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序：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目录：

·易传提要 ·周易上经 卷一 周易上经乾传苐一

·周易上经 卷二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周易上经 卷三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周易下经 卷四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周易下经 卷五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周易下经 卷六 周易下经丰传第六 ·周易下经 卷七 周易系辞上第七

·周易下经 卷八 周易系辞下第八 ·周易下经 卷九 周易说卦传第九

·周易下经 卷十 周易序卦传第十 ·周易下经 卷十一 周易杂卦传第十一

·关于西汉孟喜古文易的再探讨 ·子夏易学初探

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1、《大学》的作者是春秋末期曾子

2、《中庸》的作者是春秋时期子思

3、《论语》的作者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4、《孟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孟子、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

5、《诗经》的作者是佚名，传为春秋时期尹吉甫采集、春秋末期孔子编订

6、《尚书》的作者是先秦诸子

7、《礼记》的作者是春秋战国时期七十子后学

8、《周易》的作者是商末周初姬昌

9、《春秋》的作者是春秋末年左丘明

扩展资料：

四书五经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被用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传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乃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

-大学（文献古籍曾子《大学》）

-中庸（汉语词语）

-论语（中国儒家经典）

-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尚书（中国古籍）

-礼记（儒家经典书籍）

-周易（易经）

-春秋（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

-春秋左氏传

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

一是内府藏书，

二是清廷官修书，

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