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妇女梳盘髻的现象，历来都很普遍。古籍中即有“三苗首”、“乌蛮……男妇髻……”。四川凉山居民“椎髻、跣足……从夷蛮习俗”的记载。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时期，滇人青铜贮贝器盖上的妇女形象，有不少梳盘髻者，此出土的青铜舞俑，也盘发于顶。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崖画中，都有梳盘髻的人物形象；清代《云南通志稿》插图中很多梳盘髻的妇女形象。过去，满 族贵族妇女婚后，梳一种称之为“两把头”、“叉子头”、“如意头”的盘髻。梳法是将头发分成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下垂于脑后，梳成燕尾式发髻，俗称“燕人头”，另一部分挽于头顶，拧成绳股，盘绕成一个覆盖在头顶的扁长形发髻，再于发髻间插饰一个叫“大扁方”的发簪，即作装饰又为固发。

满族、朝鲜族 、傣族、苗族、基诺族、侗族、黎族、仡佬族、新疆地区的一些民族等至今仍尚盘髻。且各具风格。侗族妇女喜欢将发髻梳到左耳部位，几乎盖住整个耳朵；黎族本地女子一般都在脑后盘髻，并任发梢自然下垂于肩部；傣族妇女将长发松松的拢于头顶或偏向一侧，然后梳成盘发，不少人还在盘发中抽出一段发梢作装饰；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交界地区的苗族妇女，有一种盘发，被称作大盘头，是用假发在头顶盘绕成硕大的发髻，再横一支发簪以固定假发，发簪与假发之间用布带相绑，假发在头顶松散下垂，齐肩盖耳，十分奇特。

中国妇女的发式，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谁也难以说清它究竟有多少种类。远古的披发；汉代妇女的“倭堕髻”；北朝妇女的“十字髻”；唐代妇女的“灵蛇髻”、“飞天髻”；宋代妇女的“朝天髻”、“同心髻”等等，都是相关朝代颇为流行的发式。少 数民族妇女的发式更是式样万千，例如有傣族妇女的“孔雀髻”；有京族妇女的“砧板髻”；有畲族妇女的“凤凰妆”；有苗族妇女的“独角髻”；有满 族妇女的“两把头”。土族妇女的妇式竟有七、八种之多，如“三叉头”、“干粮头”、“蜂儿头”、“簸簸头”等等。但其中流行最为久远，也最为普遍的要算“披发”、“辫发”和“盘发”了。直至现代，这三种发式，仍颇为流行。许多民族的女子还有剃发的习俗，这在繁多的发式中，可以说是最具独物风格的发式。

这是一则美丽动人而又哀婉凄楚的爱情传说：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女，美丽聪慧，能用一双灵巧的手织出满天绚烂缤纷的云霞;人间有个看牛娃叫牛郎，朴实勤劳，一直受兄嫂虐待，过着贫苦凄凉的生活。一天，与牛郎相依为命的老牛忽然开口说话，叫他取走正在湖中沐浴的织女的衣裳，于是两人便结成了夫妻。婚后，男耕女织，恩爱和睦，生下一男—女，过着幸福美满的人间生活。不久，王母娘娘得知织女下凡成亲的消息，便将她捉回天宫。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装着—双儿女，挑着赶到天上。王母娘娘见状，便拔下发簪在织女身后一划，就成了天河，滚滚滔滔的天河水遂将一对恩爱夫妻隔绝在两岸，牛郎与织女只得隔河相望悲泣。后来，王母娘娘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二人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届时无数只喜鹊在天河上架起一座天桥，牛郎与织女得以在桥上相会，互吐衷肠。而每当这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分，天下的姑娘媳妇们集聚在瓜棚之下，便能听到他们相会时的喃喃情语;天上若是滴下雨来，那便是他俩伤心的眼泪。

这就是蜚声中外的四大传说之一一牛郎织女传说。它的生成繁衍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在人民群众口耳之间孳乳展延，祖辈流传;它以古朴的语言，动人的情节，丰富的想象寄寓着广大民众的爱憎、理想与追求，因而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难以企及的美的典范。

一、神话传说的生成

牵牛、织女最早见诸文字，是在西周幽、厉王时期。《诗经·小雅》中《大东》篇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大东》是一篇反映西周时期东方诸侯国臣民怨恨周王室赋役繁重的讽刺诗。这一段诗的大意是：银河虽像镜子一样熠熠生光，但却不能普照人间;织女、牵牛虽具其名，但却不会纺纱织布、负重驾车。周王室也是如此，徒有宗主统领之名，而无体恤臣民之实。在这里，织女、牵牛只是作为人们展开联想、抒发怨情的自然天象而出现，既无任何故事情节的设置，又无两星相爱恋慕线索的暗示。但无论如何，此时的织女、牵牛已不再是别无涵义的纯粹自然星辰的称谓，而开始与复杂纷纭的社会人文发生密切的联系，从而为后人驰骋丰富的幻想，发挥艺术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两汉时期，织女、牵牛已经被传为两个人格化的星神，而由于他们彼此相对的特定位置，人们逐渐附会了“男女相思离别”的爱情想象，牛郎、织女传说已初具规模。班固《西都赋》称：“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亦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均指明汉朝时在昆明池(建于汉武帝元狩三年，位于长安近郊)畔已塑有牵牛、织女的石像，而且还分别被隔置于昆明池的左右两侧遥遥相对，似乎已包涵着一些故事情节。这一点在以后的《古诗十九首》中得到印证，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已初现牵牛、织女离别相思的情爱端倪：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秋夜星空，寥阔明净。银河岸边，机杼札札作响，织女正在织机旁辛勤劳作。然而往日能织出绮丽云霞的“纤纤素手”，现在却因情思恍惚而终日织不成布匹，惟有哀怨伤情的眼泪零落如雨。凝眸遥望银河彼岸，相思之情，不绝如缕。但见“盈盈一水”横隔，纵脉脉含情，却无处申说。《迢迢牵牛星》显然是从《大东》篇中脱化而来，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这里牵牛、织女已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与形象，而着意烘托出的别绪离情，已开始给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一层悲剧色彩。更具说服力的，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的一段记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据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最迟在东汉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已基本成型：牛郎织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已被普遍认可，喜鹊搭桥，七夕相会等故事情节已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此后三国时期的一些诗文，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如蔡邕《青衣赋》：“悲彼牛女，隔于河维”。如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如《文选》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二、爱情故事的繁衍与流传

牛郎织女传说一经生成，便在民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逐渐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爱情故事体系。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记载的大约就是这一故事体系较原始的面貌：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在这里，故事显然还停留在两位星神之间的爱恋上，尚缺乏感人的情节。于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天帝便被说成是王母娘娘，织女则成为她的外孙女，牛郎是人间的看牛郎。牛郎与织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便由星神之恋一变为人神之恋，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及艺术感召力。而这一则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山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看牛郎，受兄嫂虐待。一天牛告诉他织女和别的仙女要到银河沐浴，叫他去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他去还给她，并要求和她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照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下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把织女捉回去。牛告诉牛郎，他可把它的皮披在身上，追到天上去，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天上去时，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织女后面一划，就成了天河，把这一对夫妻隔开了。但他们隔河相望啼泣，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见《民间文学集刊》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第五页，上海文化出版社957年12月版。)

在这里，织女俨然已成为人民群众理想中真善美的化身;牛郎则具有朴实敦厚、善良执着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成为劳动人民的突出代表。他们之间的相恋相爱，男耕女织，则正是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所渴望得到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牛女故事在民间各地口耳流传中又逐渐生出了许多变异的说法，而这些不同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又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因而使牛郎织女故事愈加丰富曲折，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钟敬文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中曾记述了几则有关的实例，为便于读者了解，现转录其中二则于下：

据说，从前有弟兄二人。弟弟心肠忠厚，哥哥却很奸猾。弟弟因常赶牛的缘故，被人叫作牛郎。弟兄分家，弟弟只得了一辆破车和一只老牛。一天，老牛对主人说，某处河里，有许多仙女在洗澡。倘他能取得她们中间任何人的衣服，便可以得她做妻子。第二天，他跟了老牛出发，果然看见了许多正在洗澡的仙女。他抱了一堆衣服上车(牛车)就走。结果便带回了一个仙女做妻室。她就是织女。织女和牛郎生下一对男女。一天，她用巧语骗得了自己从前被取去的衣服，便乘云而去。牛郎忙担了他的儿女，穿上牛衣(这是牛死时所嘱咐的)，急赶上去。谁晓得慌张中少穿了一只牛腿，使他不能即赶上了织女。正在追逐的当儿，忽来了王母。她用玉簪划成一道天河，把他们两人分开。牛郎托了燕子去说合，不意被误传了日期，所以后来永远只能一年一会。

据云，有个看牛的孩子叫做牛郎。一天，他正要回家的时候，他的老黄牛忽然向他说起话来。自称本是上界神仙，因犯罪被谪于人间。现在主人(牛郎)有性命的危险，他为报答平日善遇的恩惠，所以要向主人告说。接着说家里的哥嫂，怎样在设计谋害他，并嘱咐他分家时，只要得了它自己(老黄牛)和一辆破车及一只破皮箱便算了。牛郎回到家里，立刻证明了哥嫂的狠心——要把毒药杀死他。于是，他便去请了舅父来替他们分家，舅父颇想帮助，使他多得点东西。但他却服从了老黄牛的吩咐，终竟只要求了那三件不值钱的东西(老黄牛、破车、破皮箱)。牛郎和老牛离了家，老牛变出酒菜让他吃过后，又告诉他以获得美貌老婆的方法。它说，前面的河里，有个女子正在洗澡。她是位神仙，名叫织女，和他(牛郎)有夫妻姻缘。他前去取得她的衣服，彼此便可成为夫妇。牛郎依所吩咐的做去，果得了织女为妻。三年过去了，牛郎和织女，已生下两个孩子。一天，老黄牛告诉牛郎，说自己灾期已满，要回到天上去。它(黄牛)死后，织女定要逃走。那时穿了用它的皮所做的靴子，便可赶上了她。老黄牛死了不久，织女果然乘牛郎不备的时候，穿了从前的浴衣，腾空而去。牛郎穿了皮靴，抱着儿子赶上去。织女拔下金簪，划了一条天河，阻住了牛郎的去路。彼此在河的两岸，以牛轭，梭子互相抛掷。(这些东西，至今每当七夕前后，还可见于天河两岸。)后来，天帝替他们说和。但“逢七见面”的消息，竟被拙于言词的鹌鹑，说错成了“七七见面”。直到现在，鹌鹑还短着尾巴，口里时常说“不对不对”，这是被罚和想改正误报的缘故。(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45至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两则传说，讲述的都是同一题材——牛郎织女的故事，其情节框架也大致相同。但因采录地点的不同(前一则采自北方某省，后一则采自淅江永嘉)，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的影响，所以在许多细节描写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情致与审美趣向，而这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三、牛女故事题材的戏曲小说

南宋以后，戏曲、小说渐趋兴盛，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程度较之传统诗文愈加深入与广泛。然而统观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作品，其中以牛女故事为题材的却颇为少见。戴不凡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宋元明时期正值道教得势之时，上至皇帝，下及一般知识分子，莫不热衷此道，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天孙’——张玉皇的七仙姑下凡嫁牛郎，自然是作家们难以动笔的。这或许就是宋元明三代——戏曲小说非常盛行的时期，偏偏没有关于牛郎织女的作品的一个原因吧!”(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19—20页，淅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迄今所知，最早以牛女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是王国维《曲录》中登录的宋金杂剧院本《庆七夕》。其后是明代无名氏撰写杂剧《渡天河织女会牵牛》(见傅大兴《明杂剧考引》)和明梁孟昭撰传奇《相思砚》，后者内容据董康《曲海总目》所载系“谓南极老人与牵牛弹棋，遗二子，化为宝砚，一曰相砚，一曰思砚。牵牛，织女与月中仙子俱谪人间，以砚作合，牛女后身尤星、卫兰森为夫妇。故名。”与通常所说的牛女故事有明显区别。以上几部作品均已散佚不传。现存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戏曲作品是清乾隆以后宫中节令戏《升平署月令承应戏》中的《七夕承应》，内容包括“七襄报章”、“仕女乞巧”、“柳母乞巧”、“博望乘槎”、“银河鹊渡”、“开襟佳话”、“天孙送巧”、“双星佳会”、“仙社奇缘”、“星汉幻彩”、“七夕佳辰”、“双渡银河”等诸出(见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引》)。

现知最早一部写牛女故事的通俗小说，是明万历间书林仙源余成章刊刻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凡四卷，藏于日本田中庆太郎文求堂，国内无传本(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其基本内容在台湾学者洪淑苓的《牛郎织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8年版)中曾有所介绍：

内容大约是叙述天上的牛郎和织女，两人因相爱而成亲。但婚后“凤城恣乐”、“歌儿导*”，致使天帝“遣使谏*”，而两人仍不悔改，于是“抱禁牛女”，“谪贬牛女”，“牛女泣别”。但二人仍互相“遣使”、“回书”。后经“圣后戒女”、“老君议本”，才“准本重会”，由鸦鹊请旨搭桥。小说最后又杂入“贵客乞巧”、“平民乞巧”、“文人乞巧”“七夕客怨”等题外片段。

四、平话小说《牛郎织女》

国内有传本的最早一部牛女题材的小说作品，是清末民初无名氏所撰“新编神怪小说牛郎织女”(见路工、潭天合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见《明清神话小说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路工、谭天推测该本《牛郎织女》即根据明刊本《牛郎织女传》加工修改而成。

全书共十二回，开篇即先有一段文字交待牛女故事的历史渊源：

考之世说，原来天河之东有织女，乃天帝之孙女，勤习女工，容貌不甚修理。后奉天帝之命，许嫁于河西牵牛郎。嫁后，竟废女工，天帝大怒，命织女仍归河东。那牵牛郎在河西思之不已，于是有鹊桥重会，每年仅七夕始得一圆满时日。这便是二位大仙的来历。

这段记述显然是从《荆楚岁时记》中脱化而来，可以见出作者的创作依据。全书情节梗概如下：

话说“正当下界汉室中兴时代，天下太平”。玉皇大帝为庆贺自己的“千秋圣诞”，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命驾前十二金童到瑶池西圣母处借取温凉玉杯。金童驾着一朵祥云，来到斗牛宫前，“忽闻一阵香风，遥见一位仙女，髩插一枝梅花，正坐在望月阁下织机这位就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做张七姐，玉帝之外孙女。生得容貌绝世，他却不喜修饰，不搽脂粉，时常淡装素服，禁步珊瑚，飘飘然一个无上的仙女”。金童见了织女，不觉凡心顿起，遂上前搭话。织女无心嫣然一笑，被金童误解，“以为织女有意”，便上前摘下织女髩上的一朵梅花，要留做表记。织女正欲夺回，忽被圣母遣使传唤。原来，圣母下棋时心血来潮，已察知此事。于是，奏明玉帝，罚织女“独居河东工织数年;若有疏怠，再行严加警戒”。金童亦因“违旨戏侮天孙织女”，被押赴斩仙台枭首。幸逢太上老君极力搭救，最后被“贬下凡尘，令受颠沛折磨之苦。”

却说正月初六玉帝圣诞之期，太白金星“放下一阵清风”，将金童投胎到洛阳县牛家庄牛员外家。这牛员外年已五十有馀，家财豪富。无奈发妻早丧，其子金成娶媳马氏，夫妇不孝，故而又续娶李氏，三年不育，忽得一子，自是欢悦异常，遂取名金郎。金成夫妇见了。暗自怨恨。光阴荏苒，转眼金郎已是六岁。牛员外数年来“凡事护庇幼子，往往和长子金成吵闹，所以逐日气闷在胸，遂染成一症”，气绝身死，不久李氏亦殁。金成见状，“感动了孝心”，自此颇为怜爱金郎，“惟有马氏执掌内务，雇用九个耕夫锄种田园，但不时将金郎以小故毒打”。金郎八岁时，偶在后花园内放风筝，不慎跌入池中，浸湿衣服，被马氏将“上下衣裤剥得干干净净，一缕无存，手执三丝藤条，浑身上下一阵乱打，打得皮破肉绽，鲜血淋漓，白肉变紫，周身无一点好肉。”幸亏金成及时赶回搭救，又聘了任秀才，在家教金郎读书，不想一年刚过任秀才染病身亡，金郎重又陷入苦海之中。衣不暖，食不饱，早晚挨打受骂。一日，太白金星驾云偶经河南地界，“忽见怨气冲天，拨云一看，始知金童备受折磨”。于是奏知玉帝，遣牛金星下凡化作黄牛与金郎为伴。自是，金郎“日里上山牧牛，夜间牛栏内同眠”。一夜，黄牛忽踢醒金郎，告之明日午饭马氏将在面食里下毒相害，金郎听了，心中留意。第二天，“马氏指着一碗面令其取吃”，金郎端起面碗却不敢食用，马氏见状，伸手便打，不意将“面碗”打落在地，立时化为一道火光”。果然，马氏已在面食里下了砒霜。金成看到别无他法，便请母舅安云生来分折家产。金郎听了黄牛的嘱咐，分家时“只领耕牛一头，馀只衣食而已”。又过了数年，金郎已满十三岁，到了“超升之日”“圆满之期”。玉帝派太白金星下凡点化金郎，金郎吞服仙丹，始知自己乃是金童托化，“恍如茅塞顿开”，于是，化白石为纸，化泉水为墨，化松枝为羊毫笔，写信与金成作别。金成见信倍觉伤感，恰逢马氏在旁唠叨，金成“不觉怒发冲冠，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登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原来马氏恶贯满盈，书纸又化成了白石。

金郎(金童)随太白金星来到南天门，天已迟暮，暂在神将行宫歇息候旨。忽忆起十三年前与织女相戏之事信步而行，恰与正在天河中洗浴的织女不期而遇，二人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翌日，玉帝降旨封金牛星为护花护情使者，赐金童织女在天河西灵藻宫内婚配团圆。金童、织女“锦帐恩情，天长地久，说不尽你恩我爱的言语”。不料新婚宴尔，终日在宫中盘桓，“忘却了应尽之天职”。触怒了玉帝，派天神天将将二人捉拿，欲将问罪斩首，又亏太上老君一力相助，改罚金童永居天河之西灵藻宫，织女永居河东云锦宫内工织，不得相会。二人临别，相抱痛哭：“常言道：‘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怎不叫你我二人伤心!”分别后，二人彼此思念不已，”灵藻宫并云锦宫二面怨气现于空中，互相交接”。太白金星奏知玉帝，大发慈悲，允许二人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到时，“自有乌鸦、天鹊、龙凤之类联接天河之中，”供二人“两造相会”、“共诉衷肠”。

平话本《牛郎织女》因系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在艺术表现方面较之民间传说有其独到之处。如第四回“一旦无常员外病逝，喜怒不测金郎被打”中的一段描写：

光阴似箭，日复一日，又过了新年，金郎已是八岁了。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桃红柳绿，金郎独往后花园内，吹放风筝。只见天气晴和，蝶舞花心，儿童玩性，大地皆然。金郎一人也在后花园中顽耍，不料风筝吹了上去，只剩了一根纾线捏在手中，适值那日风气愈大，风筝随风飘上。金郎只管挪索，脚步站立不住，被风一刮，连人拖带，那防桃树旁边有金鱼池一口，其中蓄金鱼之水不过一尺余深，金郎忽然被风拖到池边，“扑咚”失足跌下，那风筝索线也放了飞上天去。金郎跌了下去，浑身衣服浸湿，所幸水不大深，尚无生命之虞，却吃了一饱池水，扶爬起来，抓住石栏，慢慢步履而上。人虽不曾淹死，但衣服却无一点干处，只得立在牡丹阶前，迎着太阳熏晒。若是回到家中，又怕大嫂见了毒打，思及于此，眼中垂泪，仰面朝天叹了一声怨气。

这段文字清新凝练，写景、状物、叙事井然有序，情趣盎然： “吹”、“捏”、“飘”、“刮”、“挪索”、“拖带”、“跌下”、“扶爬”等一连串动词的运用，妥贴自然，生动传神，淋漓尽致地刻划出金郎由喜转悲的复杂心态。这种出色的笔法，即便是在明清一些优秀小说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

但是，由于作者“立言旨趣，却是齐谐志异，寓意劝惩”，重点在描写织女张七姐、牛郎金童两人的宿缘，通篇弥漫着浓厚的因果轮回的教化气息;织女、牛郎被拆散的原因也被解释为“夫妇终朝不离”，不去朝见瑶池圣母，故而被分置河东、河西。这与民间传说所具有的健康活泼的生活情趣、顽强的反抗精神相比，相去甚远，尤其是对织女形象的有关描写，更显得苍白无力。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流传不广的原因吧。

五、牛女故事的异式——董永传说

牛郎织女故事在广泛流传过程中，围绕其基本情节线索，又派生出一个重要的支流，这就是董永传说。其产生缘起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人民感受到把牛郎处理为人更觉亲切……这故事的异式董永卖身就显得更为清楚。”董永传说始见于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他的孝行传说应起于东汉和帝之前;开始向外流传，则至迟在东汉恒帝之前。其最初的传说内容，当如曹植《灵芝篇》所述：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用何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这里是说，董永家境贫因，一贫如洗，只得靠借债佣作来维持生计，供养老父，以至到了债主催逼上门而无力偿还的困窘地步。幸而董永的至孝之德感动天灵，织女下凡为他织缣偿债，摆脱困境。此后，董永传说经过了从晋干宝《搜神记》到唐代敦煌变文《董永》这样的演化过程，情节内容愈加曲折充实，于是便产生了《董永遇仙传》这样的宋元话本小说。该篇见于明嘉靖年间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描写东汉中和年间，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有一孝子姓董名永，家贫丧父，典身殡葬。孝心感动天庭，天帝便遣天仙织女下凡做董永的妻子。帮助他织锦偿债，三月后复归天庭，后又留下一子名仲舒，长大成人后经严君平指点，于七月七日在太白山与织女母子相认。明顾觉宇又据此情节编写了传奇剧《织锦记》(一名《天仙记》)其中“槐荫分别”一段尤为生动感人：

(旦)起身之时，与我饯行，又送我盘费银子。大家拿出来一看。(看介)(旦)原来是一锭分开。(生)我想富长者好小气，何不整锭送出来倒好看……(旦)这银子倒有个哑谜。

(生)有甚哑谜 (旦)一定分开。(生)不好，改了。一定錾开……(旦)赛金**又送我一包绒线，打开来看。(看介)(生)怎么赛金**这般小气若是送人，多则一二两，少则三五钱。一根绒线，亏你拿得出手!(旦)也有个哑谜：虽无千丈线，万里系人心，你收了……(旦)**还送我一包果子。(生)行路辛苦，正好拿来止渴。(看介)怎么两个枣子，一个梨儿!亏她担得出手!难道也有什么哑谜(旦)果然，也有个哑谜：早早分离。(生)怎么说出此话!改了，永不分离。

在这里，织女已不再是《董永遇仙传》中那个貌美而淡泊寡情的下凡天仙女，而具有了聪敏、活泼、贤能、忠贞、多情的人格特性。而董永形象较之话本也生色不少，更具生活气息，他的憨直、淳朴与织女的聪慧多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因而成为劳动人民理想中的恩爱夫妻的典范。

1首饰类：金丝香木嵌蝉玉珠 一色宫妆千叶攒金牡丹首饰 玲珑点翠草头虫镶珠银簪 累丝珠钗 宝蓝点翠珠钗 碧玉滕花玉佩 云脚珍珠卷须簪 烧蓝镶金花细 红翡翠滴珠耳环 赤金嵌翡翠滴珠护甲 赤金凤尾玛瑙流苏 赤金宝钗花细 景泰蓝红珊瑚耳环 溜银喜鹊珠花 金累丝托镶茄形坠角儿 镂金菱花嵌翡翠粒护甲 银凤镂花长簪 白银缠丝双扣镯 金累丝嵌红宝石双鸾点翠步摇

2服饰类：金罗蹙鸾华服 绯罗蹙金刺五凤吉服 玫瑰红蹙金双层广绫长尾鸾袍 木兰青双绣缎裳 桂子绿齐胸瑞锦襦裙 翠蓝马面裙 粉霞锦绶藕丝罗裳 累珠叠纱粉霞茜裙 青缎掐花对襟外裳 五色锦盘金彩绣绫裙 玫瑰紫牡丹花纹锦长衣 曳地飞鸟描花长裙 藤青曳罗靡子长裙 铁锈红撒亮金刻丝蟹爪菊花宫装 烟霞银罗花绡纱长衣 莲青色夹金线绣百子榴花缎袍 晚烟霞紫绫子如意云纹衫 镜花绫披帛 玉色绣折枝堆花襦裙 月白蝶纹束衣 锦茜红明花抹胸

商周

衣裳之始 染织工业的出现，标志著人类历史进入了文明阶段。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如带有雷纹的绢等。商代社会由麻织物进而发展至养蚕取丝造衣，使服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起来。手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使服饰愈加多样、精美。始於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之后的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当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得不到解释时，人们就认为是某种力量主宰著一切，於是产生了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上衣象徵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徵地，地是**。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於对天地的崇拜。古人对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比日常服饰更加重视和考究，并加以美化。至今我们仍把各种衣服统称为「衣裳」。

到了周代，分封制确立后，等级制度也成形。中国的冠服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从此，贵贱有别，衣冠等级在服饰中有了严格的区分。

春秋战国

深衣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对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 ——深衣。

深衣剪裁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於朝祭之服，下裳必裁 12 幅，以应 12 个月，符合古人对天时的崇敬，如同冕服的天玄地黄十二章（皇帝冕服，上玄衣，下纁衫，共有饰品十二章）。深衣的长度大致在足踝间。

这时深衣非常流行，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穿。《礼记》上说：「既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即可以摈相，又可以治军旅。」所以深衣既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著，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倍受人们喜爱。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深衣的用料多为麻布，领、袖、襟等部位镶彩色边，作为装饰。

泰汉

内衣外穿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祚仅 15年，却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朝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秦始皇时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色袍，平民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上朝时用於记事）。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

秦代的袍服是一种有絮棉的夹层内衣，穿著时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这种穿著习惯到了汉代产生了变化，袍服除了作为内衣，很多妇女时兴把袍服当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变为外衣，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服饰；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不分级别、不论男女，也可作为朝服。因此，这种实用的服装便取代了深衣，成为最时尚的服饰。

汉代国力强盛、经济稳定，人们对穿著打扮要求愈来愈高，衣冠服制也日趋华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这条横贯欧亚的陆路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将中国制造的蚕丝、锦绣等种种中国文化传到世界，也把西方文明带来东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魏晋

宽衣裸身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於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七位贤士，世人称「林七贤」。

宽衣博带是这时期的流行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至贫民百姓，都以大袖宽衫为时尚。男子穿衣敞胸露臂，衣服披肩，追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拖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优雅而飘逸。

由於长期战乱，南北方的广大民众迫於离乡背井，并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他们互相学习交流，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单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汉族穿著北方民族服饰成为时尚，不论官兵或百姓，都穿著北方民族服饰，作为平时的休闲服或礼服。

隋唐

华丽开放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丝织、漂染技术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对外开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结合，相容并蓄，使唐代的服饰华丽清新，充满大唐风范。

唐承隋制，天子用黄袍及衫，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代作常服，以后因天子用赤黄袍衫，於是逐渐禁止臣民服赤黄之色，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

贵妇人的礼服多以袒胸、低领、大袖为主，同时又有襦裙、半臂（短袖）肩披帛巾。当时也流行穿胡服。另外，唐代女子注重化妆，修饰容颜。例如画眉，当时最流行的是阔眉、八字眉等眉形。额眉间的妆饰，如「花钿」（用金箔片等材料剪成小花贴在面部），便很有特色。发髻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唐代织锦，无论在织造技术或花样图案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及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实物，品种花式极为丰富，染织技术精湛。在新疆出土的彩绘木俑服饰中，还出现了缂丝，比文献记载早几百年。唐代纹样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艺术形式，别具一格。

宋朝

保守拘谨 宋朝的建立，出现了一段经济文化稳步发展的时期，尤其都市商业经济更为发达。理学思想是士人生活行为的规范，影响所及，当时的服饰不过分追求华丽，保持洁净自然，崇尚简朴的审美观。

宋代衣冠服饰大多沿袭唐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官服多为大袖衫，头戴直角冠帽，采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别官员级别；贵族妇女的时髦礼服则是大袖衫。另外，宋代妇女的常装是一种称为「背子」的外衣，其特点是对襟、直领、两腋开衩，衣长过膝。上至后妃，下至百姓都可以穿著，可见其流行程度。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五代至宋以后，出现了缠足陋习，也称「裹小脚」。出土的南宋弓鞋（缠足鞋）头尖上翘，鞋长133厘米，宽45厘米。可见当时妇女所受的压迫，这是封建社会畸形审美观的体现。

元朝

留辫束发 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於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徵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明朝

重拾汉唐

服制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恢复汉族的礼仪，便制定了以周汉、唐宋为准则的新服饰制度。以袍衫为主要服饰，而官员则以「补服」为常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衫。所谓「补服」，是指在袍衫前有一块方形刺绣图案的官服，文官图为飞禽，武官图为猛兽。用袍衫颜色和图案的分别来区分官阶品位。

另外，明代男子官员和儒生，都流行戴「四方平定巾」，这是以黑纱罗制成，可以摺叠，展开时四角呈方形的帽子。妇女则流行穿「比甲」服装，它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即背心），套在衣裙之外。

清朝

庞杂繁缛 清兵入关后，建立了清朝。清代的服装制度是中国历代最为繁杂的。服饰既保留了满族的习俗，同时兼收并蓄汉族的服饰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沿用明代「补服」的特徵。

清代男子主要服饰有长袍、马褂和马甲。袍服最大特点是袖口形状似马蹄，因满族人善骑射，把马蹄形演变在服装袖口上。「褂」是穿在袍外的衣服，不分男女，都可以穿，是一种礼服。「马甲」也叫「背心」，它的造型多样，主要特点是在马甲上有彩绣装饰。

清朝时期规定，军民要穿满族服装，强令汉人男子按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前额发，把头发编成辫子。当时统治者对汉人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颁令。

妇女主要穿旗袍，旗袍原来是满族人的服饰，汉人也穿著。旗袍款式宽大，腰身为筒式，后来才逐渐变得窄小合身。

近代

社会革命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激起了「废除帝制，剪掉辫发，更换服饰」的诉求。由於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服饰方面也日渐变化。当时的男子服饰主要有长衫、马褂，青年人穿西装和「学生装」，「中山装」则成为民国时期最时髦的服装。

「中山装」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党人穿什麼式样的服装是个大问题，他依据中服和西服式样进行了改革。最初的式样有背缝，在后背中腰处有腰带，前门襟有 9 颗扣子，上下口袋袋褶外露。孙中山先生带头穿这种服装，人们为纪念他就称这款服装为「中山装」

在民国初期，女子旗袍跟清代旗袍没有太大分别，到了三、四十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旗袍才发展成窄袖、收腰、无袖等款式变化，更加舒适、合体、美观，突出女性的曲线美感。

金缕玉衣

中国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按死者等级分为金缕、银镂、铜缕。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保存完整，形状如人体，各由两千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可见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玉衣的一种。用金缕编成， 汉 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用为殓服。由于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银缕、铜缕之分，这三种玉衣在考古工作中都有发现。 河北 满城 汉 中山靖王 刘胜 夫妇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各由两千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

扁方

为满族妇女梳旗头时所插饰的特殊大簪，均作扁平一字形。晚清宫廷梳“大拉翅”所用的扁方有的长达一只二寸。清宫的翡翠扁方有的碧绿如水，有的则在翡翠上镶嵌金银、碧空寿字、团花、蝙蝠等吉祥图案。这种珍贵的翡翠制作的扁方，戴时贯穿横扁簪的发簪中，那翠绿色的玉色与漆黑的头发，强烈的对比色调造成特殊美的效果

人类使用头饰的时间是很早的，而且都和装饰有关。中国汉字中的“美”字，其实就是一个戴着头饰的人。其头饰也许是一个羊头，有两只角；也许是两根长长的翎毛，因而有人说“美”字“像头上戴羽毛装饰物的舞人之形”。其实，这种情形在古代民族和现代少数民族中都经常可以见到。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戴头饰的历史，而且都以不同的形式流传到现代。

我国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县现在是佤族聚居区。就在这里的勐董河下游两岸陡峭的崖壁上，保存着我国最古老的崖壁画之一沧源崖画。沧源崖画共发现十个画点，清晰可辨的人物图像七百余个。其中，凡是形体较为高大的人物图像几乎都有头饰（有的还有尾饰），而且头饰非常突出，有的头饰的长度甚至超过人体本身的长度。沧源崖画中的头饰，多为牛角、鹿角、牛尾、鹿尾、虎尾、鸟羽等物，尤以牛角头饰为多。这种情形，和某些古籍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云南志》说；“望苴子蛮……衣短甲，兜上插牦牛尾，驰突如飞，其妇人亦如此。”《宋史·蛮夷四》说：“使者衣虎皮颤裘，以虎尾插首为饰。”此外，明清时期编纂的多种志书，对基诺族、景颇族等，都有“首戴骨圈，插鸡毛，缠红藤”之类的记载。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的头饰于此可见一斑。

现代的首饰，材料单纯得多，仅限于某些贵金属如金、银以及金银之类的合金仿制品和翡翠、玉石、钻石、宝石、珍珠、珊瑚、流浪等。近年来，虽也开始制作塑料、陶瓷首饰，但普及度较低。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所佩戴的头饰，其所用材料要丰富得多，而且也不一定追求名贵，而是就地取材，因时制宜。概括起来，世界少数民族用作头饰的材料大体可以区分为这样三类：动物类、植物类和矿物类。动物类除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兽角和羽毛外，还有兽骨、兽牙、贝壳、蛋壳、蟹爪、马爪等，甚至还有某些小动物。植物类头饰有花朵、树叶、竹片竹管、木片木棍、苔绒等，甚至还有成只的水果。矿物类头饰物有各种砾石、石珠、石片或金属如铜、铁、金、银等。可见，少数民族的头饰物是十分多种多样的。稀奇古怪，但也是十分丰富多彩。

我国少数民族的头饰和其他首饰和体饰一样，以银为主。同时，还有金、铜、锡等金属，玉、松石、珊瑚等非金属材料，羽毛、兽角、兽牙、花朵、竹筒、木片等动植物材料和绒球、丝穗等棉毛制品。头饰的形式有簪、钗、箍、圈、梳、珠、牌、扣、泡，有的干脆就是银元和钥匙。蒙古族无论男女，头发上都饰以宝石、珊瑚、碧玉，女的插银簪。西北土族也常以珊瑚、松石作头饰。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妇女发盖上饰银元、铜珠；而未结婚的姑娘则在帽子上饰以珠、穗和插三至四根猫头鹰、雪鸡羽毛；老年妇女则在发辫上坠银元和钥匙。塔吉克人常在帽沿上饰以银链，已婚妇女的发辫上却缀白纽扣和丝穗。塔塔尔族的头饰则是旧银币和金属牌。锡伯族的头饰较为丰富，尤以新娘为甚，戴头箍、插簪子和鬓钗，戴花。满族入关前也主要以花为饰，入关后银饰十分繁多。西藏的门巴族女子饰彩色珠串，男子则在帽边用孔雀羽毛围扎，十分雄壮美观。塔巴族头插竹签、银签，戴珠串，插鸟翎。羌族插银或钢打制的簪、钗。白族则插银或玉的头辔。傣族妇女除银钗外，还喜欢插色彩鲜艳的塑料梳子和戴鲜花或塑料花。苗族头饰均为银制，十分丰富突出。布依族插银发簪。水族喜欢在头上插梳子。仡佬族除一般的银簪外，还有一种白银发饰，专门戴在头上。壮族妇女一般都使用银针、根簪。瑶族、畲族的银制头饰都十分突出。高山族与其整个服饰相配合，戴羽冠、角冠、花冠和银冠。 藏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莱、豌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和装饰风格大致可以分为藏东、藏南和藏中、藏北四大类。这四类又可以分为农牧区二大风格以及各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身份之分。这是各地藏族服饰共有的特点。由于藏民族居住的地域广阔和山川的自然阻隔，造成了虽属同族但服饰各异的局面。

藏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本民族文化生活模式中的组成部分，佩带又是构成藏族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佩带的装饰品的质地一方面是金银物器，另一方面是天然宝石。

藏族服饰文化里头饰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装饰品，它构成了某种地域特色的审美情趣，象征着不同地区的穿着风格。

藏族妇女大多数将头发分编成无数根小辫，头饰大多是琥珀、珊瑚、玛瑙、绿松耳石等各种天然宝石。佩带时有的直接把装饰品固定在发辫中，也有将各种要戴的头饰固定在与发色相近的布上，再与发辫一起衔接，这样既美观又方便。为了便于下雨时披自制毛毡雨披和戴帽子，发辫和头饰一般集中在下部。

藏北已婚女子将长发从中间分开，编成许多辫子，前额的分发处开始分别在两边的细辫上串上相对称的珊瑚、翡翠等宝石，把后脑勺的头发编成一根较粗点的发辫，上面固定上从大到小的银圆。

未婚女子将头发编成一根或两根，没有过多的讲究和装饰物。

藏族妇女的头饰中，最有特色且内涵丰富的是戴在发顶上的“巴珠”。贵重的“巴珠”由宝石或珊瑚做成，其形制前后藏有所不同，前藏妇女戴的“巴珠”是三角形，后藏戴的是半月形。姑娘头上一插上“巴珠”，就意味着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第一次播“巴珠”的时候，按照传统习俗，还对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向姑娘表示祝贺。 苗族盛装头饰也许是我国少数民族头饰中最奇异、最精致也最漂亮的头饰了。其中一种头饰，具有明显的牛崇拜的色彩。苗族妇女在载上由银泡、银片组成的银冠后，还要戴上两支连在一起的银制水牛角，就象一个巨大的“U”字。每支角上雕一条龙，龙头朝内，呈二龙戏珠之势。两支银角中间，有扇形银芒。另一种头饰，由自下而上横排的五支宝剑头形银片组成，也戴在银冠上。五支银片长尺余，大体相等；“剑尖”朝左，右边整齐；正中有风头饰。横片上插满鲜花。上面两种头饰，用银多达三斤。

第30集　　天明和高月发现转动的宝盒中有一封碧华留给高月的信，信中交代了羲氏一族的两样秘宝，乾元玉煞和坤元玉珪。玉煞是一块蕴藏神秘力量的玉石，而玉珪却是一个人，玉珪是唯一可以制衡玉煞力量的法宝。玉煞和玉珪相生相克，并能感知彼此的存在。天明出生时，碧华感知到玉煞之力的苏醒。生下高月后，发现玉珪的力量已经全部转移到了高月身上。依照古籍的记载，只要通过仪式将玉珪杀掉献祭，玉煞的宿主就可以吸收所有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毁灭天地，而且他会丧失心智，成为仪式执行者的傀儡。为了保护高月，碧华选择牺牲自己。

　　读过信后，高月有些害怕，天明安慰她，两个人可以一起努力去改变命运，并承诺以后会一直陪伴和保护高月。

　　扶苏快马加鞭赶回咸阳，禀报自己破掉了机关城，秦始皇大悦。赵高心中十分不快，要惩罚少司命。大司命禀报自己将少司命放走，前去捉拿玉珪。

　　高月在江边见到父母相聚的幻象，痛苦有所减轻。一个黑衣人，悄悄靠近高月，将其捉走。少羽找天明谈心，天明感知到高月有危险，跑到河边，已不见高月。盖聂带人四处寻找，发现高月掉落在谷口的发簪，和一串通往谷外的马蹄印，推测高月是被人抓走了。

　　天明要去阴阳家救高月，被少羽劝住。盖聂告诉天明，高月必须救，但是他也要有当巨子的觉悟，安排好墨家弟子。众人围坐一起，商量接下来的去向，天明抱着宝盒独自坐在一边。锤哥建议转移到他大哥刘季（刘邦）驻扎的砀郡。盖聂与张良分析了芒砀山的地形，认为是个好去处，墨家首领也都一致同意前往。天明叫住了大家，说自己必须履行对先代巨子的承诺，一定要救出高月，墨家弟子都表示理解。天明将宝剑交给更有领导能力的少羽，托付他帮自己暂时带领墨家，共同度过难关。

　　少司命没有抓到高月，回到赵府遇到了大司命。大司命见其失败，催促她快走。正巧赵高回来，将二人都带回府中。得知少司命再次失败，赵高愤怒的击落了她头顶增强功力的混元珠，被大司命悄悄收起。赵高命令手下将少司命带走时，素影将月儿带回阴阳家。赵高大悦，计划将身上寄宿着玉煞的天明引回来。

　　猜到天明会一个人行动，盖聂和端木蓉决定陪他一起去救高月。

　　赵高打算开启一部分玉珪之力，当天明体内的玉煞感应到玉珪的位置，就会自投罗网。玉珪之力开启之后，就会不停侵蚀本体的元气，令本体痛苦难耐。为了防止高月不听自己的驱使，赵高决定用碎魂迷心阵洗去高月的意识，让她在无知觉的情况下承受玉珪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