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四十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荆沙市江陵区）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

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

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569—592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555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

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555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

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554年11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11月20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 。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11月28日，他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12月1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

12月10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荆沙市沙市区东南），截断了江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14日进抵木栅下。15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但刚赶到长沙。27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555年1月4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书时想赴火自杀，被左右阻止，于是准备投降。谢答仁等劝他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不惯骑马，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拨下，元帝还怀疑谢答仁的忠诚，因此在他建议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备受羞辱后，于1月27日被杀。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这场战争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而且梁军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损失还是这十四万卷书和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

江陵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需，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从554年10月19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11月23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 。到了27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12月27日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连暴虐无道以至亡国的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篡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题库内容：

古籍的解释

[ancient books]

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可供后人 研究 、参考 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大批 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选,为 青年 学习古籍 提供 了 方便 古籍整理 详细解释 古代典籍。泛指古书。 南朝 宋 谢灵运 《鞠歌行》 ：“览古籍，信 伊人 。” 唐 杨衡 《游陆 先生 故岩居》 诗：“拾薪遇遗鼎，探穴得古籍。” 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 掌故 ·捐科分》 ：“搜罗古籍，沾丐后人。” 王力 《中 国语 言学史》 第一章第一节：“ 当然 我们不能说 东郭牙 是语言学专家， 但是 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词语分解

古的解释 古 ǔ 时代久远的，过去的，与“今” 相对 ：古代。古稀（人七十岁的代称，源于杜甫《曲江》“人生七十古来稀”）。古典。古风。古训。古道（a．指古代的 道理 ；b．古朴；c．古老的道路）。 古体诗的简称：五古（ 籍的解释 籍 í 书，书册：古籍。书籍。经籍。典籍。 登记隶属关系的簿册；隶属关系：籍贯。户籍。国籍。学籍。 登记：籍没（）。籍吏民。 征收：籍田。 〔籍籍〕a． 形容 纷扰很大；b．形容名声很大；c．形容纵横交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笺释(1版1印 2500册)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笺释(1版1印 2500册) 作者:方一新 出版社:黄山书社 类别:历史 出版时间:1997-10-01 印刷时间:1997-10-01 上书时间:2008-04-12 开本:32 页数:209 页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7期

首推《世说新语》

这可比收入廿四史的正史精彩的多，《世说新语》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了（鲁迅先生语），魏晋风度在这里一览无遗。

罗宗强老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对魏晋名士的心理与行为刻画入微，有不少真知灼见。

该书近年多有重版。

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一直都在重印。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和上海古籍的版本都还比较常见。

古籍的意思是什么？古籍是什么意思？

古籍的意思是：古籍gǔ jí古代典籍。泛指古书。  ●南朝宋谢灵运《鞠歌行》：「览古籍，信伊人。」  ●唐杨衡《游陆先生故巖居》诗：「拾薪遇遗鼎，探穴得古籍。」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一节：「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言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古籍」在《汉语大词典》第3435页 第3卷 29★「古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464页★「古籍」在《重编国语辞典》的解释古籍gǔ jí古代典籍。泛指古书。   ▶ 南朝·宋·谢灵运《鞠歌行》：「览古籍，信伊人。」   ▶ 唐·杨衡《游陆先生故巖居》诗：「拾薪遇遗鼎，探穴得古籍。」   ▶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一节：「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言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古籍的拼音gǔ jí

古籍是什么意思

古籍

gǔ jí古代典籍。泛指古书。●南朝宋谢灵运《鞠歌行》：「览古籍，信伊人。」●唐杨衡《游陆先生故巖居》诗：「拾薪遇遗鼎，探穴得古籍。」●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一节：「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言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古籍」在《汉语大词典》第3435页 第3卷 29 ★「古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464页 ★「古籍」在《重编国语辞典》的解释 古籍

gǔ jí古代典籍。泛指古书。 ▶ 南朝·宋·谢灵运《鞠歌行》：「览古籍，信伊人。」 ▶ 唐·杨衡《游陆先生故巖居》诗：「拾薪遇遗鼎，探穴得古籍。」 ▶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一节：「当然我们不能说东郭牙是语言学专家，但是这些语音学常识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

古籍的英语单词1ancient works2ancient books

用古籍造句

1本文广泛搜集语例,对该书中的九个称谓词语加以考释,同时修正了大型辞书和古籍校注中与此相关的失误。2从浩瀚的古籍中搜集有关地层情况的记载；有如沙里淘金；但为了给祖国地质科学提供资料；付出这辛勤的劳动是必要的。3但各种繁体字版古籍中也有少许字用的是比今天的规范简体字笔画更简的字。4该文从古籍收藏环境、虫防蛀、籍修复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古往今来古籍保护的方法。5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6他从古籍书店买来一本《诗经选译》高兴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7他对古籍的诠释所建构出来的文本意义，成为他写作史传类文章的基础。8文摘:世界上有18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散佚的266部中医古籍，其中的206部是日本内阁文库的藏书。9携运文物出境时，必须向海关申报、关凭“文物古籍外销统一发货票”和文物管理部门盖的鉴定标识查验放行。10要在浩瀚的古籍里搜集有用的材料；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不然；就会如堕烟海；茫无头绪。11依靠计算机技术的帮助编辑和出版中文古籍图书可以比以前更加容易。12用简体字写作时,如果要引用繁体字版古籍中的文句,则应把其中有简体字的繁体字简化。13摘要从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之间关系来看，应以“类”的观念对待刘向校书前的诸子文献。14这位老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古籍，如今已经是博大精深了。15中国古籍辨伪16中国古籍辑佚17中国古籍形制18专书成语研究对古籍的今注今译有着纠谬补缺的作用。>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