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唯一的朝代为何叫菊花王朝而不是樱花王朝？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3浏览：2收藏

日本历史上唯一的朝代为何叫菊花王朝而不是樱花王朝？,第1张

樱花飘落

很多人认为日本的国花是樱花。但其实不然。樱花在日本具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作为整个日本文化风土的象征，毋庸置疑的仍是樱花。樱花对于日本人而言，可说是渗入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要性不言而喻。外国人看来，樱花仿若日本的代表，谈到樱花就会想到日本，和提到熊猫一定会关联到中国一样。但在重要场合时，人们佩戴的仍是菊花。

日本的国花最终还是菊花。

和其他很多花卉一样，菊花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日本。受我国菊花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对菊花的尊崇和膜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日本古籍中，经常可见重阳节皇太子率诸公卿臣僚拜谒天皇，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的记载。

菊花王超的徽章

到了10月，也有天皇再设“残菊宴”邀群臣为菊花践行的雅事。日本皇室在位期间，更是被称为“菊花王朝”，可见菊花于日本的重要性。

菊花与日本

菊花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收录4516首和歌，其所歌咏的植物多达157种，就是不及菊花，也许可以说明此前菊花尚未传入日本，或者传入而并未受到注意。

《万叶集》原稿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诗集的作者一半以上是无名氏且十分广泛，既有天皇、皇妃、皇子，也有浪人、乞丐、妓女，几乎囊括当时日本各阶层人物。

成书稍前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天武天皇的皇孙长屋王（684-729），神龟三年（726）（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时期）在送别新罗国使的宴席上赋诗：“桂山下余景，菊浦鲜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广庭和以“斯倾浮菊酒，愿慰转蓬忧”，其时似乎已传菊花。

菊花

但汉诗在当时是贵族修养的标志，虽吟咏典故，但未必是眼前实有之景物。估计是在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之后，菊花作为药草和观赏植物，被人携来日本，开始在华族圈内栽培。

日本明治时期的菊花观赏

日本的菊花最早是在奈良时代(710年-794年)从中国引进的，到了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才正式栽培。在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室町时代(1333年-1573年)，多被作为工艺美术品，直到江户时代(1596年-1868)才开始正式普及于一般民间的栽培。

左：日本嵯峨天皇画像右：嵯峨菊

日本《类聚国史》卷75“岁时部”记载延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风习，在宫中举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经赋诗咏菊。“岁时部”还记载从大同二年（807）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

其后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更对“唐风”亦步亦趋，其栽培之菊被称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种，其茎高挺，花蕊细长，几十花瓣拥成一簇，上耸不下垂，白色为上品。嵯峨天皇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唐化政策，将重阳节定位宫中的年中行事。此外他还在在宫中大量栽培菊花，仿效钟会，专门写过一篇《菊花赋》。其栽培之菊被称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种。

重阳赏菊习俗一直为日本皇室、贵族以及士大夫所延续。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菊花在日本民间得到发展，各地出现了菊会、菊合会等活动。日本还出现了造型菊，将菊花扎制成富士山或动物的形象，还有十分具有日本特色的“菊人形”。时至今日，日本每年秋天举行的菊花节，仍为花卉界盛事。

日本的“菊人”

菊人形，它是一种以人形竹架遍插鲜菊花而制成的“菊人”，是围绕日本的历史名人牟庆的故事而设置的大型菊展。可见菊花对于日本民间产生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唐菊在平安绽放

菊花露水

日本的古典“菊文化”，发轫时是大唐“菊文化”的延伸。平安时代流行“菊着绵”的风习，即在重阳节前夜，将棉布覆盖于菊花之上，第二天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据说有长寿之效，这是日本人的发明。

紫式部，出身贵族文人世家，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

生活于平安中期的贵族女流作家紫式部（约973-1014），曾经受到一位贵族友人馈赠“菊着绵”，她写了一首和歌答谢，“长袖浸*菊朝露，永寿献赠花主人”，相当有名。她在《源氏物语》“乙女”卷中，提出所谓“大和魂”，大概就是指这一类赋予外来文化以本地内容的创新吧。

鸟羽天皇

平安末期的后鸟羽天皇（1180-1239），特别钟爱刀和菊，据说曾经亲自锻打刀剑，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剑身铭纹，亲自烧冶，后世称其为“菊一文字”，其作品被尊为“御所烧”和“菊御作”。他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穿着行旅，不离须臾，以呈吉祥。以后这一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菊花纹饰为天皇家历代所爱用。

菊花，皇室家徽

菊花不仅是日本的国花，还是日本皇室家徽纹样。

日本皇室族徽

菊花纹章，是日本各式以菊花作为样式的家纹之总称，通常用来指称日本皇室的家徽。

明仁皇后美智子头上这顶王冠及耳环皆为菊纹，为皇室的象征

菊花王朝是日本到目前为止唯一的王朝，从未间断过。所以日本的天皇号称“万世一系”。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菊花王朝已传承了125代天皇，日本皇室至今已经拥有26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国祚持续时间最久的朝代。

京都御所内皇室菊形标志

日本平安时代，中国具有君子美德象征的菊花正符合受到中国儒家“德治”思想影响的日本天皇的政治要求，菊花所传说具有的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神奇力量又符合日本天皇所需要的固有的神权信仰，菊花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天皇贵族的认可。公元910年，传统的菊花设计图案作为皇室高贵的象征，成为皇室家徽。因此，菊花的含义与高洁和威严等同。即使在今天，日本人说的“菊花”，仍有指代君王的皇冠的含义。

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规定限制了菊花花纹的徽章，还在徽章上增加了罗盘方位标，表示位于中央的天皇主宰四面八方，此时，日本菊花已经成为军国主义的象征。今人描述大和民族所用的两个著名意象，一为军刀，一为菊花。

日本护照都在使用

在日本，由于法律并没有确立正式的国徽，因此习惯上，日本皇室（天皇家）的家徽“十六瓣八重表菊纹”，即菊花纹章被广为作为日本代表性的国家徽章而使用。

日本护照的封面上使用的是“十六瓣一重表菊纹”，与菊花纹章相似，菊花的花瓣数虽一样，然而花的层数却少了一层，跟皇室的菊花纹章并不完全相同

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其栽培和发展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个写照。战后七十年以来的日本，“刀”被锁入库中，“菊”则依然年年璀璨。无“刀”可用的日本人，在战后发扬光大其“细菊工”的“职人”精神，将满腔热情投入“日本制造”之中，将国家建成巨大的经济实体。

要超越一个国家，首先要真正读懂它，尤其是承载了我们太多复杂情感的日本。去掉狭义的爱国观，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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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不过可以告诉你这衣服发展史，平安时代

于平安时代初期，中日交往仍然相当紧密，故中国文化对和服的影响仍深。但由于894年日本撤回遣唐使，中断了中日的交往，使和服发展逐渐倾回去日本自身的文化，开始建立起别于中国服饰的独特风格。尤其是这个时期纹章及染色技术大幅发展，令当时和服的花款变得更加多样化。

源氏物语画卷、年中行事画卷及伴大纳言画词等古代画卷为当时期的衣服样貌提供了确实及有用的证据。另外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三代实录、日本纪略及多个当时的故事、日记等古籍亦为当时衣服发展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

据述，当时衣服的原材料多为丝绸、麻等纤维，另有以金属或木材所制成的配件。不过基于布料容易腐烂，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和服并不多。

基本上这个时期出现的和服成为了日后朝廷及幕府的礼仪服式；当时对和服的穿着法及穿着礼仪亦有部分留传到现代。

　　这些年，教堂、书馆、博物馆没少看。教堂的神圣庄严并非限于宗教，欧洲的教堂通常又是建筑艺术展览馆、画廊、古物旧史陈列室、雕塑展厅乃至图书馆、音乐堂。同样，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供养之所，也可能是绘画和建筑艺术的殿堂；博物馆除了陈列古物旧史、名家画作，若是哥特建筑，必也是建筑艺术展厅，其穹顶高墙、花窗回廊宛如教堂而璀璨着瑰丽的壁画、窗花、雕刻乃至种种奇特的构件装饰。

　欧洲的建筑与人文艺术间有种浑然交融的天然联系，它们彼此镶嵌，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此般纷繁奇丽，归功于不朽的文艺复兴时代。至此我也晓悟，建筑是一门融万般智慧于一体的艺术！那万千砖石编织的、无声交响的殿堂，正为典藏人类的精魂宝血而诞生！置身其间，总被她崇高至圣的美丽震撼。仿若被一曲摄魂的交响曲乐袭击。是的，那凌空的飞券、瘦骨嶙峋的复调般的线条，如同遵循同一旋律的音乐曲式，并在同一空间同一旋律腾跃，直到汇流一起，合声齐鸣。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书馆，它们多远离城市，隐于小镇或偏僻荒野，端庄古朴，恬静淡然，乃至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洋溢着僧侣的气息。而那穹窿花窗下、扶壁回廊间的书藏，穹顶大钟播洒的天籁星光般洒落，那时我想，这沉浸在天国鸣奏中的典籍连同一众挂链旋成的“乐谱”，此刻是否与神共鸣？那瞬间，我明悟了书自古被赋予神性的事实。不是吗？自古而今，红尘滚滚，市井啸然，而书籍，始终被供养在淡然静谧的一隅，不管在圣堂神殿，还是闹市居家阁楼抑或店铺，它们始终沉默——无声而智慧敏锐的陈述。文字、印字纸卷、书籍，远古掀起引领手抄时代的宗教权威把它们看作印刷文明的鸣嘶，一种来自亘古洪荒的无声呼啸，而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他们”——一群不按血缘支脉阶级贵贱、而遵循价值信仰乃至命运归聚的同路人。

　我想，这正是爱书人置身书馆获得宁静的原因，那是因为在无声的凝眸中获得了彼此的呼应共鸣，乃至抚慰启迪。我热爱处身于其间的宁静敏锐，逗留于书籍垒砌的墙间，还来不及一个美好相遇的期许，纸页的幽香，已然令人心醉神迷。

　一

　2014年的圣诞和新年，我去了英国的牛津小镇。

　之所以对小镇着迷，一为她闻名遐迩的学术气息，一为声名显赫的博德利图书博物馆，还有那些藏匿于地表、盘旋而下的图书迷宫。由哥特塔楼群、图书馆、博物馆集成的牛津，不仅是建筑艺术永恒的展览地、学子的修习所，更是知识渴慕者的朝圣地。之前看到博得利老馆的藏书信息，说，里面有多少藏书、古籍，新老馆之间地下隧道如何曲折悠长等。看得惊奇急切，就过海峡隧道，到了小镇，直奔博得利藏馆。

　从塔楼进入书馆，需经神学院大厅，那是哥特建筑中的非凡之作，一个繁复瑰丽的艺术织体。看到它，让我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细纱缎带、荷叶边、蝴蝶结以及种种褶皱，乃至西欧盛行的梭结蕾丝——那由几十个线轴排成扇状的亚麻或蚕丝在无数交错中打结、编织的镂空花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那花窗频立高拔，肋骨密集繁复，它们附着攀爬于四壁穹顶，瘦骨嶙峋，文质彬彬。似乎，同目标朝向的每根肋骨，不仅向后世宣告哥特建筑在在艺术史上的空前绝后，同样告示，要进入这个圣贤荟萃之地，首先须明白其不同寻常——这要从天花顶部扇状织体上的字母说起。这些在教堂里出现频繁的拉丁书写，富于劲道，符咒般神秘。五百多年来，它们就那样规则而庄严地悬卧于穹顶，俯览游人穿越时间隧道，从嚣闹浮华抵达古朴神圣。据在这里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馆员说，神殿在建筑期间曾因资金不到位而告停，为继续这个伟大的工程，博德利在民间发起募捐，承诺：不管募捐者贡献多寡，一律把其家族姓氏雕绘于穹顶以留芳后世。而今，这些分布密集而规则的字母，它们对应的家族，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却支脉婆娑人才辈出，试想，若为后者的家族成员，哪天慕名前来神殿，仰头、在梭结蕾丝般的哥特花环上寻到自己家族的姓氏，将是作何感想？曾经，非笔试时期的牛津学子，便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进行口头答辩，教授则在隔壁聆听并评断优劣——这个不大的地方，曾是众多总统国王、首相和诺贝尔得主的文凭颁发处——时至今天，人们热衷于谈曼德拉和甘地，他们两位都从这个古老的圣堂走出去——能说英雄不看出处？某年克林顿从美洲到大不列颠来，偌大的帝国，他只对母校怀有情谊，而辽阔的校园小镇，他也只对博德利情有独钟。

　从神学院的大殿上来，是古籍藏馆。时值圣诞，花窗的彩图被皑皑积雪覆盖，那缝隙里漏泄的光，难以燃亮冬季的阴晦。教堂大钟敲响的时刻，站在花窗下廊柱间的书墙和阅览台旁，凝神屏息，彷如置身教堂的肃穆。1602年的哥特建筑典范，显然少不了穹顶拱券以及高拔的花窗，也许是出于免受光线过分侵入导致纸质受损、藏书变色及温控所需，顶上横空拉出的天花挡板，远看是一面以远古方砖般的雕花方块拼成的屋顶，近看则是湛蓝底加明黄咖啡两色雕花环抱的盾形纹章，盾形纹章护卫的内里，是一本打开的书，扇开的纸页上以拉丁文写着牛津大学的纹章格言：DominusilluminatioMEA——thelordismylight，这句座右铭源自牛津大学诗篇的卷首语：主是我光明！可见书馆创建者的用心，意在告诫学子：知识如神明，亲近知识，即获得光明力量和崇高信仰。

　晓悟更多的细节是以后的事了。那天，我仰望那大小纹章形成的图案，心里回鸣着诗篇口号般的格言，顿生虔敬之意。横加于拱券花窗之间、集无数雕花纹章于一席的天花挡板，俨然一幅斑斓的巨型卷轴，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敞开于中世纪的装帧华丽的典籍。

　彼时，我就站在典籍环绕的藏馆中央，书架书墙，以河流的线条逶迤。远古的典藏，经时间发酵，书页和油墨的香气似乎更为醇厚，我翕动鼻翼，一如几年前穿越在勃艮第地表下17米深处的悠长酒窖，呼吸变得贪婪。空中支出的环形悬廊，四下立着勾股悬殊的直角三角木梯，图书添加、外借或回归，需从三角木梯拾级而上，跃步悬廊，修女般气质神色的馆员，把沉甸甸的典籍或提或抱，在悬空的环廊上轻巧自如地行走，寻找书籍的典藏处，到了地方，即弓腰下蹲，把大书归聚或取出。我举着脖子，追随墙廊上的影子，多年前期待做图书馆员的愿望此时尤为强烈。

　为节省空间，并尊重古建筑的结构，书馆按中世纪格局安放自墙壁外凸的书桌，并以16世纪末起用的隔板书架系统，形成一墙两桌的格局，每个连接于书墙并外凸的阅览桌面配三架藏书。瞅见阅读台上那几挂连接书本和书架、案台的铁链时，心里一阵轰鸣。镣铐般的铁链，来自古老的铸铁，漆黑壮硕，它们比攀爬在古帆船锚洞的锚链要小，质地却是一致：漆黑的光亮、粗糙的光滑，线状的沉甸甸的轻巧。环环相扣的回形链条呈V状拴在案台和书架上，另一端连接书本外封、和厚实皮封上钉贴的两片角状铁皮镶嵌。为防书籍被随便挪移和外流，导致遗失和受损，管理者想出了这个办法。我为书籍在这里所受的待遇感动，并敬佩图书管理者的苦心孤诣。阅者进入藏馆的条件十分严苛：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包括相机甚至一切随带携带除留在外，借阅者需严格登记，在馆阅读，需要把链条拴挂的书籍沿着挂架移到桌面，小心翻阅，不可在纸页上随意写画涂抹，不可用圆珠笔、钢笔、签字笔等一切带液体和颜色的笔，惟一可用的书写工具是铅笔，且书写节制，严谨。读后，需把纸页抚平，系好链子，按书脊向外、封口向内的原则归位，并理顺挂链，使得它垂挂自然、美观。

　想必，那些长眠在神学院教堂的皇公贵族和神父主教们不会想到，他们曾经的捐赠，会成为博得利自始至终的珍藏，尤其是，该馆书藏会在几百年里一直是不列颠书馆中馆藏最古老丰富的。那个十四世纪初期就捐赠了首批手稿的科巴姆主教，直到辞世，他建造书馆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甚至他捐赠的手稿还被迫拿去作了偿还债务的典当，不过，半个世纪之后，奥利尔学院还是苦寻其踪并重金赎回——五十年的光阴，这些典籍竟然还能寻得来路并原璧归赵，能说这是某种世俗之物的认领吗？也许正是科巴姆起了一个好头，后来，捐赠的王公贵族就源源不断了，慷慨者有亨利四世之子汉弗莱公爵，他不仅捐赠了300部手稿，还有更多古典巨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普鲁拉克的拉丁语译作，甚至但丁、彼德拉克及薄迦丘作品——汉弗莱图书馆由此诞生。然而，很不幸，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价值连城的典籍被大肆掠夺和遗弃，甚且变为废纸。所幸是，伟大的事业，前仆后继者总是层出不穷，汉弗莱公爵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外交官博得利重提建馆一事，并慷慨解囊、运筹帷幄，最终，这座辉煌的建筑屹立在一群塔楼之中，并以破釜沉舟之心，寻回流失民间的典籍。如今，那些来自神父、教皇、公爵、首相捐赠的手稿，不仅有来自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语种文献，更有含印度、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研究馆藏，这些藏馆里的典籍，是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从各国搜集的，这些来自远古的东方手稿，一旦毁损，还得回到它们的故国去修复，以它们母国独有的纸张、工具和手艺。这不，馆员就给我们看一部来自日本的孤本，这本古籍才在不久前从日本修缮返回，之所以要把它送到日本去修复，正因为这里找不到同样的纸张，甚至，脊骨的缝合、糊裱等工艺也不敢确定。因而，这样的古籍需要采取特殊的邮寄方式，甚且是专业护送到日本，等到修好了才去接回，这前后耗费了近年时间。

　出于我们对这部沉甸甸的老书的好奇，或者是一个图书管理者对爱书者的仁爱之心，告别前，她建议我们每人可轻轻触摸一下，轮到我时，手指轻轻摸上去，感觉纸质轻薄如抽去水分的桑叶，又像蚕茧拉薄后的界面，那一刻，书的贵重与否我难以判断，但纸张和文字的合体，让人感觉神秘，仿似某种附体。

　二

　相比牛津乃至世界的城市书宫，那些地处荒僻的修道院藏馆要神秘些。如，意大利切塞尔的马拉泰斯塔。

　此地为人称颂之处，在于它有着近五个半世纪的馆藏和保持完整的阅览室。来自中世纪的建筑，似乎难以避开哥特风格。以门口为中轴的连环飞券下，排列着混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的廊柱，那柱头柱础、柱桩凹槽，井然其间，而每两根廊柱支起的拱券之间洞开的两个窗口，加上柱桩与墙窗间的斜面木桌，使得空间里充满了几何图形的线条感。然而，相对英、荷、比、法等西欧各国的哥特典范，该建筑还是难免落入平庸之嫌。它采取的是去繁就简的造法，完全略去梭结花边般的肋骨网织，扶墙朴素，简陋低矮的小窗，几乎毫无雕饰。不明白掀起文艺复兴这一辉煌艺术思潮的意大利，缘何会在哥特建筑发展到晚期时才把这一奇葩引入，这里的两座宗教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尽管风格上都具哥特建筑特点，然而和崇高俊秀的杰作相比，实在过于庸常逊色。不说腾空的飞券、复调旋律般交织的肋骨，光说两排上起微弧下线方直的小窗就完全不具性格和想象力。然而，这样一个毫无起色的建筑，为什么在西方宗教、学术两届如此声明昭著呢？我想，也许和它对僧侣书院风潮的引领有关。和北欧宗教团体一样，他们早意识到设立书院于僧侣乃至百姓的迫切，而小地方偏僻，要在短期内靠个人捐赠建起一座辉煌的建筑显然不切实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经院藏馆和阅览室，它的功用已然实现。光，如同悬挂的满月，从正中拱券下方的大门登堂入室，与两墙窗户的光流汇合。窗户之众多密集，和左右排列井然的廊柱以及频起连环的拱券呈对应关系，上拱拉起的空间感和以窗作墙的`敞开结构，使得室内光线充足。远古的典籍，就敞放在千古日晖之下，自始至终、寸步不离。它们几百年如一日地保持同一姿势：闭合，或绽放般敞开。几百年来，它们和祷告台般的阅览桌拴连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一条同样来自远古的铸铁绳链，链子的一端连接书籍封皮，另一端系于书桌边缘的铸铁枝条。和博得利藏馆一样，这样的陈设，显然是为防止图书的丢失。桌上，那扇开的宽大内页，斑斓着插图、花边乃至首写字母的华丽。

　这里的馆藏显然没有博得利那样讲究，排窗导入的过于充足的光，不仅对书卷的干燥度有影响，尤其会加快手绘插图以及花边装帧的褪色。然，图书的拥有者似乎更在意书籍对读者的帮助。而今，这些在南欧日照和潮润空气中敞开了五个半世纪的华丽纸卷，有的毛了边角，有的缺了内页纸张，甚至脊骨爆裂。想想，这五百多年里，它们经历了多少人的翻阅和抚摸，甚且，损毁修复又经历几何？曾经，因经费有限，院方御用的抄写人员不多，手稿抄写之后，需要以插图绘画装饰，胜任这项工作的，是那些具有高尚品味的宫廷艺术家或民间艺人。据说，如今还有人从这些手稿里辨认出曾经抄经者的字迹来，甚至从彩绘插图追认某个装帧师傅的手艺。而越来越多的人，是从设计华丽的纹章知晓这个建筑、书籍和一个家族的关系，它们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名字：马拉泰斯塔。此刻，这个名字就以纹章雕绘的形式静默于手稿中，或者以各种大写的、装饰奇丽的卷首字母出现在段落的开端，甚至，在每张书桌的侧角，绣绘的劲道宛如兽骨或青铜上的雕刻。

　那么，该提起那个叫诺维洛马拉泰斯塔的人来了？

　纵观古今，如果说政治家有受人歌颂之处，大多和他的人文情怀有关，而贵族对公共责任怀有的使命担当，更使得后世传颂。该家族自十三世纪中期起，统治了意大利北部鲁比孔河两岸领土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十五世纪中期，因为巨大遗产的分配，使得家族成员变得富有。来自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两个兄弟，先后建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长兄、里米尔封建领主西格蒙多潘多尔请阿尔贝蒂设计并建立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他沿墙设置长排石棺并安置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及一些学者遗骨；一是弟弟、诺维洛请家族建筑师马太奥努蒂设计并筹建的马拉泰斯塔修道院书馆。诚然，这处经院书馆的诞生，来自马拉泰斯塔的诺维洛功不可没，同时，也得益于当时纯洁神圣的宗教思潮：捐出财富，以布施、潜心于学问为荣。忠诚于此思潮的宗教团体以圣方自各会及本笃会为代表，他们视阅读为一种神圣高尚的习惯，因而，每天的课业，除了传道祷告，阅读和抄写经文，同样具神圣。这样的风潮，使得各国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抄经坊里场景壮观。那高拔的花窗下、飞券长廊，一般是修士们抄写经卷的地方，以高窗取代砖墙的哥特建筑，好处是采光好。环廊下、斜立木架的方板，不是画家的画板，而是抄写的桌面。御抄员集于一地，抄写、雕绘、装帧，这样的场景，曾经也在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抄经坊呈现。一部手稿的诞生，不仅经历环节之繁、时间之长，尤其是雇佣抄写员的支付成为负担，因而，书院对于书籍的管理甚为严格，诺维洛甚至启用了修士与公国议会共同管理的模式，把所有的典籍罗列在册，并定期巡查，任何管理人员，出现图书丢失必以撤职惩罚。曾经，十六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主教贾恩玛特基博迪借用圣约翰克力索斯托姆于该书馆的手抄版本，因之前有过因两本手稿丢失而人员被革职的先例，公国参议为防意外断然拒绝。这引起教会的极大不满，最后迫于压力而折衷为之：主教以金币一千作抵押，由公证人陪同两位参议员亲自送往维罗纳，而一年之后，再把押金带上前往主教圣堂，将手稿接回。如果——这个事件放到现在被认为小题大做，会说明什么问题，是印刷文明带来便利之后，大众对曾经手工作业的不理解，还是，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欧洲，类似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书馆不少，如瑞士的圣加仑，荷兰Zutphen小镇的圣瓦普尔，马德里的等等，它们在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上大同小异。—尤其那些弧度近乎一致的拱券和廊柱，然而，规模不大的馆藏，内部观感大大改善，飞券廊柱间以丝网覆盖的小窗明净典雅，廊柱上的圣芭芭拉、圣凯瑟琳、圣彼得和圣保罗以及创始人Walburga，沉默静观这个四个半世纪的圣堂。明**的地板上，斜面的阅览桌与古籍漆黑一色，以铁链拴于木架上的典籍看起来俨然一个古老无比的大型木盒，黑漆漆沉甸甸。当然，最为壮观的是那墙式的馆藏，那横于隔层上套着的圈圈铁环以及环圈下垂挂的回形针式续接的铁链，顺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方向，可以找到另一端的锚定点，那同样是一个环形铁圈，固定在手稿皮封硬实的边缘。一如曾经站在博得利古籍馆那些铁链拴带的书墙前，我莫名地低了头。我由衷地感到惭愧而又深受感动和震撼。想到自己多年以来对书的怠慢，使得我的书受损，甚至散失，以致现在，每发现一部不在，就以种种方式也寻找，可最终，重新购买是惟一选择，然，手捧读过的书，和重新买的书，又是两回事了。

　三

　初到欧洲那年，在一座教堂的橱窗里看到一卷奇特大书。那是个等待维修的教堂，以帆布遮盖的玻璃橱窗，和圣器室一样，陈列着各种器皿：镀金的宝血银杯，四周呈放射状线条的折叠金叶、正中开有透明小窗的镀金圣体光座以及镀金的绳拴香炉等，这些在教堂里看多了也不稀奇，我感兴趣的，是那部于杂乱中敞开的陌生的老书，又宽又长，奇厚，看着就沉甸甸的。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部纹理质感这样美雅的书。如此古典，又如此华丽！纸张和我熟悉的书截然不同，书页上的拉丁文书写，不仅一笔一画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清晰，最让人惊诧的是，书中几个段落莫不以花草鸟兽的灵动和轻巧呈现，其间还有插图绘画，场景来自《圣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内容，甚至四周边框以鸢尾雕绘作装饰，真是美轮美奂！凭直觉，知晓那是一部和《圣经》相关的书，可我熟知的《圣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部奇特的大书叫什么呢？我对自己被隔离在玻璃墙外感到懊恼，因为书的奇丽使得我伸手触摸的愿望无计可施。

　对那部老书的好奇和迫切，成了难以了却的心愿，直到几年后，本市活字印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手稿展览，使得搁置的记忆重现。毫无夸张，那是一席中世纪古籍的盛宴，规模可谓空前。那时，我还没去过牛津的博得利，没见识过都柏林以书造宫墙的圣三一，甚至邻近瑞士的圣加仑、奥地利的阿德蒙。当我站在金圆规展厅，目睹数以千计的手抄本现于眼前，真是难禁狂喜。一如几年前那部被置于橱窗的大书，上千卷的手稿同样被置于棺椁般的玻璃柜里，宛如圣体，只可隔着厚实的玻璃瞻仰，不可有任何造次，偶有一两部展放桌面，提醒也赫然在目：Don\\\'ttouch!（别触摸）！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凛然而立。连着几个展厅，陈列的古老大书莫不似曾相识。这些古籍，老的千多年，最近的也有四百多年，那是说，它们是16世纪活字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绝笔，汇集众多修道院文士、插图绘画师以及宫廷装帧师的心血。可谓珍宝！古籍的书写，无不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明晰，技艺装帧则是迥异。风格却和记忆中的那部大书一致，每段开端，总有花卉鸟兽的奇异插图，后来才知道，那是首写字母的动、植物设计，而插图及边框合围的设计，则出自《圣经》故事，总之，别出心裁。看多了，逐渐明白书中频现的一些动植物插图，如，以鸢尾、荆棘、百合或矮牵牛等合围的边框；以麦穗、藤蔓、橄榄枝、翎羽、长尾鸟呈现的首写字母和纹章，段落之间的插图则以上、下十字架或最后晚餐等图景雕绘，无不绚丽、美雅。其间的镶金彩绘，鳞片般层叠排列、彼此镶嵌的叶叶金片，真是叹为观止。这场持续数月的展览，起初我频频光顾，先是拍了录影，又拍，隔三差五就去一趟。那些古老且陌生的气息让我好奇，而成此结果的技艺、工具、材料乃至特殊的劳作程序，更使得我迷狂。我萌生了追踪它们来源的迫切。

　手稿的拉丁语词manuscript，前部分manu，等同于英语的hand：手。后半部分的script，来自动词scribo，和英语的towrite相当：写。这样说来，一似古国的象形文字，“手稿”词意就简明而生动了。曾经，的旧世纪，只要说到手稿，指的正是手抄经卷。

　一部经卷的抄本皮纸——山羊皮或牛皮，也许三几只牲口的皮远远不够，那么，抄写一部经卷得杀掉多少牛羊呢？这个恐怕只能回到中世纪去问了。倒是羊皮的加工手艺让我好奇。从远古的解说中得知，满是血水和毛发的皮从牛、羊身上剥下之后，需要和酒或石灰一起浸泡，以去血垢异味，而后，是皮具固架拉伸，坤展。为皮纸光滑美观，使得油墨渗透深切均匀，还需用浮石打磨，甚至用面粉、蛋清或牛奶处理。当然，这些过程再漫长艰辛，解决的还只是材料的问题，而抄写、彩绘插图、装帧等人员的技术和时间，显然是无价的。事实上，到了15世纪后期，古藤堡的活字印刷开始以后，纸张已经流行，然而，皮纸手稿依然被重视，甚至随着印刷文明的产生越发被视为珍宝——纸张印刷流行时期富人依然沿用皮纸而拒用纸张。这是因为，那不仅仅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更甚是，宗教乃至学界权威认为，前后皮封厚实的皮纸手抄本存放千年而油墨、彩绘及镶贴金片不会变色。这也需是一种主观臆断或期许罢了，因为，中世纪至今，也还没有千年，这个意愿是否为事实，还需要时间验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了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

虽然是都叫做”龙“但是两种”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首先是外形就是不同的。

这个是典型的中国龙

这个是典型的西方龙

你看看这个外形，中国的龙是没有翅膀的，而西方的龙是有翅膀。

你别叨叨没翅膀怎么飞，带着翅膀能够飞行的人物，中国有个雷震子，西方就是那些天使。剩下能飞的，还有几个带翅膀的？

然后，在中国还真的有带着翅膀龙，那就是应龙。

应龙是曾经跟着黄帝混的，在黄帝的带领下，干掉了蚩尤。记忆中在神话故事中的第二次出场就是跟大禹一起治水，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个龙也是存在着外貌上的差异的，简单的说，就是有角为虬龙，无角为螭龙，有翼为应龙，有鳞为蛟龙。而西方龙也并不是都有翅膀的啊！

那么为什么在东西方都会有龙这种”生物“呢？

其实吧，两种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是龙，外国的是dra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