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流传下来的不只有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虽然改了，实际上普通人是很少能看到四库全书的。因为体量太大，数量有限。

而在其他的一些书籍中同样有记载，哪怕现在都还有很多清以前的古籍留存，而且除了书籍还有类似石刻一类的记载。

在加上一些考古的发现，可以得知一些书籍古今的区别，所以一些东西是可以找到原始版本甚至可以流传下来的。

但有的已经散失了的，那就只有期待以后新的发现了。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据《贵州古代史》记载：今贵州是鬼方的主要部分。时间“大范围可追溯到殷至周初，具体指公元前十四世纪初（殷代第二十三世武丁时）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周代第二世成王时）”。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族是居住在贵州省最古老居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近500代，约一万年。据《夜郎史传》记载：彝族先民武支在可乐建立夜郎古国，当时的区域辖及云南曲靖、昭通以西及四川宜宾以南，贵州省的黔西北、六枝、镇宁以北及贵阳市地域。又据《贵州古代史》记载：春秋时期在今贵州乌江以南为国，至战国初，国灭，大夜郎国形成。由此看出：古代的贵州（东汉以前）经历了三个大的政权演变，即鬼方时期，夜郎国和国并存时期、大夜郎国时期。本文研究夜郎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间从夜郎国与国并存，时开始，至夜郎灭。

　　一、夜郎古国的政治

　　据《夜郎史传》记载：夜郎的名称来自于“阿蒙的三世孙夜郎朵”，人们对其称呼过程中，渐渐地将人名变为国名，一直延续到阿蒙第二十七世孙（即夜郎古国终极）。阿蒙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组成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建都可乐。夜郎国兴起以后，先攻占了周围的一些小部族，接着起兵攻占东濮的古诺（贵阳），继而又挥师向西，夺下西濮的可乐，随即又进攻滇东北与黔西南交接处的漏卧不胜，撤兵回来建设可乐。今贵州省赫章县妈姑镇，距可乐不远，是夜郎的兵营，当时的状况是“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打七十二仗。

　　《益那悲歌》（彝语“益那”汉译为“夜郎”》叙述了夜郎为争夺土地的战争经过。彝族先民的另一支名曰鄂靡，进攻夜郎，在禹甸、谷姆、比毕、洛略等地发动战争，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展开水战、火战、石战，结果鄂靡被夜郎打得大败。鄂靡君长鄂阿那收买了夜郎的谋臣苦苦诺，苦苦诺出卖了夜郎。再度交战时，夜郎领土被占领，夜郎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领子女邪苴隆与迷喜露兄妹到罗甸避难。为了复仇，苴隆只身练就本领，经历了千难万险，在斯铺与斯嫫的帮助下，得到了兵书《恒投骂孜数》和集中兵士之用的号角，组织动员了强大的兵员，报了父仇，恢复了夜郎。但好景不长，苴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正在庆祝复仇胜利时，迷喜露将号角换给奸细鄂靡，待到被进攻时，假号角吹不响，兵士无法集中，结果被战败。

　　《夜郎史传》记载了住在都城可乐的国王武夜郎怀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认为要攻占漏卧的土地，得先把他胞弟夜堵土的古诺之地兼并。于是假装有病，派两个差使到古诺通知夜堵土，叫他来可乐看望。想把他骗到可乐后将其杀害，兼并他的领地。差使到夜堵土家后，在夜堵土询问其兄病状中识破其阴谋，便杀了二使者，起兵攻下可乐，擒住武夜郎，把他囚禁起来。夜堵土掌握夜郎的国家大权，治理得很好。随后漏卧家阿苦君长又兴兵攻打可乐，夜堵土领兵抵抗，采取诱敌深入而后围攻的战术，把漏卧兵引进可乐城后，立即反攻围城，俘获其兵将，捉住漏卧君长阿苦。堵土礼待阿苦，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归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和好，不结冤仇。阿苦深受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争战了。然而回到漏卧本国，阿苦就大受其妹阿古的责备，说他打败仗回来，丢了祖宗的脸面，要求把兵权交给她，再次出兵攻堵土。经多番争执，兄妹比武，阿苦比不过，让阿古统兵，再次出兵攻堵土。此次交战，却因堵土一看对方将领是个女子，轻敌麻痹，被阿古攻下可乐，堵土被俘。堵土不服气，声言要杀便杀，决不认输，只要求不要杀害他的士兵和民众。阿古便说：“你释放我哥一次，我要释放你一回，两家互不欠账，我们各自振军再战，比个输赢。”阿古放了堵土和他的兵将，班师回国，庆祝胜利，而后秣马厉兵，第三次进攻可乐。堵土今番更加警惕，认真备战，严阵以待，最后战败阿古，把她擒住。阿古仍不服输，提出与堵土比武，若再比输了终身沦为奴隶。阿古与堵土比武三番，仍然比输才服气，愿听从堵土处置。堵土却以礼相待，向阿古求婚，并倡导两家和好，不再争战。阿古心悦诚服，表示拥护堵土的主张。并向堵土提出释放其兄武夜郎，还君位给他。二人成婚，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古宗（黔西），到古诺（贵阳），转大革洛姆（安顺）定居，在那里生儿育女，终其天年。武夜郎复其君位之后，痛改前非，在可乐选贤任能，认真治理其国。

　　夜郎国的法律较为完善。古都还在可乐的时期，夜郎王就发布了二十条成文法律：第一条，凡偷盗者砍指；第二条，凡行骗、抢劫者挖眼；第三条，凡不孝者罚，重者剥皮；第四条，凡聚众谋反者，一律处死；第五，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六条，凡臣民每年必献美女三十，不从者，处主管人坐牢；第七条，凡哭泣者，先挖左眼，再哭者挖右眼；第八条，凡违君令、议论君长者，发兵讨伐之；第九条，婚配自由，凡违者轻则教育，重则砍头；第十条，凡每年十月初一，臣民为夜郎君长祝寿，违者轻则坐牢，重则斩首；第十一条，必须认真耕牧，确保丰收；凡交瘦猪、瘦羊者，以人作抵，终身为奴；第十二条，凡男子必娶三妻、多子多孙、多生男儿者，奖大牛一头，田三块；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第十四条，各种典籍均为毕摩掌管，凡私藏者严办；第十五条，兵将不准偷盗、抢劫、逃跑、卖主，凡违者处死；第十六条，兵将必须忠于君长，切勿乱言，违者用刑；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临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处死；第二十条，内奸砍手脚及挖眼。

　　夜郎国不但法律严厉，而且执行也非常严酷。《夜郎史传》中讲述了两件故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深夜，一妇女的哭声被夜郎王听到以后，即命令侍从把这位妇女抓来，将其左眼挖去。这位妇女尚未停止啼哭，又被挖去右眼。可怜的妇女手捧血淋淋的眼球，怒骂夜郎王。夜郎王暴跳如雷，又令侍从将妇女拖出去砍了一只手，该妇女“惨叫着，昏倒在地上”。第二件事是在可乐王宫不远处，有一妇女将一岁多的小孩睡在家里，出门挑水，孩子哭起来，被夜郎王听见，认为是违反君令，即令侍从将孩儿抱来。侍从们抱来孩儿后，夜郎王命令将其斩首。侍从们一个个跪下，央告夜郎王说：“孩儿太小，不会听话，请君留他一命。”经再三央告，夜郎王发怒说：“既然孩儿太小，不会听话，只有免他刀下死，抱他下河去喂鱼。”话别，命令侍从们将孩儿抱下河。去到半路，正遇孩儿母亲挑水回来，问“为什么把他孩儿抱出来”，侍从向她讲了情况，这位妇女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请求将其孩儿还她。侍从们说：“君王也命令斩首，经再三央告才免其刀下死，但要送到河里喂鱼。”任凭妇女哭个发疯，但孩儿还是被扔下大河。

　　夜郎国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两个时期烙印。《益那悲歌》中叙述了鄂靡进攻夜郎，被夜郎蓄积力量后，将其打得一败涂地，鄂靡的残兵败将被夜郎赶到市场上出售的情景：“鄂靡的残兵，残兵九万九，牵了一串串，好像牵绵羊，到集市上出卖。”在《夜郎史传》中叙述了武堵土和漏阿古交战后的一些对话，从中都是谈“我败了不但兵士为你的奴隶，而且连我也当你的奴隶”。这些故事虽然反映出将战俘变为奴隶，说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奴隶社会晚期。《夜郎史传》中介绍了夜郎王颁布的二十条法律，“第五条，必须缴纳税租，凡违者没收土地、财物，重者坐牢，直至处死；第十三条，凡战俘均安家分田，同为平民，若不从乃至潜逃者处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明显特征，说明法律颁布的时间在封建社会初期。

　　夜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家庭制，流转方式为继承制。管理方式是通过旁邑对所辖区域的人民进行管理。《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源流》都介绍了夜郎的二十七代君王。这些君王都是以直系血亲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这些君王的姓名采用父子连名形式表述。第一代君王姓名为阿蒙，第二代就是蒙阿夜，第三代为夜郎朵……一直表述到二十七代。旁邑是夜郎国的第二级统治机构。这些旁邑大多是夜郎王的亲族，代表夜郎王发布命令，收缴税租等。

　　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削弱夜郎势力，将夜郎地区纳入统一管理，朝廷在该地区设置郡县。汉武帝设置犍为郡领十二县，即道县、江阳县、武阳县、南安县、资中县、符县、牛县、南广县、汉阳县（今赫章县），存阝邬县、朱提县、堂琅县。《汉书·地理志》曰：“犍为郡（武帝元鼎年六月开。……应劭曰：故夜郎国。……）。”这说明夜郎此时在犍为郡。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立郡，领十七县，贵州大部分属该郡。因是夜郎国晚期，夜郎王已经携家带卒迁移东方（安顺），继而又西迁。此时，夜郎国在郡。

　　设立郡县制以后，朝廷还在夜郎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前往作为太守、县令，在一部分原来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郡县设据点，对辖区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一地区是不同的民族居住，朝廷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不可能用对内地汉族人民的统治方法进行统治，对各族内部原有的一些奴隶主、部落贵族封王封侯，使他们保持住原来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存的统治方式去统治本民族人民。而派遣来的汉族官吏们的统治，则是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进行。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已破南越，驰义候遣与八校尉之兵未及前往，汉武帝便令征西南夷。于是南夷平定，决定设置郡。夜郎侯入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赐印绶，给他保留一定领地。在犍为郡内，加设南部都尉，治汉阳县。侯郡成立以后，以且兰为郡治，夜郎县（今安顺一带）为都尉治，吴霸为太守，唐蒙为都尉。郡县制的设立，将夜郎国的地域变相地割离；“羁縻”政策的推行，夜郎的统治权逐步受控于朝廷。这两种方式的统治结果，致使夜郎国的地位逐渐削弱，朝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上升。因此夜郎国的瓦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夜郎古国的经济

　　1977年秋季，由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指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参加，在赫章县可乐乡马家湾子山坡的山腰试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存。从出土的六颗石弹丸看，人们正从事狩猎，并从猎取野兽向驯养过渡。从獠平形的石凿看，人们已会修建简陋的房屋。再结合陶器的制作看，人们已经定居下来，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两个陶纺轮来看，人们已经学会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从出土的两件铜器来看，人们已经掌掘了炼铜技术，并能制造简单的武器。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可乐就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夜郎史传》介绍：夜郎及夜郎诸君长国的都邑，是夜郎及其诸君长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争掳掠的人口和牛、马、羊群及粮食，都集中在各都邑。有的都邑是专门冶炼金、银、铜、铁，铸造弓箭刀枪等武器的工业城池。城池内有的建筑、宫殿，还用金、银、铜作装饰。夜郎的鸡、鸭和牛、马、羊群漫山遍野，还有专门饲养牛、马和羊的羊头人、黑猪人。肥沃的土地，种出的荞麦，食用不完。“黄人”、“青人”和“奴隶”，他们主要的劳动就是专种粮食。夜郎的经济已是农、牧、手工业结合，并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益那悲歌》的《武陀尼织绸》一章曰：种桑养蚕纺纱织绸首先从成都平原开始，继而引进了夜郎国。夜郎国武陀一支主要负责种桑养蚕织布，其劳动场面热闹非凡：

　　武陀尼女子，

　　种桑树喂蚕，

　　蚕吐丝结茧。

　　收的收蚕丝，

　　纺的纺丝线，

　　浣了纱之后，

　　送到纺织场；

　　武陀尼男士，

　　牵线如蚁行，

　　布线像鸽子。

　　冶炼青铜的技术已被推行，《益那悲歌》的《武古笃打铜》一章说：

　　在铜矿山上，

　　铜矿和铜砂，

　　大岩一样广；

　　臣人办法多，

　　设炉房炼铜。

　　……

　　武夜郎一家，

　　用铜来塑像；

　　在祭祀场所，

　　用铜制铜鼓；

　　打铜制作戟，

　　打铜制作盾。

　　这一段文字说明，在夜郎国，铜已被人们用以塑像，制作用具和武器。现赫章铺处有一处古炼铜遗址可能也就是夜郎古国的炼铜基地。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有铜鼓、铜镜、铜器，铜器中有壶、钫、盔、鼎等。2000年在可乐掘出的夜郎将军墓，头套鼓形铜釜，面罩铜洗。铜釜两侧各用一“龙”作耳，正顶是一只“虎”作鼎。其制作精细，形状栩栩如生。出土文物与彝文记载吻合，反映了夜郎时期的冶炼业水平和人们制作器物的技艺之高。

　　我们已经看出，夜郎国经济的发展是从农牧业开始，相继就是炼铜和制作用具。这表明夜郎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奴隶的占有关系，奴隶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还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在夜郎国，奴隶的遭遇如同整个社会一样，不仅被剥削，而且还被当作牲畜买卖。当时夜郎市场上，奴隶被称作“僮”，被奴隶主赶到市场上出卖。与此同时，“笮马”、“牛”已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是因为，奴隶制生产不仅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而且需要不会说话的工具。《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秦被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郡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蜀卓氏与程郑氏使用大批奴隶，从事铁矿开采，铸造铁器，由临邛（今四川邛崃），运到夜郎等地市场上出售，使夜郎地区落后之民放弃石制农具，采用铁农具，促进夜郎地区农业发展。可乐掘出的陶器，其硬度大，花样多，除了一部分生活用具外，其余均为艺术品，说明制陶业相当发达，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同时，出土的汉砖烧制的硬度大，说明火候高，接近中原地区技术水平。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也较发达。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知道是夜郎商人从巴国买去南越贩卖。回长安后，问蜀贾人，蜀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据《通志》云：“叙州府出枸酱，《史记》枸酱即此。俱出戎州各属，今无。”《兴仁县志》云：“山产蒌，花如流藤，叶如荜拨，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据《史记正义》云：戎州，国地，古夜郎境，今兴仁，也是夜郎境。这里可以看出枸酱出产在夜郎国，或蜀国的西南地带。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倍赋，乃“窃市”夜郎，牟取高利，贩运到南越。

　　《华阳国志》云：“平夷县（今毕节），山出茶蜜。”说明枸酱与茶蜜，都是农副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在夜郎市场上。

　　《汉书·地理志》云：“谈指出丹。”《后汉书·郡国志》云：“夜郎出雌黄。”说明夜郎的矿产品相当驰名。

　　在夜郎市场上，除奴隶（僮）、笮马、牛之外，还有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商品，商业较发达，市场相当繁荣。西汉时期，发巴、蜀卒开辟五尺道，自道指江，交通较前便利，商业较前有一定的发展。这从汉墓出土大量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如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可以说明普遍使用金属货币，早已不是以物易物了。兴义出土的汉代陶器，有水稻模型，说明夜郎地区的农业已相当发达。清镇出土的元始初年广汉郡制造的漆耳杯，是一种饮酒兼能计量酒的用具。平坝出土的“中可都酒”的永元罐和从其他汉墓中出土的陶罐，大都是储藏酒类的用具，说明夜郎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酿酒。这种发展状况，不仅说明奴隶制社会已经高度发展，而且已酝酿着封建经济因素了。

　　秦为了巩固全国统一，便于控制全国各地，非常重视发展交通。对于西南夷，开辟五尺道，就是秦发展交通计划的一部分。关于五尺道的兴修，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太守，在道地区，开山修路可以说是五尺道修筑的开始。到西汉时，汉武帝为制服南越，派唐蒙调巴蜀兵卒，修筑从道（今四川叙永）直指江（北盘江）的通道。经过两年，这条夜郎道虽没有全部修通，但南夷的山川深阻的情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汉朝廷还在已修通夜郎道上设置了邮亭。《史记》曾把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列为大事记在年表上。《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说“自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邮亭，是古时设在沿途，供送文书的人和旅客歇宿的馆舍。

　　1958年，赫章可乐出土一件珍贵文物，即“武阳传舍比二”铁炉。炉身内壁近口沿处，有隶书、阳文、反书的“武阳传舍比二”六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附近，西汉属犍为郡。“传舍”与“驿站”、“邮亭”一样，都是当时可以供旅客歇宿的处所。“比二”，即同时铸造一样铁炉两个。据文献记载，在驿传管理机构中，设有驿丞、驿卒，专门负责为来往官吏及传递公文、奏章的人置备车、马，提供食宿等事项。这标志秦汉时中原的交通机构已推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汉王朝为了配合郡县制的设置和军队的驻防，还推行移民屯田政策。《史记·平淮书》载：“（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这些应募而来的豪民，大都是地主商人。这些豪民是离不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所以跟随前来垦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劳动人民。他们当中有的是在中原被统治阶级掠夺了土地，无以为生，应募而来；有的是犯罪，被迫流放而来；有的是在战争中失散的士兵，流落下来，安家落户。这里说的“南夷”，就是夜郎地区。这种移民屯田政策，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具有军事移民性质。在移民中，除豪民外，一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受郡守、县令和豪民等统治阶级的剥削，还要服兵役，被统治阶级驱使，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西汉的屯田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变动，到东汉初，已逐渐被破坏。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封建王朝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因他们世代在经济、政治上都拥有种种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便不断发展成为强大的统治势力。原来从事垦殖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孙，被迫为统治阶级当兵服役，成了封建贵族领土严密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同时，在生产力提高和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原来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并入统治集团，原来的奴隶和平民，有不少变成了依附农民。因此，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

　　三、夜郎古国的文化

　　与一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夜郎古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过程中，缔造了夜郎古国的文化。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夜郎地区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不够重视，文献记录相当少，要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困难。

　　彝族的先民是古夜郎地区活动最早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彝族先民的文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族源流》记载，彝文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如果按每代20年间隔计算，彝族的文字发明时间至今已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也产生。彝族文化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据初步统计，散存在今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约有四千余部。这些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老社会面貌，反映了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彝族先民早已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后来出现清浊二气，产生了变化，形成哎哺。哎哺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对事物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是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反映。

　　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曾创造和使用了天文历法。与汉族相比，无论将星斗拟人化，人名物名命星名，还是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

　　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可乐出土的文物看，文物的图案有篆形文字，动物图形；雕刻技艺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二000年可乐出土的套头葬釜上的“龙”和“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使用的武器上也刻有动物和图案。《益那悲歌》说：惹氏造矛，名矛有九种，矛头有鹰像，矛杆有虎纹。清镇、平坝、威宁、黔西、赫章等地掘出很多陶器，除了一般生活用的陶器外，还有陶俑、陶兽等制品。黔西汉墓中就有舞蹈俑、托案俑、扶耳俑、托筝俑，以及镇墓兽、陶羊、陶猪、陶鸡等品种，工艺水平虽不及中原地带的产品高，但图案花纹并不单调，形态也很逼真。这些都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决没有破坏那些有价值的书籍，而是咸阳城有些“术士”，这些人听说秦始皇在寻找关于延长寿命的方法，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些讽刺秦始皇的书，这可是侮辱皇帝的标准死罪啊！秦始皇能不杀他们吗？能不把那些污蔑他的书籍烧掉吗？之后幸存的一些术士，自然就把秦始皇描写成了迫害文人的暴君。

秦始皇不但没干过损害古籍文献的坏事，反而保护了不少文献书籍。

比如“六国的国史书籍”，秦始皇曾派人精心收藏了起来。

六国被灭后，秦始皇下令搞“文禁”，不许老百姓私自收藏六国的史书，只许官方收藏，并未因六国曾经是敌人就毁掉他们的史书，秦始皇考虑到这是历史记载，对历史要负责，所以说秦始皇还是比较英明的，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暴君人物。

所以说秦始皇对古籍文献不曾有过损害。

乾隆修《四库全书》，因思想偏见太深，删去了很多珍贵内容，对古籍文献损害巨大。

《四库全书》是乾隆亲自组织人修订的，期间用了10年才完成。

1、因乾隆思想过于封建，他认为只有儒家的内容，值得留存在四库全书中，那些西方的科技内容属于“异端邪说”，可以学习他们的技术，但不能把内容学说记录到四库书籍中。

2、乾隆只允许把少量的农业、医学、天文类科技学说，留存在四库全书中，其它科技学说一概删除不留。

3、乾隆不允许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内容留存在四库全书中。

4、四库全书的部分图文内容，有被删掉或被篡改过。

乾隆的这种封建愚昧思想，可以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难怪清朝末年我们与西方的差距那么大，乾隆对此事贡献不小啊！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乾隆的修四库全书，很明显谁才是损害过古籍文献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