用言语所能形容的影响作用。语言和文字尚需通过符号 , 或带感情起伏的语气语调讯号 , 来传达感情或思想、内容 , 且语言及文字有时因民族不同而尚须翻 译 , 那就麻烦了。而音乐 , 它可以直接地来反映人们内 心感情的起伏及复杂的情绪 , 且不受人种、民族、国家、地域等等限制。 因此 , 不论什么民族、国家、地城、 阶层的人民 , 虽语言不通 , 却都能通过音乐 , 直接感受 这种真挚朴素的感情。因此 ," 音乐是真正的世界语 ", " 音乐是感情的语言 "," 音乐无国界 ", 这些近百年来 , 己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 即 " 乐与情通 " 。

近年发现的我国二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残简中 , 有 " 诗毋离志 , 乐毋离情 , 文毋离言 " 的记述。说明 大约二千年前 , 古人对音乐 , 己认识到是擅长于表现和抒发人们感情的。 在欧美也一样 , 许多人总是把音乐作为表现情感的手段来看 , 即使是描写景物风光的音乐作品 , 也多是借景抒情。 例如贝多芬《田园交响曲》 , 有很多是借了大自然的音响化成音乐 , 他自己也 说 " 情感多于写景 " 。至于单纯模拟大自然中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音响 ( 如鸟鸣、兽叫、风雨声、机械运转声 等等 ), 其品位及艺术价值 , 则并不会太高 , 但易于被 音乐欣赏水平不高的人所接受。

音乐的另一功能是给人以美感。它是通过美感 , 给人以精神愉快 , 来达到心怡情悦的目的。因此说 , 它又有一定的娱乐消遣作用。我国古籍《乐记》中也就有 这样的记载 :"( 音 ) 乐者 ( 快 ) 乐也 " 。所以 , 音乐艺术的最谱遍的社会功能 , 就是娱乐消遣 。在娱乐之中 , 给人以美的享受 , 美的滋润 , 美的陶冶。同时 , 在接触正派、 高尚、净洁的音乐中 , 又无形中会促使人的心地善良起来 , 精神境界高雅起来 , 或振奋起来 , 或起着陶冶性情、鼓动情绪的作用。这对社会安定、社会风尚高雅、 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等 , 又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和促进作用 , 但它是 " 春风潜入夜 , 润物细无声 ", 即潜 移默化式的。

对于美 , 各人自有各人不同的标准和趣味 , 要求划一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人的学历、知识、修养、阅历、 情趣、习惯等不同 , 以及受传统文化、周围环境、人际 交往 , 人们的互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于是 , 各人对于美与不美的感知 , 也是不相同的。 百货卖百客 , 故要求 艺术上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尽量多样化 , 以适应不同人们的需求 , 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 和心灵。故 2000 多年前成书的《孝经》中 , 又有 " 移风 易俗 , 莫善于乐 " 的阐述。

音乐是以声音作为 " 原料 " 的 , 它通过有组织的乐音 ( 也可在乐曲中组织进极少量音乐专用的噪音 , 来烘托音乐 ), 用以表达及抒发人们的内心感情 , 使昕者 在一刹那之间 , 迅速地有所感知及激起内心共鸣。 因 此 , 音乐又是富有表情性的 ,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 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艺术。

音乐并不擅于状物描形 ( 状物措形是绘画、雕塑、 摄影等造型艺术的擅长 ) 。至于昕乐时脑海中 " 似看到 什么 "," 似听到什么 "," 似感到什么 "," 似接触到什 么 ", 那是人们受到音乐的音响激发及启迪下 , 所产生的生活联想或艺术想象。是一种听乐时的心理反映。 并可以从不确定性 , 逐步达到主观的确定性。同时 , 因为听音乐时发挥了生活联想和艺术想象作用 , 久而久之 , 习惯成自然 , 能力可迁移 , 思维也会由此而更活跃、更灵敏、更多样 , 想象更丰富。于是 , 人也就无形之 中趋向更聪明 了，但这种迁移也是潜移默化式的。这是音乐所表现的情感，打动了人，使人的内心也发生共鸣 , 这正是音乐的主要功能，即是用音响表现出来的 " 情态 "( 喜、怒、哀、乐、忧、思、惊、恐、恋、狂等等)，来唤起听者内心的感情。有时还与人们在音响中感知到的 , 或想象中的形象、动态、声态、色光态、环境态等联系着 ,( 如 " 音画 "体裁的乐曲)。当然，他与听者的阅历、修养、理解能力，或听乐时的心情有关联（如"喜者闻哀乐而不知其哀；哀者闻喜乐不知其喜"）情况是复杂的。研究这方面的学科，称：音乐欣赏心理学。"

音乐是意识形态的一种 ,有世界和人类的共性；也有民族的个性 , 地域的个性，流派的个性，作者的个性。并且有它一定的时代特点、群体特点、地方特点、环境特点、个人特点等等，更有一定的风格特色，虽是微小的或点点滴滴反映在具体音响之中 ,诱人去爱好它， 或去迷恋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任何艺术都要讲究个性和特色，缺少个性特色的艺术，大多是日常称" 一般化 " 或 " 共性化"或"原始性",或"模仿之作"，其感染力就不大 , 音乐艺术也是一样。

音乐艺术的发达与否 , 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高下的标志之一。中国自古来就有"文明古国"及" 礼乐之邦 " 的称誉。故今日，普及和发展音乐文化，也是人人都应该关心的事，并且希望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有马克思说的有"听音乐的耳朵"。我们不愿再听到某城市的垃圾车及洒水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成天播放着音律不准有使人啼笑皆非和文不对题的《圣母颂》 ( 舒伯 特曲)、《婚礼进行曲》（瓦格纳曲），这是对伟大的作曲大师的侮辱，更暴露了某些人的无知 , 缺乏最起码的音乐知识和修养 , 是有损文明国家形象的。

一、中国古典文献 （25种）

1《论语》（结合读《孟子》、《乐记》）

2《易经》（选读）

3《庄子》

4《老子》

5《诗经》

6《楚辞》（《离骚》《九歌》《天问》）

7《史记》（如《李将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项羽本纪》、《报任安书》等选读）

8《昭明文选》（选读）

9 刘勰：《文心雕龙》（选读）

10《李白诗选》、《杜甫诗选》

11《唐宋八大家散文选》

12《唐诗三百首》

13《宋词选》

14《古文观止》、《今古奇观》

15《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下）上海文艺出版选

16《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下）上海文艺出版选

17 刘熙载：《艺概》（选读）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9《水浒传》

20《西游记》

21《儒林外史》

22《三国演义》

23《聊斋志异》

24《红楼梦》

25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二。现代作品（6种）

1．鲁迅：《鲁迅文集》、《彷徨》、《呐喊》、《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和

《杂文集》

2．郭沫若：《屈原》、《女神》、《沫若文集》

3．茅盾：《茅盾文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

4．巴金：《巴金文集》、《家》、《寒夜》、《随想录》

5．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

6．曹禺：《日出》、《雷雨》、《原野》

附：田汉：《关汉卿》 丁 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梁斌：《红旗谱》 周立波：《暴风骤雨》

杨沫：《青春之歌》 柳 青：《创业史》

《白毛女》 杜鹏程：《保卫延安》

《艾青诗选》

《田汉诗选》

四、马列文论 （5种）

1．《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

南京大学等五院校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毛泽东论文艺》、《周恩来论文艺》、《邓小平论文艺》

3．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4．《高尔基文学论文选》

5．《鲁迅论文学与艺术》

五、参考书

（5种）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郭维森等主编：《古代文化基础》 岳麓书社 1995年版

3．张岱年主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4．袁野、许霖主编：《古代文学多功能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5．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