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阴沉木（古沉木）又称乌龙木、乌木、沉木、炭化木、东方神木等，系古时沉于水土之中的木材。

一般带有香味和杀菌特征的树种才能形成（但并不是所有已形成的阴沉木都有香味，其要根据形成树种不同，而决定是否有香味；一般楠木阴沉木有香味）。

形成阴沉木的树木种类繁多，有麻柳树、青冈树、香樟树、楠木（金丝楠木、小叶楠木）红椿木、红豆杉、马桑、黄柳木、黄柏、槐木、檀木等（至今发现的阴沉木只有青杠、麻柳、香樟、红椿、楠木五种）。

乌木本质坚硬（铁力阴沉木最硬，红椿阴沉木较软；其形成阴沉木并返阳（自然阴干）之后能否沉于水下，取决于其形成树种的不同，有沉有浮均有—特别是成品小件一般浮于水面），多呈褐黑色，黑红色，黄金色，黄褐色。其切面光滑，木纹细腻，打磨得法可达到镜面光亮，有的乌木本质已近似紫檀。其永不褪色、不腐朽、不生虫，是制作艺术品、仿古家具的理想之材。阴沉木比较奇特，一般木头（水沉木也是，特例除外）烧出的是白灰，而阴沉木烧出的是黄灰。其遇水颜色加深，水干后恢复本色；涂上小许菜油则乌黑锃亮，不退色。大部分阴沉木出土时树心已腐朽，只剩下树头及树干中层；已严重碳化的表面无法当做一般材料使用，一般需刨去其外层，而留下木心使用。

由于乌木长期处于特殊的自下而上环境中，其色泽大多通体乌黑，也有外黑内红（如古红椿木，在地下埋藏三千年以上，才能形成此色），或外黑内黄（如古金丝楠木，在地下埋藏四千年以上，才有此色）、外黑内绿（如桢楠）、色彩渐变的；其原生古树仅为红椿、楠木、青杠、麻柳、香樟、花楸等品种，并不是所有的古木都能成为乌木，也并不是乌木都是黑色的，或黑色的就是乌木，如印度、缅甸所产的黑木和中国的柿子木、柴油檀木、鸡翅木，就是黑色的现代木（是树木树种的一类别，现代的“乌木”是有国家标准的）。真正的乌木，是在特定的地下水、土等自然条件下和适应的矿物质中，才能形成，且木材本身含水量有桉脂油等天然防腐剂，才能深埋千万年而不腐。乌木的形成年代和价值，既要凭行家的经验，更要凭同位素等科学手段检测，才能确定。

在阅读书刊时，经常会碰到一些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例子，在此不妨例举一二。

　　古籍中，常常会用星象来表示时间。《诗经·风·定之方中》中的“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一句，就是用定星（又叫营室星）走到天当中表示夏历十月。说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楚丘这个地方盖房子了。这说的是春秋时卫国的故事，如果望文生义，就会误认为定位在方圆之中，盖楚国的宫殿，这岂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读书不及其义。读书，是严肃的事，总是要将文字中的意思搞清楚，弄懂才是，尤其是读了又要引用、写文章，更应慎之又慎。因为文章总是要影响人的，一定要把准确的知识提供给社会。否则，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然而，翻开目前一些印刷品，不乏这类情况。

　　前不久，偶然读到内地某省一个县介绍辣椒的小册子。里边谈到“据《××县志》记载，秦朝时（辣椒——笔者补）就有种植，时称‘秦椒’”。而且“相传秦代因瘟疫流行，曾有许多人丧生，而常食辣椒者却免受其灾”，“在1400年前的隋朝，××辣椒就驰名燕赵大地”。这一表述不仅缺乏起码的常识，而且将辣椒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全弄错了。不错，秦椒的确原生我国；现今的辣椒，也曾有过“秦椒”的叫法。但是，这个“秦椒”绝非小册子说的秦椒。

　　我国确有原生秦椒，而且可以入药。明代的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果部》记载说：秦椒又名“大椒、椒”，味“辛、温、有毒”，可治“饮少尿多”、“手足心肿”、“旧患口疮”、“牙齿风痛”（《本草纲目·卷三十二》）。这里的秦椒，并非小册子所说的辣椒，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统称花椒中的一种，属芸香料，是落叶灌木。

　　至于草木辣椒中的秦椒，这须从辣椒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谈起。辣椒的先祖野生在智利的丛林，后被墨西哥人引种栽培成为菜蔬。哥伦布踏上美洲后，于公元1493年传至欧洲。此后，几经海路辗转，于明朝末年，作为观赏花卉，引入我国。因此，辣椒的记载，在我国最早是以花卉出现的，见于明代戏曲作家高濂在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问世的《遵生八笺》中。他在这本书《燕闲清赏笺·四时花纪》中说：“番椒，丛生，白花，子笔头（果实像毛笔头——笔者注），味辣，色红，甚可观。”称辣椒为番椒，是指辣椒为南海引进的舶来品。正如至今我们仍将明末引进的西红柿，在学名上还叫“番茄”一样。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冥判》中可能因为格律的需要，以味称“番椒”为“（末）辣椒花，（净）把阴热窄”，也是以花卉相待的。

　　至于以后渐成果蔬，各地就广有种植。人们也就约定成俗把甘、陕一带产的辣椒叫“秦椒”，将川蜀所产叫“蜀椒”等等。一种从明代才引进的“秦椒”，怎么会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种植”，于“1400年前的隋朝”就“驰名燕赵大地”呢？由此可知，做为辣椒别称的秦椒，不是小册子上的“秦椒”，即使史册确有记载，也应该是花椒中的一种。

　　读书不及其义，在文字表述上出错，在历史事实上搞错，是个人笑话倒还罢了。如果将错误的东西作为文章写出，就会以讹传讹，危害不浅。当前，在对待我国古代文化中有这种现象；就是对国外某些文化知识的介绍，也存在这一现象。一些电视片中讲，不少人们口头上也讲的所谓“亚当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故事，就是完全歪曲原意，以讹传讹的例子。

　　这个故事本出在《圣经·创世纪》里。在《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立伊甸园”，“为男人找配偶”，“二人成为一体”之后，才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讲女人偷吃“禁果”，并给她的丈夫吃的故事，也明明白白地说他们偷吃“禁果”后，并不是去做苟且之事，而是“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看来故事的原意与讹传大相径庭。如果最初传播者，不是道听途说，而能查查原文，一些“偷吃禁果”的玩笑、对伊甸园的误解，就不会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

　　读书需及其义，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并不重要。这大概与对东晋时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一句谦辞的浮浅理解有关。这的确是谦辞，但是它谦而有度。因为“甚”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之上的。有解方能求甚，连解都解不开，还能再去求甚吗？因而，读书应求解。至于不仅读，还要著文推向社会，就更应求甚解。否则，就要出现文化笑话，甚至文化垃圾。那是害人不浅的。

广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公元前三世纪，在云南东南部广南县境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个句町（gou ding）古国，即“古代壮族王朝”。“句，壮语直译为九；町，直译为亲、盟、红。句町，壮语意为九部联盟。”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500多年，句町古国的行政中心（都城）究竟在哪里呢？这个困扰着历史学界多年的问题，引起了广西关于句町古国文化源头的极大兴趣，确定句町古国的都城在哪里，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文化推动。很多地方因为发掘历史文化，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句町文化”作为古代壮族的文化代表必定能给广南带来生产力的飞跃。目前，广南与广西西林对于句町古国文化的研究交流十分活跃，网上《滇桂悄然掀起“句町”之争品牌所有权属谁》wwwGXxinhuanetcom引起众多关注。

句町，这个古老的国名，最先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牂牁郡句町注》应劭曰：故句町国。师古曰：音句挺。它是古人遗留给后人争议的一个谜。因其涉及到句町古国在今何地的可信性问题，即是否应还给它本来历史面目的问题。故自《汉书》上有其名称后，人们一直就为之而苦苦追索。《汉书·西南夷传》：有“句町侯亡波有功立为句町王”的记载。至于句町侯被立为王，是否还在其领地，则未有记载。《云南通志》卷十七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侯亡波从军……。”《汉书·西南夷传》：“句町侯毋波被赐为王，始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据此则句町赐侯亡波，是被赐封后才去从军的。依据史料推断，句町古国，不仅在汉时存在，至少在汉以前即已存在。但是，由于有关资料不全，物证难以查找，至今尚未完全揭开其谜底而得出一个确切的回答。

本文就句町古国，在今何地一题，试将学术界诸家关于句町国所在地考证的说法，作一个大胆的分辨，给句町古国国都原在广南境内，增添一个历史的佐证。

一、句町国的发祥地在广南

有关句町国的发祥地及统治范围，史书皆有明确记载，许多专家也有精辟的考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领夜郎、句町等十七县。《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今田东至武鸣一带）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王先谦先生的《汉书补注》言：句町“在宝宁（今广南）、百色、泗城、镇安之间”，“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水经·温水注》说：“文象水，导源牂牁句町县。文象水、蒙水与卢唯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郁广至增食县，注入郁也”。《新篡云南通志》载：“文象水即今之西洋江，卢唯诸水即西洋江之支流”。据考察，发源于广南县九龙山麓的西洋江，其主要支流有八宝河、阿用河、夕板河等，均由广南城东面相继汇集，又与驮娘江合流而成右江，至广西邕宁再与左江汇合而成郁江。可见历代史书记载与客观实际完全吻合。这充分证明，广南是古句町国的发祥地，而位于西洋江西边的广南莲城镇一带则是古句町王府的所在地，即古句町县治所。坐落在广南者兔、底圩、者太三乡交界处的九龙山是壮族神圣的“竜”山，因山中流出九股溪水而得名，山里的原始森林中，有太阳神树，祖先神树、寨神树，野生三七和石祖，当地人说：“古句町国是山水之国”。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这一带地区自古孕育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当地壮族年年都要祭“竜 ”，并以之作为村社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本民族群体团结的纽带。蒋廷瑜教授著《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载：“西汉前期西林地区历史情况、史无明载。以前编篡的地方志书，只笼统地说这里是汉属益州牂牁郡句町县《广西通志稿·地理编》，1949年油印本。按《汉书·地理志》载，句町设县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事，而句町县名，据《汉书》注引应劭说，是从“故句町国”而来的，因此，应先有句町族，立句町国，然后才有句町县。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以前句町县那块地方原是句町族的聚居地……看《汉书·西南夷传》关于句町族活动的记载，可知其北部与漏卧（今云南罗平、贵州兴义一带）、夜郎（今贵州西部）为邻，可达贵州兴义地区；南近进桑（今云南河口），接近红河；西接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和同并（今云南弥勒），通南盘江上游。其范围是很大的。”据此，解放后国家正式出版的《辞海》记载：“句町，古县名。‘句’一作钩，古句町国也。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治所在今云南省广南县境内。南朝梁废。”

综上所述，句町国的发祥地应当在广南，句町本部应在今滇东南和桂西一带。随着进桑，漏卧与其结盟及毋波晋爵为王，而滇和夜郎又相继衰亡之后，句町国曾经盛极一时，其统治范围也有所扩大，包括了今云南省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以及玉溪、曲靖和广西百色三个市的部分地区。

二、句町国存在的时间及其疆域

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汉以前已建立奴隶政权，拥有“邑君长人民”和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南中侯国以十数”中较大的一国。至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80年），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其首领毋波被封为“句町王”（《汉书·西南夷传》），在西南夷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国，汉时受封迄今”。这里所言的汉时受封，系指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时，以其国授之，故应为汉以前的古国；而所言“迄今”，则是指常琚作《华阳国志》之时，略当晋穆帝（公元344—360年）之世。据史料记载：从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王国一直延续到萧齐被梁朝取代之时（公元前81—公元502年）。由此可知，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了583多年。蒙文通在其《越史丛考》中说：“《西南夷列传》举其君长之最大者有夜郎、滇、邛都，然通观汉晋之世，句町实也一方之雄也”。

江应梁先生在其《傣族史》中载：句町国的辖区，“从北盘江以南到红河之间，也就是从今贵州的兴义一带经云南的师宗、弥勒至建水，东南下至文山州境内和广西左右江上游一部份地方。据查，句町国的原有疆土在今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和广西百色地区的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至毋波被封为王后进入极盛时代，其统治区域已向西北扩展到滇池地区，约8万平方公里，横跨当时的牂牁郡和益州郡。《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该书牂牁郡句町县条师古注云：“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今知郁江乃由左右江汇合而成，地在南宁地区之邕宁县，可见句町东南部已达南宁西北。牂牁郡在汉代属益州刺使部管辖。据蒙文通考评：“《汉书·明帝纪》载：（元凤）五年（公元前76）的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句町宜即自象郡分属牂牁者”。可见句町南境直抵越南北部。清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及谢钟英《三国疆域表》皆称：“今贵州兴义县，为古句町县域”。

三、句町国及其族人

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研究民族史成果都说明，壮族，来源于我国的古代越人，而古越人分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西瓯族群也叫西部越人，主要聚居在岭南直至云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而今天我国境内的壮族、傣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都是西瓯越人的后裔。生活在古代云南、贵州和广西左、右江上游的古代越人，都自称濮和僚、而现今生活在广南的壮族人，侬支系自称濮侬、布道；沙支系自称布依、布雅依、布瑞等，土支系自称布傣、布僚，他称土佬等，则“濮”与“濮”同源，“濮”与“布”同音，“僚”与“僚”同源，“僚”与“佬”谐音，这充分说明，古代的濮、僚与今天的濮侬、布道、布依、布雅依、布瑞、布傣、布僚、土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现居住在广南的壮族，毫无疑问是由古代滇濮、滇僚发展而来的。其依据有：《壮族通史》载：“百濮即百越”，在古代对江南越族群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上古越族群在我国东部有于越、山越、闽越（今浙、闽、皖等省），岭南及西南有南越（今粤、桂两省区），西瓯、骆越（今广西大部和黔南、滇东南等地）、滇越（滇西一带）、越裳（越南北部一带）。《云南古代史略》载：“南中（今云、贵两省及川南部分地区）自古代为夷越之地滇东南、滇西南、黔西一带居住着僚人（越）和濮人”。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逢濮，王姓毋，汉进受封迄今。”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讲：“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商朝和西周时期，越亦称作濮”，他还讲：“公元前三世纪时当时在今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的濮人，显然大部份指的是百越系统的部落”；方国瑜教授更为明确地说：“惟句町濮即后世之‘濮侬’、‘濮僮’、‘濮衣’之先民，”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盘江以北的漏卧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还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句町原住居民（滇、桂结合部及中、越边境地区自称为濮侬、布越、濮傣、布依的壮家人），其传统文化符号都是稻作、干栏、铜鼓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句町王国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古老国家。

四、句町资料考

《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资料中注明的文象水为今广南、富宁县境内的西洋江和驮娘江。其均发源于广南县者兔乡的九龙山。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从秦汉到三国两西晋的所有地图，也都把今西洋江标定为文象水，把广南标定为句町县治的所在地。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上海曹树翘编撰的《滇南杂志》，对古句町国及古句町县进行了一番考证之后，说：“句町国在滇东牂牁、夜郎之间，僻于南夷，道险阻。”在这里，其所说的句町国的地理位置是值得考虑的。

古时所谓“国”，本是部落的意思。(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故句町古国的辖区，应仅是一个小部落。

句町古国与古句町县，是有着历史渊源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句町县，有可能就在原句町古国，也可以说句町县，源于句町古国。

汉开滇为益州、夜郎、牂牁诸郡。(牂牁之开，在益州之前。)《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足证牂牁郡比益州郡早开两年。(此处所说的益州郡，是辖今楚雄、曲靖、昆明、红河、文山等地州的益州郡’不是蜀，成都的益州郡)。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藏苏励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5页载；“句町县，汉置。故城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辞源》1979年版，第一册471载：“句町，汉县名，属牂牁郡。地在今云南蒙自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句町，本汉时西南夷之国，今云南蒙自道也。”

凌云书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80年版载：“句町，旧句町国，汉置县，属牂牁郡。东汉属益州牂牁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宋，南齐因之。唐改置通海县。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方国瑜教授《西汉云南郡县建置表》列：“句町，属牂牁郡，在今广南，富宁，广西百色。”

《云南通志》卷十七：“钩町，亦作句町。汉属牂牁郡(今广南附近---贵州一带)。

《昆明报》1987年6月4日，《春城古今》张维桢《反莽起义》：“句町属牂牁郡，在今文山州以北地区。”

《广南府志》光绪三十年补刻版，载：“……自远古。西南夷句町、进桑部族地区，西汉置县，属牂牁郡。”

上列诸家既说法不一，且无实物佐证，令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句町古国，原在今之广南是有据可查的。

其一，《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8页载：“句町县治所在今云南广南县。”

其二，《文山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戴启林《广南建置沿革》引王先谦《汉书补注》：“句町在宝宁(今广南县)……”

其三，197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明：西汉、东汉、三国蜀汉、西晋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句町地理位置，都标注在今广南方位上。

其四，在广南县城西郊约5公里的板宜水库左侧通和洞内的石壁上，有署名句町·夏源的一

个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有五言古诗一首：“壬辰仲春初①陪郡伯钟老夫子游通和②

五马盼崖壑，旌忽野凫喧。有时洞燕语，无句不明言。

峭壁疑图画，仙踪未许论。南荒春更好，新阏苑花屯。

客游不到处，选胜白云横。地僻溪流转，天语林鸟鸣。

采松探幻途，击石得金声。尘虑悠然去，烟霞两袖春。

句町 夏源③题诗”

这通和洞内石刻五言古诗署名前的“句町”二字，权作古国句町，原在广南的见证，是接近历史事实的。

其五，2007年9月，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发掘出了规模庞大的木椁汉墓，其墓室长51米，宽42米,高195米，其规模与古滇与古滇王墓相当，此墓从上至下，由古木构筑三层，墓室中还有头箱和木雕马模型，说明此墓为王公贵族使用；墓葬出土了黄釉陶、竹筒、漆木器耳杯等40余件珍贵文物。黄釉陶罐在当时极其稀有，很可能是拾骨重葬使用的“金坛 ”；书写工整的汉字竹筒（木牍），则应是当时随葬的“遣册”；漆木耳杯和漆盘底部、还有朱书的“王”和“王承”等字样。此墓极可能就是句町王承的墓，该墓距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花果村白岩脚出土的“阿章铜鼓”（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内，为镇馆之宝）相隔不到1000米，那里还出土了铜鼎、铜斧等诸多精美的青铜器，并有多座待发掘的古墓封土堆，这一切都说明广南是句町王世代居住的地方。花果，壮族称作“宏谷”，意即老国王的住所。据此许多专家学者又说：“此处才是句町国国王的墓地，句町国的都城应当是广南，这是历史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体现，揭开句町国国都所在地在广南的神秘面纱是用事实说话的。这是勿庸置疑的话题。

由于目前诸家众说纷纭，历史事实应还原于真相，本人撰写此文，意在抛砖引玉，浅见难免偏颇，敬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注：①壬辰：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②钟老夫子：钟韵远，字醒华。一字汝镗，铁岭人，清康熙壬辰年任广南府知府。③夏源：广南人。

(作者系:广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句町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坝美》杂志主编、云南省壮学会理事、广南县壮学会副会长)

苹果。即使是今天最常见的水果——苹果，也非中国本土而产。虽然目前有关苹果原产地问题尚存在争议，但在明朝以前，苹果的确另有其名。晋郭义恭《广志》记载：“柰，有白、赤、青三种”，文中的“柰”指的即是苹果。到明朝时期，苹果开始被唤作“苹果”。据明王象晋《群芳谱》记载：“苹果，出北地，燕赵者尤佳，接用林檎体。”而“苹”正是“萍”字的繁写形式。

葡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正如歌里唱的那样，提起葡萄，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新疆吐鲁番。事实上新疆原本是不产葡萄的。我国最早种植葡萄始于汉武帝时期，这些葡萄来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回的种子。葡萄在中国古代还有“蒲陶”、“蒲萄”、“蒲桃”等好几种别称。《史记·大宛列传》描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中国古代通称的葡萄，在植物学上属于欧洲葡萄，其原生地是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大约在五千年前左右，欧洲葡萄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南高加索以及中亚细亚等地已开始栽培。随着葡萄一起传入的，还有葡萄酒的酿造之法。盛唐时期葡萄开始大规模种植，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也较为普遍，这才有了后来“葡萄美酒夜光杯”如此脍炙人口的诗篇。

石榴。和葡萄一样，石榴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但石榴一词的出现要比葡萄晚些，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石榴一名丹若，甜者谓之天浆……大食勿斯离进贡之石榴，大者重达五六斤。”此前，古人多称石榴为“安石榴”。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记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其实“安石国”指的是两个地方，安国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而石国则是塔什干。石榴因其多籽的形态特征，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中国人视石榴为“多子多福”的象征，古罗马的石榴树也代表着姻缘。

西瓜。西瓜原产于非洲，古埃及最早开始种植。古籍《陷虏记》和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均有相关记载。南朝陶弘景《本草集注》：“永嘉有寒瓜甚大，今每取藏，经年食之。”《本草纲目》称：西瓜又名寒瓜，李时珍认为陶弘景所说的寒瓜便是西瓜。此后，西瓜别名“寒瓜”的说法广泛流传。

番茄。番茄自明代传入我国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作为观赏的植物。有关番茄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明赵函的《植品》。传说十七世纪，一位法国作家冒险尝了一个番茄后，人们这才知道番茄是可食用的。到晚清时期，中国人也开始食用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