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热爱阅读

热爱古书

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3

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中国图书发展史可分成三个时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书籍制度，即：汉代造纸发明前的竹帛并行时期，盛行简牍制度；汉至唐代为纸写本时期，盛行卷轴制度；唐代发明印刷术以后为印本书时期，盛行册页制度。所谓册页制，就是积累许多单页装订成为一册，因而我国古书装订制度也随之应运而生。我国册页装订制经历了以下几次变化：

　　1蝴蝶装，又称“蝶装”，其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把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来，与后来的线装方式恰恰相反，然后将每一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有时用布或绫锦裱褙）作封面，便成一册书。其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使书心得以保护。

　　蝴蝶装虽然在保护图书方面有它自己的优点，但却给阅读带来了不便。由于书页都是单层的，纸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阅读时往往是先见到纸背，而且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很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包背装。

　　2包背装，大约起源于南宋后期。所谓包背装，即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装订的方式，使页页文字相连，便于阅读。

　　3线装书，起源于明代中叶，是从包背装演变而来的。其装订方法，乃书页正折，文字向外，版心为书口，把包背装的整页封面换为两张半页的软封面，分置书身前后，把它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讲究的线装，有时用绫、绢之类包起上下两角，称包角装。这主要是为了美观，也有护书作用，但在潮湿地区容易致霉生虫。线装书的优点，就是书本破旧了可以重装。

　　线装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的最后阶段。直到现在，一些仿古铅印本和影印古书都还在应用这种装帧方法。清代中叶以后，我国逐渐采用了机械化的新式印刷术，随着印刷术的变化，产生了图书的平装和精装。

万载馆藏古籍

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万载县图书馆，是收藏古籍较多较好的县级馆。馆内共保存有历代古籍6000余册，其中经图书专家鉴定有善本769册，尤为珍贵。

这些古籍绝大部分入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图书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从县内各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里翻拣发现收购而得，少数古籍来源于捐赠。经过图书古籍管理人员的整理、修补、装订、分类编目，科学保护几十年，期间历尽艰辛躲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焚烧古书的劫难，留存至今。成为万载县馆藏书的重要部分。

这些古籍中，时代较早，书品较好的为数不少。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陈仁锡评阅木刻本，汇贤斋藏板。该书78册，20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墨色较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版本“雠校完密，缮刻精好”。

《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旗撰，陈仁锡评阅。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刻本。该书18册，4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

《韵府群玉》二十卷

宋末阴时夫撰，阴中夫注。明王元贞校正。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王元贞校正重刻本。文光堂藏板。该书12册，毛太纸，色黄。线装，长255厘米，宽16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44厘米。宋体，墨浓而清晰。此书版本好，有评论“音译既明，剞刻尤精”。

还有明崇祯五年刻本《大学衍义》；明崇祯十年刻本《二十一史论赞》；明崇祯四年版《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等明版清印书籍和清版书籍。

本县古代地方名人书籍使馆藏古籍富于地方特色。清乾隆进士辛从益的《公孙龙子注》和《寄思斋藏稿》，道光年刻本。清嘉庆进士辛绍业的《冬官旁求》，嘉庆年刻本。清乾隆进士李荣陛的《地脉考》清稿本；嘉庆版《厚冈文集》、《厚冈诗集》等等。

这些馆藏古籍，对保存文化遗产，提供研究文献史料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