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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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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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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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后，关于它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尽管有争议，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他的想象，所以我们在科幻**中加入了很多外星元素。受此影响，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外星人的概念只是现在的事情，并不是。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孤独的吗？还有别的生物在偷看我们吗？事实上，人类的探索欲望和美丽的想象力是天生的。我们对外星生命的审问，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出了，并包含在许多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古代就有不明物体到达地球的记录。《拾遗记》是晋代的一部名著，专门记载了伏羲以来的奇闻轶事。

船上有不少人能用白色的羽毛飞翔。根据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尧帝于公元前2357年登基，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327年，距今4000多年。如果贯月槎被视为一艘宇宙飞船，人们自然会把不朽的人解释为穿着太空服的宇航员。贯月槎后来不见了，史书也没有记载。可能是他们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奉诏所著的一部编年史。它包括365次日食记录、63次彗星记录、26次陨石记录和数十次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记录。此外，还有17项天文记录，无法用日、月、星的变化规律来解释。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清晨出现在东方的物体永远不会是月亮，更别说是两个月亮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新月互相支撑。

显然，它不是一颗天然恒星，而是一艘现代太空船。汉安帝永初二年，秋七月，太白进入北斗。太白星就是金星，它有一定的运行轨道，决不会来到北斗七星的位置，唯一可以猜想的是，这是一个发白光、可在星星之间飞行的物体。关于外星人的记载出现在古代神话和奇异故事《拾遗记》中。

书上说，“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自此，秦始皇与“宛渠之民”有了深入接触。“宛渠之民”有很多特点异于地球人，让秦始皇惊为“神人”。一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是“沦波舟”，类似于海螺，可以潜入海底，类似于今天的潜水艇；二是外星人身长10英尺，高约20米，穿着用鸟类和动物羽毛做成的衣服；三是外星人距离秦国9万英里，外星人那里以一天一万年，四是外星人敲打着燃烧的石头，夜晚不见阳光而点着明亮的灯光。炎帝用这种石头生火。当时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外星人说“一日万岁”，这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天咫卷》一书中记载了“玉斧修月”的故事。两人在嵩山夜游时迷路，遇到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是玉斧修月的手下。陌生人向他们普及了月球知识。”你知道月亮是七宝的组合吗？月亮像一颗药丸，它的影子像太阳照耀在它凸出的部分。”月亮是由七宝组成的。它的表面不平整。它上面明亮的地方是阳光普照的地方。

月亮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古人只描述月亮的外在形象，而没有探究其本质。而段成式的记录与月亮的构成非常接近。段成式这样的记载，已经接近现代天文学研究月亮的结构了，那么段成式怎么知道月亮的结构？17世纪初用现代天文仪器观测和分析月球，而《酉阳杂俎》是9世纪写的？这令人费解。

以上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外星人”造访地球的冰山一角。有很多类似的描述。事实上，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在文学想象中，而且在许多官史中都有。如《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的“鸡头与人体”怪兽、《清史稿·灾异志》中出现的“灵川五都黑面人”等。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古籍中记载了许多与飞行有关的神话、传说和绘画。“嫦娥奔月”是人类最古老的登月幻想。鲁班制作木鸟、西汉时期的滑翔尝试和列子御风的想象，说明古代中国人民已想到利用空气浮力和空气动力升空飞行。现在仍在使用的帆、舵、风车等是古人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利用风力和水力制造的生产工具。中国的风筝和火箭是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飞行器，走马灯的原理和现代燃气涡轮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竹蜻蜓则是螺旋桨和直升机的雏形。这些发明和创造显示了古代中国人民出众的智慧和才能。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其他国家的古代文明，共同孕育了现代航空航天技术的萌芽。

　　其中著名的事例就是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明朝的万户。14世纪末期，明朝的士大夫万户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双手举着大风筝。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然后利用风筝平稳着陆。不幸火箭爆炸，万户也为此献出了生命。目前，只有火箭才能把人送上太空。以此为标准，最早的载人航天应是约600年前的万户飞天。西方学者考证，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行的人。”万户考虑到上升的工具也考虑到安全下落的降落伞——风筝，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古代对地质现象的认识，充满了卓越的科学见解。《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述。沧海桑田是中国古人表述海陆变迁思想的精炼描述，最早出自晋代葛洪编撰的《神仙传·麻姑》。书中记载说：“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浅，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麻姑对仙人王方平说：“我已经三次看见过东海变为桑田，这次到蓬莱去，我看见那里的海水又比从前减少了一半，难道又要变成陆地吗”这则故事记录了古代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应用宇宙的思辨观，结合已有的知识，不断观察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记录的海陆进退现象。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沧海桑田变换的力量来自哪儿呢是海水的升降那么这个海水为什么会升降呢是冰雪结冰和融化，降水量的变化增多若不是水量的增减，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是陆地在原地升降，导致海水侵入和后退，抑或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麻姑山仙坛记》中就提到“高山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其意不言自明；北宋科学家的沈括发现太行山的“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横譬如带”，他告诉人们“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而淹也。”他还在《梦溪笔谈》中多处记录了化石的发现，进而得出了古地理、古气候是在不断变化的结论。

那么地质活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古籍《山海经》中用我们现代人看来怪异荒诞的神话故事记录了很多地质活动。这些神话传说中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故事，揭示了很多当时的环境特点及变化过程。

古籍资料《淮南子·览冥训》中这样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讲的就是传说上古时候，原来的东、南、西、北方向不管用了，神州大地像分裂了。忽然发生了一场自然界的大灾变，天崩地裂，大火燃烧，洪水泛滥，恶禽猛兽残害人民，女娲就熔炼五色石块去修补苍天，砍断大鳌的足去重新建立新的四极。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也；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朱熹说：“震荡无垠，海宇变动，山勃川湮。”

以上记载和论述，我们已经看到从古代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构造演化理论中最根本的思想，即构造运动的剧变性和旋回性。或许，我们在今后的地质构造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中，通过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先人记录的现象，会给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带来新的契机。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百道编按古文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硕矿当中的宝贵财富，借助先人的生花妙笔，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探访旧地的生活实景，体验古人的生活情趣。 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人的繁华人间”系列丛书，辑选五个 历史 时期的经典文人笔记，在妙不可言的文字间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穿越之旅，跟随古人回看山河故土以及那饶有兴味的烟火气。 近日，百道网专访丛书责编姚屹雯，听她讲述这套以“古人带你游中国”为主题的图书，是如何另辟蹊径从古人视角出发，带领读者畅游古代城市、大好河山，体会与众不同的风物人间。

“古人的繁华人间”系列责编 姚屹雯

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跃然纸上，已成为各大出版社 探索 与深耕的重要方向。对此，江西美术出版社相继开发了“古人的雅致生活”（10册）、“古人的奇幻世界”（4册）两大系列。 “古人的繁华人间”系列则以古人的 社会 生活为落脚点，从古代节日、风俗、游玩景点、山川气候、城市风貌、 社会 逸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展示。

《古人的雅致生活（套装共6册）》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唐]陆羽[明]计成，等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古人的奇幻世界（全套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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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清] 袁枚，[晋]张华、葛洪 等

出版时间：2020年03月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源源不断的优质出版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结合现今文化环境以及读者兴趣考量其现代演绎的方式方法。当市面上主打“古今联动”的图书层出不穷，江西美术出版社又是如何匠心独运呈现古人的繁华人间？

姚屹雯表示， “古人”系列产品旨在扩大对于古人世界宽度、广度、深度的挖掘 。此前出版的系列产品已大致覆盖了关于古人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理解，作为“古人”系列的重磅新作， “古人的繁华人间”系列则以古代著名的笔记杂录为主，内容分别涉及到汉、唐、南宋、北宋、明5个 历史 时期，具体地区包括汉代首都长安、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唐代皇宫和明代江浙等地区。 读者可以畅游在古人富有感情的描写中，走一走、看一看不同时期的名胜景致、山川物候、城市风貌；听一听、瞧一瞧不同时期的风俗节庆、礼仪典制、 社会 逸闻，感受古人多姿多彩的 社会 生活。

中国历朝历代的经典著作不计其数，甄选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系列最终收录《西京杂记》《开元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陶庵梦忆》，何样的缘由使得这五册典籍脱颖而出，在采访中姚屹雯透了文本取舍的标准，这其中也凝结着江西美术出版社精益求精的理念。

首先， 江西美术出版社将丛书定位为5个不同 历史 时期的代表性文本 ，通过这些或者欢快、或者纪实、或者浪漫洒脱、或者满怀留恋的文学作品，读者除了能够一窥当时的 社会 风貌，同时还能跟随作者的笔触身临其境。

其次， 丛书所收录的文本都是权威经典著作， 不仅是专家学者研究古代 社会 生活的重要 历史 文献，更是反映当时民风 时尚 、发达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丛书的作者不仅有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所写内容也大多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轻松有趣的文笔展现了鲜活真实的生活侧影，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曾经生活经历的无限眷恋。

“古人的繁华人间”系列丛书自2019年策划伊始到完成出版历时近3年 ，姚屹雯坦言，期间对文字打磨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由于五册图书的原文都是文言文，江西美术出版社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略书中丰富的文化内涵，每部作品都进行了注释和译文的编纂。为文字品质保驾护航的不仅有古文学功底深厚的译者，同时江西美术出版社还力邀多位专家参与审读工作，从文字翻译勘误、编辑体例调整到装帧设计合理，全力为图书准确权威把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姚屹雯的介绍，走进书中的大千世界，从城市、 社会 、风俗、礼制、山川、名胜、民情、轶闻等多个维度饱览人间繁华。

《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所作的一册小书，展现了北宋强盛时期京都汴梁的繁华景色，生动反映了北宋时期 社会 生活现实，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生活风情画。孟元老是北宋文学家，长居汴梁二十余年，自金灭北宋后被迫南渡，常忆起京都盛景，遂作成此书。读者可以跟随孟元老的脚步，穿行在繁华的街道，路过忙碌的酒家，逛逛州桥夜市品尝 美食 ，观赏街边诸多杂耍，感受北宋市民一天的生活。

《古人的繁华人间：东京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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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孟元老

出版时间：2022年03月

《陶庵梦忆》是张岱的代表作，记录了张岱入清后回忆的前朝往事、奢靡生活，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张岱少为纨绔，生活在今江、浙、沪地区，少时游历多地，极爱繁华，书中记录的风流韵事、才子佳人皆成过往，如梦似幻，过眼皆空。书中所记的日常琐事展现了世态百相，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寄托故国兴亡之叹。

《古人的繁华人间: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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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张岱

出版时间：2022年03月

《武林旧事》是周密记录的一部杂史，内容来源于其所见所闻，详述了关于朝延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