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散叶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

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

（二）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并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省称“蝶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力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三）包背装

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页读去而不间断。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

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地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为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做“书脑”，外边再用整张的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四）线装

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

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树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书的别称

　　百城：《北史·李孝伯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称藏书富者为拥“百城”。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书田”。典故出自《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

　　经笥：经，经书，泛指最重要的有指导性的著作；笥，装书的箱子。《后汉书·文苑传·边韵》：“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又《徐陵·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学则经笥，文为世珍。”后人用“经笥”代好书多，用“腹笥”喻博学。

　　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

　　灾梨枣：喻不好的文章、坏的书。古用梨木、枣木刻书，专刻质量差的文章，意思是让梨枣木受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使铅字倒霉。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宋真宗《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

　　五车：用五辆车载书，喻书多，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汗牛充栋：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后人用“汗牛”、“充栋”或“汗牛充栋”来借代极为丰富的藏书。

　　丹铅：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古代图书的两个别称

一、牙签

1、唐韩愈诗《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2、南唐后主李煜诗《题金楼子后》：“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

3、清代鲍廷博诗《挽顾抱冲茂才》：“整整牙签万轴陈，林间早乞著书身。”

以上诗中“牙签”均指图书。

图书为何在古代又称之为牙签呢？这是因为古代图书早期形态多为卷轴，卷轴上悬挂的标签牌多用象牙或兽骨制作，以区别甲乙，利用检索，后遂指代图书。后来“牙签”的名让图书占有了。而古代的牙签则称之为“剔齿”、“剔齿签”、“剔牙杖”、“牙杖”、“挑牙”、“柳杖”等。

二、梨枣

1、清代袁枚《秋夜杂诗》之九：“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

2、明代谈迁《北游录·上吴骏公太史书》：“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研百里之外，苦不堪述。”

以上“梨枣”均指图书。

图书在古代称之为“梨枣”，源自中国的印刷术。梨树和枣树是最为理想的刻印材料，不仅品质符合刻板要求，而且取材容易。因而“梨枣”便成了图书的另一称呼。

书籍的别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书籍，人类文明将失去重要载体。本文要说说书籍本身的部件和成书过程中有关的别称。

一部书，就像人体一样，各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名称。书的正面首页，称为“封面”，又叫“书面”、“封一”、“封皮”、“书皮”、“书衣”。封面的背面称为“封里”，又叫“封二”。书的后表层，称为“封底”，又叫“封四”，它们背面称为“封底里”，又叫“封三”。书籍被装订住的一边叫“书背”，又叫“书脊”。新式装订的书籍，一般印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名称等。与书背相对的一边叫“书口”、“翻口”，线装书通常在这地方标注书名、卷数、页数等。在封面的后面有“衬页”，又叫“补页”，分为“双衬”和“单衬”。在封面或衬页的后面有“扉页”，古代称之为“护页”或“副页”。扉页的正面往往刊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的名称；扉页的背面刊有图书版本记录等事项。扉页过后，才开始进入书的主体部分，书页上印有文字和图画的部分称为“版心”，不包括四周的白边。版心到书顶的一段空白称为“天头”，亦称“书眉”，通常在阅读时作眉批之用。版心到书根的一段空白称为“地脚”，与天头合称为“天地头”；版心到书背的一段空白称为“订口”。

书籍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版心”。

正文的前面往往有“出版说明”、“编者的话”等。其后往往有“凡例”，又称“例言”、“发凡”，是说明著作内容、编纂体例的文字。“凡例”语出杜预的《春秋左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国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凡例之后，一般是“目录”，又称“事目”、“总目”或“序目”，古代称之为“最凡”、“最目”，今天仍有沿用，是用来总括书的内容、提要和目次的。《周易·天官·司会》中曰：“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汉朝的刘玄作注说：“书，谓簿书契，其要凡也。”注释曰：“最凡，为计要之多少，以为契要。”孙治让的《周礼正义》上又说：“最凡与最目义同。”

目录之前或后是“序”，序也叫“叙”或“绪”，又称“序言”、“序文”、“序论”、“绪论”、“绪言”、“叙言”、“前言”、“前记”、“弁言”或“书首”。也就是发端之言，说在前面的话。《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释文曰：“绪言，犹先言也。”弁，是古代的一种帽子，所以人们就用弁言喻称序言。唐以后称简短的序为“引”。宋苏询父名叫“序”，询文因讳“序”而称“引”，后人沿用。因此序、引遂指同一文体。引亦称“引言”或“引文”。

书的正文又称为“本文”。其中不附加注解评点的正文称为“白文”，《朱子全书·易》说：“某自小时未曾识训诂，只读白文。”

很多书都有注解，特别是重要的古籍。这种对先秦经典作注释的工作始于汉代，这些注释称为“传”、“笺”。如《诗经》就是毛亨传，郑玄笺。开始“传”与“笺”都有它们的特定含义。传(zhuan音撰)，指阐明经义。笺有补充和订正传的意思。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注解，不仅解释正文，而且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这种注解一般叫做“疏”或“正义”。

注解还称为“解”、“训”或“诂”。“解”、“训”都有解释之意，同时也是对古代典籍的注解。“诂”指用现代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也指古代语言文字的词的本义。“诂”常常与“训”连在一起，称为“训诂”或“诂训”。“故”通诂，所以也称“故训”、“训故”，都是对古言古义的解释。

注释还称为“章句”，即剖章析句的意思，后泛指书籍的注解。

注解除了有注、传、笺、疏、训、故、诂、解等称呼，后世又增添了许多双音词，其义也基本相同，如：“注文”、“诂语”、“注说”、“注述”、“注训”、“注脚”、“注疏”、“注解”、“注释”、“训注”、“训传”、“训解”、“训释”、“疏注”、“笺注”、“笺训”、“传记”、“传笺”等等。

正文的后面，大多有后记，亦称为“跋”、“书后”。它和序一样，是一种文体，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往往由作者抒发写作过程中的甘苦或请后学或同仁作一评价。倘若这些跋是由编辑写的，这些跋称“编写”或“编后记”。一些书的后记后面还有“索引”，又称“备检”、“通检”、“引得”。它是把书刊中的项目或内容摘记下来，注明出处，按次序排列，以作备检。

我国远在纸张发明之前就已有了著述。那时书写的材料为“简”与“帛”。简是竹片或木片，称“札”或“牍”，后统称为简。把若干简编在一起的称“策”或“册”。帛是古代丝织物的统称，素是白色生绢，都是书写材料。《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嫌帛者谓之为纸。”清代俞樾《茶香室续钞·宋人书贴犹用竹简》说：“南宋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可见蔡伦造纸之后很长时间，还没完全淘汰竹简。因此，古时就用这些书写材料代指书籍。如：“竹帛”、“竹简”、“竹素”、“竹书”、“书策”、“简素”、“简策”、“简册”、“简牍”、“简编”、“编简”、“简籍”。如柳宗元《读书》诗：“竞夕与谁言，但与竹素俱。”杜甫《秋野》诗：“掉头纱帽侧，曝背竹书光。”清代陈梦宵《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简素还有个来历。汉代应劭《风俗通》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付素也。”后来就以“简素”称书籍。

简册、简策相同，既指书籍，又指史籍。如宋代曾巩《寄赵官保》诗：“素书谠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谠言，正直的言论。

简编、简籍、编简亦指书籍。如韩愈《符读书城南》诗：“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唐代陈元光《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清贞蜚简籍，规范肃门楣。”

书写用的竹简也叫“青简”、“汗简”。古时用竹简写书之前，先以火炙简使其出汗，使竹青易写，也不为虫蠹，名为杀青。所以称“青简”、“汗青”或“汗简”，也代指书籍、史册。如文天样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严复《和荆公<适意>》：“橙火年年作近邻，韦编汗简苦阵阵。”

前诗中的“韦编”一词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指皮绳，古时用皮绳把写好的简编缀成册叫“韦编”。后来就称《易经》为韦编，进而又泛指一切古籍。“韦编三绝”即皮绳数断，可见翻阅之勤。

与韦编近似的还有“青编”，青编即“青丝简编”。这就是用青丝联缀成的竹简书，借指史籍，亦泛指书籍。

残旧的竹简称“枯竹”，亦代指古旧典籍。如汉代桓宽《盐铁论·利议》：“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

古时用帛写书，必先裁割成块，称为裂帛，后“裂帛”也成为书籍的代称。

帛有多种，白色的称素，浅**的称缣或绷素，常用以书写，因而也以“缃帖”、“ 缃素”、“ 缃缣”、“ 缃牒”、“ 缣素”、“ 缣缃”、“ 缣蒲”、“ 缣简”代称书籍。如明代高启《临顿里》诗有“旧史堆缃素”之句。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诗：“当时备巡游，今不存缃缣。”骆宾王《上充兖州刺史启》：“颇游简素，少阅缣缃。”

缥(青色丝织品)和缃素，常作书套、书衣，称为“书帙”、“ 缥帙”、“缃帙”、“缃缥”、“缥缃”、“缥书”、“ 缥囊”、“简帙”、“青缃”，这些也都成为书籍的别称。如苏拭《南窗》诗：“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月升。”陈梦雷《赠臬宪于公》诗：“缥缃雄丽藻，韦布富经纶。”萧统《(文选)序》：“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于缃帙。”蔡有守《晦间嘱题蒹葭图》诗：“此间谁识凄凄意，写入青纲只是秋。”南朝梁简文帝《登城》诗：“小堂倦缥书，华池厌修竹。”

“瑶帙”是书套的美称，也代指书。如明代郑真《题长淮送别图赠吴兴阮文肃》诗：“归取家藏瑶帙看；吾翁亦有赠行诗。”

古时还有玉制的书籍封套称“瑶检”，亦代指珍贵书籍；如唐李峤《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跪发珍藏，肃承瑶检。”

珍贵的书籍亦称“玉版”和“玉简”。它们的本意是指古代用以刻字的玉片，后作为珍贵典籍的代称。

古代用帛或纸写成的书，为了便于保存，常把它们装核起来，用木棒(也用金、玉、瓷、象牙)等物作轴，卷成束，称为一卷。所以书称为“卷”或“卷轴”。篇幅长的书分为数卷，所以卷亦指书籍的一部分，如上卷、第一卷等。以前说手不释卷，卷即书。有时也称书为“书卷”。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末触。”三万轴即三万卷。牙签即牙骨制成的签牌，系在书卷旁作为标识。因而“牙签”、“签轴”都成为书籍的代称。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有“整整牙签饱蠹鱼”之句。古时还常常把数卷书卷成一束，用布帛或袋子装起来，叫做帙或函，即书套。所以“卷帙”、“签帙”、“签函”也代称书籍。如陆游《送猷讲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诗：“贯花签帙压车辕，惟子穷探到本源。”

书籍怕虫蠹，恰有一种香草叫芸香，花叶皆有强烈的气味，放人书中可以避蠹驱虫，因而称书籍为“芸帙”、“ 芸编”或“芸签”。如明代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在这个戏里还有两句词：“黄卷看来消白日，朱弦动处引清风。”其中黄卷亦指书。杨明照在对《抱朴子》的校笺中说：“古人写书用纸，以黄蘖汁染之以防蠹，故称书为黄卷。”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