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施的下落

2，亚历山大灯塔的毁灭原因

3，妲己的真实身份妲己是一个妃位

6，太阳神罗德岛神像的存在

7，郑和船队是否在非洲留下后裔

8，郑和船队是否比西方国家更早到达南极

荀子是怎样总结先秦哲学的

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实际上已经开始诸子百家的融合了

论先秦哲学的天命观。

天命观在先秦时期特别盛行。

天命这一名称是由周人提出来的，但它源自上古时期人们对“帝”这一神灵的信仰。周人以“天”来替代此前的“帝”或“上帝”，并从中引发出一些新的有别于“帝”的观念。

三代文化中，天命中“天”的内涵大致有三项内容:一是指独一的最高主宰上帝;二是指泛化的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和祖先亡灵的鬼神;三是指人。三代对“天”的认识，具有一种从一神(帝、天)到泛神(天地鬼神)再到无神(自然现象、人)的下移过程。《礼记·表记》以“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而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仰发展线索:从敬上帝，到拜鬼神，再到尊人崇德。

中国上古时期天命观的起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过程，这一顺延的选择方向决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此后的中国儒家文化都是在这一人本主义的方向上延伸与发展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这一人文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传统的独特特点。

中国先秦哲学特点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属于《论语》类文献。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首先，《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其次，郭店竹简《天降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天降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天降大常》。

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

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则是子思本人的著作。《五行》显然是子思的著作。一则史载子思倡导五行之说，二则此篇的范畴概念和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络。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四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所附《五行说》的作者亦当属子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

例如，心、性、情虽然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关系。现在，这批竹简的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与1500年以后朱熹提出的“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之论何其相似。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

《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储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

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整合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

从《论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情况看，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刘歆说《论语》的原始资料虽为孔子弟子所记录，但其结集者为孔子门人，是正确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子弟子被称为“子”可得到印证。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上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公元前402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定有大量记录孔子语的笔记。而孔子去世后，后学即分化，“儒分为八”，故所谓“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一定只是各小集团之内的事情。

由此可知，当时一定存在许多结集孔子言行录而成的《论语》类文献。

当然，各小集团在结集孔子言行录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进行取材的。今本《论语》特别注重道德修养。由此可以推知，此书是由孔子德行科的弟子门人结集的。

那么，《论语》之外那些《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在现存西汉以前的文献中，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这就是《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其史料价值与《论语》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孝经》、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等。现在，《缁衣》出土于战国楚墓，说明这种论断是可靠的。

综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各学派之间的关系

（1）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

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从竹简《老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而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战国时期。

这从太史儋和庄子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简写杂记之说，而《语丛》皆为短简，且言简意赅，其性质为墓主东宫之师的札记，故应更名为《东宫之师札记》或《札记》。这部竹书兼综儒道，内容涉及墓中儒道两家的著作，故当为墓主阅读所藏儒道两家著作的读书札记，其中既有原书抄录，亦有个人感想，而《语丛四》可能抄自别家文献。这是现存最早有意识地将儒道熔为一炉的作品。

（2）道家和兵家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

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因而，今本《老子》与兵家相通之处，乃太史儋对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权术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3）道家和法家的关系。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对这次转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过程。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应该归之于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过祖先神来传达的，而祖先神当然首先要保佑本族类，这使天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这个中介，拉近了人与天帝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所以，当一些特殊事件发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对天命发生怀疑并进而肯定人的价值。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奠定的。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过去，胡适先生从老子写起，冯友兰先生从孔子写起，影响很大。我认为至少应该从文王、周公写起。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先秦时期，儒家侧重于伦理说教，道家侧重於哲学探讨，这已成定论了。

但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这一成说。尽管简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讨论形上学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内容，却是在阐述伦理价值，这正与《论语》相似。此外，这部《老子》的风格相当古雅、朴实，又与《论语》相合。这就是说，侧重伦理价值、风格古朴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道家的太史儋、关尹，抑或隐逸家的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简本、今本《老子》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先秦哲学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建立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

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评价。

先秦哲学存在的价值化

从哲学的定义看，狭义哲学指的是西方哲学，而广义哲学在生活中都有，不分东西

所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老子道德经是在探讨哲学，而且很浅，很原始

在以后的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老子道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其价值

其影响了中国产生了一种向稳的事态，以形成一种平衡

在历朝历代维稳时期大多可以看成是老子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其价值

演讲：中国先秦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亲 快哦！ )

先秦诸子哲学的主要派别有

①儒家。这是创立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

②墨家。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学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③道家。传统认为老子是其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通过相对主义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稷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战国时期道家的一派还和名家、法家相结合，发展成为黄老之学，为后来的汉初统治者所推崇。

④法家。其先驱为管仲、子产，真正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

⑤名家。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⑥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他把阴阳五行说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顺序来说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终始”说，为新兴封建政权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

求告知 对话先秦哲学 好过么

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

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秦哲学

这要看楼主对哲学定义的理解了。

倘若哲学定义顺西方来，是一种依据逻辑、有体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就鲜有可称得上哲学的东西了（有还是有，但不是二楼说的儒家思想，而是重逻辑的墨家与名家思想）。

但是哲学重点应该还是对世界与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活动（这是我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诸子除了兵家、农家等具体技术学派以外，应该都属於哲学。

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时曾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但中国有思想和智慧。”但是包括他自己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不断地突破著传统西方哲学体系化的定义了，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不属於哲学，那西方最源头的思想、现当代的哲学也会出现“是否是哲学”这样的危险。

因此中国学界一方面强调不要过分重视中国思想是否是“哲学”这样一个资格问题，因为这终究是个文化差异导致的话语权问题，哲学是西方词汇，不应该降低我国古代智慧的价值；另一方面普遍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是哲学，起码是能够引发人们哲学性思考的智慧，而且作为与西方哲学传统不一样的、在当代处于边缘地域文化体系，它的时代价值更应值得人们重视。

希望采纳

先秦哲学家，文学家有哪些？

先秦十大哲学家包括：

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子、邹衍

先秦文学家包括：

屈原，《离骚》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庄子（庄周），《庄子》玄远、高深的哲学思想迄今无人超越，同时在文学上也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庄子的文章，想像力无比强大，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

左丘明，《左传》，一气呵成之势，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

孔子，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此外还有《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对话先秦哲学 庄子的三言指的是什么

中华传统思想-对话先秦哲学

现存的《庄子》文字是谁整理的A郭象 B庄子 C孔颖达 D王弼

庄子的三言是什么交流方式 A直接 B间接 C都不是 D都是

孔子的思想具有现代性 是 否

1、A郭象

2、文学上,庄子开创了“寓言”“重言”“卮言”三言并用的手法

C都不是

3、这与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有关

我个人选否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自己也曾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庄子•寓言》）。

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

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至于这些前贤古人是否讲过这些话，无从考证，通常都是庄子为了增加自己言语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假借这些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卮言：就是那些写起来行云流水，读起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浪漫主义美感的语言。

和氏璧的典故最早出现在《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 ( 卞和 )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 和氏之璧’。”

随后《汉书·邹阳传》：“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

摘自《辞海》

和氏璧流落何方？

石以人贵，人以石显。当年若不是和氏之璧，绝不会演绎一出“完壁归赵”故事而使蔺相如青史留名，他极有可能如草木之人厕身缪贤之门而老于户牖之下；若不是有胆有识携璧使秦的蔺相如，和氏璧也许不会从此身价陡涨而价值连城，充其量也不过是诸侯或帝王手中玩物而已。

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四百年间，世接代传，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而至威王时，因嘉奖相国昭和灭越败魏有功，赏赐予他。后昭和于赤山举宴会饮，应众宾客所求而拿出传观共赏。会此山下深潭有鱼儿戏水，众人趋之争睹。那承想宴尽人散，和氏璧竟然不翼而飞！当时尚未发迹的张仪正屈附于昭和门下，众疑其无行，必盗相国之璧。于是“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但终查无实据，只好作罢。究竟是否冤案一桩不得而知，反正和氏璧了无踪影，不知去向。

数十年后，赵国宦官缪贤偶以五百金购得和氏璧，赵王闻之，于是占为己有，从此璧落赵国。究竟缪贤所购之璧是否前物，尚难肯定。秦昭襄王得知璧在赵国，于是企图恃强豪夺，假以十五城易璧。赵国于无奈之际，在缪贤的推荐下，由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凭着超人的胆略和智谋，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流传千古的"完壁归赵"的故事。结局是“秦终不予赵城，赵亦不予秦璧”。

其后秦灭赵，掠尽其财，自然和氏璧落入囊中。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号称“始皇帝”。象征至高至尊权力的宝玺自然非常物所为，于是特以和氏璧制“传国玺”一枚。命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于其上，形呈龙凤鸟虫之状。公元前229年，始皇巡幸，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8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从此传国玺失而复得。

秦末，刘邦率兵入咸阳。在灞上，素衣白马的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受之而佩带于身。为代代相传，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小皇帝刘婴仅两岁，国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令其弟北阳侯王舜进长乐宫索要。太后气愤异常，痛斥后摔玺于地，可惜天下至宝被摔缺一角。后以黄金镶补，但毕竟天衣难补，留下疵瑕。

后光武中兴，莽败，国玺于兵乱之中几经展转，终落刘秀之手。东汉末，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间仓皇出宫避难，慌乱中传国玺丢失。乱定回宫，查无下落。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于城南甄宫井中捞出一宫妃尸体，发现其颈下锦囊中藏有金锁朱匣，打开后发现，原是上刻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经黄金镶补后的传国之玺。孙坚顿生异想，立即撤回鲁阳，图谋称帝。但不久阵亡岘山；而袁术又乘孙坚妻吴氏扶柩归里之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后称帝。而袁术死后，广陵太守徐璆又效袁术之法，于袁妻扶棺奔庐江途中截而夺之，后献于曹操。三国鼎立，宝玺属魏。后三国归于晋，玺落司马炎之手。

西晋末年，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在血腥的残杀中，国玺也频频易手。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起兵反晋，号称“汉王”。刘渊病死，其子刘聪夺得帝位。在“永嘉之乱”中，王弥等人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并得国玺；后刘曜夺取帝位，改“汉”为“赵”，史称“前赵”，玺落曜手。后羯人首领石勒建“后赵”，于公元328年俘获刘曜得玺，并于玺上刻“天命石氏”四字。再后，汉族人冉闵灭后赵 而建“冉魏”，夺得传国玺。闵死而玺传其子冉智。三年后，前燕慕容俊以重兵围魏都邺城，晋濮阳太守戴施以出兵救援为名赚得玉玺。由晋安西将军谢尚送至建康（南京）。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至此，玉玺转易流落四十余年后复归于晋。

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于刘裕，玺入“刘宋”，后历齐、梁、陈、隋，最后玺落唐高祖李渊之手，并改“玺”为“宝”。

可惜的是国玺传至五代，从此下落不明。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得政权，从后周仅得两方宝印，传国宝玺就此失落。

玺乃“受命于天”皇权之象征，为宣扬“天命所归”而巩固政权，因此在宋、元、明、清朝均有真假难辨的传国玺问世。

和氏璧从卞和献宝到始皇制作玉玺，以至后来神秘失踪，至今已有2600余年。和氏璧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沉浮。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千古谜团！

的确称作“雌雄双剑”，但这是传说故事，是否有真剑都很难说，何况要保存下来。

干将莫邪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最早出自出汉代刘向《列士传》和《孝子传》中，后来由历史上诸多著作摘录和引用。现如今，最流行的版本为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所记干将莫邪的故事。

故事梗概：干将，春秋时吴国人，是楚国最有名的铁匠，他打造的剑锋利无比。楚王知道了，就命令干将为他铸宝剑。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一曰干将，一曰莫邪（也作镆铘）。

由于知道楚王性格乖戾，特在将雌剑献与楚王之前，将其雄剑托付其妻传给其子，后果真被楚王所杀。其子成人后成功完成父亲遗愿，将楚王杀死，为父报仇。此一传说赞颂了剑工高超的技艺，宝剑文字的神采和少年的壮烈，批判了统治者的残暴。

扩展资料：

“干将莫邪”其最早的文献记载在汉代刘向《列士传》和《孝子传》中。

春秋战国时期，剑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各国的铸剑技术迅速发展，其中，尤以吴越地区为代表，吴越之剑制作精良，形状合理、质地优良，总体水平高于其他各地。

而“弑君”是春秋时期存在的史实。“铸剑”和“弑君”“复仇”的演绎，串联成了最为读者熟悉的干将莫邪传说的基本情节。

干将莫邪的故事，是从春秋战国诸侯群雄激烈纷争的历史背景中逐步虚饰演化的结果。

参考资料：

-干将莫邪

《山海经》、《易经》和《黄帝内经》之所以被称为我国的三大奇观，是因为对先秦诸子智慧的总结和记录。黄帝和齐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的。

1820年，京都名医荣廷福井在整理家族古籍时，发现了一本唐代杨尚山编撰的《黄帝太祖经》手稿，立即在日本引起轰动。但为什么一本古籍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呢？

海战失败后，吕秀甫载小皇帝出海，于南宋逝世。南宋灭亡后，杨尚山编撰的《黄帝内经泰素》下落不明，从此名扬天下。它包含了各种内容，基本上来源于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简单的中国古代解剖学知识。包括自然、防病、保健、生理、脏腑、经络、病证、诊疗、中药、方剂、指南、针灸等。可以说是中医理论的起源，是历代医家的标准

《黄帝内经泰素》记载了太多中医界从未见过的医学秘密。据了解，这本书是在日本发现的。中国各界人士多次协商复印，遭到日方强烈拒绝。最后，在中国著名藏书家杨守敬及其日本随行人员的努力下，他以50金条的价格购买了唐代的《黄帝内经·太素》影印本，使该书再次在中国流通。这三本书可以分为：学习阴阳八卦，解释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周易》），学习历史民俗和古代地理（《山海经》），学习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学，治疗原则与药理学（黄帝内经）。

尽管在历史上，数以百计的思想流派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争论，然而，这三部古籍的精髓并没有在内容核心上得到突破，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

朱元璋死后，22岁的朱允_以“皇帝”的身份继承了王位，但四年后他被燕王朱棣赶走了

在川西北的龙门山脚下，江油市的西北边境上，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长约21公里，宽约14公里。它海拔高达2300米，巍峨险峻，奇峰险阻，景色迷人。这里还盛产中药材天麻、党参以及木耳、生漆等林副产品。她古称大冶山，后改名苍王寨山。

顾名思义，“藏王村”是以一位封建帝王曾在此藏过朝而得名。那么，他是中国历史上223个皇帝中的哪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他为什么躲在川北群山的丛林里？

近年来，作者通过查阅古籍和实地采访，证实了古代藏身于江油市苍王寨山的“国王”是明惠帝朱允_，他在明朝文健时期做了四年皇帝。

四年，文健被四叔朱棣抓住。

朱允_，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其父朱标亲王是朱明王朝的第二代继承人。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所以朱元璋授予16岁的孙子朱允_为皇孙。六年后，朱元璋去世，22岁的朱允_继承王位，称他为惠帝，并把他的头衔改为文健。他深受百姓和文人的拥戴，却在“削藩”。第二年，他的四叔，燕王朱棣，起来造反。用了三年时间攻下都城南京，夺取了皇位。他自称为明成祖，而在龙族中呆了四年的朱允_被迫逃亡。

然而，关于朱允_的下落有不同的说法。从0755年到79000年，有“文健出家逃亡”、“成祖怀疑惠帝死于海外”的说法，也有出家或流亡外国的说法。也有史书记载他逃往云南、广西、贵州、四川，众说纷纭。

首先，应排除明朝皇帝朱棣怀疑朱允_“死于海外”的可能性。朱棣四年后，派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秘密任务之一是引渡朱允_。然而，他们的行踪遍布东南亚、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历时29年，没有一个将朱允_绳之以法。另外，云南是闽王朱姬的封地。朱姬是朱允_统治时期被封爵的王子之一，明朝皇帝朱棣恢复了他的爵位。朱姬必须支持新的君主去夺取共同的敌人朱允_。他永远不会被流放到云南。而且广西、贵州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边疆，经济落后，偶有叛乱。如果带着他7岁的太子朱和一支不大不小的流放队伍去那里，从安全和经济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川江油是文健的理想避难所。

因此，朱允_逃离的更好选择是四川。朱允_元年，提拔川王春竹推荐的导师方孝孺为翰林院学士讲师，任命方孝孺的得意门生牛敬贤为御史。可以看出，春竹和朱允_的一个伯侄关系关系很好。龙州，位于川北山区，是朱允_大哥、开国大将常遇春的长子郑国公常茂流亡生活的地方，常茂是龙州地方官赵铁建的女婿。还介绍说，朱允_带着二叔、常茂的大哥、常胜的哥哥、舅舅逃离南京，去迎难而上的龙州，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西邻龙州的茅州是w

此外，在至洪武十一年，春竹被封为蜀国皇后，积极推行中央“让天下人安居”的总方针，倡导务实精神，严惩贪官污吏，明确吏治，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经营，“蜀人日渐昌盛”，这为朱允_的隐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如果你想去绵州、成都采购高档消费品，骑马只需半天甚至更久，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避难所。

再者，明代小说家陆编的明史第八版明史蜀献王列传说：“我在成都遇到一个箍桶，看到的建设，我哭着扑倒在地欢迎他回家，全城为之愕然。到家的时候是一个水桶的房间，无法容纳。由于市场举棋不定，很难停下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另一个县。我在江油的时候，在正觉寺过夜”当人们想起时事，笔者这个系数千里之外的浙江杭州人，就能知道江油和正觉寺这个川北偏远小县城，并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型世言说：“臧王寨，在县城东北，绵延二百余里，山势险峻。它通常被称为文君，或明惠帝。上面有王宝庙”。

近年来，笔者曾三次到藏王寨东北端的文圣乡普家沟，当地人还能指出龙隐谷、王宝寺、养马峡、朱允_中年和尚龙泉寺。朱允_进驻后，龙泉寺改名为“飞龙寺”。

去年4月下旬，在蒲家沟乡政府招待所门口，70岁的教师皮指着左半坡的一块平地说：“那是出家的地方，1958年炼钢铁的时候把庙拆了。现在有人准备筹集一些资金来重建它。”

就这样，600年前，他的皇帝朱允_真的隐居在今天江油市文圣乡蒲家沟。

文献分类与检索

内容提要索引的研究、编制与文献流通形式变化息息相关。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新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广泛应用，对索引理论研究及编制形成冲击，同时也带来变革的要求。10年来我国索引编制研究的起伏波动，说明索引研究应顺应社会文献流通需要而变革的重要性。书目编制、数据库建设及文献标引、检索语言方面等研究的发展趋势，也说明新技术运用对于文献整理带来的新特点、新要求。索引理论研究和编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索引编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索引是利用文献的工具，与文献流通形式的变化息息相关。10年来在索引编制理论研究方面发生了波动，说明我们关于索引编制的理念正随着文献整理现代化进步而发生深刻地变化。以往文献以纸质载体为主，索引编制靠人工，编排技术百多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理论研究相对稳定。自从计算机及其相关电子技术应用于文献领域并成为新流通载体后，索引编制手段及索引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传统理念产生很大冲击，这是造成索引研究波动的根本原因。本文就10年(1993-2002)来索引研究的状况进行剖析，以求得一二看法，为索引研究深入发展筹谋。

1 索引理论研究低落，相关研究发展强劲

我国很早就有索引的编撰和理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索引编制理论和方法传到我国，曾掀起索引编制和研究的高潮，成果辉煌。新中国建立后，安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氛围，索引的理论研究和编制才真正掀起高潮。虽然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索引事业的发展，但拨乱反正后，索引研究与编制又蓬勃兴起。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中国索引学会成立，领导索引研究，组织索引开发，开展学术交流，使我国索引事业走向规范化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索引理论的高峰期，1996年以后研究数量相对减少。《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报道的信息显示了这种趋势（见表1）。但这种滑动并不表明我国索引研究衰退，而只能说明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这是索引研究走向成熟的转折。能说明问题的是与索引研究相关学科或索引应用理论研究走向强劲。

表1 索引编制理论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38 44 36 25 20 31 29 0 1 2 226

传统编制 37 42 32 25 20 29 28 0 1 2 216

自动化编制 1 2 4 0 0 2 1 0 0 0 10

11 书目的编制研究

书目编制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汉代刘向著《七略》麇集众书始，书目便成为人们查检文献的重要工具。其六分群书并以此编排的方法，虽然有些幼稚，但已开索引先河。书目对保存文献并提供文献利用的功能，在两千多年历史中影响巨大。书目功能虽然主要不是用于文献查检，可在漫长岁月中人们主要靠书目来检索文献，以至许多学者将索引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善归咎于书目的影响。直到现在关于书目编制的研究一直不衰。论述书目编制和数据库的文献就非常之多（不包括目录学理论、各种目录研究、图书馆编目及目录组织等文章，见表2）。尤其是运用自动化手段编制书目的研究逐渐增强。

表2 书目编制理论及数据库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25 17 32 10 27 51 49 36 56 51 374

书目编制 11 6 11 2 5 16 4 9 12 12 88

传统编制 11 5 10 2 4 8 4 6 8 6 64

自动化编制 0 1 1 0 1 8 0 3 4 6 24

数据库研究 3 5 10 6 17 49 41 18 32 27 208

12 书目数据库建设研究

数据库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存储后的文献形态，大多数数据库就是电子版的书目。其多种检索途径又使它成为一部多功能索引。对它的研究90年代初期较少，而末期达到高峰，至今不减（见表2）。

13 文献标引研究

文献标引是揭示文献的途径，书目和索引的编制都离不开它。书目标引在于揭示群书篇目，索引标引所揭示的包括文献提名在内的各种知识点。在标引技术上没有本质区别，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常见的选题。10年来研究文章比较多（见表3，不包括图书馆分类、编目所涉及的标引问题）。计算机技术大规模运用书目和索引编制以来，讨论自动化标引技术的文章越来越多，说明我国文献处理技术的研究已跟上世界发展的趋势。

表3 文献标引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28 39 34 26 46 64 48 28 50 39 402

传统理论 22 36 29 21 42 49 36 16 33 29 313

自动化标引 6 3 5 5 4 15 12 12 17 10 89

1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对话的媒介，没有这种语言就无法做到文献规范化处理，就无法与文献沟通。特别是计算机技术运用以后，检索语言成为人机对话的途径。检索语言是具有一定规范标准的人工语言。例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以及各种形式的“关键词表”、“著者号码表”等。如今人们又提出用自然语言标引和检索计算机整理的文献，研讨热烈，有许多文章颇有见地，代表了检索语言的方向。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文献检索的探讨日益见多（见表4，数据不包括图书馆日常使用的分类法、主题法等）。

表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 共 15 37 25 16 41 29 25 35 37 19 279

传统理论 15 35 24 15 38 25 21 27 29 11 240

自动化语言 0 2 1 1 3 4 4 8 8 8 39

相关学科研究的强劲势头，是索引研究和编制的必然结果，是索引研究实用化的反映，也是索引科学与各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它告示我们对应用科学理论的探讨更应注重于实践。

2 索引研究发展曲线描述了电子技术应用文献流通领域的历程

10年中，关于索引编制、书目编制、书目数据库、文献标引、检索语言等研究，都经历了低→高→低的波动。驼峰从1995年开始至1999年，峰顶在1997-1998年。这正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现代电子技术在文献出版、存储、流通各环节普遍应用时期。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人们实际使用的文献形式。其功能齐全、传播速度快、存储量大、收藏丰富、检索方便，准确率高，都是纸质文献所不及，有替代书本式文献之趋势。在人们心理（接受新生事物）、生理（适应并掌握操作技术）上产生了解、掌握、运用的欲望，因此关于新技术运用的研究探讨是必然现象。这种研究的热化，势必对传统理论形成冲击。但也要经历由浅入深、由一般介绍到深刻研究的进程。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和运转稳定后，该方面研究就会减少，因而形成曲线。这个曲线记录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应用的历程。

21 计算机技术应用对传统索引理论研究的冲击

1994年研究索引理论的文章最多，随之逐渐减少（见表1）。与研究数据库建设、文献标引技术和检索语言的文章从1997年逐渐增多形成反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学术界对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普遍应用的反映与研究探讨。1994-1996年是这类研究的酝酿、写作、发表周期。传统理论逐渐减少合乎学术研究发展趋势，但“0”发展不正常，重视一种研究而忽视其他研究的倾向不可取。传统索引编制理论是一切新索引编制和索引形式的理论基础，对其研究不可轻视。

22 书目数据库研究的发展曲线（见图1），明显表明计算机及其网络在图书馆和其他文献传播行业中运用的过程

关于数据库研究的文章始见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以介绍其功能作用为主。随着计算机在文献流通领域普及速度加快，文章数量开始增多，探讨数据库编制、检索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内容。1995年以后研究文章开始骤增，标志着计算机在以图书馆为主体的文献流通领域大规模应用。之后的三四年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高峰，至90年代末基本稳定，于是研究的文章相对减少。

附图

图1 文献标引、检索语言、书目数据库研究情况示意图

23 文献标引的研究与检索语言的研究相依共存，都是揭示文献的方式和手段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载体（印刷体、电子形式等）沟通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或代表这种语言的标识符号，把文献主体概念及其他有检索意义的特征表示出来，作为文献存储和检索的依据。没有检索语言，标引无法做到。不进行标引，检索语言便毫无用处。这是索引编制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整理后，这两方面的研究尤为需要。从图1可以看出，研究的高峰恰恰也在计算机技术普遍应用时期，表明了学术界对文献标引及其检索语言编制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与时俱进的学风和进取精神。计算机应用是索引理论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不仅随着文献载体转变而变换其形态，而且关系到编制方法、操作过程等环节的改革与创新，更重要是索引编制的观念必须改变。这是索引编制史上一场重大的革命。

3 索引理论研究步伐不大但视野开阔

索引研究在众学科中是小字辈，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内容大都属于功能介绍、编制方法等探讨。随着科学研究深入发展，人们对文献需求广泛，索引理论研究便向着多元化、专深化发展。特别是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开阔了索引理论研究的眼界。人们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求揭示文献的途径，10年来总体研究步伐迈得不大，但研究视野比以前开阔了许多，这本身就是索引理论研究的进步。

31 总体趋势是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但反映的是对新形势下索引研究的呼唤

索引理论研究在90年代还很稳定。表1中1993-1999年间研究文章数量起伏不大，而且较多。说明我国学术界中有一批学者在关心索引事业的发展。在这较好的氛围中，中国索引学会功不可没，组织学术研究，与国内外学界交流互通，做了许多工作。在90年代中期，中国索引学会编辑了《索引研究论从》丛书，包括《索引的昨天与明天》、《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论索引和索引方法》、《报纸索引和新闻数据库》、《索引编制自动化》5个分册，共收论文114篇，聘请相关专家撰写了有关索引编制原理及自动化编制技术、文献标引及自动化标引技术、检索语言编制及计算机语言识别技术、书目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论文，论及问题之深，引用资料之多，学术见解之新，是索引理论研究多年未曾有过的，为中国索引理论发展起了导航作用。但近几年研究文章骤减的状况应该引起学术界注意，反思以往的研究是否适于新形势、新局面的需要，如何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建立起新技术研究体系等，为网络环境下索引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32 索引研究视野逐步扩大，适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10年间报刊上共发表研究索引编制理论的文章203篇（这个数字是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内容包括索引编制的一般理论、自动化编制、国外索引编制、各种类型索引研究、索引史研究、对著名索引学者和编制机构研究、索引专著研究、各种检索工具索引编制、古籍和现代著作索引编制等（见表5）。一般理论研究只占315%，其他专门研究占2/3还强。在64篇理论文章中谈功能作用类27篇，编制原理类26篇，论索引事业发展8篇，对中外索引编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3篇。从各种角度来研究索引编制，反映出索引研究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

表5 1993-2002索引理论研究分类状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项 一般 自动 国外 索引 学者 索引 索引 检索 古籍 现代 总

目 研究 化 索引 类型 机构 史 专著 工具 索引 著作 共

数量 64 12 13 62 6 7 22 10 3 4 203

33 索引类型的研究数量较多，表明了索引学仍是一门实用科学

只要社会需要文献就有使用索引的要求。不论什么时候索引都是使用文献最便捷的途径。研究各种类型索引编制的文章62篇，几乎占1/3，论述了10多种索引的编制（见表6）。虽然平均文章不多，但反映出学术界给予的关注。这些索引功用不同，但都是人们所需要的。

表6 类型索引研究情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附图

34 计算机技术趋于稳定后，自动化方面的研究会减少，而研究索引类型、为学术著作编制索引会增多

新文献载体出现，文献利用形式发生变化，对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出现，但一旦普及并趋于稳定后，介绍或说明性文章就会减少，而逐渐转向深层次探讨，文章数量就要下落。研讨数据库文章逐渐减少就是例证。而在书目编制、文献标引、文献编排、检索语言等领域自动化研究逐渐增多则表明人们正在摆脱一般理论的研究，转向实用理论、专门编制方法的探讨。这也是计算机技术从应用到理论研究进展的过程。因此研究计算机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文章会逐渐增多，逐步加深。

35 对索引史、索引研究与编制方面有贡献的学者或机构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索引著作和检索工具索引编制研究的增多，反映出学术界更重视索引应用理论的研究，重视索引检索功能的探讨

虽然近3年这方面研究出现空白，但是暂时现象，是由于文献载体变换中出现的调整期。当计算机技术运行稳定后，由于机编速度快、抽词准确、编排规范等优点，节省大量编制成本和人工，势必会出现编撰索引的高潮。包括为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研究而编制索引。索引成果不一定是印刷型，但功能一样。

只要文献功能没有消失，索引作用就不会消亡。从索引功利性能上讲，计算机在文献领域里广泛运用，为索引编制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以往可望不可及的鸿篇巨著的索引编制，如今可能在俄倾之间，轻松愉快之中成就。文献使用步入了崭新的时代。

4 走出“理论”的困惑，建立大索引观，放眼于索引的实际应用

索引是“完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文献”应该是既有原始文献又兼有检索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索引就是检索工具，依附于文献而存在。如今文献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索引研究也要洗心革面，使其适应新形势下人们对文献的需求。就索引研究的现状有几方面应引起我们重视。

41 应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创新思维

深刻研究当今人们利用文献的特点，研究计算机及其网络发展对文献传播的影响，网络环境下人们对文献使用的需求，以使索引编制适应人们未来利用文献的需要。索引理论研究既要适应文献形式变化，也应符合人们对所用文献的了解认知、心理适应和使用习惯。不能固守传统理论不放，理论与实用脱节，而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建立创新思维，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建立一套完备的新理论，应该树立新的思维方式方法，敢于创新，敢于超前，以社会需求为研究目的，充分发挥索引在揭示文献上的作用，为文献利用提供快车道。

42 冲破“太平研究”的藩篱，增强其理性探索

现在许多研究是以发表文章为第一需要，所以在理论探讨上，都愿说“套话”，打“贯腔”，生怕新东西叫不准，新提法不被编辑认同，因此众云亦云，以求太平。还有个倾向，不论什么样内容都把它写成“理论”型，带有“理论”味，把特征、规律、功能等大谈一番。这实不可取。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要拘于一定的形式，内容深浅皆可，只要论述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好文章。索引是一门实用科学，应注重编撰技术的研究与探讨。可在10年中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不包括图书馆目录组织）的研究只有44篇（见表7），这个数量是讨论索引编制和书目编制理论314篇文章（见表1、2）的14%，占这次在《全国报刊索引》查阅1 247条信息的35%，表明对编制技术方面的忽视。重“理论”，轻技术，是理性不足的显现。反映出业界习惯于约定俗成的运作，不善于开发与创新。

表7 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研究（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

总共 4 2 5 5 3 6 2 6 2 9 44

传统 3 2 3 4 2 3 0 4 1 2 24

自动化 1 0 2 1 1 3 2 2 1 7 20

43 相当研究人员对先进技术了解不足，对索引未来发展认识模糊

表1中研究传统理念数量与研究自动化编制之比为216:10，不能不说明学术界对新技术反映生疏。许多选题和论述，都不谈计算机运用于文献整理后产生的影响，而谈那些已被许多人谈过的问题。这是因为对新技术运用不甚了解，自然就不会对未来发展有清醒认识。90年代初期计算机在我国应用较少，而西方先进国家已大规模使用，这时理论界就应有个介绍的高潮，可实际上这种文章很少。说明我国索引界对新技术应用反映不够，学术研究相对滞后。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不然的话我们索引研究与编制就会落伍，就会影响国家和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44 首先要深刻了解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时地更新、探索、追求，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为文献充分服务于社会保驾护航

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对文献的需要，开发出实用性强的索引产品，为社会服务。索引研究和编制要因时、因书、因人、因社会需求而宜，真能如此，社会怎不认同。

45 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与实践相结合，以社会实际需要为前提

对于原理的讨论是必须的，而专门编撰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索引编制不顺应时代，脱离实际需求，就分文不值。要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建立需求→研究→新需求→新研究的机制，研究有针对性也就有了生命力。编制方法有了科学性，索引成果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

46 树立大索引观，开阔研究领域，为振兴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及经济建设服务

一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印刷型文献，虽然电子型文献目前人们不常见，但它终会成为文献主流载体，所以要加强数据库检索方式方法研究的力度，使电子文献更科学的为人们服务。二不能只重视社会科学方面文献的索引编制，要把眼界扩展为流通于整个社会的文献，比如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商业服务业等方面，凡是能通过整序而流通于社会的文献，或者说通过整序后有利于社会流通的文献，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比如产业名录、商品名录等。三要注重与索引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些学科间研究目的相近，技术相关，功能相连。诸如文献的分类、编目、标引、校仇、考证以及数据库制作技术等。虽然整理目的不同，但许多技术相近，可以相互利用，共同完成文献的揭示与整理。

47 中国索引学会应加强力量引导学术研究

除组织学术活动外，更应该在索引理论研究方向上起导向作用，介绍世界上先进的编制技术和索引研究动态，引进成果，翻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加强学术交流，使社会各界了解索引的新发展。学会也应吸收工商界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使索引研究更加实用化，直接与工农业生产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挂钩，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总之，10年来索引研究有喜也有忧，忧中也有喜。喜，研究成果颇丰。忧，后几年传统研究滑坡。滑坡的原因是社会对新技术广泛应用的关注，人们要有个了解熟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对传统技术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借鉴并与新技术融会。后几年传统研究减少就是新旧技术融会调整的时期。今后定会出现个新理论蓬勃发展期，因此忧中又有喜。让我们做好理论准备，迎接新索引编制高潮的到来。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尽管王朝在不断更迭，九鼎却始终从一个国王的手上传到下一个国王的手上。没有九鼎，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国王。然而，到了秦汉之间，九鼎却不见了踪影，由此人们怀疑九鼎到底真的存在吗？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又铸九鼎。这不仅表明我国青铜铸造技术是十分高超的，而且还可以看到大禹是违反了部落联盟的传统，建立了家天下的国家，因为天子九鼎，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鲁宣公三年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往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传说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八年（前606），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接着又不紧下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并说如果本质美好光明，鼎虽小而犹重，反之，虽大犹轻。他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这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

围绕着九鼎，有两个问题后人至今难以弄明白，一是大禹是否铸鼎，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连，即九鼎的最后下落。

上引《左传》说九鼎铸于夏之方有德之时，而《史记》把铸鼎的时间略有提前，说成是虞夏之盛之时，并明方大禹是收了九牧之金而铸九鼎的，本意是象征九州。《墨子》说鼎铸于夏后启时。上述说法大体相近，得到了后代许多人的赞同，基本上认为鼎是大禹所铸，时间在夏朝建立的时候。

怀疑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并没有从周室夺到九鼎，相反关于九鼎失踪的传闻倒是有鼻子有眼。汉灭秦，也没有见到鼎。刘邦登位时，秦王子婴交出的只有皇帝玺。《战国策》说周得九鼎时，每一只鼎要有九万人来搬运，九只鼎要有八十一万人来运输，这可能吗？近代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战国策》多夸大之辞，禹铸九鼎是不可能的事实。

也有学者根据当代的考古发掘，认为在夏代以前的一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已经出土过铜器和青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曾出土铜爵、铜凿等各式形状的铜器，并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是完全有能力制造铜器的。至少从技术层面而言，禹铸九鼎是可能的。仅凭古史传说中的一些缺陷而否认禹铸九鼎，恐怕也不见得是绝对有力。

传承到周朝的九鼎哪里去了？

一些学者发现《史记》中的说法前后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秦始皇本纪》说九鼎在迁往咸阳的途中，有一鼎被大风刮到今江苏的泗水中。据此，除一鼎外，八鼎有可能被搜刮到了秦国宫殿中，应当失于秦亡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然他将秦昭王取九鼎的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了41年。《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泅水打捞，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有一鼎是不知去向。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三）秦人谬传九鼎沉入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细审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已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如能将这些问题考辨清楚，对于寻找九鼎的下落，也许不无裨益。

我看来，九鼎作为王权象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它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因此九鼎的文物价值和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们相信九鼎一旦重见天日，必然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转自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