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分别姓什么

三皇五帝是指太古时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三皇”按照流传最广的是:伏羲、神农和轩辕。五帝则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皇五帝的姓氏

燧人氏（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在中国的古籍上，把燧人、伏羲、神农称为“三皇”，故又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把太皞l[风氏]、炎帝[姜氏]、黄帝[轩辕氏]、少皞[嬴氏]、颛顼[高阳氏]称为“五帝”。

三皇五帝分别是谁啊？

三皇五帝是指太古时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三皇”按照流传最广的是:伏羲、神农和轩辕。五帝则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有谁？姓氏名字，出生地，具体说说。

三皇

①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　②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③伏羲、祝融、神农（《风俗通义》)；　④伏羲、神农、共工（《风俗通义》)；　　⑤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　⑥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三字经》）；　　⑦天皇、地皇、泰皇（《史记》）。　　⑧天皇、地皇、人皇（《民间传说》）。　　五帝　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　②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　③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　④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⑤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⑥黄帝(轩辕)、青帝(伏羲)、赤帝又叫炎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颛顼)（五方上帝） 袁姓的前姓是妫姓 妫姓是舜的后裔 那么现在有人说三皇五帝只是传说 而没有其人

这里面你自己找

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 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 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 、雷、易、章。 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 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 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 张姓的人出自三皇五帝时的哪个姓氏？祖籍在哪里？河南省的张姓的祖宗在哪？

张氏荣耀大姓　历史人材辈出

张，是一个十分荣耀的大姓，历史悠久，族大支繁，人材辈出。姓张的人要是数起“家珍”来，恐怕很少有人能比得过他们。　《姓纂》上面说：“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张星，因姓张氏。”　《姓氏考略》上又说：“挥造弧矢，受封于张，后为弓氏、张氏、望出太原。”　《风俗通》上则指出：“张、王、李、赵、黄帝赐姓。”　由以上三段记载看来，张姓的祖先，可以直接追溯到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而不必像许多别的姓氏一样，须得费点力气才能拐弯抹角地找到自己是黄炎子孙的证明。光是这一点，张姓的人就要比别人幸运而神气得多了。　其次，张姓还有一个可以自夸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祖先挥，是古代的重要武器弓矢的发明者。使用弓矢以前，必须先用力气把它张开，所以挥的后代有的姓弓，有的姓张。现在姓张的人介绍自己的姓氏时，每每使用“弓长张”的说法，实在非常有道理，也足见中国文字的无比巧妙。　这一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张姓，最初的发源地，是在今山西省的太原一带。 到了大约三千年前的周代，黄帝的另外两支姬姓的后代，又有以张为姓的。其一，为据元代袁桷《张氏宗谱序》上所说的：“张姓出于姬姓，至周而氏者祖于韩，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阳、洛阳、河东、始兴、冯翊、吴郡、平原、清河、河间、中山、曰魏、曰蜀。”　其二，则系根据《通志氏族略》所说的：“晋有解张，字张侯，自此晋国始有张氏；出清河、南阳、吴郡、安定（在今甘肃省）、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十四望。”　由此可见，张姓与姬姓，固然是五千年前同时受黄帝赐姓的姓氏，但是，到了两千年后的周代，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立的韩国和晋国，又都有人以张为姓，这两支张姓而且后来居上，繁衍很广，在襄阳、洛阳等26处地方都是望族。因此，汉族的张姓，追溯起来虽然同为黄帝轩辕氏的后裔，但其得姓之先后有别，支派也有不同，后来使得张姓成为汉族一个大姓的，则主要是张姓的后裔，他们族大人众，繁衍到今天，几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姓张的人出现。 张氏宗谱 公元2000年岁次庚辰2次续修 卷七三门支部张庄世系 姓原迁序 昔轩辕第五子挥始造弦实张纲网世掌起职因以为张氏张氏姓自此起矣我始祖所自出之地本山西平阳洪洞县椿树胡同人也洪武初奉诏迁移河南开封府汜水县宅王留村焉 序 水源木本枝连根，先人骨血续后人，怀念祖先人之本，编印宗谱醒儿孙。我国谱牒之学，大兴于南北朝，晋贾弼撰姓氏谱。传说轩辕黄帝第五子，名挥，是专管制造弓箭的大臣，故赐姓张，即张姓来源。张氏宗族，上起张玉皇，下至张灶王，人丁兴旺，分支繁多，有十四望之称。 明朝洪武四年，张天祥携夫人吴氏，奉诏从山西平阳洪洞县椿树胡同村移民到河南开封府汜水县王留村。因此张公称谓：明奎文典籍乡饮大实，即大名钦点始祖。清朝乾隆元年建立首次宗谱。同时张氏祠堂在王村落成，祖宗有了妥侑之所，族人议定清明节为祭日。来缅怀先祖之功德，共叙同根之亲情。张公三子，因此宗谱按长门、二门、三门三大世系续之。长门敬另有宗谱，二门信在王村，三门义分干、支两部：干部王村世系，二世义为始祖；支部大师姑世系，三世刚为始祖；支部巩县小里河世系，五氏现为始祖；支部张胡同世系，六世登科为始祖；支部张庄世系，七世忠贤、孟登为始祖；共分七卷。 明朝嘉靖年间，六世祖密、荣兄弟二人迁居荥阳城内，万历年间，七始祖忠贤、孟登堂兄弟，由荥阳城迁居旗东汉西东水峪。迁居后改名为张沟。清朝康熙年间，十一世祖裕芳、裕慧，十二世祖浩，十三世祖景华，由张沟迁居摩旗顶南，因氏成庄，定名张庄。 支部张庄世系，首次建立宗谱在清朝雍正十三年，现有碑为证。二百多年来七次修序，至中华民国乙亥年文本，迄今已有65年没有修续。族人文明、绍伟、和畅、法恭、云山、景新、长春、永丰、殿亭深感遗憾，一起协商，自愿承担这次修谱工作。但因年久世远，加上诸多社会因素，宗谱碑记多为失传，给续谱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而由于族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查找碑记，走访祖亲，终于搜集到雍正十三年忠贤、孟登宗谱碑记；中华民国乙亥年张氏宗谱；光绪二十四年裕品碑记，泮勤家存龙的宗谱；建国1936年抄录忠贤碑记，裕凯宗谱，裕高宗谱，裕恩宗谱，东升宗谱，泉宗谱等文稿，工二十多篇。综合考证了张氏宗谱支部张庄世系。 这次修续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事实亲疏为基础，反对任何历史偏见，私人恩怨，派别之争，加强宗族团结，为祖争光，是亲即亲，是疏即疏。补修了乙亥年文本之不足，使其完善到十九世，后续到2000出生之人，二十五世至。于是详著了祖宗之名，聊启了额子孙追远之心。 这次续修是根据社会发展，时代潮流，现行人口政策，男女平等，计划生育，提倡男到女家落户。本着有男续男，无男续女，无女续继，有后则续，无后乏嗣，寄居外地者注明寄居何处。上挂下连，前后照应，碑谱为主，宗谱相连等原则续之。初稿成册后，经族人多次研究修正，借千喜吉祥之年，印刷成册，供后人传阅，以怀宗亲。由于我们知识水平所限，史料不足，难免有不妥之处，望族亲谅解。若能让后人有根可寻，团结和睦，振兴家族，则不妄我们之初衷。 说明 1、 轩辕黄帝之说 据中华民国乙亥年张氏宗谱中“姓原迁续”篇说：昔轩辕第五子挥，始造弦，实张网罗世。掌其职，因以为氏，张之姓由此起矣。传说四千年前轩辕黄帝原是黄河流域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和西方炎帝部落联合，打败南方蚩尤部落，渐渐形成华夏族，即汉族。炎黄子孙由此而言。轩辕黄帝生于新郑县黄帝之丘，姓公孙，名轩辕，为熊国之君，其陵在陕西省黄陵县。 2、 “明奎文典籍乡饮大实”和“大名钦点始祖” 明朝的户口簿就叫“明奎文典籍” ，“乡饮大实”是对移民的封号。张天祥的后人称张公为“大名钦点始祖”。 3、 宗谱定名问题 张公称“大名钦点始祖”至今628年。中华民国乙亥年张氏宗谱共分七卷，把东西张沟、张庄列为卷七，定名为三门支部张庄世系。这次续修仍用原名。　历来张姓的济济多士，人材辈出，更足以羡煞别人，从战国时游说六国连横事秦的张仪开始，历代的史籍之中，就满载着张姓之人的事功和成就，他们不但在事功上出人头地，对于学术、艺术、以及医学等方面，也有了不起的贡献 三皇五帝的姓氏？

燧人氏（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在中国的古籍上，把燧人、伏羲、神农称为“三皇”，故又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把太皞l[风氏]、炎帝[姜氏]、黄帝[轩辕氏]、少皞[嬴氏]、颛顼[高阳氏]称为“五帝”。

上古神话中，三皇五帝的号，名有区别吗，是不是号就是名，还有姓氏是不就是姓，如尧:姓伊祁，号放勋，是

伏羲、神农、黄帝称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帝（唐尧）、舜帝（虞舜）称为“五帝”。由于历史上好多种说法，这里说的是比较多人的看法。

姓什么(7)

夜郎古镇是不是喀什特地貌

不是，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根本条件：我国西南地区之所以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最主要的是这里有其发育的主体。大量的碳酸盐岩、硫酸盐岩和卤化盐岩在流水的不断溶蚀作用下，在地表和地下形成了各种奇特的溶洞。

喀斯特景观。从溶解度上看，卤化盐岩硫酸盐岩碳酸盐岩；由于碳酸盐岩种类较多，其各类岩石溶解度随着难溶性杂质的多少而定，石灰岩白云岩泥灰岩。从岩石结构分析，结晶质岩石晶粒愈大溶解度愈小；等粒岩比不等粒岩溶解度要小。

夜郎古镇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海拔550米左右。自唐代设夜郎县治开始，1358年来夜郎之名从未更改过，是中国版图中如今唯一个叫夜郎的乡镇。

夜郎坝为唐、宋夜交通要道。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撤夜郎县后，仍为交通要道。明初，驿道改出松坎后，沦为农村集镇。街道呈折尺形，青石板鱼脊形街道。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交错，属中山丘陵峡谷盆地地貌。河流溪沟密布，水利资源丰富，夜郎河纳南北7条溪流，灌溉方便，气候温热，夜郎坝号称五龙场，曾为县内双季稻栽培区。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大豆、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烤烟、花生为主；林副特产有柑桔、木材、竹笋、天麻、生漆、油桐、茶叶、棕片等；矿产资源有煤、铁、石灰石。7个村通电；4个村通公路，里程约12公里。有产值10万元以上的煤厂3间。

夜郎古镇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莽莽苍苍绵延千里的大娄山脉中段，好似硕大无比的翡翠如意，斜倚在黔北万山丛中。夜郎坝为山间开阔谷地，海拔550米左右，百倾田畴环山抱拥，源出习水县境李村坝的夜郎溪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竹柳扶岸，谷地西隅濒临夜郎溪台地为古夜郎城遗址。中心为曲尺形的夜郎镇市街，全为宽檐廊形（凉厅），一楼一底木结构街房建筑相对而列，丈余宽的青石板街道呈鱼脊形。夜郎坝为古县城遗址，地近巴蜀，开发较早。自唐代设夜郎县治开始，1358年来夜郎之名从未更改过，是中国版图中如今唯一个叫夜郎的乡镇。

夜郎国当时虽然是个独立王国，但国土面积很小，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县，而且，出产的东西也非常少，动物也很少。然而，夜郎国的国王却非常骄傲自大。他认为他统治的国家很大，很富裕，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其相媲美。有一次，汉朝派使臣前往夜郎国访问，而国王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开口就非常傲慢地问：“汉朝与夜郎国相比，你认为哪个国家更大？”派来的使臣被他这样突然一问，个个都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心里都觉得很好笑。

这就是成语“夜郎自大”的传说和来历。“夜郎自大”用来比喻骄傲无知的肤浅自负或自大行为。“夜郎自大”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

世人都因成语“夜郎自大”而久谙夜郎，并误以为夜郎是弹丸小国。其实，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君长以会数，夜郎最大。”汉武帝丙午六年南征军将唐蒙上书武帝称夜郎有“精兵十万”，《汉书·西南夷传》说它迫胁“旁二十二邑”，并与邻国有许多贸易往来。由于夜郎国拥有精兵十万之众，经济在西南夷中较为发达，且地广人多，连强大的西汉政权也不敢小视，因此，武帝对夜郎国首领授以印绶。《史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被封为王。至公元前32年，汉成帝即位后，夜郎势力日益强大，汉室不安，遂派重兵征讨，公元前27年6月23日，夜郎地方政权被消灭。

神秘的夜郎古国简介 夜郎古国在今什么地域

夜郎古国（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

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地域大致是及贵州及湖南西部、广西北部一带。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

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郎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郎古国的理由。_笾莸_柯江被中外专家誉为“夜郎都邑之乡”，木城郎岱古镇被誉为“夜郎国都前宫”，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里是夜郎国的首邑。_柯江区境内的老王山原名叫郎山，因山崖上形似月牙般的月亮洞中埋有夜郎老王和王妃而得名。

夜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

古夜郎目前所在地址：中国贵州省桐梓县夜郎镇（夜郎故都之竹王城，即唐朝大诗人李白流放之地）

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

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

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

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

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_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

建元六年（前135），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

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

元光六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

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__郡（治今贵州关岭境）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

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

河平二年（前27），__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

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

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众说纷纭，主彝、苗、仡佬、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

传世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

又据，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果然如此，则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

按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与秦、楚、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中原的钢铁制品、手工业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挖掘的很多汉墓中的遗存足资证明。

但这些遗存同时证明一部分土著习俗文物也遗留了下来。

夜郎人的青铜矛 贵州清镇_珑坝出土

夜郎国之谜

公元前122年，西汉使者到滇国（今云南省），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

而当时汉朝皆以夜郎称呼西南各国，夜郎国因此得“夜郎自大”之名。

从此“夜郎自大”就成了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者的代名词。

实乃千古之冤。

这里的夜郎到底指哪儿，史书并无详细记载。

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随君只到夜郎西”中的夜郎又指哪儿？

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__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专家指出，夜郎没有一个固定地点，是不断变化的。

那么夜郎在哪儿，夜郎古国的文明中心在哪儿

探寻古文明：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夜郎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

“夜郎自大”作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典故，几乎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

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郎”。

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可乐，揭开千古之谜一角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

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

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

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

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

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

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秘的柯洛倮姆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

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

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_人坟”或“_人洞”。

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_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

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研究员分析，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可乐地区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

宋世坤说，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

据文献记载，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贵州何处是夜郎

夜郎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有专家分析，夜郎在建邑可乐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

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郎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郎古国的理由。

梁太鹤说，从可乐“西南夷”墓群看，只能说明可乐当时的繁荣，夜郎的都邑究竟在何处，疆域有多大，发掘才刚刚开始。

目前除了可乐遗址外，在周边地区发掘的遗址中，还陆续出土一批夜郎时期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

梁太鹤感慨地说，夜郎文化与周边发掘、研究成熟的巴蜀、滇、楚和南越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但由于经费、人才紧缺等问题，使古夜郎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展迟缓。

贵州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学家们因此殷切呼吁，希望各级 进一步重视对夜郎历史文化发掘的力度，这不仅对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填补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

夜郎古国沉睡“沅陵”

近日，由中科院长沙土地构造研究所和湖南考古研究所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湖南沅陵窑头村一带的地质地貌进行了调查和测试，初步确认位于沅陵县城南窑头村的古遗址，就是秦代古黔中郡故城遗址。

那40余座大型古墓中，大的墓穴规格为40米×40米，一般的在20米×15米左右，远远超过了当年震惊世界的长沙马王堆汉墓20米×17米的规格。

有专家认为在古墓没有开启前，尚无法完全确定窑头村就是古黔中郡郡城所在。

但古书记录表明，这一带的确就是古黔中郡中心地区所在。

沅陵县古称辰州府，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西有酉水河，沅水贯穿全境，构成大小910多条复杂的河汊水系。

历史上，这里就是文化昌盛之地。

这一带在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间，曾产生过史载的以“五溪蛮”苗人势力为主的夜郎古国，当地土著力量的辖区也大致和古黔中郡的治所范围重合。

此发现有望揭开“夜郎文明中心之谜”。

沅陵考古专家夏湘军告诉记者，黔中郡辖现湘西沅水、澧水流域，鄂西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贵州东北部地区。

沅陵与贵州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而沅水是大西南通往长江的必经之路，是兵家必争之地。

传统上认为古夜郎主要在贵州境内，但是据史书记载，夜郎当时有10万精兵，这么庞大的队伍，需要一个广阔的领域来支持，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同时他又指出，唐代这里曾叫过“夜郎县”。

据考证，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随君直到夜郎西”中“夜郎”的方位就在沅陵。

“竹崇拜”能道出夜郎古文明中心吗？

熊宗仁所长告诉记者，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

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

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

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

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

夜郎文明中心，当然与“竹崇拜”有紧密的联系。

“贵州长顺县广顺镇”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广顺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

金竹夜郎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于郎山、夜合山、摆脱山、金竹大坡怀抱中。

当地老百姓称古城池为夜郎王府、旧府、竹王府、金王府等。

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教授告诉记者，现场还可看到残墙断壁旧址。

古城池内为2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最大的金家遗屯。

周围山峰环绕，仅有4个出口。

内有2道城墙，分成内外城墙，用土石筑成，金氏族人长期居住。

郎山西侧山下有被官兵杀害的全族人的万人坑，东边南湖有箭厂及营地等。

解放后民间在耕地时挖出的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曾为村民所目睹，杜鹃湖在基建时也挖出多处古夜郎的坟墓，保存完好，均是历史的见证。

夜郎家族（金氏家族）自汉始祖夜郎王至今，完整的族谱还保存着。

除前几年住镇宁的金氏家族为写延续的族谱取去一本外，现广顺还有金氏族谱。

夜郎家族姓金是因夜郎侯曾指竹为姓，所以金竹夜郎后裔大都姓金。

据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第6任土司德珠病故后由长子金庸赴京承袭安抚使职，次子金鉴分袭后苑土司（今贵阳金筑镇），三子金铎分袭谷通土司（今罗甸）、四子金钧分袭扬义司（今福泉）。

在当时社会里长子应掌管中心统治区，其他后裔分袭其他边疆之地，可见当时广顺是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

著名学者莫友芝告诉记者，据清朝著名史学家郑珍认为，夜郎县在今府治左右。

古都城外东面1公里处的九龟下滩处还有大批集中安葬的古墓群。

专家们认为整个古都城的布局与设置，都与史书记载的十分吻合。

但此处是否是古夜郎的惟一都城，还有待进一步研考。

夜郎水运的起点是夜郎王国的首邑吗？

熊宗仁说，贵州的__江被中外专家誉为“夜郎都邑之乡”，木城郎岱古镇被誉为“夜郎国都前宫”，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里是夜郎国的首邑。

__江区境内的老王山原名叫郎山，因山崖上形似月牙般的月亮洞中埋有夜郎老王和王妃而得名。

茅口九层山的来历，就与夜郎国兴起来的__国都有关。

相传，夜郎王希望选择有100座山峰的地方建都，因他看到__江打铁关一带山峰重重叠叠，云遮雾绕，恰似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非常有帝王基业气势，于是夜郎王站在中央山头上数山峰，数来数去只有99个，哪知他竟将脚下站着的一个漏数了，为此他只好非常遗憾地将夜郎国都建在美丽壮观、气势磅礴的__江畔。

从这一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奇特神秘的__江、大补王寨、古驿道、古驿站、__古国的女阴图腾、__江畔硕大的王子坟、古烽火台、“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古石碑，无不显示出夜郎王侯的气势和风度。

另外，茅口一带的老百姓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青铜酒杯、青铜手镯、银质针线盒，月亮洞中发掘的夜郎王、王妃遗骸和陪葬的陶釜都证明了茅口是夜郎古文明中心所在。

茅口古镇的老百姓修房挖屋基时发掘了连片铺道路的大青砖。

不难想象，如果茅口不是夜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绝不会用在当时算是高档豪华的大青砖来铺道路。

贺国鉴先生告诉记者夜郎王国的首邑也可从水道进行对照考察。

据《安顺府志》，月亮河在（今六枝）城北20里，流到安南（今晴隆）属而入茅口河。

郎岱、镇宁、归化（今紫云）之西北，盖属夜郎。

由此可得出郎岱即古之郎山，夜郎由此而得名。

由此看来，夜郎国的首邑在今六枝特区月亮河流域，并根据“夜郎临__江”的文献记载，茅口是夜郎水运的起点。

凭面相能认定夜郎王室后裔

据熊宗仁介绍，茅口的河塘城村有一支夜郎王室后裔。

木城村坐落在雄山奇水之间，右傍老王山，左临__江，依山傍水。

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村口有一棵千年石榕，密密匝匝 在地面的根须有8．5米长。

这里民风淳朴，好客热情，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端庄大方，言谈举止优雅得体。

更令人惊奇的是，__江一带属亚热带气候，海拔低，日照强，这一带的人们肤色黝黑，而惟有木城村的姑娘五官端正、粉脸桃腮，身段优美，长得十分漂亮。

尤其是姑娘们柳眉杏眼，水灵动人，白玉般的牙齿和仙桃般的红唇再配上浅浅的酒窝，一颦一笑气度不凡，大显王室遗风。

旅游开发专家汪朝阳先生经多次实地考察认为，这里三面环山，惟有险峻的打铁关地势险要。

__江解决了古代水运和生产生活用水，两岸土地肥沃，盛产甘蔗、水果、蔬菜、花生，的确是利用天险屯兵建都的好地方。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夜郎者临__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__江就是六枝的月亮河，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一带具有建立都邑的条件。

再说这里的姑娘，长相气质与__江其他地方的人大不一样，这可能是遗传基因和宫廷遗风形成的。

这里的人可能是夜郎王室的后裔。

夜郎古都一直在变

贵州民族学院的王子尧教授告诉记者，从研究来看，夜郎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沅陵、广顺、茅口等3个地方，牵涉到贵州省境的还有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和云南省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

于是有的学者就独辟蹊径，指出：既然在各地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证明该地为夜郎古都，这是否说明夜郎都邑处在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王教授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背景资料：

失落的文明——“夜郎”

我们现在所指的夜郎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二是指上溯与它有关的古柯，下延至夜郎灭国以后汉晋直至当今。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或曰部族联盟。

西汉以前，夜郎国名，无文献可考。

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今贵州福并县），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

这时，人们方知西南有一夜郎国。

其存在的上限似难确定，下限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约公元前27年）。

这一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

这朵古代文明的奇葩尽管过早地凋谢了，而它的影响却历久不衰。

夜郎人几乎都是侗族人，只是因上一代不知什么原因弄错了，几乎全被变成了汉族。

夜郎镇的文物古迹

宋墓“杨八坟” 桐梓县夜郎坝宋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1982年，杨八坟中早年暴露的两座墓葬两度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杨八坟的清理发现，这里的宋墓一共有5座，其中夫妻合葬墓2座，因此5座墓中共埋葬了7人，2男5女，其中的4女2男为两对夫妇（一夫二妻），另一座女墓与其他墓葬的关系不明，但可以肯定其时代最早。杨马（八）宋墓的规模较大，最大的三号墓可容纳10多人同时在墓室里开展工作，该墓的石刻也最精，其中一幅背印牵马出行的石刻，表明墓主可能为当时的政府官员。 铧尖山古堡遗址 桐梓县夜郎镇铧尖山古城堡，占地约400亩，房屋建筑数间。在山顶处，有一门清朝中晚期夜郎黔北号军起义领袖王正儒修建的大炮外，形成小院落结构的石条，以及排水槽。

其他景点

黄山天生桥，太白坟、太白泉、望月台、百碑台，宋墓杨八坟、宋代木攀首领赵泰，播州夷族杨光荣墓（俗称“太白坟”），七孔石崖墓、陈天官墓、王正儒墓、大屋土司衙门遗址、狮子山夜郎县城遗址、铧尖山**及战场遗址等。

夜郎西是指哪里呢

夜郎西是今天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西南边沿的一个古镇——隆里古镇。

隆里古称龙里，明朝时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桢始创的屯兵城堡，后来到了清朝，取“隆盛之理所”之意，故改名为隆里。古镇距县城64公里，面积不大，仅有48174平方米，有760余户人家。古镇中有两条街呈十字交叉状，分别连接东、南、西、北四座城门。

保护措施

2003年以来，古城内江氏、王氏、陈氏等古家祠，由国家拨款与家族集资、捐资对其牌楼彩画、雕刻、围墙、地坪及祠内木构等逐一维修，并逐步将各家族的迁徙、人物等史料整理列展祠中。

2014年1月，隆里古城“三街六巷”300多栋民居立面、街道开始进行修缮，该项目总投资预计3100万元，项目预计工期为一年。整个立面修缮过程将在保护古城原风貌的基础上实施修缮，按照“修旧如旧、一户一档案、一户一施工图、一户一协议”的原则，重点对古城“三街六巷”民居、街道实施立面修缮。

朱zhū

1) 大红色。比绦色(深红色)浅，比赤色深。古代视为五色中红的正色。

2) 染成或涂成大红色。

3) 红色之物。指胭脂之类。

4) 红色之物。指红色印绶。

5) 红色之物。指红色官服。

6) 朱砂。

7) 指南方。古代以五色配属五方，朱色属南方。

古籍解释：康熙字典：

辰集中木部朱：

《唐韵》：章俱切，《集韵》、《韵会》：钟输切，《正韵》：专于切，并音珠。《说文》：赤心木，松柏之属。从木，一在其中。一者记其心。徐曰：木之为物，含阳于内，南方之火所自藏也。

又《山海·西荒经》：盖山之国有树，赤皮，名朱木。

又朱赤，深纁也。《诗·豳风》：我朱孔阳。注：谓朱色光明也，寄位于南方。

又朱儒，短小之称。《左传·襄四年》：臧武仲败于邾。国人歌之曰：“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或作“侏儒”。

又姓。《统谱》：颛顼之后封邾，后为楚灭，子孙去邑为朱。 又望出吴郡。

又《集韵》：慵朱切，音殊。朱提，县名。《前汉·地理志》：属犍为郡。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