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取火的方法和对火的认识

　　我国古代取火的工具称为“燧”，有金燧、木燧之分。金燧取火于日，木燧取火于木。根据我国古籍的记载，古代常用“夫燧”、“阳燧”（实际上是一种凹面镜，因用金属制成成， 所以统称为“金燧”）来取火。古代人们在行军或打猎时，总是随身带有取火器，《礼记》中就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记载，表明晴天时用金燧取火，阴天时用木燧取火。阳燧取火是人类利用光学仪器会聚太阳能的一个先驱。讲到取火，古代还用自制的古透镜来取火的。公元前2世纪，就有人用冰作透镜，会聚太阳光取火。《问经堂丛书》、《淮南万毕术》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我们常说，水火不兼容，但制成冰透镜来取火，真是一个奇妙的创造。用冰制成透镜是无法长期保存的，于是便出现用玻璃或玻璃来制造透镜。

　　《华严经》菩萨问明品 记载“勤首菩萨以颂答曰： 如钻燧求火，未出而数息，火势随止灭，懈怠者亦然。如人持日珠，不以物承影，火终不可得，懈怠者亦然”。

　　2、针孔成像和影的认识

　　公元前4世纪，墨家就做过针孔成像的实验，并给予分析和解释。《墨经》中明确地写道：“景到（倒），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这里的“午”即小孔所在处。这段文字表明小孔成的是倒像，其原因是在小孔处光线交叉的地方有一点（“端”），成像的大小，与这交点的位置无关。从这里也可以清楚看到，古人已经认识到光是直线行进的，所以常用“射”来描述光线径直向前。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的实验。他首先直接观察在空中飞动，地面上的影子也跟着移动，移动的方向与飞的方向一致。然后在纸窗上开一小孔，使窗外飞的影子呈现在窒内的纸屏上，沉括用光的直进的道理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东则影西，西则影东”。墨家利用光的直线传播这一性质，讨论了光源、物体、投影三者的关系。《墨经》中写道：“景不徙，说在改为。”“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说明影是不动的，如果影移，那是光源或物体发生移动，使原影不断消逝，新影不断生成的缘故。投影的地方，如果光一照，影子就会消失，如果影子存在，表明物体不动，只要物体不动，影子就始终存在于原处。墨家对本影、半影也作了解释。《墨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景二，说在重。”“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意思是一物有两种投影（本影、半影），说明它同时受到两个光源重复照射的结果（“说在者”，“光夹”）、一种投影，说明它只受一个光源照射，并且强调了光源与投影的联系（“光者，景也”）。与此相连，墨家还根据物和光源相对位置的变化，以及物与光源本身大小的不同来讨论影的大小及其变化。

　　3、对面镜的认识

　　墨子对凹面镜、凸面镜和平面镜成像的原理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已发现了凹面镜焦点的存在。如墨家对凹面镜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在《墨经》中作了明确、详细的记载。“鉴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低”表示深、凹之意；放在“中之内”，得到的像是比物体大而正立的。虽然他尚把球心和焦点混淆在一起，但这些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光学实验，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李约瑟曾把墨子光学与古希腊光学进行比较，指出墨子的光学研究“比我们任何所知的希腊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北宋沈括对凹面镜的焦距作了测定。他用手指置于凹面镜前，观察成像情况，发现随着手指与镜面距离的远近变化，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梦溪笔谈》中作了记载：“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说明手指靠近凹面镜时，像的正立的，渐渐远移至某一处（在焦点附近），则“无所见”，表示没有像（像成在无穷远处）；移过这段距离，像就倒立了。这一实验，既表述了凹面镜成像原理，同时也是测定凹面镜焦距的一种粗略方法。

　　墨家对凸透镜也进行了研究。《墨经》中写道：“鉴团，景一。说在刑之大。”“鉴团”即凹面镜，也称团镜。“景一”表明凸面镜成像只有一种。“刑”同形字，指物体，它总比像大。我们的祖先，利用平面镜能反射光线的特性，将多个平面镜组合起来，取得了有趣的结果。如《庄子·天下篇》的有关注解《庄子补正》中对此作了记载：“鉴以鉴影，而鉴以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这样的装置，收到了“照花前后镜，花花交相映”的效果。《间经堂丛书》、《淮南万毕术》中记有“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表明很早就有人制作了最早的开管式“潜望镜”，能够隔墙观望户外的景物。

　　此外，汉代发明的透光镜，能够反射出铜镜背面的精美图像，是中国古代光学的一大发明，现在仍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4、对虹的认识

　　虹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从公元6世纪开始，我国古代对虹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唐初的孔颖达（574-648）曾概括了虹的成因，他认为“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明确指出产生虹的3个条件，即云、日、“日照雨滴”。沉括对此也作过细致的研究，并作实地考察。在《梦溪笔谈选注》中写道：“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觳，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指出虹和太阳的位置正好是相对的，傍晚的虹见于东方，而对着太阳是看不见虹的。地虹有了认识之后，便可以人工造虹。8世纪中叶，唐代曾有过这样的试验：“背日喷呼水成虹霓之状”，表示背向太阳喷出小水珠，便能看到类似虹霓的情景。

　　5、墨经光学八条

　　墨翟（约公元前478年——前392年），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和他的门徒根据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的光学知识，研究总结出八条带规律性的经验，记录在《墨经》中，分条厘说，通称“墨经光学八条”，是《墨经》中精粹部分之一。光学八条直接涉及到光学应用中一些问题。

　　发光体照射物体形成影子，是大自然中最普通的现象，又是摄影师在艺术造型中饶有兴趣的问题。《墨经》中的光学论述，首先是以此开始的。“光学八条”中的第一、第二条是：经：景徙。说在改为。说：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第一条）经：景二。说在重。说：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第二条）

　　大意是说影子产生的原因。在光照到的地方，就没有影子；如果有影子，那就是光被物体遮挡。进一步说，如果光源、物体和承影面相对静止，那么影子的位置也相对固定。当两个光源同时照射一个物体时，就产生了二个“半影”夹持着一个“本影”；一个光源照射时只有一个影子。这二条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光学现象最朴素的认识。还有一条颇值得注意，它直接论述到针孔成像的原理。原文是：经：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说：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第三条）

　　这条大意是说，影子倒过来是因为光线在小孔处汇成光束所致，“午”是指光束相交之点，即针孔处。光线好象箭一样直线传播着，从下方来的光线通过小孔成象于上方，从上方来的光线成像于下方。经说最后一句“在远近有端于光”，近代学者多解释为类似摄影光学中物距、像距的概念。“这可以说明现今照像者进退暗箱的理由”。第五条论述的是关于光的强弱关系。结论是：发光体远近决定光的强度。类似现代光度学概念。四、六两条是解释平面镜反射现象。

　　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十分发达。随之而来的是铜镜制造工艺，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的发现，当时的铜镜不仅有平面镜，而且根据不同用途制成了凸面镜或凹面镜，凹面镜，古称阳燧，是人们利用阳光聚焦取火的工具。古代没有专门掌管阳燧的官职，《周礼》卷七十《秋官·司寇下》记载：“司烜（音火。古官职名）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东汉郑玄注：“夫遂，阳燧也。”应该指出的是，凹面镜在现代应用摄影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来出现折反式摄影镜头，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古人已认识到物体放在球心外时，获得的是比物体小的倒立像。当物体在球心内时，得到的是比物体大的正立像。即经中所说“鉴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击。说在中之外，内。 概括起来，可推断那时人们已经懂得：1 光的直线传播；2 影子的成因及变化规律；3 针孔成像的道理；4 针孔暗箱成像时，物、像大小取决于物距和像距的关系；5 类似放大率的概念；6 凹面反光镜前焦点到球心，这一区域在成像中的特殊意义。墨经光学八条，体现了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墨经》的内容，尽管文字深奥难解，但学术界各家的注疏基本一致，其内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墨家学派形成后，开辟了中国的“格致之学”，对后人研究摄影光学有所启迪。

　　6、光学折射现象的发现

　　《墨经》中没有论及光线在不同介质中传播时产生的折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的工艺制造条件，尚不能提供理想的透明玻璃，而折射现象直接关系到透镜成像理论基础。公元前139年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修的《淮南万毕术》中除了重复“阳燧见日则火生”的说法外，还出现了用冰制造透镜的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另据《西京日记》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时，已知道用白光琉璃将阳光折入暗室使成为白昼。又据清代林志诚著《事类统编》称：北魏时（386——581）西域月氏国商人用矿石制成人造有色琉璃。曾做了一间可容百人的房子，四周利用人造琉璃折光，使室内光色映澈。及至宋代刘歧写的《暇日记》也谈到利用水晶折光将阳光焦聚，照亮阴暗的案牍。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进一步对小孔成像理论和凹面反光镜作了分析和解释，取得新的成果。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小孔成像是因为光线穿过“碍”（即小孔）形成光束所造成的结果。以后，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多次观察到由于客观条件的巧合而形成的小孔成像现象，遂引起广泛的注意，而尤为历代文人所重视，古籍中也常有记载。元代陶宗仪的著名笔记著作《辍耕录》中说：“平江虎丘阁，版上有一窍。当日色清朗时，以掌大白纸承其影，则一寺之形胜，悉于此见之。但顶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又说：“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监运家乃在四塔之东，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长五寸许，倒悬于西壁之上，不知从何而来。然不常有，或时见之焉，是又不可晓也。

　　明代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提到北京天宁寺中的小孔成像，并且做了一些解释。原文是“塔倒影，在大土殿。日方中，阖殿中门，日入门罅，塔全影倒现石上。昔人云：影从罅入，空中物则旁碍，碍则影束，影束则倒。……今悬镜中像，过旁镜，其物正倒也，阳燧倒影者，日光倒入也。又光从上来，层十三具，光一再传，物体则小也……。”明清时期的北京庙宇慈慧寺，也是当时以倒影著称而吸引游客的古迹。

　　“针孔成像”的现象，引起人们愈来愈大的兴趣。为了进一步研究，元代科学家赵友钦设计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光学实验。他把一整座房屋作为实验室。在左右隔开的二间房内，各掘一个不同深度圆井。井口处各置小孔，楼房的活动棚顶作承影屏，用上千支蜡烛做发光体。通过预先设计的实验程序得出以下结论：“针孔”扩大到相当大时，不能成像；“针孔”相当小时，屏上的像和光源形状相同，但方向相反；“照度”和距离成反比关系。

　　赵友钦把这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写成一篇论文，叫《小罅光景》，收入他的自然学文集《革象新书》。这部书后来被收入明代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中。赵友钦的试验，使用了上千支蜡做发光体，在摄影学的意义上说明他已认识到像是由许多光点所构成。其实验场所可以说是最大的暗箱。赵友钦的论文《小罅光景》的学术水平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明末清初的科学家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1611——1671），也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一书里叙述了他亲自做过的小孔成像实验：“屋漏小罅，日影如盘。尝以纸征之，刺一小孔，使日照一石，适如其分也；手渐移而高，光渐大于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而四、五穴各为光影也；手渐移而高，光合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复得矣。”说明方以智的这个实验，是对于小孔成像的条件和影响影像大小的具体因素规律性的探索。

　　7、透镜暗箱

　　摄影术的发明和应用离不开暗箱。针孔暗箱虽能成像，但正如赵友钦实验结果那样，它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即不能解决影像亮度和清晰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透镜暗箱的出现，使光学应用技术前进了一大步。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已广泛使用透镜暗箱，不过那时只作为一种绘画的辅助工具而已。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随之，一些光学器具也开始传入中国。首先传入的是各种透镜，包括眼镜和放大镜。清代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古未有眼镜，至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清代以后，广东省出现了用近代方法制造玻璃的工业，为国内磨制光学透镜提供了物质条件。

　　清初的光学器具制造家孙云球，是中国磨制透镜的高手。孙云球，字文玉，又字泗滨。江苏吴县人。生于崇祯初年，死于康熙年间，仅活了33岁。他的父亲志儒，曾任福建漳州知府。孙云球小时聪明异常，13岁时就读于吴江县县学。不久父亲故去，家道中落，靠卖草药奉养母亲。他喜欢钻研机械，自制钟表，青年时代，就成了著名的透镜制造家。史书记载：“昔虎丘孙云球以西洋镜制昏眼、近光、童光等镜，为七十二种。又有远镜、火镜、端容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并著有《镜史》一书，可惜已经失传。证明当时国内已经能自制摄影镜头（即所称“摄光镜”），出现了一些用摄影镜头装配的光学器具，影戏灯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影戏灯”，就是现在所说的幻灯机，或摄影用的放大机。其实，我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古籍《韩非子》中就记载了古人放映幻灯的一段故事。大意是：周君请一个人为他作画，三年后画画好了。看的时候，需要筑一高墙，墙上开小孔，然后插入“筴”（相当于幻灯片），在有阳光的时候才能观看，“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具备。”可惜的是，这种针孔的幻灯机没有得到发展和改进。

　　清代学者顾禄（铁卿）曾记载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影戏灯的情况，他说：“其法皆传自西洋欧逻巴诸国，今虎邱人皆能为之。灯影之戏，则用高方纸木匣，腹贮油灯，燃炷七八茎。其火焰适对正面之孔。其孔与匣突出寸许，作六角式，须用摄光镜重叠为之，乃通灵耳……中嵌玻璃，反绘戏文……将影摄入粉壁，匣愈远而光愈大，惟室中尽灭灯光，其影始得分明也……。”有趣的是，文中提到“须用摄光镜重叠为之”说明使用的是“复式镜头”，而这时恰恰是欧洲风景暗箱流行的时期，当时复式镜头在世界上标志先进的光学技术水平。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

　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

　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

　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

　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

　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

　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

　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俙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改，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谓之俗。”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也)。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累，音力追反。颠，音田，忧思之貌。)；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额。教令之貌。)；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鈲，音普觅反。)。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着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哺之膳。”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则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无足问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夫见下贵者，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妄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为其所为也。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惨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监于体；怵惕之恐，欣欣之喜，不监于心。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无足曰：“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势，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龠之声，口惬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缭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 孔子跟柳下季是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盗跖的部下有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扰各国诸侯；穿室破门，掠夺牛马，抢劫妇女；贪财妄亲，全不顾及父母兄弟，也不祭祀祖先。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国避守城池，小国退入城堡，百姓被他弄得很苦。孔子对柳下季说：“大凡做父母的，必定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必定能教育自己的弟弟。假如做父亲的不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不能教育自己的兄弟，那么父子、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如今先生你，是当世的贤士，然而兄弟却被叫作盗跖，成为天下的祸害，而且不能加以管教，我私下里替先生感到羞愧。我愿意替你前去说服他。”柳下季说：“先生谈到做父亲的必定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必定能教育自己的弟弟，假如子女不听从父亲的告诫，兄弟不接受兄长的教育，即使像先生今天这样能言善辩，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盗跖的为人，思想活跃犹如喷涌的泉水，感情变化就像骤起的暴风，勇武强悍足以抗击敌人，巧言善辩足以掩盖过失，顺从他的心意他就高兴，违背他的意愿他就发脾气，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先生千万不要去见他。”

孔子不听，让颜回驾车，子贡作骖乘，前去会见盗跖。盗跖正好在泰山的南麓休整队伍，将人肝切碎后吃掉。孔子下了车走上前去，见了禀报的人员说：“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刚毅正直，多多拜托转达我前来拜见的心意。”

禀报的人入内通报，盗跖听说孔子求见勃然大怒，双目圆睁亮如明星，头发怒起直冲帽顶，说：“这不就是那鲁国的巧伪之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矫造语言，托伪于文王、武王的主张；你头上带着树杈般的帽子，腰上围着宽宽的牛皮带，满口的胡言乱语；你不种地却吃得不错，不织布却穿得讲究；你整天摇唇鼓舌，专门制造是非，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使天下的读书人全都不能返归自然的本性，而且虚妄地标榜尽孝尊长的主张以侥幸得到封侯的赏赐而成为富贵的人。你实在是罪大恶极，快些滚回去！要不然，我将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增加午餐的膳食！’”

孔子再次请求通报接见，说：“我荣幸地跟柳下季相识，诚恳希望能够面见将军。”禀报人员再次通报，盗跖说：“叫他进来！”孔子小心翼翼地快步走进帐去，又远离坐席连退数步，向盗跖深深施礼。盗跖一见孔子大怒不已，伸开双腿，按着剑柄怒睁双眼，喊声犹如哺乳的母虎，说：“孔丘你上前来！你所说的话，合我的心意你便可以活，不合我的心意你就得死。”

孔子说：“我听说，大凡天下人有三种美德：生就魁梧高大，长得漂亮无双，无论少小年长高贵卑贱见到他都十分喜欢，这是上等的德行；才智能够包罗天地，能力足以分辨各种事物，这是中等的德行；勇武、慓悍、果决、勇敢，能够聚合众人统率士兵，这是下一等的德行。大凡人们有此一种美德，足以南面称王了。如今将军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美德，你高大魁梧身长八尺二寸，面容和双眼熠熠有光，嘴唇鲜红犹如朱砂，牙齿整齐犹如编贝，声音洪亮合于黄钟，然而名字却叫盗跖，我暗暗为将军感到羞耻并且认为将军不应有此恶名。将军如果有意听从我的劝告，我将南边出使吴国越国，北边出使齐国鲁国，东边出使宋国卫国，西边出使晋国秦国，派人为将军建造数百里的大城，确立数十万户人家的封邑，尊将军为诸侯，跟天下各国更除旧怨开启新的一页，弃置武器休养士卒，收养兄弟，供祭祖先。这才是圣人贤士的作为，也是天下人的心愿。”

盗跖大怒说：“孔丘上前来！凡是可以用利禄来规劝、用言语来谏正的，都只能称作愚昧、浅陋的普通顺民。如今我身材高大魁梧面目英俊美好，人人见了都喜欢，这是我的父母给我留下的美德。你孔丘即使不当面吹捧我，我难道不知道吗？而且我听说，喜好当面夸奖别人的人，也好背地里诋毁别人。如今你把建造大城、汇聚众多百姓的意图告诉给我，这是用功利来诱惑我，而且是用对待普通顺民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怎么可以长久呢！城池最大的，莫过于整个天下。尧舜拥有天下，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与周武王立做天子，可是后代却遭灭绝，这不是因为他们贪求占有天下的缘故吗？ “况且我还听说，古时候禽兽多而人少，于是人们都在树上筑巢而居躲避野兽，白天拾取橡子，晚上住在树上，所以称他们叫做有巢氏之民。古时候人们不知道穿衣，夏天多多存积柴草，冬天就烧火取暖，所以称他们叫做懂得生存的人。到了神农时代，居处是多么安静闲暇，行动是多么优游自得，人们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跟麋鹿生活在一起，自己耕种自己吃，自己织布自己穿，没有伤害别人的心思，这就是道德鼎盛的时代。然而到了黄帝就不再具有这样的德行，跟蚩尤在涿鹿的郊野上争战，流血百里。尧舜称帝，设置百官，商汤放逐了他的君主，武王杀死了纣王。从此以后，世上总是依仗强权欺凌弱小，依仗势众侵害寡少。商汤、武王以来，就都是属于篡逆叛乱的人了。“如今你研修文王、武王的治国方略，控制天下的舆论，一心想用你的主张传教后世子孙，穿着宽衣博带的儒式服装，说话与行动矫揉造作，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而且一心想用这样的办法追求高官厚禄，要说大盗再没有比你大的了。天下为什么不叫你作盗丘，反而竟称我是盗跖呢？你用甜言蜜语说服了子路让他死心塌地地跟随你，使子路去掉了勇武的高冠，解除了长长的佩剑，受教于你的门下，天下人都说你孔子能够制止种种坏事。可是后来，子路想要杀掉篡逆的卫君却不能成功，而且自身还在卫国东门上被剁成了肉酱，这就是你那套说教的失败。你不是自称才智的学士、圣哲的人物吗？却两次被逐出鲁国，在卫国被人铲削掉所有足迹，在齐国被逼得走投无路，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围困，不能容身于天下。而你所教育的子路却又遭受如此的祸患，做师长的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做学生的也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为人，你的那套主张难道还有可贵之处吗？ “世上所尊崇的，莫过于黄帝，黄帝尚且不能保全德行，而征战于涿鹿的郊野，流血百里。唐尧不慈爱，虞舜不孝顺，大禹半身不遂，商汤放逐了他的君主，武王出兵征讨商纣，文王曾经被囚禁在羑里。这以上的六个人，都是世人所尊崇的，但是仔细评论起来，都是因为追求功利迷惑了真性而强迫自己违反了自然的禀赋，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极为可耻的。世人所称道的贤士，就如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让了孤竹国的君位，却饿死在首阳山，尸体都未能埋葬。鲍焦着意清高非议世事，竟抱着树木而死去。申徒狄多次进谏不被采纳，背着石块投河而死，尸体被鱼鳖吃掉。介子推算是最忠诚的了，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文公返国后却背弃了他，介子推一怒之下逃出都城隐居山林，也抱着树木焚烧而死。尾生跟一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没有如期赴约，河水涌来尾生却不离去，竟抱着桥柱子而淹死。这以上的六个人，跟肢解了的狗、沉入河中的猪以及拿着瓢到处乞讨的乞丐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重视名节轻生赴死，不顾念身体和寿命的人。“世人所称道的忠臣，没有超过王子比干和伍子胥的了。伍子胥被抛尸江中，比干被剖心而死，这两个人，世人都称作忠臣，然而最终被天下人讥笑。从上述事实看来，直到伍子胥、王子比干之流，都是不值得推崇的。“你孔丘用来说服我的，假如告诉我怪诞离奇的事，那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假如告诉我人世间实实在在的事，不过如此而已，都是我所听闻的事。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人之常情，眼睛想要看到色彩，耳朵想要听到声音，嘴巴想要品尝滋味，志气想要满足、充沛。人生在世高寿为一百岁，中寿为八十岁，低寿为六十岁，除掉疾病、死丧、忧患的岁月，其中开口欢笑的时光，一月之中不过四、五天罢了。天与地是无穷尽的，人的死亡却是有时限的，拿有时限的生命托付给无穷尽的天地之间，迅速地消逝就像是千里良驹从缝隙中骤然驰去一样。凡是不能够使自己心境获得愉快而颐养寿命的人，都不能算是通晓常理的人。“你孔丘所说的，全都是我想要废弃的，你赶快离开这里滚回去，不要再说了！你的那套主张，颠狂失性钻营奔逐，全都是巧诈、虚伪的东西，不可能用来保全真性，有什么好谈论的呢！”

孔子一再拜谢快步离去，走出帐门登上车子，多次失落拿在手里的缰绳，眼光失神模糊不清，脸色犹如死灰，低垂着头靠在车前的横木上，颓丧地不能大口喘气。回到鲁国东门外，正巧遇上了柳下季。柳下季说：“近来多日不见心里很不踏实，看看你的车马好像外出过的样子，恐怕是前去见到盗跖了吧？”孔子仰天长叹道：“是的。”柳下季说：“盗跖莫不是像先前我所说的那样违背了你的心意吧？”孔子说：“正是这样。我这样做真叫做没有生病而自行扎针一样，自找苦吃，急急忙忙地跑去撩拨虎头、编理虎须，几乎不免被虎口吞掉啊！”

子张问满苟得说：“为什么不修养品行？没有品行就不会取信于人，不能取信于人就不能被任用，不被任用就得不到利禄。所以观察名，计较利，而义才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名利，反心自问，那么士大夫的作为行事，不可以一天不实行仁义！”满苟得说：“不知羞耻的人富有，多讲信誉的人显贵。名利大的人，几乎都是无耻又善言信的人。所以观察名，计较利，而信才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名利，反心自问，那么士大夫的作为行事，只好保持其天性了。”子张说：“过去桀、纣尊贵到做了天子，富有到占据天下。现在对奴仆和更夫说：‘你们的行为象桀、纣。’他们就会愤怒变色，就会产生不服的心理，因为小人也轻贱桀纣。孔丘、墨翟，穷困得成为一般人，这时要对宰相说：‘你的行为象孔丘、墨翟。’他就会改容变色，自称赶不上，士大夫真是可贵。所以，权势为天子，未必可贵；穷困为一般人，未必低贱。贵贱的区别在于品行的好坏。”满苟得说，“小偷被囚禁，大盗却成为诸侯，诸侯门下义士多（即大盗不盗，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从前齐桓公小白杀了哥哥纳嫂嫂为妻，而管仲却做他的臣子；田常杀掉君主窃取国家政权，而孔子却接受他的钱币。言谈认为下贱的，而行动却去做这种下贱的事情。这样言论和行动在心中矛盾，岂不是很乱吗！所以《书》说，‘谁好谁坏，成功的居上，不成功的居下。’”子张说：“你不修养品行，将会亲疏没有伦常，贵贱没有准则，长幼没有等次，五伦六位，将如何区别呢？”满苟得说：“尧杀掉大儿子，舜流放亲弟弟，亲疏有伦常吗？汤放逐桀，武王杀纣有标准吗？王季代替嫡位，周公杀掉哥哥，长幼有序吗？儒者的虚伪言辞，墨子的兼爱，五伦六位还有区别吗？况且你正在求名，我正在求利。其实名利，既不顺于理，又不明于道。我过去和你在无约面前争论，说：‘小人为财而死，君子为名而死，他们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改变了自己的真性情的缘故；以至于抛弃自己的应当做的而死于自己不应当做的，却是相同的。’所以说：‘不要做小人，要反求于自然；不要做君子，要顺从自然的规律。是曲是直，看其自然规律。’面向四方，随时变化，是是是非，保持你的圆转枢机。独自顺遂你的意愿，与道周旋。不要专执你的行为，不要成就你的仁义，这将会失掉你的本能，不要追求你的富贵，不要用殉难换取你的成功，这样将会舍弃你的天性。比干被剖心，伍子肴遗嘱挖眼，这是忠的祸患；直躬证实父亲偷羊，尾生被水淹死，这是守信用的祸患；鲍焦站立枯死，申徒狄投河自杀，这是清廉的祸患；孔子见不到母亲，匡子见不到父亲，这是义的过失。这些事情从上代传下来，下代还要传下来，以此为士大夫，端正言论，必定实行，所以才遭到它的灾殃，受到它的祸患。”无足问知和说：“众人没有不兴名求利的。他富有别人就依附他，依附他就于心居他之下，居下就对他尊敬。有人居下就显出尊贵的人，是长寿、体安、快乐之道。现在，难道你没有这种想法吗？是智慧不足呢？还是认识到而力不从心呢？还是故意推行正道而不妄为呢？”知和说：“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自以为和自己同时代生，同乡而处，就认为是个超过世俗的人。这是一种内心无主见取正，不能观察古今时间的差别和是非的区别。与世俗同化，离开自重，抛弃自尊，做自己兴名就利的事情。这样论到延长生命、安适身体、愉悦心意之道，不是太远了吗？悲痛的疾病，安静的喜悦，不注重形体；惊慌的恐惧，欣欢的喜悦，不注重内心。只知道去做而不知道为什么去做，所以地位贵到天子，富有占据天下，却不能免除祸患。”无足说：“富有对于人，无所不利。穷尽完美和究尽权势，至人不能得到，圣人也不能达到。挟持别人勇敢和力量来增加威势，拿别人的智谋来增强观察问题的能力，用别人的品德当作贤良，不享有国土而威严如君主。况且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心不等学习就爱好它，身体不等模仿就感到安适。欲求、厌恶、避害、就利，本来不用老师教导，这是人的本性。天下人虽然非难我，准能失掉这些呢！”知和说：“有智慧的人做事，行动以百姓为基础，不违背民众为原则，因此知足而不相争，无所作为，所以不贪求。不知足，所以才贪求它，争夺声、色、味、权，而自己却不认为是贪求。有剩余，所以有辞让，抛弃占据的天下之财而自己也不认为是清廉。清廉和贪求的实质，并不是受迫于外物，反过来要察看内心是否有度。权势达到天子，而不拿权贵作为资本傲慢的对待别人；财富占有天下，而不拿财富戏弄人。计算其祸患，考虑其反面，认为有害于本性，所以推辞而不接受，并不是要以此追求名誉。尧、舜做帝王而和睦，并不是在天下推行仁政，而是不以追求美而损害百姓；善卷、许由可得帝位而不接受，并不是虚伪地对待辞让，而是不以政事损害自己。这些都是趋利避害，而天下人称赞他们是贤人，就是说他们虽然有趋利避害的思想，他们并不是以兴名沽誉为目的。”无足说：“一定要保持其名声，身受苦累拒绝美味，节约营养以维持生命，就是像久病危险而不死的人。”知和说：“平均是福，多余是害，凡物没有不这样的，而财富更是如此。现在的富人，耳朵要听钟鼓管龠的声音，嘴巴要尝牛羊狗猪甜酒的滋味，以感受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以说是昏乱了。沉溺盛气之中，好象负重走向上坡，可以说是劳苦了；贪财而带来敝病，贪权而带来竭尽精神，居静则沉溺，体肥则骄满，可以说有疾病了。为了求富趋利，所以积累财富高过墙也不知足，并且骄满而不舍，可以说是耻辱了；积累财富而无用，衷心信服而不知舍弃，满心忧伤着急，追求增多而不知止，可以说是忧虑了；在家里就疑虑盗贼来窃取财物，在外面就畏俱寇盗的伤害，在家周备楼窗严防，在外不敢单独行动，可以说是畏惧了；这六种，是天下的最大祸害，大家都遗忘掉而不知明察，等到祸患来到，想尽心思竭尽财产，只求象过去过一天好日子，也达不到了。所以，想看那种名声看不到，想求得利禄得不着，缠绕意志牺牲身体去争夺名利，不也是迷惑吗！”

参考 http://toolxdfcn/guji/2465html 冯胜，定远人。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生时黑气满室，经日不散。及长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昔勒尼学派创始人。提倡快乐主义的，雄勇多智略，与兄国用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国用偕胜来归，甚见亲信。太祖尝从容询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悦，俾居幕府，从克滁、和，战三叉河、板门寨、鸡笼山，皆有功。从渡江，取太平，遂命国用典亲兵，委以心腹。太祖既擒陈野先，释之，令招其部曲。国用策其必叛，不如弗遣。寻果叛，为其下所杀，其从子兆先复拥众屯方山。蛮子海牙扼采石，国用与诸将攻破海牙水寨，又破擒兆先，尽降其众三万余人。众疑惧，太祖择骁勇者五百人为亲军，宿卫帐中。悉屏旧人，独留国用侍榻侧，五百人者始安。即命国用将之，以攻集庆，争效死先登。与诸将下镇江、丹阳、宁国、泰兴、宜兴，从征金华，攻绍兴，累擢亲军都指挥使。卒于军，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恸。洪武三年追封郢国公，肖像功臣庙，位第八。 中国古籍全录 国用之卒，子诚幼，胜先已积功为元帅，遂命袭兄职，典亲军。 陈友谅逼龙湾。太祖御之，战石灰山。胜攻其中坚，大破之，又追究破之采石，遂复太平。从征友谅，破安庆水寨，长驱至江州，走友谅。进亲军都护。从解安丰围，迁同知枢密院事。从战鄱阳，下武昌，克庐州，移兵取江西诸路。与诸将收淮东，克海安坝，取泰州。徐达围高邮未下，还师援宜兴，以胜督军。高邮守将诈降，胜令指挥康泰帅数百人先入城，敌闭门尽杀之。太祖怒，召胜决大杖十，令步诣高邮。胜惭愤，攻甚力。达亦自宜兴还，益兵攻克之，遂取淮安。安丰破，擒吴将吕珍于旧馆。下湖州，克平江，功次平章常遇春，再迁右都督。从大将军达北征，下山东诸州郡。 洪武元年兼太子右詹事。坐小法贬一官，为都督同知。引兵溯河，取汴、洛，下陕州，趋潼关。守将宵遁，遂夺关，取华州。还汴，谒帝行在。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寻从大将军征山西，由武陟取怀庆，逾太行，克碗子城，取泽、潞，擒元右丞贾成于猗氏。克平阳、绛州，擒元左丞田保保等，获将士五百余人。帝悦，诏右副将军胜居常遇春下，偏将军汤和居胜下，偏将军杨璟居和下。 二年渡河趋陕西，克凤翔。遂渡陇，取巩昌，进逼临洮，降李思齐。还从大将军围庆阳。扩廓遣将攻原州，为庆阳声援。胜扼驿马关败其将，遂克庆阳，执张良臣。陕西悉平。 九月，帝召大将军还，命胜驻庆阳，节制诸军。胜以关陕既定，辄引兵还。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赏赉金币，不能半大将军。 明年正月复以右副将军同大将军出西安，捣定西，破扩廓帖木儿，获士马数万。分兵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阳，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遣别将自连云栈取兴元，移兵吐番，征哨极于西北。凯旋，论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同参军国事，封宋国公，食禄三千石，予世券。诰词谓胜兄弟亲同骨肉，十余年间，除肘腑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称扬之者甚至。五年，以胜宣力四方，与魏国公达、曹国公文忠各赐彤弓。 中国古籍全录 扩廓在和林，数扰边。帝患之，大发兵三道出塞。命胜为征西将军，帅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出西道，取甘肃。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自后数出练兵临清、北平，出大同征元遗众，镇陕西及河南。册其女为周王妃。 久之，大将军达、左副将军文忠皆卒，而元太尉纳哈出拥众数十万屯金山，数为辽东边害。二十年命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帅南雄侯赵庸等以步骑二十万征之。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邓镇等皆从。帝复遣故所获纳哈出部将乃剌吾者奉玺书往谕降。胜出松亭关，分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大宁逾两月，留兵五万守之，而以全师压金山。纳哈出见乃剌吾惊曰：“尔尚存乎！”乃剌吾述帝恩德。纳哈出喜，遣其左丞、探马赤等献马，且觇胜军。胜已深入，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纳哈出之将全国公观童。大军奄至，纳哈出度不敌，因乃剌吾请降。胜使蓝玉轻骑受之。玉饮纳哈出酒，欢甚，解衣衣之。纳哈出不肯服，顾左右咄咄语，谋遁去。胜之婿常茂在坐，遽起砍其臂。都督耿忠拥以见胜。纳哈出将士妻子十余万屯松花河，闻纳哈出伤，惊溃。胜遣观童谕之乃降，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互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而都督濮英殿后，为敌所杀。师还，以捷闻，并奏常茂激变状，尽将降众二十万人入关。帝大悦，使使者迎劳胜等，械系茂。会有言胜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讦胜过。帝怒，收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奉朝请，诸将士亦无赏。胜自是不复将大兵矣。 二十一年奉诏调东昌番兵征曲靖。番兵中道叛，胜镇永宁抚安之。二十五年命籍太原、平阳民为军，立卫屯田。皇太孙立，加太子太师，偕颍国公友德练军山西、河南，诸公、侯皆听节制。 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赐死，诸子皆不得嗣。而国用子诚积战功云南，累官至右军左都督。 纳哈出者，元木华黎裔孙，为太平路万户。太祖克太平被执，以名臣后，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资遣北归。元既亡，纳哈出聚兵金山，畜牧蕃盛。帝遣使招谕之，终不报。数犯辽东，为叶旺所败。胜等大兵临之，乃降，封海西侯。从傅友德征云南，道卒。子察罕，改封沈阳侯，坐蓝玉党死。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 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帝与语，奇之，用为将。从常遇春援安丰，略庐州。还，从战鄱阳湖，轻舟挫友谅前锋。被数创，战益力，复与诸将邀击于泾江口，友谅败死。从征武昌，城东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汉兵据之，诸将相顾莫前。友德帅数百人，一鼓夺之。流矢中颊洞胁，不为沮。武昌平，授雄武卫指挥使。从徐达拔庐州，别将克夷陵、衡州、襄阳。攻安陆，被九创，破擒其将任亮。从大军下淮东，破张士诚援兵于马骡港，获战艘千，复大破元将竹贞于安丰。同陆聚守徐州，扩廓遣将李二来攻，次陵子村。友德度兵寡不敌，遂坚壁不战。诇其众方散掠，以二千人溯河至吕梁，登陆击之，单骑奋槊刺其将韩乙。敌败去。度且复至，亟还，开城门而阵于野，卧戈以待，约闻鼓即起。李二果至，鸣鼓，士腾跃搏战，破擒二。召还，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撤御前麾盖，鼓吹送归第。 明年从大将军北征，破沂州，下青州。元丞相也速来援，以轻骑诱敌入伏，奋击败走之。遂取莱阳、东昌。明年从定汴、洛，收诸山寨。渡河取卫辉、彰德，至临清，获元将为向导，取德州、沧州。既克元都，侦逻古北隘口，守卢沟桥，略大同，还下保定、真定，守定州。从攻山西，克太原。扩廓自保安来援，万骑突至。友德以五十骑冲却之，因夜袭其营。扩廓仓卒遁去，追至土门关，获其士马万计。复败贺宗哲于石州，败脱列伯于宣府，遂西会大将军，围庆阳，以偏师驻灵州，遏其援兵，遂克庆阳。还，赐白金文绮。 洪武三年从大将军捣定西，大破扩廓。移兵伐蜀，领前锋出一百八渡，夺略阳关，遂入沔。分兵自连云栈合攻汉中，克之。以馈饷不继，还军西安。蜀将吴友仁寇汉中。友德以三千骑救之，攻斗山寨，令军中人燃十炬布山上，蜀兵惊遁。是冬，论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颖川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 明年充征虏前将军，与征西将军汤和分道伐蜀。和帅廖永忠等以舟师攻瞿塘，友德帅顾时等以步骑出秦、陇。太祖谕友德曰：“蜀人闻我西伐，必悉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师。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兵贵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驰至陕，集诸军声言出金牛，而潜引兵趋陈仓，攀援岩谷，昼夜行。抵阶州，败蜀将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断白龙江桥。友德修桥以渡，破五里关，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趋绵州。时汉江水涨，不得渡，伐木造战舰。欲以军声通瞿塘，乃削木为牌为千，书克阶、文、绵日月，投汉水，顺流下。蜀守者见之，皆解体。 初，蜀人闻大军西征，丞相戴寿等果悉众守瞿塘。及闻友德破阶、文，捣江油，始分兵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谓将士曰：“援师远来，闻大亨破，己胆落，无能为也。”迎击，大败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寿等以象战。友德令强弩火器冲之，身中流矢不退，将士殊死战。象反走，躏藉死者甚众。寿等闻其主明升已降，乃籍府库仓廪面缚诣军门。成都平。分兵徇州邑未下者，克保宁，执吴友仁送京师，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汉州也，汤和尚顿军大溪口。既于江流得木牌，乃进师。而戴寿等撤其精兵西救汉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胜捣重庆，降明升，于是太祖制《平西蜀文》，盛称友德功为第一，廖永忠次之。师还，受上赏。 五年副征西将军冯胜征沙漠，败失剌罕于西凉，至永昌，败太尉朵儿只巴，获马牛羊十余万。略甘肃，射杀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等。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是时师出三道，独友德全胜。以主将胜坐小法，赏不行。明年复出雁门，为前锋，获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还镇北平，陈便宜五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