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共有七个版本，甲戌本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貌。

甲戌本

甲戌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现存红楼梦较早的版本之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版本）。又称脂残本、脂铨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指明所据底本年代，故名甲戌本。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残存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无目录。第四回回末缺下半叶，第十三回上半叶缺左下角。四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每册回首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甲戌本是现存所有红钞本中最珍贵的一种，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貌。第一回正文“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一句上，比他本多出“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十五字。据此可以推定，这个本子的祖本可能是脂砚斋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年）“抄阅再评”的《石头记》原稿本（自藏本）每页版心下部都有脂砚斋的署名。林黛玉眉目描写尚未成文，拨开后人的涂改，可以辨认出：“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其下半句以朱笔空围。虚以待补的还有若干回的标题诗，回目前仅有“诗曰”之类空悬。这说明甲戌本仍然处于稿本状态。此稿本既然是再评本，那么它的底本自然是初评本。

此本第一回有畸笏叟丁亥春的行侧朱批，墨抄总评也有作于丁亥者，说明此本的抄录时间在乾隆二十三年丁亥(一七六七)之后。

甲戌本是一个保存批语最多的本子。第十三回末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这个过录本共十一页，所谓十页盖取其整数。这说明此本的抄录仍保存甲戌本原本的行款和样式。每半页二十行，行十八字。（从第二回回前总评重文三十八字看，原来亦可能每行二十字。）更加重要的是，这条批语还表明了甲戌本是删削“秦可卿*丧天香楼”之后的第一稿。未删此节之前的初评本应该题名《金陵十二钗》，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可证。然此本亡佚。

第一回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行“凡例”二字，第三行起凡例五则，末题诗一首。其中第一至四则及题诗，共四百一十四字，为此本独有。第五则“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后来本子仅存此段作为引言，与正文混同，遂成了正文开始。凡例之后的七律题诗，尾联“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脍炙人口，为论红著作所常引用。正文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开始——这纔是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目。

甲戌本虽仅残存十六回，但在第一回第四页下第一行“丰神迥异”句下至第五页上末行“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句之间，有独存的僧道与石头对话的四百二十九字，恰好两页。这四百二十九字叙述了石头偶闻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事，不觉打动凡心，求二仙将自己携入红尘。二仙劝阻不住，只得同意，僧人大展幻术，将大石顿时变成一块小小美玉。这段情节，诸本皆无（当是抄录时漏页所致），以至文义不全，补衲有痕。这段文字另有非常重要之处，如二仙话中被脂评称作“一部之总纲”的四个分句：“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即是。除此，我们还由此可以看明大荒山下的顽石是“通灵宝玉”的本相，是虚拟的小说作者，这与“夹带”它下世的——贾宝玉的前身的神瑛侍者并非一回事。虽则彼此有关系，但决不是如程高本篡改过的那样，成了石头、神瑛、贾宝玉三位一体。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警幻之妹兼美成亲的一段情节，与各本也不同。底本无拼凑现象，正文很少修改，与其他各本相比质量最高，因此最为宝贵。又第五回回目也与诸本皆异，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以“情”迭字设在回目中是雪芹的习惯，如“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二十九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第三十四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第四十八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第六十六回）等皆是。可见此回目是作者亲拟。又：庚辰本已改此回目而第二十七回却仍有脂批“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等语，更可证甲戌本此回回目是原拟。

第四回，甲戌本介绍薛蟠的表字是“文龙”，而其他诸本均作“文起”。古人的名与字义常相关联，名为“蟠”，字应为“文龙”；其他诸本之“文起”定是草体形讹。第七十九回回目可作证，诸本均作“薛文龙悔娶河东狮”（仅杨藏本将“龙”字勾去改为“起”）。除甲戌本外，诸本皆误。

甲戌本虽然只有十六回，却有密集的朱笔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一千六百余条（有部份批语系从另本移录）。所存各回脂批远多于其他脂本，尤有一些重要批语为他本所无，相当有研究的价值。如第一回“满纸荒唐言”诗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这条批语是持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一七六三)论者的首要依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甲戌本以外的本子，其共同的祖本已被人修改，修改者不是曹雪芹，也没有经过曹雪芹过目，因而改后的本子的质量大为下降。《红楼梦》在甲戌（一七五四）前已基本完稿了。“增删五次”是甲戌以前的是（甲戌本上已有“增删五次”的字样），甲戌之后，曹雪芹再也没有修改他已交在脂砚斋等人手中的《红楼梦》稿。故甲戌后抄出的本子（如己卯、庚辰等本），凡与甲戌本有异文者，都不是出之于曹雪芹之手笔。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甲戌本”只是过录本，其中也不免有过录者改动之处。但总体上保留了曹雪芹的原笔。总之，现存甲戌本的地位与接近原稿的程度，远远超出包括己卯、庚辰本在内的其他任何本子。所憾太过残缺，仅得前八十回的五分之一。

甲戌本原为清朝大兴刘位坦得之于京中打鼓担中，传其子刘铨福。内有刘铨福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作的跋，极有见地。另有刘铨福的友人绵州孙桐生（署“左绵痴道人”）批语三十余条。之后流传不详，一九二七年夏此本出现于上海，为刚刚归国的胡适重价购得，是为首次发现的传抄残本。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后，此本被寄藏于美国康乃尔（Cornell）大学图书馆，现已被上海博物馆购藏。

目前，也还有人对甲戌本的钞写年代表示怀疑。虽然如此，甲戌本的重要性和参考价值仍不容低估。这是因为，甲戌本是几种钞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当然最接近原著。

已卯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又称脂怡本，脂馆本。原残存三十八回，后又得三回又两个半回，现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此本的底本是现存脂评抄本的底本中较早的一个（一七五九年），仅次于甲戌本，略早于庚辰本。其所标“定本”的纪年比“庚辰”早一年，更重要的是正文上的差异。此本的文字有多于庚辰之处。此本文字与庚辰本大体相同，但庚辰本抄错之处，此本却往往是对的，可惜它已经残缺不全了。己卯本的脂评相当特别，它基本上没有眉批和朱笔批语，行间批也很少，主要是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全书共有七百一十七条批语。

此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是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存四十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内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原缺，系后人武裕庵据程高系统本抄配）。其中第一册总目缺，第一回开始缺三页半，十回末缺一页半，七十回末缺一又四分之一页。十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五或三十字不等。另有残卷一册，存三个整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五后半回、五十六至五十八回及五十九回前半回。

己卯本与庚辰本有共同的祖本，可称之为“己卯——庚辰原本”（郑庆山先生称之为“丙子脂砚斋三阅评本”），即庚辰本第七十五回题记所谓“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本。此本已佚。残存第七十五回回目：“开夜宴发悲音，赏中秋得佳谶。”“己卯——庚辰原本”（丙子本）已删去“凡例”，而把“凡例”的第五条并入“楔子”。脱漏了僧道与石头对话文字，以“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补缀。第五回末贾宝玉误入迷津有较大修改。第十六回末都判与小鬼对话也有修改等等。

己卯本上有“己卯冬月定本”题记，庚辰本上有“庚辰秋月定本”题记，这实际上是“己卯庚辰原本”的两个阶段。“己卯冬月定本”系第一至第四十回，“庚辰秋月定本”系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也就是说，“己卯——庚辰原本”是跨己卯（一七五九）和庚辰（一七六○）两个年头才完成的。其时曹雪芹尚在，但他并未参加整理修订工作。

过录己卯本正文避国讳“玄”和“禛”，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和弘晓的名讳“祥”和“晓”。冯其庸先生和已故吴恩裕先生论定此本为怡亲王府弘晓抄本。弘晓之父怡亲王胤祥为康熙第十三子，曹家与之关系非浅，故所据底本可能就出自曹家。或以为避家讳并不严格，乃怡府本之传抄本。因急于峻事，前十一回没抄批语，并非底本有拼凑现象。然对正文，主持者妄加删改，如改“成则王侯败则贼”为“成则公候败则贼”，即是显例。损害了原本的价值。又此本前五回多了一次修改，确系怡府本的过录本。

己卯本既与庚辰本同源，两本也就有大量共同特点。两本都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墨笔夹批与总批几乎相同；前十一回都是白文本；在回目上，两本文字相同；第十七、十八回都尚未分开，共享一个回目；第十九回都无回目，宁国府一小书房也没命名；又同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在正文方面，两本有大量共同异文，其中有近一半是共同的讹误。最明显的是，诸本的“英莲”在己卯与庚辰本中都作“英菊”“甄英莲”，据脂批原谐音“真应怜”。己卯本讹夺字较少，文字有多于庚辰本的地方，语意较庚辰本确切。尤其以前五回文字差异较大。

此本无复杂的眉批侧批，面貌干净。批语绝大多数在正文内双行书写，计七百一十七条，除多一条单字批外，与庚辰本全同。第十一回之前无夹批，却有十二处侧批为别本所无，见于第六回和第十回。

此本中夹有六张笺条，补此书批注不足。第一张为第一回正文“昌明隆盛之邦”批注“伏长安大都”；第二张为第四回“护官符小注”；第三张为第五回题诗一首；第四张为第六回题诗一首；第五张为第二回前指示将总批低两格抄；第六张为第十九回一条批注，连所属正文，另纸记在回前。

就总体而言，己卯本比庚辰本更接近己卯——庚辰原本的本来面貌，因而也就更接近原稿。己卯本第四回，冯渊家人向贾雨村告状说：“……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在庚辰本中，“剪恶除凶”四字被删去。己卯本第九回：“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而打伙儿打了茗烟。”庚辰本这句只有“茗烟”两个字，很明显，是因为句头句尾都作“茗烟”而把中间部分脱漏了。

此本三十四回末题“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为脂本石头记第一个出现“红楼梦”标名的本子，说明曹雪芹生前一度使用“红楼梦”为书名

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又称脂京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原书八册中每册卷首都注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自第五册起，兼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庚辰本”以此而得名。原为徐星署旧藏。徐星署名祯祥，是光绪时协办大学士徐郙之子。此书徐星署于一九三二年初在隆福寺书摊得之，系北城旗人卖出，当时售价银洋八元。

庚辰本属于珍贵的早期抄本，其文字质量虽逊于甲戌、己卯本，然其完整程度却非前两者可比。庚辰年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其时曹雪芹尚在。离雪芹去世之壬午除夕，仅下隔两年有余。

第五十回，庚辰本作“芦雪广争联即景诗”，各本不识“广”（音眼，就山崖建造的房子）字，或改为“庵”，或以“亭”、“庭”字代之。庚辰本保持了原目原文。

庚辰本还保存有大量脂批，署有名号、年月的批，也远比他本为多，这些都极有研究价值。其中第十二至第二十八回还有大量的朱批，可能系从别本移来。在诸抄本，脂批前四十回多，后四十回少；后四十回的批语主要来自庚辰本，这些批语有的还为研究作者构思成书过程和探索佚稿情节提供了线索。如：第四十二回批：“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第七十五回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第七十九回批：“先为对景悼颦儿作引。”等等。

戚序本

戚序本，全名为“戚蓼生序本”，简称戚序本或戚本， 原由乾隆进德清戚蓼生所藏并序，约在光绪年间桐城张开模得到它的一个过录本，后归俞明震，俞以之赠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据以照相石印，题为《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以其卷首有戚蓼生的一篇序 ，故称“戚序本”。但是，卷首有戚序的共有三个本子。

一戚沪本：又称戚张本，张开模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存第一至四十回。戚沪本有乌丝栏，是有正本的底本。据上海古籍书店的同志所鉴定，“从纸张墨色来看，约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抄成”。原本曾传闻已于一九二一年毁于火。一九七五年冬，上海古籍书店整理旧库，意外发现迷失多年的该本前四十回半部。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二戚宁本：泽存书库旧藏戚蓼生序本，又称泽库本、南图本，抄本。与戚沪本是共同底本的不同抄本，两者的文字只有极细微的差别。存八十回全，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行款格式与戚沪本全同。宁本无格栏。此本一般认为是戚沪本的过录本。由于戚沪本已残，而据以影印的有正本经过贴改，戚宁本则保持了戚沪本原貌，所以仍然有其一定的版本价值。戚宁本抄写时代约在清咸、同之间，是高一涵的意见。藏南京图书馆，

三戚正本：又称有正本。上海有正书局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据戚沪本照相制版石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印行前四十回，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印行后四十回。出版时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此本付印前对底本作过整理，有改动失真之处，如删去了原收藏者的印章，对个别字作了贴改（据查验，前四十回贴改二十处，三十二字）。此本八十回，前四十回眉批为书局老板狄葆贤所加，“小字本”后四十回中也有眉批，为狄葆贤征求他人所加。价值不高。一九二○年用“大字本”剪贴缩印了一种“小字本”，于是有大小字本之分。“小字本”又于一九二七年再版。存八十回全。“大字本”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缩印“小字本”为十二册，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小字本”因错误甚多，无甚参考价值。

王府本

王府本，存百二十回，十回一卷，共十二卷。分装四函，函八册，共三十二册。面十八行，行二十字。粉色连史纸钞写。目录页和版心题名《石头记》。赵万里云出自清代某蒙古王府之后人，故称“蒙古王府本”，简称脂蒙本或蒙本。因其第七十一回回末总评一页的背面有“柒爷王爷”之草书，一栗《红楼梦书录》疑出清王府旧藏，故称“清某王府旧藏本”，简称王府本或府本。王府本前八十回大体同戚本，版式相近，为同祖之本，但无戚序。其前八十回总目及正文用印就的朱丝栏粉色连史纸钞写，每版十八行，行二十字。补配部份系素白纸，每页十八行，行二十四字。书口印有朱色《石头记》书名，下手有手写墨色卷×、×回及每回页码。行款版式均同戚序本。缺第五十七回至第六十二回。后人以程甲本抄配了这六回及后四十回目录、正文，并在全书之首冠以程伟元序。有总目，十回为一卷。然而，每册四回。王府本也是一个附有脂砚斋批语的本子，回前回后总评亦单占一页，然而从此本开始，各本一律删去所有脂砚斋的名字。它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特有八百三十四条不见于早期脂砚斋评本的评语。这些批语补齐了回前回后总批，又有侧批和双行批。有散文，还有诗、词、曲等韵文。在第四十一回前的那首七言绝句之下，署名立松轩。立松轩把他的批语写入双行批注，可证王府本的底本为立松轩手抄本。松轩本的底本则有三个，依次为庚辰本、己卯本和杨藏本（皆非今本）。此本前五回文字属于庚辰本。第十六回末，都判与小鬼的调侃世情，己卯本有残文。此本正是己卯本残文的连缀。第五十六回改“时宝钗”为“识宝钗”，即从杨藏本。诸底本经过立松轩的整理和修改。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已分开，第十九回有了回目，第二十二回末已补齐，第六十四回，补入一个有批语的稿子，第六十七回亦补入，第八十回也有了回目。——凡此种种，以下各本皆大同小异。如无特殊情况，即不再赘述。王府本的抄写时间颇晚。它的第六十七回据程甲本抄补，用预留纸张，由前八十回抄手之一书写。在总目中，该回与其它各回似为一色笔墨。这说明王府本的过录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之后。

舒序本

舒序本又称己酉本、脂舒本，舒元炜序本，简称舒序本或舒本，卷首有舒元炜的序及其弟舒元炳题《沁园春》词，故名。舒元炜，杭州人，其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已酉，亦名已酉本。又因这个本子今归吴晓铃先生收藏，而且仅存四十回，故又名吴藏残本或吴本。此本原为八十回抄本，总目中原有八十回回目，后被人撕去三页，今存第一至第三十九回和第八十回回目。目录前及每回正文前均题《红楼梦》。后来散佚第四十一回以下部份。每五回一册，共八册。然从抄写者转手的情况看，其底本为每册四回。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四字，独与郑本相同。从舒序得知，此本之原藏主为姚玉楝号筠圃者。他曾与当廉使（当保，先后担任河南按察使和直隶按察使——“廉使”为廉访使的简称）并录过八十卷，然遭故散失二十七卷；复借邻家之本，合付抄胥，因成新本。他虽然没有说抄配的到底是哪几回，但是，与它本对校，舒本确是一个拼凑本。其来源尚不止于两部份。它的前五回与庚辰本有相同底本。如第五回，各本：“自较别个不同。”庚、舒改“较”为“觉”。再如第二十七回，甲戌：“得了玉的宜似的。”府、戚：“得了玉的益似的。”列本：“得了玉的济是的。”梦本：“得了玉的便宜是的。”庚、舒：“得了玉的依似的。”舒序本跟己卯本也有相同底本。如第三十七回，庚、杨：“我宁可不要。”己、舒：“我能可不要。”府本、戚本自第十二回以后与己卯本有共同底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诗谜以下不缺。舒本此回结尾文字与府本、戚本相同。舒本与杨本、列本、梦本有相同底本。舒序本和庚辰本多有与甲戌本相同之文，但并不早于甲戌本。其总目与各回之分目不尽相同，是此本的特别之处。又有长短不等的增文，最令人疑惑，盖亦抄写者所为。它又几乎是一个白文本。自是晚期抄本无疑。舒元炜序的落款是：“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有“元炜”、“董园”印二方。为舒氏作序的原本。其新抄本之告成亦在此时，这是舒序中说得很清楚的。舒序中还提到，舒本八十回付抄的时候，读者中已有一个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在流传。虽然，舒氏兄弟等人未能见到这个全本，但序中说到“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成全本很有把握。“全本”的存在，当不是无根据的道听途说，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即程甲本问世的两年半以前，《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书已经在读者中流传。从这一点看来，《红楼梦》后四十回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舒本为我们作重新考虑提拱了一条线索。

靖藏本

因扬州靖靖应鵾所藏而得名，简称靖本，题《石头记》。 一九五九年由南京毛国瑶发现，为藏乾隆时的抄本。一九六四年尚在，以后迷失不知下落。据目验者毛国瑶回忆，此本未标书名，亦无序文，中缝亦无页码。初称《红楼梦》，嗣后也有称《石头记》者。原有八十回，存十九册，蓝纸封面。钤有“拙生藏书”和“明远堂”篆文图章。一九五九年发现时，已分十厚册装订，缺失第二十八回和第二十九回，第三十回尾部残失三页。实存七十七回有余。竹纸抄写，抄手不止一人，字迹尚工整，而不及有正本。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未察。有三十九回为白文本。“明远堂”系靖氏堂名。靖应鵾祖籍辽阳，旗人。始迁江都，乾嘉之际移居扬州，清末自扬州迁南京。一九年发觉靖本迷失。现存毛国瑶抄录的有正本所无批语一百五十条。从批语所附正文看，靖本不缺僧道与石头对话那四百余字，与甲戌本相当。原书有三十五回全无批语，其他各回则附大量朱墨批语。书的封面下原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字样纸条。夕葵书屋是《熙朝雅颂集》（其中选有敦诚、敦敏有关曹雪芹的诗）的主要编纂者、乾隆时著名文士吴鼐的书斋名。书发现之初，毛国瑶曾将此本与戚本作了对勘，摘录戚本中所无的批语一百五十条。后来，将它发表在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一九七四年八、九月号上，并撰文介绍。此外，《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中也曾介绍这个脂本，并校读、解说了其中的部分批语。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是互有异同，各有千秋，这些现象也是当时时代背景、地缘、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霸商界的两个势均力敌的龙头老大！但是，由于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华最为富饶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徽商比较厉害。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是晋商称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