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经取穴为取穴法之一。指根据各条经脉所联系范围选取有关穴位，这是根据“经脉所通，主治所及”的原理而来。它是选穴的基本原则。在临床主要指头面、躯干、脏腑方面的病症取用相关经脉四肢部的远道穴，但也包括病症所在的局部和邻近部经穴，故可分为循经远取和循经近取两类。

详见百科词条：循经取穴 [ 最后修订于2015/7/5 19:25:47 共128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中医·缠腰龙缠腰龙即缠腰火丹、蛇串疮，相当于西医的带状疱疹。《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白话解》：“此症俗名蛇串疮，有干湿不同，红黄之异，皆如累累珠形。干者色红赤，形如云片，上起风粟，作痒发热；湿者色黄白，水疱大小不等，作烂流水，较干者多痛”。《外科启玄》蜘蛛疮记载：“此疮生于皮肤间与水窠相似，淡红且痛，5、7个成堆，亦能散开”。蛇串疮（snakelikesores；herpeszoster）为病证名。见《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又名蛇丹、缠腰火丹、火带疮、蛇缠虎带、缠腰龙、、蜘蛛疮。是指以集簇性水疱沿身体单侧，断续排列成带，宛如蛇形，四畔焮红，伴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皮肤疾病。因皮损状如蛇行，故名蛇串疮；因每多缠腰而发，故又称缠腰火丹。为急性疱疹性皮肤病。系由湿热火毒，蕴蓄经络而发。以成簇水疱，沿一侧周围神经作带状分布，伴刺痛为临床特征。多见于成年人，好发于春秋季节。清·《外科大成·缠腰火丹》称此症“俗名蛇串疮，初生于腰，紫赤如疹，或起水疱，痛如火燎。”蛇串疮相当于西医的带状疱疹。缠腰龙的病因病机缠腰龙多为肝胆火盛，湿热内蕴，复感邪毒所致。缠腰龙多为情志内伤，肝郁气滞，久而化火，肝经火毒，外溢肌肤而发；或饮食不节，脾失健运，湿邪内生，蕴而化热，湿热内蕴，外溢肌肤而生；或感染毒邪，湿热火毒蕴结于肌肤而成。年老体虚者，常因血虚肝旺，湿热毒盛，气血凝滞，以致疼痛剧烈，病程迁延。现代医学的带状疱疹与本病类似，是由病毒引起的、沿周围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皮肤疱疹。缠腰龙的症状缠腰龙好发于腰胁间的一种呈带状分布的皮肤疱疹性疾患。《外科大成》载其症“初生于腰，紫赤如疹，或起水疱，痛如火燎”。虽多发于腰及胸胁等处，其次是面部、四肢等其他部位。发病前，局部常有疼痛，同时伴有微热和全身不适、乏力等症状。2～3天后，局部皮肤出现不规则的小红癍，继而患部出现簇集状水疱，绿豆或黄豆大小的，基底发红，密集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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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马钱子为马钱子的炮制品，有砂烫马钱子和油炸马钱子两种。马钱子的炮制明代已有，见《本草纲目》等。马钱子为马钱子科植物马钱Strychnos nuxvomica L．的干燥成熟种子。马钱子味苦，性温，有大毒，归肝、脾经，具有通络止痛，散结消肿的功效。用于跌打损伤，骨折肿痛，风湿顽痹，麻木瘫痪，痈疽疮毒，咽喉肿痛。生马钱子毒性剧烈，而且质地坚硬，仅供外用。常用于局部肿痛或痈疽初起。制马钱子毒性降低，质地酥脆，亦易粉碎，可供内服，常制成丸散应用。多用于风湿痹痛，跌打损伤，骨折瘀痛，痈疽疮毒，瘰疬，痰核，麻木瘫痪。砂烫马钱子中间略鼓，表面棕褐色，断面红褐色，中间有裂隙，质坚脆，无臭，味苦。油炸马钱子中间略鼓，表面老**，质坚脆，有油香气，味苦。

详见百科词条：制马钱子 [ 最后修订于2017/4/6 17:48:39 共4725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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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制马钱子如下：

温经散寒为治法。指用具有温阳散寒通经作用的方药，治疗寒滞经脉证的治法。如寒邪凝滞经络，肢体关节疼痛，痛有定处，日轻夜重，行走不便。针灸临床常以局部与循经取穴为主，酌配肾俞、关元、大椎等穴，针用泻法，加灸。如妇女冲任虚寒而月经不调或月经后期，针灸临床上常选用气海（或关元）、三阴交、血海、归来等穴。针用泻法，加灸。

详见百科词条：温经散寒 [ 最后修订于2016/3/9 15:31:57 共156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中医·子宫脱垂子宫脱垂为病名。又名子宫脱出、阴挺、阴脱、阴癫、瘣疾、子宫不收、子肠不收、翻花。俗称吊茄子、㿗葫芦。与阴痔等病相似。是指子宫从正常位置沿 下降，子宫颈外口达坐骨嵴水平以下，甚至子宫全都脱出于 外口。属祖国医学“阴挺”范畴。病因病机多由气虚下陷，带脉失约，冲任虚损，或多产、难产、产时用力过度，产后过早参加重体力劳动等，损伤胞络及肾气，而使胞宫失于维系所致。多由产伤、盆底组织及支持子宫韧带过度松弛、腹内压力增加等原因所致。症状症见子宫位置下垂，或脱出 口外，甚者连同 壁或膀胱直肠一并膨出。诊断要点①患者自觉 内有肿块脱出，重度者感下坠，可有小便困难。②妇科检查：嘱病人向下迸气，当腹压增加时，如子宫外口达坐骨嵴水平以下或露于 口，即可确诊。辨证论治气虚者兼见少气懒言，面色㿠白，小腹空坠等症，宜补气升阳，用补中益气汤；肾虚者兼见头晕耳鸣，腰酸腿软等症，宜补肾益气，用大补元煎加鹿角胶、升麻、枳壳。若子宫脱垂因摩擦损伤或邪毒感染，而局部有红肿溃烂，黄水淋漓，阴门肿痛，小便赤数等症，宜清热利湿，用龙胆泻肝汤，外用熏洗方：苦参、蛇床子、黄柏、乌梅，五倍子水煎，先熏后洗。针灸可刺维胞、子宫、三阴交等穴。针灸治疗取维胞、子宫、三阴交、百会、气海、足三里等穴，交替使用，电针中等度 ，选用断续波，频率为20～30次／分钟，每次通电20分钟。另外芒针、艾灸、穴位注射等法对治疗本病亦有较好的疗效。西医·子宫脱垂子宫从正常位置沿 下降，子宫颈外口达坐骨棘水平以下，甚至子宫全部脱出于 口外，称为子宫脱垂。常伴有 前、后壁膨出。本病主要病因是盆底支持组织的损伤、薄弱。解放前在我国子宫脱垂为常见妇女病之一。解放后在妇女劳动力较强的山区、丘陵地带仍不断发生，多见于已婚多产者，也可见于营养不良、腹压增加的人。目前本病的治疗采用子宫托疗法和手术疗法，疗效好。临床表现1下坠感及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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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相传为黄帝所作。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成编于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有关天文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2、《伤寒杂病论》 东汉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规律，它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开创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同时在制剂学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历代医家无不尊张仲景为“医圣”，故有“医圣者，即医中之尧舜也，荣膺此誉者，唯仲景先师。”

3、《神农本草经》 （相传为神农氏所作）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

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

5、《千金方》 唐 孙思邈

《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孙思邈，共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唐朝孙思邈所著，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并开创了脏腑分类方剂的先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

参考资料：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千金方

隋及初唐时期（武则天执政时期之前 684 年）草书书迹遗留下来 的不多。不多的主要原因不详，可能是当时的书家不重视而不写 或写得不怎么好（与唐中晚期的草书比）而没有流传下来。

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从唐朝写经谈起。唐·敦煌草书墨迹《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合卷。长 13964 厘米，高约 29 厘米，奘门大德净眼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首朽蚀，故《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缺首题和著者名号，现存 446 行，计 12478 字。《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为 508 行，计 13364 字。通卷由无名氏书手以独草体写成。一 个写卷里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理论的阐述 和解释。文意深奥，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述。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开始部分。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开始部分

经考证（从教义、教义历史、纸张质量等方面）此写卷书写于贞观年间，或以后几年，但一定是初唐时期。

局部

此卷书风质朴、古雅、有章草遗韵，草法以章草为主，今草为辅。用笔内(扌厌），线条中含、瘦硬，转折处多用转，圆弧形笔画 多呈曲折之势。此书风、用笔习惯、线条特征多承王献之。

初唐时期的行草书都尚 王献之，（苏涣诗句‘亚相指当时的副宰相书 翰凌献之’；再，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中有详细的考证）就 连唐太宗李世民的书风也袭小王书风。

在唐太宗有意‘崇拜王羲之、贬低王献之’的影响下，出现了继承王羲之草书一脉的代表性之作——孙过庭的《书谱》。

孙过庭的草书卷《书谱》有明确记年‘垂拱二或三年’（公 元 687 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初唐与盛唐的分水岭），书风 完全是王羲之血脉，用笔外拓，多用折，线条一拓之下，无曲折 势。

从以上两件作品书风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唐朝草 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一个大转变——由之前尚王献之转变到 尚王羲之。

那么在回过来看《出师颂》

《出师颂》局部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 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章草书体，与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只是若干个笔画相 近）。故被定为隋人书。整体书风规整、 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拙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 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线条中含、廋硬、紧密，骨气凛 凛，用笔内（扌厌），转折处多转，草法遵循章草规范，少加变动。

再来看另一件传为隋·智永书《千字文》， 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墨迹本为日本所藏（现已毁），纸本，册装。计二 百零二行、每行十字，原为谷铁臣旧藏，后归小川为次郎。后有 杨守敬、内藤湖南所写两跋，论者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也有 人疑为唐人临本。笔者认为是唐人临本。宋米芾《海岳名言》评 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此件作品已无隋时 的用笔习惯，外拓用笔，线条变得圆润，气韵秀丽，没有了古拙 感（与‘出师颂’比）。所以小编认为是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临作。梁 平 梁平书法馆

书画中作者本人的名款、题记、印章和他人的观款、题跋、收藏印鉴，对于我们鉴别古代书画真伪是非，其作用是仅次于书画本身中如笔法等的。

它们之中，除法书上作者的名款也是属于法书本身之外，其它都是重要的辅助证物。需要指出的是，它们自身也有一个真伪是非问题，只有先对它们加以鉴别，才能运用它们去鉴别书画的本身。现分别叙述一些始源、格式和所起作用：

南唐  赵干 江行初雪图（局部)

259cm × 3765cm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作者的名款、题记

作者的名款、题记,当然可以使我们明确知道此件作品出于谁手。它还有一些时代的变化,了解这一变化规律，也有助于区辨其真伪(例如不合规律的可能为后代伪作)。

在绘画上现在见到的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有名款，但此“顾恺之画”四字与箴文的笔法有异，定系后添。唐代绘画上有作者名款的，只在世传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半卷上见到，五代没有见过有款的。

南唐·赵干《江行初雪图》卷首一行图名、名款，原来定为赵干款书。启元白先生以为系南唐后主李煜“金错刀书”标题，其书体确和唐·韩干《照夜白图》上的标签(有花押)早传为李氏书的完全一样，其说可信。

唐 韩干 照夜白图（局部）

308cm × 33cm 纸本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藏

又黄筌《写生珍禽图》则是后添款，因为墨色浮在绢上。可靠的作者亲自书写名款、题记的，大量看到是在宋代以后。

两宋绘画，所见写简单款识的有崔白、郭熙、李公麟、赵令穰、梁师闵、赵佶(徽宗)、李唐、刘松年、马远、马麟、夏圭等人，大都只写姓名、岁月几个字，至多加上一个图名。开始这些题款字写得很小，并且写在边角上或者树干、山石上等隐晦的地方(赵佶花押例外)。

如崔白《双喜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极少数如李公麟、李迪的画上，有写在画面上空隙处的。以长行大篇诗文题在卷后或轴中的，现在所见有南宋·米友仁、杨无咎、陈容、郑思肖、龚开、金·王庭筠等人。

北宋 崔白 双喜图  1937cm × 1034cm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崔白《双喜图》题款

在元代士大夫画家中，从钱选到赵孟頫、吴镇、倪瓒等，往往诗文书画三者结合一起，从此其风大盛。其部位，卷子大都写在末后余纸上，只有少数例外。也有在本幅上另写一行图名，一行年月名款的，如赵孟頫《重江叠障图》。

至于不善诗文书法的画师则仍旧只写名款，但在轴上的部位也有移到上方空处的，如颜辉等人就是如此。

明初，大部分还与元代习尚相同。明末清初以来，渐多将画卷上的题字移到画幅中上边空地，不再书在后面。明代册子有的本幅上仅写名款或钤印记,或竟不着一字；或在对页上另作书题，最后另加题跋一、二页。清中期以来，在本幅上每页题字的逐渐增多，而对题和总跋一概少见了。

总的说来，宋代无款多于有款，简单小款多于长款。元代则相反。但到明代中期以前，也还有极少数不落款的作品，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减少，清康熙以后，几乎无画不题了。

明、清以来,甚至有乱抄一些前人旧句填补空白的，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近代。

元 钱选 扶醉图

28cm × 492cm 绢本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藏

古人有名、有字、有号，还有别号。如钱选名选，字舜举，号玉潭，别号霅溪翁等。自己在书画上一般都书姓名，有时也有连姓名带字，如写“钱选舜举”的。清代以来有以字写在姓名之上，如“铁生奚冈”。

某些人晚年在一般书画中有专写别号的，如黄公望七十余岁的绘画作品大都只写“大痴道人”，吴镇则写“梅花道人”等，从未见过一幅他们自写姓名的（题别人的跋语款字例外）。

钱选、赵孟頫的一般书画上有写字“舜举”“子昂”，但大都不冠姓氏。尺牍有具姓名和只书名不具姓二种，老年人给晚辈偶有书字、书号或别号的。

明末有双名的人,如“元璐”“道周”等，在尺牍中有时只写下一字如“璐”“周”等,但上面的一字，必是兄弟排行字。偶有少数排行字在下的,则少写下一字，如戴本孝兄弟排行是“某孝”，因此本孝有时只书一“本”字。

有的人又在名字下面加一“生”字，例如“涟生”(杨涟)、“周生”(黄道周)等，不知者容易当他名叫“涟生”或“周生”，这种写法在前代我是没有见过的。

元 吴镇 风竹图

109cm × 326cm 纸本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藏

曾见《石渠宝笈》著录的宋人尺牍中有一通具名为“莘”的，鉴定者以为他是双名的单写，就附会称之为“徐梦莘”书，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宋人还没有那种习惯。

南宋人官场中来往的书牍称为“札子”，从绍兴时候起就有这种格式，最早见到赵鼎书《郡寄帖》，其格式是：“右谨具呈，某某官某姓某札子”。这个形式在北宋尚未流行,到宋亡又跟着消灭了，它的时限是很短暂而清楚的。

明代尺犊有的前有单帖“名刺”，本文称“副启”，所以不再具名，末后只书“名正肃”三字。这种形式，大约要到万历间才出现，一直持续到清代。

清 朱耷 松石牡丹  176cm × 96cm

  绫本  旅顺博物馆 藏

朱耷《松石牡丹》题款

个别人有特殊的习惯，如明·董其昌有“书不玄宰(号)，画不其昌(名)”之说，这只是他晚年大部分作品,但也不是绝对如此。

清·朱耷，在书画中从未见过他写这两个字，朱氏中年为僧时书僧名：“传綮”，稍晚书：“驴屋驴”等等别号，到六十岁以后才书“八大山人”，段落非常分明。其他题上下款的称呼，各个时代也有不同的格式，例如清道光以来才有在上款中称“仁兄大人雅嘱”等字样。其余不一一详举。

如何对作者的款题进行鉴别,已如上述。但要注意，如果碰到代笔画，就无能为力了。

他人的题跋

他人的题跋，包括题名(观款)、诗文题跋、标题、签题、引首书等，它们有后人题前人作品的和同时人题同时人作品的，应当区别对待。

题名(观款)，是指某人看了某件作品之后，在作品本身或者接纸上题上一个姓名,不作其他的评语，其始大约在晋、南朝宋时代。

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中说：“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刊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梁·唐怀充、徐僧权、姚怀珍、满骞；隋·姚察、朱异等人(都是唐以来摹写的)，其字大都写在书法本身中间或纸绢接缝上或末后空处。据张彦远的说法，比之于“印记”，那又等于后世的鉴定印了。

隋、唐以来内府藏的书法，在尾纸上大都有一系列的负责鉴定人的押署，有写上官衔的，上面又有写年号岁月的，形式比六朝繁复了些，所见如王羲之《奉橘帖》后，有隋开皇十八年诸葛颖、顾柳言、智果等题名(疑亦勾摹)。

又曾见唐·韩干画的《照夜白图》(马)卷上有(张)“彦远”的两字题名，书于画中空隙；又旧称晋人书《曹娥碑》卷上有唐·元和中不少人的题名(出于后人临摹)。

明代还有一些著名装裱人，所见如朱启明(见于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后)、汤杰(见于元·赵孟頫《重江叠障图》卷后)等，也喜欢在卷尾题上姓名的,但不太多。

晋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全卷

247cm × 468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诗文题跋，我们现在所见到最早是宋人之笔。这种较长的诗文题跋的内容，除了鉴定是非真假的评语以外，有的为描写一些绘画中的故事或景色等。

其书写部位，大都不在那件东西的本身上,一般手卷在尾纸、隔水上，轴则在裱边，册则在副页等处。

在同时人的作品上题诗文等等，大概是从汉代的图象赞上演变而来的。到北宋时渐渐盛行起来,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往往为他们的朋友的作品题跋。

当时他们虽不一定为了鉴定真伪而书，但到后代却成了极可靠的鉴定依据。例如:宋·李公麟《五马图》(无款印)，本身上和后面尾纸上都有黄庭坚的题字；

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黄的善鉴,我们是早已知道的，所以此黄庭坚题，等于李自书名款一样，甚至比李氏本款还要有用些，因为黄字我们见的比较多,可以比较，而李字少见，我们心中无数。

元 陈琳 溪凫图

475cm × 357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苏轼《古木怪石图》卷(无款印)后接纸上有刘良佐诗跋，苏画就是为刘作的；再接纸上有米芾和刘诗，(在本身与二跋的衔接处,都有南宋王厚之的骑缝印，所以能相信二诗必非后配)，米芾与王厚之都以善鉴知名，米氏又和苏轼有交往,苏画虽只见此一卷，但是因为有那些题跋(米芾字所见较多)的保证，所以可确信其为真迹。

又如元·陈琳《溪凫图》轴(无款印)，本身上有赵孟頫题字(还有赵氏补画一些花石和沙坡)，陈是赵的弟子；又黄公望《丹崖玉树图》轴(无款印)，本身上有张翥等同时人诗题，赵、张的保证当然都是信得过的。

又如高克恭大轴《云横秀岭图》《春山晴雨图》(二画都无款印)，《云横》一图上有邓文原、李衎二题，《春山》一图上有李衎一题。邓、李都是高的朋友，并且又都是鉴赏家，所以我们也能完全相信他们题的二画都是高氏真迹无疑。

以上这些例子，最能说明题跋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辅证一件绘画本身确是真迹，几乎同作者自具名款、所钤印记有同等的作用。一般的经验证明，凡是题跋确实可信的(不伪，不是后配，跋者与作者有紧密关系，并且又是个善鉴的人)，其本身大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元代以前人对真本与摹本，在跋语中往往不大区分，有时明知是摹本，但题语也和题真迹一样地予以赞赏。

例如：宋初人摹唐·阎立本《步辇图》，宋人摹北宋·刘敞书《秋水篇》(都有很明显的是件摹本的证据)，前者后面某些北宋人的题跋里，后者某些宋元人的题跋里，很多没有提到摹本二字。

他们只在见到凭空臆造的东西时，才不如此对待。摹本亦称副本，因为它可以保留真迹面貌，以广流传，以永流传，为真本之副，所以前人同真迹一样地重视它。我们见到那样的题语时，要仔细推敲，以免误会。

南宋 佚名 青山白云图 

 229cm × 239cm 绢本 

 故宫博物院 藏

有些前后或双页相对，书画并重的“合壁”卷册,本来不应当与题跋合论的，这里附带谈谈。例如宋人无款印《青山白云图》纨扇一页，对幅宋高宗赵构后吴氏书诗二句，书法极象赵构，用小“坤卦”印。

这是一把纨扇的两面，尺寸、绢的质地完全一样。画仿李成、郭熙一派，艺术水平不低。据书传记载，那时(绍兴年间)仿李、郭山水的名手有杨士贤、张浃、顾亮、张著、胡舜臣等人，未知此页是否就是五人中的某一位所作。

因为南宋帝、后题画,我所见到的(以有画家落款的为据)，不论在对幅或本身上，都是题当时的院画。如高宗题李唐、马和之，宁宗题马远，杨后题马远、马麟，理宗题马麟等等，从没有宁宗、杨后、理宗题绍兴或淳熙朝院画(除了高宗偶见有题唐以上画卷以外，更没有见到宁宗以下诸人题晋唐五代古画的)。

以此类推，因此那些无款画，完全可以从对题或本身题字上来断代，而且是比较准确的，《青山白云图》自然不会例外。

元 钱选 浮玉山居图

296cm × 987cm 纸本

上海博物馆 藏

标题、签题，在清初以前,大都不具书者姓名，约到清中期以后才渐渐有具款的，后来又有并落上下款的。标题有各种形式部位，卷子书在本身前“隔水”绫绢上方，轴子书在裱边(与本身齐头)，有的书在纸、绢签上，然后贴在上面所说的地方，更有贴在外边包首上的“外签”。

引首书：在书画手卷前面装一段牋素，名为引首，它的起始大约在明代前期，原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卷心子，后来有人就在此纸上题上几个大字，也笼统地叫作“引首”。现在见到最早的有永乐间程南云题夏㫤《上林春雨图》卷，正统间金湜题元·钱选《浮玉山居图卷》等。

引首也是有题古书画、有题同时人的，它也可以起一些辅助鉴定作用。至于在元代有些斋、馆、堂的匾额，所见如周伯琦小篆书的“西湖草堂”“秀野轩”等，后来被移作诗图的引首，那却是例外的。明代亦偶尔有之。

北宋 巨然 层岩丛树图

1441cm × 554cm 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题跋(包括上例各项)对书画鉴别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小，但亦不可全信，例如：元·邓文原题宋仿王羲之《雨后帖》，称为真迹(当然此帖决非元初以后的伪作)。

又如元·钱选画，同时人的伪本很多，但又往往有较多的同时人题句，他们当然也都以真笔视之，例如《孤山探梅图》卷、《青山白云图》卷等等。

又如明·董其昌的一册(现改装成卷)绢本墨笔山水，原是“松江派”画家的代笔画，上有自称“门生”的冒襄题跋，却硬说它是真迹。

又如清初名书画家邹之麟、恽寿平等人品题(恽题见瓯香馆画跋)的所谓北宋僧巨然画的《长江万里图》卷，原是无款南宋人之作，风格非常鲜明，试与巨然真迹如《秋山问道图》《层崖丛树图》等来比较，面貌显得完全不同，可见那些鉴题语都是不正确的。

至于清高宗弘历对一真一伪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颠倒品题(伪本题至四十多段，奉为“至宝”)，已成为讲鉴定者尽人皆知的大笑话了。

之所以有这些错误事的出现，究其原因或是题字者本来是浪得虚名，并无真知灼见；或是粗心大意，偶然的疏忽；或是为了射利，说伪为真，评近为古；或是对上司(包括皇帝)或朋友的命令和请托，有时不好讲真话，只能曲笔奉承或敷衍塞责。我们必须要懂得这种种情况,正确对待，才不致于上他们的当。

唐 孙过庭 书谱（局部)

265cm × 9008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本人印章

书画上钤印，起始已难详考，唐代只见法书上有印，绘画上则尚未见到过。宋代书画用印的也还很少，直到元末、明初才渐渐多起来，明中期以后几乎没有不用印的书画了。有的绘画只用印而不书款，但清代就少有这种习尚。

唐代法书，孙过庭《书谱序》上有一印，但已模糊不清(所见此为最早)。两宋法书，苏轼、黄庭坚、米芾、王岩叟、赵构(损斋)、吴琚、赵孟坚等人都有印；绘画上则郭熙、文同、赵令穰、杨无咎、郑思肖、赵孟坚等亦有印。

元、明以来的书画上极少不钤印记的,但倪瓒中年以后的作品，所见都无印记，只在《陆继善摹稧帖跋》(四十二岁作)和《设色水竹居图》(四十三岁作)、《小山竹树图》上见到过几方。明·董其昌画也有一些不钤印记的，据说都是家藏的得意之作,这是个别特例。

陆继善《摹兰亭叙帖》

法书钤印大都钤在书行之末，更有在首行前上下加钤“起首”印章。尺犊书钤印的较少，北宋人有钤在日子上，以后有钤在名字上的。明代有用白折子书，称为“副启”；前有“名刺”单帖，书者将名印钤在“名刺”与“副启”上中缝；现在“名刺”尽已不存，所以“副启”上只剩左半，不见其全了。

绘画有款题的大都钤在款题下，亦有用“起首”印的；手卷亦有另在图前后加钤印章，挂轴、册页则在左右下角加钤“押角”印；无款的手卷钤在图前、图末，挂轴或册页钤在左右下角，也有钤在上方空隙处的。

书画长卷须连接二纸以上的，作者往往在接纸中缝加钤一印，名为骑缝印，也有些不钤的。

注：文章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