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2]出现的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事物考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二）19世纪末—1949：农史学科的萌芽

我国科学意义上的农史研究，即以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指导进行的农史研究，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出现。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农史研究仍是自发的、分散的、初步的，农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处于萌芽时期。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

从有关论著看，研究农史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研究历史、主要是经济史而涉足农业史的，或者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农业史的。二是研究现代农业科学而追溯历史上农业科技发展的某些情况，或用现代农学知识解释古代农学中某些事物的。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农史研究只是附带的。三是立志整理祖国农学遗产（主要是整理农书）的，为系统的农史研究做基础工作。其杰出代表是万国鼎。万国鼎从1924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图书部（1932年改组为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起，开始着手系统收集整理农业历史资料，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3700多万字。为了提供研究中国农业史参照，万氏还翻译的格拉斯的《欧美农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农科开设“中国农业史”课程，规定为农经系的必修课。万氏等人的工作为后来农史学科的形成做了最重要的准备。不过，从总体看，当时的工作还是自发的、初步的、分散的，农史研究还没有整合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农史学科还处于萌芽时期。

（三）1949—1978：农史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农业遗产。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邀请有关专家在北京召开“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吹响了农史研究的进军号。同年7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由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学院的双重领导，万国鼎、陈恒力主持工作。该室是我国第一个农史研究的专业机构，成为新中国农史研究的重镇。该室还创办了我国农史学科最早的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至文革爆发前各出版了两辑。早在1952年，西北农学院就根据辛树帜的倡议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小组，1956年改为古农学研究室，由石声汉任主任，成为我国农史研究的另一重镇。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也配备了相应的研究力量。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农科院60年代也成立了农业遗产研究室，出版《浙江农史研究集刊》。这样，初步形成了农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并团结了一批业余农史研究者。中国农史研究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新阶段。这也是中国农史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建立后，在万国鼎的领导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工作。从1956年到1959年先后赴全国从40多个大城市、查访一百多个公私藏书单位，从4000多部笔记杂考中收集了1540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连同前在金陵大学辑成的456册，共计613册，计4200多万字。1959年以后，又从全国8000多部方志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成《方志综合资料》120册，《方志分类资料》120册，《地方志物产》449册，共计689册。这些资料的内容不但包括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及有关科学技术，还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仓储、漕运、农产品运销、农政、农村组织、人民生活、人口与土地、垦荒、农田水利等广泛的方面。在此基础上，该室编辑出版了大型农史资料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中华书局出版），文革以前已出版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类作物》、《豆类作物》、《油料作物》、《柑桔》等8个专辑，一百多万字。在华南农学院，梁家勉1955年夏开始在该校图书馆中开辟“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专藏”，从事农业历史文献的征访、选购、典藏、保护、整理等工作；到1987年梁氏退休时，“特藏室”藏书已由最初的7册增至6万余册。此外，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也编辑了《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古农书整理校释是本时期农史研究工作的重点，各有关研究单位都投入了主要的研究力量。整理农业遗产，首先要摸清家底。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及金大图书馆毛雝、万国鼎等曾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但过于简单。50年代，王毓瑚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委托编写《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1957年；农业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其中收录农书524种，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对每种农书做出简明的评介。以整理校注《梦溪笔谈》蜚声中外的胡道静，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计划，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编成100多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可惜在文革期间全部丢失。在校释古农书方面，这一时期工作最有成效的是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50年代末，他完成并出版了97万字的《齐民要术今释》（1—4册，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这是我国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古农书的第一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校释《齐民要术》过程中，又完成了《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和《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两书的写作。接着，石氏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准备对中国古农书作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1965年完成了130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稿，并撰写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农桑辑要校注》等著作[3]。该室的有关成果还有夏纬瑛的《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1958年）、《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61年），辛树帜的《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万国鼎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65年）、《补农书研究》（陈恒力著，中华书局，1958年，农业出版社，1961年）等，并初步完成了《氾胜之书辑释》[4]、《齐民要术校释》[5]、《四民月令辑释》[6]、《四时纂要校释》、《农桑经校注》等项工作。王毓瑚整理出版了《农桑衣食撮要》（农业出版社，1962年）、《农圃便览》（中华书局，1957年）、《梭山农谱》（农业出版社，1960年）、《秦晋农言》（中华书局，1957年）、《郡县农政》、《区种十种》（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等古农书。胡道静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年）和《分门琐碎录》。这一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早已散失的金泽文库本《齐民要术》、韩鄂《四时纂要》经影印从东邻日本又回到中国。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周尧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合起来。

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四大姓氏是“张、王、李、赵”。

王姓的传说：

传说后稷的母亲叫姜原，有一次她到野外去，看见一个巨大的人的脚印，她感到很好奇，因为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巨大的脚印。她走过去，踩在那个巨大的脚印上，想看看它比自己的脚大多少。谁知这一踩就怀了孕，后来居然生下一个男孩。姜原以为这个男孩不是吉祥之兆，便把他扔在大街上，想让过往的牛马把他踩死。不料牛马见了这个孩子全都绕道而行。姜原又想把他扔在森林里，但她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人，又没扔成。最后姜原来到一条水渠旁，当时正值冬天，渠水结了冰，姜原就把他放在冰上，想把他冻死。就在这时候，又飞来一只大鸟，它卧在冰上，用自己巨大的翅膀护翼温暖着这个孩子。姜原以为这个孩子有神灵保护，不是个普通的人，就放弃了把他抛弃的打算，抱回家去把他抚养成人。因为当初这个孩子曾经被抛弃，所以这个孩子名字就叫弃。

弃因为善种五谷，在帝尧时被举为农师。舜继位后，又把他封在邰（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号为后稷，赐姓为姬。

后稷以后的第三代，姬姓部族出了一个名叫公刘的人使姬姓部族迅速发展起来。这时正是殷商王朝建立的初期。

公刘以后的第九代，姬姓部落又出了一个名叫古公亶父的人。在那个时候，当地戎狄之人经常侵扰姬姓部族，为了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古公亶父便率领部族从豳（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迁徙到岐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脚下。古公宣父带领部族在这里建筑城郭房屋，并建立了官僚机构管理部族事务，从而具备了国家的规模。

古公亶父的孙子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姬昌。当时正值商纣王残暴统治时期，姬昌大行仁德，礼贤下士，与之成了鲜明的对比。姬周的力量不断发展，接连征服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又把都城向东迁到了丰邑（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到了周武王姬发的时候，终于推翻了殷商建立了周朝。

周武王的兄弟众多，其中有一个弟弟名高，是文王的第15子。姬高在武王灭商及周初政治生活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武王灭商后，举行了庄重的进入商都的仪式，入城以后，姬高又奉命打开殷商的监狱，释放出关押在那里的百姓。接着又接管了商朝掌管音乐礼仪的机构。因此，当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姬高被分封于毕（今陕西省咸阳西北），所以又称毕公高。武王死，成王立。成王临死的时候，又把召公、毕公召来，让他们辅佐太子钊。成王死，太子钊立，是为康王。

不知过了几代，毕公高的后代们失去了封爵和封地，变成了平民，有的还跑到了少数民族居住区。只有他们因地而改的姓氏——毕。在春秋中期的时候，毕公高的后代中有一个叫毕万的人来到了晋国，再一次使毕公高这一支姬姓家族兴旺起来。当时晋国正是晋献公在位，毕万在晋献公手下当差。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毕万和赵夙一起统兵进攻霍、耿、魏三国，将它们灭掉。

毕万因功被晋献公授予大夫之位，封在了魏(今山西芮城县北)地。从此，毕万及其后代又以封地作为自己的姓氏而改姓魏了。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魏氏协助了晋室，却也壮大了自己。最后终于导致了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灭亡。

由魏氏建立的魏国始终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最后一位君主魏王假被秦军俘获，魏国亡。魏国亡后的第4年，秦朝就统一了天下，魏王假的子孙们也分散到各地，被人们称为王家。从此，他们便以王作为自己的姓氏。

李姓是当今中华第一大姓，也是世界头号大姓。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鹿邑古称苦县，自古以来都属于陈地辖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李耳）的生地。

关于李姓的起源和得姓始祖，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序传》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中讲了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李姓源于嬴姓，是五帝之一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是皋陶的后代。皋陶在帝尧时任大理（司法长官），他的子孙世袭大理之职，以官职为氏，姓理。商朝末年，理氏后代有一个叫理徵的，因直谏触怒纣王被杀。理徵的妻子契和氏是陈国人，契和氏带着儿子理利贞逃回陈国，走到伊侯墟时，母子饥饿不堪，靠采食木子（树木果实）得以保全性命。为感激木子，躲避纣王追缉，利贞隐去原姓，因为“理”与“李”同音，改理氏为李氏，李利贞为李姓得姓始祖。李利贞母子回到陈国，在离陈不远的苦县定居。李利贞也是娶陈国契和氏之女为妻，生子昌祖，昌祖在陈国任大夫。李昌祖生彤德，彤德曾孙硕宗，被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李硕宗的五世孙李乾，在西周任御史大夫，娶益寿氏女婴敷，生李耳。《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有的古籍说老子李耳是李利贞的第11代孙，而有的姓氏书说李利贞是老子的六世祖。

还有一种说法更有神话色彩，《史记·正义》引《玄妙内篇》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史记·索隐》说老子“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今天鹿邑仍有民间传说，李母怀胎八十一年，在李树下分娩，李耳诞生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李母呼道：“我的老儿子”，因而名之“老子”，老子一诞生就用手指着李树，自认李姓。

以上关于李姓起源的故事过于生动而富于传奇色彩，难免引起后人的疑义。史家认为这些传说起于唐代，有为李唐宗室抬高门第，强为攀附，主观臆测的成份，可信度不高。再者，老子之前的人物，如理徵、李利贞不见于先秦古籍，是否确有其人值得怀疑。

那么，李姓的真实渊源是什么呢？

其实，李姓起源并不复杂，不过与“李树”无关，也与“食木子”的传说无关。李氏出于理姓，先祖为大理之官，后代“以官为氏”，为理氏。春秋前作理氏，或里氏，因李、理同音相通，战国时作李姓。早在隋唐之前，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和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中，就考证了李氏和理氏同音相通，但只字未提食木子而改李氏的事，可见东汉的时候还没有那些神化的传说。

李姓起源在春秋时期，战国时已很普遍。春秋时有里氏，见于记载的有里克、里革、里析等人。里克是晋献公的重臣，里革是鲁国太史，里析是郑国大夫。战国时的李氏人物有李耳、李离、李悝、李冰、李牧、李斯等，踪迹遍及列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离、李悝、李斯都曾是执法大臣，与“李（理）”氏的含义相同。李离在晋文公时任大理。李悝战国初年在魏国主持变法，李悝开战国变法运动之先河，他所制定的《法经》集前代法律之大成，对后世法律有重要影响。李斯则在秦国曾任廷尉，掌管秦法，“明法度，定律令”，是秦代法制政治的主要策划者。这些早期李姓人物的司法理论和实践，继承了李（理）氏家族的历史传统。

李姓远祖皋陶与嬴姓的分支

东汉以来的姓氏著作大都将李（理）氏的渊源上溯至皋陶，把皋陶视为李氏的远祖。那么皋陶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呢？

皋陶在上古史籍中也写作咎繇，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他和许多传说时代的人物一样，既是一个真实的部族首领，也代表了一个部族名号。皋陶生活在尧、舜、禹时代。《尚书》中有一篇《皋陶谟》，记述了皋陶与舜、禹议政的许多言论。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还差一点成为继舜禹之后的帝王，禹帝曾有意禅位于皋陶，但因皋陶去世而作罢。这些传说，反映了皋陶在夏代之前声名显赫的地位和影响。

帝舜时，皋陶的官职是“大理”。相传“皋陶作刑”，他是中国刑法的创立者。传说皋陶专门训养了一头名叫触的独角奇兽，这奇兽有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能辨善恶真伪。它一遇见有罪的人，就会用尖利的独角去冲撞；一发现谁在说假话，就会怒气冲冲，令人生畏。皋陶就是用这样的奇兽断案。神话毕竟是神话，可这个神话故事却把人们带到遥远的上古时代，仿佛看到皋陶正直而果断的形象。

皋陶本姓偃，他的儿子伯益被舜帝赐姓为嬴。嬴姓分支很多，其中赵、徐、黄、江、秦等都是当今中华大姓。

赵氏形成于西周，祖先是伯益，始祖是造父。造父是西周时著名的驾驭马车的能手，周穆王把赵城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以赵为氏。周幽王时，造父的裔孙赵叔带离周仕晋，从此赵氏子孙世代为晋大夫。到战国初年，赵氏联合魏氏、韩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赵国为秦国所灭，王室贵族和平民百姓纷纷以国名为姓，称赵氏。

黄氏大约于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建立黄国。春秋时期，楚国称霸，只有黄国和随国敢于抗衡。公元前648年，黄被楚灭。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氏，就是黄氏。

徐氏是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春秋时期，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的后裔就称为徐氏。

秦氏出自嬴姓，伯益的后人有个叫大骆的，他的庶子非子被周孝王封在陇西秦亭为附庸国，让他恢复嬴姓，称为秦嬴。秦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秦灭后，王族子孙以国为氏，称为秦氏。

江氏出自嬴姓。伯益传至十几代，至西周时，伯益的后裔受封于江，春秋时被楚国所灭，子孙就以国名为氏而姓江。江国在今河南正阳县一带。

此外，出自嬴姓的还有马氏。马氏形成于战国后期，出自赵氏，始祖是赵奢。赵奢是战国时赵国人，为赵国将军，因功被封为马服君。赵奢的子孙因以为氏，即马服氏，后又省“服”为马氏。

李唐王朝的建立与陇西李氏的兴盛

旧时李姓家族祠堂前，常挂这样两幅对联：一是“陇西世族，柱下名家。”二是“经传道德，名重谪仙。”两幅对联除了颂及李姓始祖老子之外，上一联提到了涌现出飞将军李广和建立盛唐的陇西李氏，下一联提到了也是出自陇西李氏的诗仙李白。李氏家族代有名人，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史记·老子传》把老子写得“神龙不见首尾”，但对老子后代家世的记载却十分详尽：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李假汉文帝时做官。而李假之子李解为胶西王昂太傅，于是居住在齐地。这说明西汉时李姓已有一支迁往山东。又据《新唐书·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记载，李耳的8世孙李昙时，战国时迁居赵国和秦国，这一派后来分为两支。一支为长子李崇，任陇西太守、南郑公，居陇西，后来成为陇西李氏的始祖。一支为四子李玑，居赵郡，成为赵郡李氏的始祖。这两支人丁兴旺，都成为名门望族。赵郡李氏后来涌现了赵国大将李牧、秦末将军李左车、唐代大臣李吉甫、李德裕和文学家李阳冰。陇西李氏从李崇起居住在今甘肃陇西，世代为官，其孙李信任秦大将军，封陇西侯，李信的后人“飞将军”李广和他的儿子李椒、李敢，孙子李陵都是西汉将军。到了十六国时，李广的16世孙李暠建立了西凉国。李暠的16世孙就是唐高祖李渊。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了唐朝。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李姓作为“国姓”，是最尊贵的姓氏，在唐朝蓬勃发展，所以唐朝也是李姓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唐朝李氏贵为“国姓”，李姓人口的增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李姓人口急剧扩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李唐宗室子孙蕃盛。李唐宗室特殊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繁衍的优越条件。唐朝有19位皇帝，皇帝妻妾成群，儿子自然也众多。这些皇子们被分封到各地，都成了当地的贵姓大家。此外，李氏宰相数十人，各成一支，子孙繁衍，又为李姓扩充了许多人口。李姓人口扩充的第二个原因是赐姓。李唐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以褒赏、恩惠、笼络的手段，赐给外姓人以“国姓”，使他们更忠于李唐王朝，这也为李姓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员。由于“国姓”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被赐姓者来说，也是一种无尚的荣耀。据史书记载，唐朝被赐李姓的有汉族徐、邴、安、杜、胡、弘、郭、麻、张、董、罗诸姓，也有少数民族的鲜于、阿布、阿跌、舍利、朱邪氏等等。

李氏经唐代大发展后，子孙开始向全国播迁。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李姓人多族望而作诗曰：“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可见唐代时期，李姓的分布已经很广了。宋朝时期，李姓大约有56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72％，排在王姓之后，为宋朝第二大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河北、四川、河南、山东，这四省这四省李姓大约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44％；明朝时期，李姓大约有51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5％，仅排王、张之后，为明朝第三大姓，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西、山西、山东三省。当代李姓的人口已达9 500余万，为全国第一位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79％，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河南、四川、山东三省。时到当今，李姓遍布于中华民族的每一片土地，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陈地除是李、陈、胡、田、孙、姚、袁等大姓的族源之地外，还是阳夏（今太康）谢氏、陈郡袁氏、阳夏何氏、长平（今西华）殷氏、南顿（今项城西南）应氏、宛丘符氏的族望之地。如果把这些姓氏人口加起来，数字将是十分惊人。从陈楚地区走出来的姓氏和家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的主要源头，汇入中华民族的浩翰大河，为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炎黄子孙根脉相连。陈地丰厚的姓氏文化资源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华人来陈寻根祭祖，认祖归宗。

赵姓为百家姓之首，可以追溯到周平王时代,传说中有个叫造父的人，是周文王的车夫，平王时代，犬戎入侵洛阳，平王在外，造父日行800里，带平王回洛阳平定了叛乱，后来，作为奖赏，封了一处城名为赵，已成为姓，就是赵姓的由来。后来该城在春秋的晋国，有名相赵衰（cui），与重（chong）耳流亡的那个，宰相赵盾（晋灵公时代？）。更有名的是后来建立的赵姓王朝——宋，百家姓就是它制定的。以及之前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等传奇故事。是历史故事颇多的一个主要大姓。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天才

一、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天才

天才又称为天赋之才、通天之才，属于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由此便产生了“生而知之者”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争论。所谓生而知之，便是指人不经过学习，即没有向别人或书本请教，也不依赖于他以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便知道某类问题的答案或知道该怎么做。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生而知之”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宇宙生命论的学说，这种现象不但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只要一个灵魂体进入大脑发育足够完善的婴儿中，或进入一个成年人躯体中，那么这个婴儿或成年人就可以回忆起贮存于灵魂体内的信息，这时，该婴儿或成年人就成了“生而知之者”。伟大的科技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就是一位生而知之者。

能轻而易举地做别人认为困难的事，乃是有才能的标志；能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则是天才的标志。一个天才的人多少总有点孩子气。一个天才的头脑是一片沃土和乐园，而且享受着永恒的春天。创造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春天的最美的花朵。一个证明就是：如果你要一百个同样无知的人去想像某种新的机器，会有九十九个人什么也想像不出来，即使他们费尽了脑筋也无济于事。如果剩下的那个人清晰地想像出了某种东西，那么他便是我们所谓的“天才”，从这种天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才人物某种灵感和神奇。

天才要有天赋。数学家华罗庚本身没有很高的学历，大学都没有念过，但他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就是凭他有天赋。天赋是先天来的，不是后天努力得来的，是教育培养不出来的。天赋，说得更具体一点是由人体的DNA，即基因决定的。当然天赋还有级别的高低问题。没有天赋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天才的。

天才有拼搏的精神。有天赋，后天不努力也是不行的。天才知道自己有天赋及天赋的领域。如果有天赋，但他本人不知道自己有天赋，也不知道其领域，那么他的努力方向一旦错误，而这个天赋就浪费掉了。

要有能够发现和培养具有天赋的人成为天才的导师。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引导，一个人即使有天赋，他自己也知道，同时也很努力，但还是很难造就一个创造性的人才出来的。既要有伯乐又要有千里马，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的。

事实上，有天赋的人是很少的。具有天赋的人在世界人口里头所占的比率大概是万分之一，就是说一万个人里面才可能有一个人具有天赋的特质，正所谓“万里挑一”。所以发现有天赋的人，然后有培养有天赋的人才的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从个人来说，天才干一天的活，人才要干很多天，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完成！这种效率不是为社会节约时间？而且天才带来的产业是很庞大的。带来的财富有的是无法估计的。例如，中国生产3000万件衬衣来购买一架波音747，这就是人才与天才的差距。

天才看凡人是居高临下：现已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或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凡人看天才是望尘莫及：只能以凡人之心度天才之腹。

二、天才都是终生勤奋的人，天才都是把时间与效率看得很重，而把金钱看得很轻的人；天才都是在国家管理或者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方面做出非凡的、令同行们望尘莫及的巨大成绩的人

无论是尼古拉特斯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是钱学森、袁隆平、王选，都是终生勤奋、把时间与效率看得很重，而把金钱看得很轻的人。

特斯拉擅于享受孤独而绝不寂寞。1902年6月间，特斯拉将他的实验室从纽约曼哈顿迁出，驻进沃登克里弗新建的砖楼。呆在这里，除了处理工程本身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外，占用他时间的其他事情就少了。只有参加工作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这带地方。偏僻，宁静，这正是特斯拉求之不得的。特斯拉这个夜游神，总是中午准十二点钟到达办公室；他这位高贵王子，老是要求阿布丝或者斯凯丽特**守在门后边接他的帽子、手杖和手套。然后他把所有窗帘都拉上，让屋子陷入一片漆黑，这样工作起来效率最高。事实上，只有逢到城市上空雷电闪闪的时候，他才将这些窗帘拉开。这时候他就在一张黑色马海毛躺椅上舒开身子，仰望北边或西边天空。特斯拉手下的人员说，特斯拉老爱自言自语，而且逢到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来临时，特斯拉一定要一人独处，这时他们就可以隔着房门听见他说话，听见他高谈阔论。

特斯拉说：“在我的脑海里，许许多多的想法接踵而来，一纵即逝，我只能捕捉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在这很少的一部分当中，我有时间和精力搞深搞透的，只有极少数。而且常常还会遇到另外一位也有同样想法的发明家，他要抢先把这些想法搞成功。哎，不瞒您说，这真叫人心焦呵。”

爱迪生一生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努力工作，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爱迪生每天清早三、四点的时候，他才头枕两、三本书，躺在实验用的桌子下面睡觉。有时他一天在凳子上睡三、四次，每次只半小时。爱迪生在75岁的时候，还每天准时到实验室签到上班，他在几十年间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间在书房读3至5小时书，若用平常人一生的活动时间来计算，他的生命已经成倍的延长了。因此，爱迪生在79岁生日的那天，他骄傲地对人们说：“我已经是135岁的人了。”

居里夫人——玛丽雅从小学习就非常勤奋刻苦，对学习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特殊的爱好，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处处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进取精神。从上小学开始，她每门功课都考第一。15岁时，就以获得金奖章的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她的父亲早先曾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过物理学，父亲对科学知识如饥似渴的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也深深地熏陶着小玛丽。她从小就十分喜爱父亲实验室中的各种仪器，长大后她又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更使她充满幻想，她急切地渴望到科学世界探索。但是当时的家境不允许她去读大学。19岁那年，她开始做长期的家庭教师，同时还自修了各门功课，为将来的学业作准备。这样，直到24岁时，她终于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她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全神贯注地听每一堂课，艰苦的学习使她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这不仅使同学们羡慕，也使教授们惊异，入学两年后，她充满信心地参加了物理学学士学位考试，在32名应试者中，她考了第一名。第二年，她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数学学士学位。

每个人都想生活在山顶，但所有的幸福都发生在攀登途中。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然而这是居里夫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光。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它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居里夫妇发现镭以后，当百万法郎、灿灿的金质奖章向她微笑的时候；当成功、荣誉、祝贺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表现了他们具有高贵的品质：毫不夸耀，谦虚忘我！一位报社记者前来采访她，想把她的事迹报道出去。她坚定地回答：“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研究者个人。”

居里夫人说：“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发育。”所以，即使在最苦最累的日子里，也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去照料孩子，亲自给孩子洗澡换衣，抽空在孩子的新围裙边上缝上几针，她不给孩子买现成衣服，这样太奢侈也不合宜。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曾在仅隔8年的时间内就分别摘取了两次不同学科的最高科学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与诺贝尔化学奖。她的长女伊伦娜，核物理学家，伊伦娜与丈夫约里奥因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共同获得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次女艾芙，音乐家、传记作家，艾芙的丈夫曾以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总干事的身份接受瑞典国王于1965年授予该组织的诺贝尔和平奖。居里夫人不但自己获得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和一次诺贝尔化学奖，还把女儿、女婿培养成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居里夫人整个科学生涯和人生道路上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人之智力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品格之高尚。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居里夫人：“在我所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里面，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发表了以下的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爱因斯坦宁愿搞研究，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一样。他能胜任，但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袁隆平的天才表现

袁隆平的天才表现：其一，热爱和执著。热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祖国的热爱。袁隆平说过，科学家应该首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并非空话、套话。袁隆平曾经谢绝了世界不少著名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坚持留在自己的祖国做研究，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祖国的热爱；二是热爱科学，这种热爱更多地表现在对科学探讨的执著和兴趣上。袁隆平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无论烈日炎炎，还是暴风骤雨，袁隆平都坚持每天到试验田进行科学试验，所以才有“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的话。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和执著，曾经是我国不少科学大师的共同品质。其二，自信和苦干。袁隆平说：“杂交优势现象的发现，是从不盲从权威开始的。”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畏艰辛，埋头苦干，这是科学家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其三，谦逊和无私。作为一名世界级科学家，袁隆平给人一种朴实老农的印象。“不翘尾巴”是袁隆平时刻奉守的律己格言。他有钱，但却从不乱花钱，而是设立了科技基金，用来促进农业科研。

1986年，组织上准备考虑让袁隆平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行政级别属正厅级。但袁隆平认为，他毕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他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会影响他的科研。他思量了一番，婉言谢绝了，同时表达了将加入中国，作为政治上最后归宿的意愿。最后，他只挂了个没有实权的湖南省农科院名誉院长的头衔，悄然关上了通向仕途之门。　　

　　2002年10月28日，袁隆平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湖南省农学会代表大会，会议以后，他将不再担任省农学会会长一职。此前，袁隆平还辞去了“隆平高科”董事一职。这样，已经辞去两个行政职务的袁隆平可以一身轻松专职从事科研工作，实践他科技造福农民的理想。据袁院士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袁隆平目前担任的社会时间平均超过两天。为了更好地作好科研，目前，袁院士正有计划减少他的社会任职。

　　这些年来，对于众多的兼职，袁隆平能够辞去的坚决辞去。实在不能辞的，也事先“约法三章”，尽量排除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和宴请。就拿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务来说吧，为了保证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征得组织同意，除了换届选举和特别重要的会议请他出席外，其他一般性例会，一般不通知他；通知了的，也可以不参加。（对照：厉以宁、张维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官不厌多，权不厌大，职不厌繁，名不厌全，处处露脸，时时上镜……）http://tiebabaiducom/fkz=355523214

袁隆平的科学实践和生活。袁隆平说：“一定不要受到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里累倒过…”“ 70岁高龄还能够骑摩托车到田间地头的诀窍：第一心态好，要乐观一点，豁达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是吃，吃要定量定时，要讲究卫生、营养，卫生是第一的，营养是第二的。”“我这个人水平不高，但是我有种认识，就是要不断地创新。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要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本色。”“神奇的梦想其实就诞生于平凡之中，也能够在平凡之中成真。这种梦想是不脱离实际的美梦，是指导我事业追求的强大动力，使我付出毕生热血和精力为之奋斗不息。”

“我一直说，书本上种不出小麦，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就像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试验田，真正打雷我们也要下地。打雷、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才要到田里面去看呢，看秧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真要去看的哩！”“我从没有想过豪华的生活，对物质上的享受看得很淡，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东西，在家里也从来不管钱。”“我觉得我生活很好，钱够用够花就行了。我对股票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我的研究。”“我主要是生活有规律。以素食为主，常食粗粮，饮食定量，坚持锻炼。长期坚持下来，生活就会变得很简单，心情也明朗。”“我是一个从小喜爱跳高运动的人，现在搞科研，也是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如果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现在是77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理，20岁的肌肉。我想再研究10年，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迷信权威，迷信书本，也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丁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成果迭出，常创常新。”“虽然辛苦，但是有一条，我觉得乐在其中。为什么乐在其中呢？我觉得很有意义，另外很有希望，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所以心里面还是很乐观的。”“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在培养人才上也是如此。我们要多渠道慢慢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靠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的。”

“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超级水稻优势现象的发现，是从不盲从权威开始的。”“在种种“权威”的压力面前，我坚信：真正的权威永远来自实践。”“对金钱，我是有看法的，要生活、生产，钱是重要的，钱来路要正。第二，钱是来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但是用钱，第一不要奢侈浪费，第二不要小气，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用。所以，我穿衣服朴素大方，这是一个原则。穿那么好干什么，表面光。穿得好，不见得你的地位就高。第二，吃饭要清洁、卫生、营养，我很少吃海鲜、鱿鱼什么的。”“人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袋里的知识！我这么个糟老头子，才169米高，六十公斤重，连骨头卖了都值不了几个钱。我把这事看得很淡。我们家里从来不谈钱，我一个月工资1600多元，外加院士补助、其它津贴、顾问讲学费，掐指一算，也有三四千元，够了！”“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出名了，官做大了，自由度越来越小。”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出版了一部名著《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邓小平作为内政与外交天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30年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把瑞金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得以定都瑞金。

三、中国的江郎多，天才少

江郎才尽的成语故事。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一说，江淹当官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务繁忙，另一方面也由于仕途得意，无需自己动笔，劳心费力，就不再动笔了。久而久之，文章自然会逐渐逊色，缺乏才气。可见，弃文从政是天才的坟墓。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因日理万机，所写的诗词就远远不如他在建国前所撰写的诗篇。

中国第一位电子学留洋女博士韦钰当上领导之后鲜有建树。1940年出生的韦钰，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这使得韦钰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第一”结了缘。“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第一批射击队员，第一批航模队员……”她笑着说，1956年，作为南师附中的学生，她到东南大学听刚从美国回来的两个教授做报告，其中提到电子学既有理又有工，特别有挑战性，很有前途。结果她第二年就报考了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1961年大学毕业的韦钰，受益于陈毅的“高教61条”，毕业后被选拔为本校的电子工程系在职研究生，不仅成为新中国大规模正式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也成为当时唯一完整完成全部研究生培养过程而毕业的研究生。1981年获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和波歇尔奖章。1983年加入中国***。1982年后任南京工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任南京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1985年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1986年上半年任南京学院副院长。1986年8月任东南大学校长，那一年，她还不到47岁，是当时我国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女校长，官运亨通。1988年9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1993年6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9月当选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任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政府要职。

四、孙见坤这样的人只能称为江郎，不能称之为天才；我为复旦大学有八大伯乐而叫好！

2009年10月,陕西省高新唐南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孙见坤参加了2010年度复旦“博雅杯”全国征文大赛并获一等奖。对其面试的4位评审专家意见一致:希望学校将孙见坤通过自主招生录取进来。为了慎重起见,复旦大学还另请了4位文史类专业的教授对孙见坤进行二次面试。

在这一过程中,有媒体报道复旦有关评委认为孙见坤是其见过的“对国学最有钻研精神和天赋的学生之一”,“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和见解,甚至高于在读的研究生”,“是个可造之才”。

最终,孙见坤被列入复旦大学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高考只要“达到一本线”,就能以自主招生资格入读复旦大学。然而,今年6月孙见坤参加高考后成绩低于陕西省一本线6分,按章程不能被复旦录取。

据了解,在获知孙见坤没达到一本线的消息后,复旦大学文史哲专业的8名专家曾向学校建议,希望将他破格录取到历史系。复旦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决定破格录取该生,并与陕西省招办联系落实此事。

经过反复沟通和协商,陕西省招办认为复旦“博雅杯”章程中“没有提到破格录取的条例”,因此孙见坤不符合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条件,不能予以投档录取。

孙见坤未被复旦大学录取，是在自主招生制度下，一所大学与地方招办进行的“磨合”。从制度上讲，陕西省招办并不存在错误，孙见坤事件也并非“冤假错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陕西省招办都并不违反规则。”他表示，如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内部审议教授们建议对孙见坤进行破格录取，签署了一封“联名书信”，这几位教授分别来自历史、哲学、中文、考古4个文科院系。在信里，教授们强调，孙见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这封“联名书信”通过招生委员会呈递，由复旦大学的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

记者周凯莉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个例，通过客观、严肃的新闻报道，探讨当今普遍适用的教育制度下，另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可能性，并期待如何建立一种理想型的制度，来保障在某方面有特长的特殊人才的利益。

记者周凯莉与孙见坤交流时，孙见坤说：“从8岁开始，四书五经、各类经史典籍，均每日触碰，及至今日，达到2000余册。”“从8岁起至今阅读过两千本古籍”，平均一年阅读200本古籍，两天不到就读一本，比陈寅恪还牛。这个年代不仅缺乏大师，也缺乏常识，连高中生都知道怎么出奇制胜吓住不学无术却爱附庸风雅的考官。

　　孙见坤作为一个中学生，好学稽古，颇堪称道，可称之为“读书种子”，或曰“国学爱好者”。但誉之为“国学天才”，未免不妥。

　　孙见坤的博客发表了一篇孙见坤批评陕西省招办的一篇博文《你打炮，我成灰，陕西招办算你狠》，显示出一个少年恃才傲物的冲天豪气，其文最后写道：“你们胡乱打炮，而我却不幸成了你们的炮灰。我不知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但却是我的光荣，因为我始终记得鲍勃迪伦的那句话：任何的禁止都是没有仪式的授勋。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而你们，却难逃那如椽的春秋史笔：‘共和六十一年，夏七月，佞子祸学于丰镐’。”

处处桃花频送暖

年年春色去还来

花开彩槛呈春色

莺啭芳林报好音

解趣黄鹂频送韵

知情绿柳渐拖丝

岁自更新春不老

花多增艳水长流

东风吹出千山绿

春雨洒来万象新

万树欣随春水流

百花争向艳阳红

风吹杨柳千门绿

雨泣桃花万树红

柳眼才舒芳草地

桃腮正晕碧云天

冬雪欲白千里草

春晖又红万朵花

一片彩霞迎旭日

万条金缕带春烟

运际升平人共乐

气当和淑鸟知春

几点梅花添逸兴

数声鸟语助吟怀

沾墨才题梅似雪

挥毫又赋柳如烟

珠树自绕千古色

笔花开遍四时春

九天日月开新运

万里笙歌乐太平

人寿年丰家家乐

国泰民安处处春

国逢安定百事好

时际芳春万象新

喜看三春花千树

笑饮丰年酒一杯

五湖四海皆春色

万水千山尽朝晖

布谷鸣春人勤物阜

瑞狮舞彩国富年丰

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

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

冬去犹留诗意在

春来身入画图中 新春快乐 不要说话朋友！

《聊斋志异》版本很多，有蒲氏手稿本（解放初期发现），为作者修订本，存203篇，稿本中有作者手录的王士祯评语；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共十二卷，488篇，其中有目无文的14篇，此本也附有王士祯评语。另有乾隆黄炎熙选抄本；吴元相撰稿本。目前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的青柯亭本，有“弁言”、“例言”，记叙了底本的来源和刻者所做的工作。赵起杲在例言中言“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陟而还之…”。故鲍延博有诗曰“谁似严陵太守贤，奇书不惜万人传。莫惊纸价无端贵，曾费渔洋十万钱”。全书十六卷，四百三十一篇，以后通行本大都依此本翻印。乾隆三十二年，有王金范刻本刊行，这是选辑本，共十八卷，分二十六门，二百七十余篇；乾隆五十九年，又有小芝山樵选本，共六卷；道光三年，经国堂刊、何守奇评本；道光四年，刘瀛珍刊巾箱本（选其遗稿四卷，附录一卷）；道光五年，吕湛恩刻本；道光十五年，天德堂刊本；道光十九年，何垠刊两截楼本（二十三年又重刊）；道光二十三年，但明伦刊朱墨套印本；广东王云楼刻本；同治八年，羊城青云楼刊朱墨套印本；光绪七年，邵州经畲书屋评注合刊本；光绪十二年 ，上海同文书局石印《详著聊斋志异图咏》，内有故事图444幅，十分精美；光绪十七年，喻刊四家合评本。

民国间，由于印刷技术提高，石印、铅印盛行，加之社会动荡，评校、纸张、装订粗制滥造，所印之本多不甚精。常见有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中新书局铅印本等等。

建国后，版本亦多。大致有：1953年9月锦章书局本；1953年12月广益书局本；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7年11月商务印书馆本；1962年7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1978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1版；1980年7月齐鲁书社本；1988年1月岳麓书社本；1989年1月浙江古籍出版社本等。

具体为：

袁世硕：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集1980(《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1988)

孟繁海；谈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集1980

( )：《聊斋》手稿下半部是怎么丢失的 《南宁晚报》1980，8．20

杨震方；有正本《原本聊斋志异》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0．1(《文汇报》1980．10．6)

王贞泯：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文科教学》(《内蒙古乌盟师专学报》)1980．4

骆 伟；构图严谨 神态逼真——介绍工笔重彩画《聊斋志异图绘》 《柳泉》1980．2

孙一珍：评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集1981

骆伟，徐瑛：谈谈现存聊裔手稿种种 《广东图书馆学刊》1981．4

骆 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集1982

阎少显，卢震鸣：《聊斋志异》手稿发现记 《青年科学家》1983．1

石圭平；《聊斋志异》手稿轶事：访蒲松龄第十世孙蒲惠章《鸿雁》(呼和浩特市)1984．3

骆伟，徐瑛：现存蒲松龄手稿辑考 《柳泉》1984．5

何金文，胡邦炜；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社会科学研究》1984．4

吴功正：清代《聊斋》的评论述略 《人大资料》1985．12(《北方论丛》1985．3)

沈维常等；谈但明伦关于《聊斋》“双提”写法的评点《南通师专学报》(社科)1985．4

萧新褀：《聊斋志异》版本略谈 《人大资料》1987．8

盛 伟；谈蒲松龄佚文《聊斋志异》清抄本《人大资料》1987．1l(《衡阳师专学报》社科1987．3)

李茂肃：冯镇峦评点(聊斋志异》浅述 《蒲松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