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著录项目、品相常见问题以及相关解释 1 上传线装书著录项目有12项：分类1、书名2、作者3、刻印方式4、刻印（抄写）时间5、纸张6、图书品相7、装帧8、尺寸9、牌记10、页数（印张）11、印工水平12 2 图书品相常见问题有11项：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变形4、虫蛀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 3 常见问题的解释 1 残配： 残本指一套书按原来印装状态缺失了重要内容要素：如缺一部分，缺一册，缺一卷，缺较多内页，或缺失书中局部面积。配本指书中一部分：如某册、某卷，或较多内页是其它版本配本或抄写。存在此类问题需要用文字明确标注，不能仅用书影代替。但是如果只是非内容要素，如封面、封底、牌记缺失，不算残配。同样如果只是少数几页（不超过三页）有缺或局部略有缺字，不算残配。 2 缺页散页： 指书个别页有缺或个别页内容有损，一般不超过三页，散页指书页断线或松动散开。3 粘连： 指由于修补时多余胶水或图书浸水、长期老化所导致的多页被粘连在一起，最多只能标6品，且需用文字在明显位置（书名栏或图书详细描述栏）详细描述。4 变形： 指由于受潮、浸水、挤压、刮蹭导致的图书变形。最多只能标为7品，如果受损面积超过20%以上需用文字（在书名栏或图书详细描述栏）描述。5 虫蛀： 指存放不妥而被书虫所蛀。涉及面小不影响到文字的为微蛀，影响到文字的需上传书影或在详细描述中说明。有微蛀，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最高可定为85品。 部分被蛀，已经影响到部分文字，但面积不大，或者书的边缘被蛀，最高可定75品；多处被蛀、虫蛀严重，严重影响阅读的，只能算残相，且必须用文字明确标注。6 修补重装： 有较多修补的图书标注不能超过85品。修补范围较小，如仅限于封面、书角且修补较好，最高可标9品，如果修改较多、面较广的需用文字标注。7 水渍： 包括受潮、水渍。此类书的结实度变差，显得逢松。如果只是边缘浸小部分水，最高只能定9品，较严重的必须用文字明确描述程度。8 墨迹： 包括笔迹、涂改、积墨水、彩色颜料涂上或污染等情况。涉及面较大、影响阅读的需在图书详细描述中注明。如果是名人墨迹或早期批注不扣品相。9 污损： 包括污点、斑点、油渍、灰垢、破损。此类情况比较复杂，应视具体情况及涉及面积扣品相。10 签章： 印章包括签名、藏书印、馆藏章、售书章、题字等。名人签名、钤印或出版社的样书等属增加收藏价值的不扣品相。其它杂乱印章用书，最高可标9品，杂乱印章严重、甚至影响阅读的，必须用文字描述清楚。11 磨损： 指因保存不善，导致自然磨损，或人为翻阅时磨损，如果只是其中一、二页微破损，且不影响到内页内容，最高可标9品；磨损严重，影响到内页内容，则标为8品以下，如果磨损严重、影响到文字阅读的必须用文字明确标注。12 刻印方式：木刻本、石印本、影印本、饾版本、拱花本、手写本、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铅活字本、珂罗版。 13 刻印（抄写）时间：有明确的刻印、手抄时间必须具体填写；如果图书有牌记，可标注：图书牌记时间为字样；如果难以明确具体时间，可标注相对时间段，如：明初、明中、明晚期、明刻，清刻、清初，清早期、清中期、清晚期，民国等字样；如果不能确认时间，可标注不详。14 纸张：分白纸、宣纸、麻纸、皮纸、竹纸、公文纸、开化纸等。 15 装帧：原装、旧装、新装、衬装、线装、经折装本、旋风装本、包背装本等。16 印工水平：初印、较初印、印工较好、印工一般、印工较差。各品相要求及参考说明1、网站把所有线装书品相划分为十二等级：十成品相、九五品相、九成品相、八五品相、八成品相、七五品相、七成品相、六五品相、六成品相、五成品相、四成品相、三成品相。2、各品相参考标准及说明十成品相 保存完好。图书内容要素整体完整，干净整洁。无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6项（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变形4、虫蛀5、修补重装6）。不存在7-10项（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如果残配部分已经另外用文字说明，可不计入品相。九五品相 品相符合十品要求，图书品相常见问题5-11项，轻度存在。九成品相 保存较好。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4项没有问题（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变形4）。5-11项个别有问题，但不严重，不影响阅读，不超过图书总面积的5%。（虫蛀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八五品相 品相符合九品要求，但问题项较9品严重一些。八成品相 保存较好。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4（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变形4）项没有问题。5-11项（虫蛀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可有轻度存在，但不超过图书总面积的5%，不影响文字阅读和图书整体美观。七五品相 品相符合八品要求，但问题项略重一些。七成品相 保存还好。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3（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项没有问题。4-11项（变形4、虫蛀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可有轻度存在，但不超过图书总面积的10%，基本不影响文字阅读和图书基本美观。六五品相 品相符合七品要求，但问题项略重一些。六成品相 保存一般。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3（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项基本没有问题。4-11项（变形4、虫蛀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可有轻度存在，但不超过图书总面积的15%，基本不影响文字阅读，略为影响图书美观。五成品相 保存一般。书的主体部分不缺，图书品相常见问题1-3（残配1、缺页散页2、粘连3）项略有问题。4-11项（虫蛀4、变形5、修补重装6、水渍7、墨迹8、污损9、签章10、磨损11）一定程度存在，但不超过图书总面积的30%，一定程度影响文字阅读和图书美观。四成品相 保存较差。图书原项目有缺失，需要用文字在显著位置说明一定程度。影响阅读与美观，需要用文字在显著位置说明。三成品相及以下 保存很差，重要项目有缺失，严重影响阅读与美观。特别说明：1、 如果线装书属于下列情况：全书有配本、缺本、个别部分缺卷、缺页，但不影响书的其它部分品相。而且卖家已经用文字明确描述该缺配的，该缺配部分可不计入品相标注，品相可按其余部分具体情况标注，最后用：除缺/配册之外，余品。2、 如果线装书为重装或新装等特殊情况，也可用:除重装外，余品

　　一、古书籍的收藏

古书籍的收藏要点：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旧刻或旧抄，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或者说：一是年代久远而具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具有学术资料性。# &

二、古籍书的种类

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古籍字体精美，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古书籍大致可分为12个种类：

1、竹简：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笔写或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文字，然后以绳串起成卷的书。

2、唐写经：唐时的木刻技术还刚起步，故留传下的大多为手抄佛经。

　3、线装古书：一般多是自宋至民国的木刻本，亦有稿本、抄本、石印本，其中宋元版、明椠、清前三朝刻本及多色套印本、多插图本、活字本、红印本、蓝印本等版本。

　4、木刻印版：刻版以枣木为优，版面磨损少，未变形、开裂的较好。

5、碑帖：通常有钟鼎拓片、瓦当拓片、崖刻及秦、汉、魏、唐、宋、元、明、清的拓本，等原刻的早期拓本。民国时的珂罗版中之精品亦可。

6、诰命、圣旨：诰命、圣旨一类的文牍，其间不少资料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依据。

　7、信札：名人间往来的书信，既是书法艺术，又可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史料。

　8、印谱：古今篆刻名家的手打印鉴册页，有边款拓印的较好。

　9、老期刊：自晚清至1949年9月间的期刊、杂志的统称。　

10、旧平装：在1949年10月1日前，除线装书外，无论精装和平装的洋装书，一概属旧平装范畴。从性质上讲，新文学版本，老区版本、重庆桂林版本、汪伪版本等；从形式上讲，毛边本、土纸本、道林纸精印本、伪装本、编号本、签名本等。

11、画报：民国画报、民国时期的**、时事、漫画、突发事件、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等大型画册。

12、契约：1949年以前的地契、房契、卖身契和其他买卖合用，具历史意义及名人的契约等。

三、古书籍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描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较好。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或较为少见的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较少，如宋版书，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四、古书籍的鉴定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书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书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他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第二类是用“旧纸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书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书籍作伪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书籍，注意去伪取真，使到所购古书籍物有所值。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1904年，仿泰西法石印就是说模仿外国工艺，用石印（一种类似照片上版的技术，后珂罗版玻璃印刷工艺也同理）的方法印书，因为古代刻书多是用木板雕刻反字印刷，所以到清末，外国技术传进来才用的这种技术印书，书籍当然不古老了，价格也不大，印量也较大（木刻本印量相对少多了）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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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仲超是建国以后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也是一位礼贤下士、关心博物馆事业的文物工作者。

1927年秋， 吴仲超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次年加入中国***，后回乡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起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工作。抗战爆发后，吴仲超先后在中共多个抗日根据地任职，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江南东路游击根据地，开辟、发展和巩固苏南解放区作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吴仲超出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他还为党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在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的著名学者阿英的日记当中，可见他的文物保护情结在战火年代已露端倪。

阿英《敌后日记》第十六卷二月廿一日载：（罗密）庄有罗密寺，有雍正所建碑，庄当是以此得名者。在庄口择一屋俾云（钱晓云）等休息。我去西头访（李）一氓同志，遇吴秘书长。据一氓同志云，华中局已决定余随华中局行动。询知此是华中局后方，由吴秘书长负责，乃同去访秘书长。

第十七卷载：晚饭前，同至吴秘书长处，即在彼处晚饭。彼告沂西南某庄，系晋某王故城。有古物甚多，有一翰林家复有不少古书，为日本人弄去，现尚有不少明版本，亦有字画。

第十八卷五月十五日载：七时许始起身，吴秘书长警卫员云，邻室有古书甚多。急往视之，则皆日本书也，杂乱一地，当在万册以上。旋曾达斋、邹鲁山、宋之的、匡亚明诸同志相继来，与一氓兄漫谈。晚饭后，复与吴秘书长至达斋处，五月十九日载：在冷摊上买得日刊古铜陶磁器珂罗版明信片卅张，归赠吴秘书长。

阿英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敌后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吴秘书长”正是吴仲超，足见他的文物保护情结由来已久。

在大连开设“博古堂”征集文物

吴仲超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注意搜罗、征集文物，而且他还于1947年在东北大连开设过一家专门替公家征集文物的特殊字号。

1947年夏秋，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发展，以谭震林、李一氓为首的一批中共华东局干部从山东威海渡海北撤到由苏联军队接管控制下的东北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华东局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大连为东北重要的出海口岸，本世纪初相继为日、俄觊觎、盘踞，长期以来既是前清遗老、达官贵人以及日俄侨民等的聚居地，又是文物古玩的集散地。日俄时期的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前身）、满蒙资源馆（今大连自然博物馆前身），一定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振玉也曾于1929至1940年间在大连度过了他亦研亦商（罗晚年曾在大连开设古玩店“墨缘堂”）的岁月。日本投降以后，罗氏于1928年在旅顺扶桑町所建的大云书库遭苏军占用，大量书籍、书画、铜器、宋本枣木刻版和碑版拓本遭毁损。

吴仲超平时非常留意散失在社会上的各类文物，以前打仗时就曾关照警卫人员认真照顾他转战各地悉心收集来的各种文物。当时大连解放在即，官宦人家大量抛售古董文物，市面上流散文物汗牛充栋而失于管理。过去，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古玩店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也是打扮成古玩商坐日本邮轮到大连，然后经过交通员关系乘南满铁路火车由满洲里出境，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根据此类经验，吴仲超向组织汇报，提议在大连也开办一家古玩店，一来收购大量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隐蔽的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于是，吴仲超通过曾在苏皖边区华中建设大学任教的韩同儒的关系，利用古玩行商马泽溥先生开设在今大连东方饭店附近的古玩铺“博古堂”几间街面房子来实施这一计划。1948年初，博古堂古玩店正式成立，为了探听各方面的消息情报，店内一隅还办了个茶社作为耳目。当时店堂经理为随吴仲超北渡、从前共同在苏北和鲁南的战友曾达斋，副经理为马泽溥和韩同儒，工作人员共有8名，实际鉴定取舍业务工作由马泽溥负责。马泽溥（1894-1976）是北京人，长期从事古玩业，擅长陶瓷器的鉴定，1936年他和外甥陈德舜到大连开设古玩店，经常来往于大连与北京之间进行古玩买卖。

其时我党在大连另外还设有一家半公开性质的“同利公司”，以此作掩护负责为我中共东北局提供活动经费。于是，博古堂名义上作为其下属商号，其实归同利公司领导，包括收购文物经费也由同利公司负责拨款，并规定只从事收购而不参与拍卖和出售事宜。

战争年代办文物展览

1949年春，随着辽沈战役后大连的彻底解放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原北上大连的中共华东局同志因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纷纷南下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解放的新的斗争中去，吴仲超等一批北撤大连干部因此从辽东半岛的旅顺渡海（渤海）重新回到胶东半岛的山东开展革命工作。吴仲超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期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同年初，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举办古代文物展览会，展出古代书画320多幅、善本古籍30种、三代秦汉青铜器30余件、宋元明清历代陶瓷器250余件、古玉器100余件、历代钱币300余枚、甲骨数匣。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文物陈列展示，这在当时战争年代尚属首次。

为了继续在辽东征集文物，南下山东之前，吴仲超特地指示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马泽溥受此重托，便仍留守大连从事文物征集工作，直至1951年才结束营业。在开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博古堂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各类文物，计有三代青铜器、宋代均窑、龙泉窑瓷器、日本字画、金银器皿、木器、翡翠炉等。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吴仲超调往上海任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后，马泽溥、陈德舜则由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吴仲超介绍来上海，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陶瓷鉴定工作，并协助海关查扣了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1949年底，马泽溥受主任委员李亚农、副主任委员徐森玉的委托去苏北淮安，接收吴仲超等前存文物共计49箱，并采购了一批玉、石、陶瓷、漆器文物装船由大运河运回上海。据曾参与在沪接收保管入库工作的已故上海博物馆老专家夏玉琛先生回忆，这49箱2853件来自淮安的文物，成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

在吴仲超的提携栽培下，马泽溥从一名有正义感的古玩商发展为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特别是新中国上海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贡献的功臣，因此其事迹被记载到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四编第一章的“人物传略”当中；又因为他在建国初期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文物，他的大名至今被铭刻在上海博物馆大堂一壁的文物捐赠者名单上。

建国前的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建国后致力于上海博物馆创设并出任首任副馆长（时无正馆长）的先秦史专家杨宽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撰写的自传《历史急流中的动荡和曲折》中也深有感触地追忆道：“为了完成这个创建上海博物馆的工作，……我们的陈列品中，青铜器、陶瓷器和绘画最多，因而需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学习中，不但重视各种门类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也还重视过去古董商们长期累积的鉴别古物的经验。古董商的鉴别经验原是为了赚钱，在鉴别古物时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高低，这样的鉴别对于我们收购文物工作是很有用处的。当时我们会（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有一位瓷器专家马泽溥，原是古董商出身，对于鉴别明清两代各个时期的景德镇瓷器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就请他选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明确指出鉴别的特点以及市场价格，我也常去认真听讲的，因为我们正缺乏这方面鉴别经验。”

建国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正因为吴仲超在文物征集、保护领域作出了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卓越贡献，因而上海解放以后的1949年9月，他在出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党校副校长等职同时，还被聘为由李亚农任主任委员、徐森玉任副主任委员的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首届委员。1954年冬，吴仲超因中共华东局撤消而到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工作，后又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一职。调任故宫博物院后，他长期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职务。在任期间，他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与爱护广大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为此而有“大熊猫”之喻——这是曾经在京城流传甚广的一桩传闻。据说启功先生因来访者不断而不胜其烦，遂以身体欠安为由婉拒登门造访不速之客，并以其一贯的幽默风格张字门外壁间：“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来者见此闭门谢客字条，会心一笑，知趣告退，不再入室打扰。这笑话煞有介事，令人信以为真。但据启功解释，此与事实略有出入，诚不足为外人道并望辟谣。他说：“其实我写的是这么四句话：‘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字条在门上只贴了一天，就被人揭走了，从此，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另据启功介绍，关于“大熊猫”的掌故渊源有自并由来已久而有所本。1954年，吴仲超初来故宫即以高薪（当时实行实物制分配方式）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挖掘人才，将任业务秘书且有书画鉴定技能、曾于解放初被聘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的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聘为故宫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当时有人觉得这一标准定得太高了，吴仲超闻讯便语重心长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别往下降低标准了。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懂得古书画鉴定，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有个朋友因此跟启功开玩笑说：“吴院长说老徐是稀有生物，那不成了大熊猫了吗？”后来启功生病，也就有好心人怕他应酬过多而影响休息，遂借题发挥专门在他家门上贴了张便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人们因此以讹传讹，竟然谬传为启功自己写的。启功先生后来谦虚地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由此可见，当初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其身份、资历如何，都给予很高的地位和必要的尊重。

在故宫博物院时，吴仲超常说，故宫需要一大批专家与业务骨干，否则这么大的博物院是办不好，办不下去的。为此，他对学有专长的专家特别尊重，既委以重任，又充分信任予以支持，使专家们能放开手脚施展才能。他从院外特地调来了从前长期在北京琉璃厂古董店从事古玩经营的原“悦古斋”学徒刘九庵（1915年-1999年）、东四“敦华斋”业主孙瀛州（1894年-1968年）、学徒耿宝昌等一批在鉴定书画、陶瓷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特殊人才，使他们在故宫文物整理和鉴定工作中发挥一技之长，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相应的照顾倾斜，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使之边鉴定边传授，把鉴定经验教授给青年人，进而使事业后继有人，故宫可持续发展。譬如对于鉴定元明瓷器有相当高成就的孙瀛州调来故宫不久即被破格提升为助理研究员。而吴仲超这些发现人才、发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思路、经验，显然来源于他在大连扶植博古堂并结识马泽溥时期；他之所以敢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任用孙瀛州、耿宝昌，也与他们跟马泽溥早年在古玩经营上过从甚密及马的荐举不无关系。如今，健在的徐邦达、耿宝昌先生早已成了古书画和古陶瓷学鉴定界硕果仅存、一言九鼎的专家了。

吴仲超在他兼任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期间的1950年及后来的1952年，曾经两度捐赠文物供上海博物馆累积藏品。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的存款留给自己曾长期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在吴仲超的故里——上海浦东南汇博物馆中，人们也能瞻仰他家属捐赠的吴仲超的遗物，以此深切缅怀这位长期从事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老前辈的亮节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