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而且我们国家的文字出现得很早，所以流传到现在的书籍有很多，下面我们来看看要想读古籍，要从哪里开始读。

第一个我推荐的是易经，这个也是我们的高中班主任推荐的，他是一个毕业于汉语言文学的高材生，经常给我们推荐书，易经是一本神书，现在我们遇到的那些算命先生他们可能就是在易经里边小有成就才敢出来混，没错，已经里边有很多对算命的描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第二个推荐的是山海经，山海经里边都是一些传奇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了解西方的神话，什么宙斯啊雷神死神雅典娜之类的，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那些神话人物仅仅局限于西游记里边的描写。山海经里边记载了很多那些奇珍异兽，比如饕餮貔貅之类的，我认为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都要了解一下。

第三个是论语了，我们国家是推崇儒家文化的，而论语里边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言行，我们国家的孔子学院已经走上了世界，所以论语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

聊斋志异，庄子，论语，老子，史记本纪世家列传，周髀算经，史记天官书历书，博物志、酉阳杂俎等，新唐书、明史等历算章节，新仪象法要，测量法义……

上边说的都是我们国家的古籍，如果你能把这些文章都读一遍的话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就当是你空闲时候的娱乐消遣吧。

朱熹，王阳明对于理和知行关系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在朱熹看来，世间万物皆含至理，人需要格物致知，不断了解世间万物之理，最终才能获得圣人之道。他认为知行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齐头并进的。而王阳明认为理在人心中，人心本来就含至理。人性本善，人们只需要不断的正心，反省，使本心回归原来的面貌，恢复其主导地位，就能获得圣人之道。他认为知行的关系是一体的，当你没有做过一件事时是你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件事，只有当你在做一件事时才能有对它的了解。所以他把知行看做一个过程，知识过程的起点，而行是知的具体表现。王阳明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也有所不同。朱熹对于的知的理解偏向于知识，而王阳明则偏向于一种对道德的认知，这才有了良知说。总体来说是对于理的理解与看法不同，导致了由此产生的一些分歧。王阳明的心即理也是继承了陆九渊的想法，而陆九渊与朱熹在当时也对于理的理解产生过争论。

一般来说，一种书如果内容多那么会分成几卷，表示区分。就像现代出版物分册那样。如果书的内容少就不会分卷。

古籍不分卷就是说这部古籍没有卷一卷二这样分成若干卷，表示内容少。

这句话是著录古籍时经常用的。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