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背景是：

1、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产阶级成长起来。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是通过市场来运转的，而市场上择优选购、讨价还价、成交签约，都是斟酌思量之后的自愿行为。

2、天主教会统治压抑人的个性，阻碍科学和生产的发展。

3、拜占廷帝国灭亡时，大批学者逃到意大利，带来大量古希腊罗马的古籍。

4、意大利城市政权强大，同情并支持资产阶级。

文艺复兴的意义

打破了欧洲思想界在封建高压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促使欧洲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精神，它对推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消灭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文艺复兴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开辟了世界文明的新篇章。文艺复兴使文学、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孕育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上的革命，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下是一些关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参考文献：

1 施威布（德）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 荷马（古希腊） 荷马史诗[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 维吉尔（古罗马） 埃涅阿斯记[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4 奥维德（古罗马） 变形记[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5 尤里·吉夫林 古希腊和罗马神话的生活[M] 华夏出版社, 2012

6 克洛德·卡汀格 古希腊罗马神话词典[M] 商务印书馆, 2006

7 理查德·卡尔 罗马帝国历代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 孙庆余 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人物[M] 华夏出版社, 2013

这是学者的错误，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大秦

大秦——泛指波斯帝国，而非罗马

正 文

自从张骞走进西域，商贾们也开始远出中东、近东，3 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辽阔和奇幻，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了。究其实，西海是西域诸国正西的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

“大秦国”史说辩伪

《魏略》是一部失传了的私撰历史，作者鱼豢对于东汉、曹魏时期的各种史实，能兼收并蓄，因此有人责怪他“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例如，它既说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又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丹）迟散城……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后世的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是“芜累”呢？

事实上，通过对安息、条支在里海以东的认识，我们已经确认“西海”即是里海，而这个“六日乃到”的说法，又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说里海“最宽处要走八日”，不谋而合。如果再循了“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的方向，则不难推定大秦、海西是在里海西岸的结论。

然而，5世纪成书的《后汉书》却只记录了“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 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入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的故事。原来，甘英到了条支附近，即“思土恋慕”想回家了，于是编造了一些说法来蒙骗上司，而《后汉书》拿官吏的谎言当真，就只能怪这部“正史”的作者没有眼光了。

此外，《后汉书》也有五六百字关于大秦国的记载，如：“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书》……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云云。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它的新说，其馀多是《汉书》、《魏略》的节略。

有人为了附会“大秦即罗马”的立论，就说“大秦王安敦”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180年在位）；至于“人民……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样的人类学问题，他们就无以面对了。其实，元朝就有人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语“金”字Altan（“阿勒坦”）的转音，“安敦”也可为大秦王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8yGBD

《大秦景教碑》

明朝末年发生了又一次“大秦事件”。那是1623年在长安附近出土了一座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来华教士所立。聂斯脱利派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反对已成正统的三位一体说，而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其信徒东逃至波斯建立据点，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译称“景教”。《大秦景教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记叙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既然“大秦景教”就是“波斯景教”，“大秦即波斯”才应该是合理的结论。

唐代称波斯为“大秦”，当是承袭了汉代“大秦国”之名。关于大秦的人种，《后汉书》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魏略》则说“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两者都说到大秦人种是相同的，并且认同中国，因而被视为秦始皇的同类。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近三分之一伊朗男性具有蒙古人种基因（中亚地区高达三分之二），这是蒙古人种统治波斯两千余年的见证，它至少可以远溯到纪元前的“美地亚——波斯王朝”。因此大秦国人“有类中国”的说法，是不必怀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秦”是有所血缘专指的。统一中国的西秦部落为“嬴姓”，也就是实为“金姓”亦即“安姓”，也就是西北地区的通古斯——爱新部落。而齐鲁居民“东夷”也是通古斯民族，故尔《汉书·高帝纪》有“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的说法。因此《魏略》之“大秦国”，是波斯西北部的通古斯民族。

《新唐书·西域传》则说“波斯……东与吐火罗、康（居）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南皆濒海（波斯湾），西北赢四千里，拂菻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又说“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因此，与唐同时代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族，也是通古斯——月氏（兀者）之裔。而“拂菻”或“大秦”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古代正是美地亚，现代则是伊朗的内阿塞拜疆（东阿塞拜疆、吉兰、赞章）诸省，和被沙皇俄国分裂出去的阿塞拜疆国，中心分别是大不里士和巴库两城。

大秦即罗马或埃及的谬见

中国发现《大秦景教碑》的消息，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给罗马教廷，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研究中国古籍地名“大秦”的学术兴趣。然而，可能是出于宗教热情的误导，“大秦即波斯”的真相没有得到弘扬，“大秦即罗马”的观点反倒流行一时。直到1885年，德国学者夏德（Hirth）发表的名著《大秦国全录》， 以为以甘英所说“西海”的辽阔，就不可能是里海和地中海，而必是印度洋之波斯湾，故尔大秦应在叙利亚一带。

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西海泛指波斯湾及红海，大秦应为红海之西的埃及；而埃及城名亚历山大（Alexandria），略去a和s等音，即成Lekan，应即是《后汉书》之“犁鞬”，或是《大宛列传》之“黎轩”，纪元初埃及、叙利亚都是罗马的领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支持白鸟氏。白鸟和伯希和是20世纪世界汉学执牛耳者，他们以“黎轩即亚历山大”的立论，帮助了“大秦即罗马”之说的流传。

伯希和说“余敢断言犁鞬之必为亚历山大”，其根据是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之句，伯氏说此经巴利文本说该王出生在“Alassanda州的Kalasi村”。他认为“阿荔散”是Alassanda的音译，也是“亚历山大”的音转，因此大秦必指埃及。其实，“阿荔散”（Orasan或Alassan ）是波斯东部地名“呼罗珊”（Khorasan）的变译，呼罗珊与阿富汗古代盛行佛教，而埃及则与之无缘。阿荔散既为呼罗珊，大秦无疑就更是中国人泛称的波斯了。

说来，辨证大秦国，还不如将《魏略》的相关文字作一番疏通。而我们只须识得“西海”是里海，“海西”是巴库，“大秦都”是大不里士，并将“飞桥”释为半岛，“积石”解作无草木之石山，再易若干“之”字为“至”，修正个别方向道里，配以山川地舆，则通篇似身临其境的游记。古代中国人冒险远行，波斯近东皆在足下的辉煌，亦都可及见了。

西方人所见到的“大秦国”

《魏略》的可贵之处是，它录下了许多商旅见识，大秦国的物产被详尽地记载了下来。于今看来，大秦盛产的“毾毡”，就是举世闻名的“波斯地毯”；而那里还出蚕桑，古代罗马的丝绸未必全是从中国传去的，大部分可能就近来自大秦国。而南高加索地区事蚕桑，也是古代东亚民族迁徙到那里的证据。

15世纪，西班牙使者克拉维约在去撒马尔罕的途中， 过大不里士和赞章（Zanjan）后，抵达赞章东南30公里处的苏丹尼叶（Soltaniyeh）城，目睹了物产的丰富和商业的繁盛。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他说：“里海南岸之吉兰省所出产之丝，亦先运来本城，再经商贩，运往大马士革、叙利亚境及其他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处。至于舍里旺（Shirvan，按即外阿塞拜疆库拉河流域）之沙玛黑（Shmakhy）所产之丝，亦运来此城。沙玛黑之丝产量甚巨，除伊朗商人为之销售外，即热那亚、威尼斯商人，亦赴该处采购。”克拉维约又说：“失刺思（Shiraz, 今译设拉子）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货，皆运来苏丹尼叶城推销。呼罗珊境内之叶森（Yesen）及塞洛拜（Serb）城一带所产布匹，亦在市场上出售。……自忽鲁谟思（Hormoz）运来苏丹尼叶之商货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又自海路采购大蚌珍珠之类。大蚌躯壳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颜色纯白，经送来苏丹尼叶及大不里士城，由工匠将其镶成戒指、耳坠等装饰品。”还说：“自苏丹尼叶至里海（按，即吉兰省沿岸），计六日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将克拉维约的这些说法和《魏略》的记载比较，即可发现汉代商贾们所言不虚了。

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的西方历史记载方面的依据

古代内外阿塞拜疆地区是大秦国之所在，那里就是古代的美地亚（Media）。美地亚人（Mede）在世界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前八七世纪，美地亚人起事，导致亚述王朝的衰灭。后来，美地亚王朝征服了波斯、阿富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成为与希腊城邦对峙的近东强权。中国历史说大秦国是蒙古人种，现代阿塞拜疆民族说突厥语，它有蒙古人种的祖先，并不奇怪；但古代美利亚是波斯帝国的先身，就很难使人设想“美地亚——波斯”王族也有东方的血缘世系。

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地亚人是南俄草原上的息西安人的同类，都是“亚利安”人种的游牧民族，《大英百科全书》帮助传播着这种猜测性的观点。事实上，公元前后的两千年中，南俄草原和乌拉尔地区是蒙古人种的领地，俄罗斯学者称那是一个“前斯拉夫时期”（PreSlavic）。那时，游牧民族持续地通过高加索山东端的打耳班通道，进入近东地区，并在里海西南形成一片蒙古人种的聚居地，即今之内外阿塞拜疆，或古代的美地亚。

在西方历史记载中，也可以发现美地亚人具有蒙古人种祖先的线索。关于美地亚王朝，希罗多德说是一名叫Deioces的酋长统一了六个部落（Busae、Paraet-ake－eni、Strukhat、Arizanti、Budii、Magi）而形成的。另一位希腊史家泰西亚斯（Ctesias）说一名叫Arbaces的美地亚王， 开创了美地亚王朝。暂且不说Deioces是否是“女直”，说Arbaces就是契丹名人“耶律阿保机”之名“阿保机”，却是令人信服的。

公元前五四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Scythian （息西安）王Madyas率一支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Cimmerian（奇米里安）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从亚速海到法思河和Colchi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30天。从Colchi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Saspire人的地方。”

此中的Cimmerian、Colchi、Saspire、Scythian，恰恰就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东方族名“且末”、“高车”、“鲜卑”、“息慎”。事实上，高加索地区的一些现代国名，都来源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名“车臣”、“阿巴嘎”等。因此，作为蒙古人种集群的成员部落，Mede应该就是通古斯族名“靺羯”或“勿吉”，地名“美地亚”则应就是“靺羯亚”或“勿吉亚”。《魏略》关于南北高加索地区“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的见识，便是基于这些事实。

波斯帝国是美地亚王朝的延续，开国君主居鲁士（Cyrus）大帝， 是美地亚王Astyages和希腊吕地亚城邦公主Aryenis的外孙，他们的联姻兆于公元前585年5 月28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其时正在恶战中的美地亚人和吕地亚人都受到了惊吓，于是就地结束了两败俱伤的长年战争。吕地亚王将女儿嫁给当时的美地亚王子Astyages，婚后他们生下一个叫Mandane的女儿。女儿长大后，Astyages 认为她是不吉利的女子，将她下嫁给了一个波斯平常子弟Cambyes，居鲁士就是Cambyes和Mandane的儿子。

居鲁士降生时，多疑的Astyages又认为他将带来厄运，于是命令家臣Hrpagus将婴儿杀死。但Harpagus将婴儿托付给了山间的一家牧人，牧人的妻子Cyno把他扶养成人。居鲁士很小就表现出领袖才能；Astyages在处理一桩孩童纠纷时，从孩子王居鲁士的身上察觉到了自己的霸气。于是他召来了Hrpagus和牧人， 两人招出了实情。Astyages把外孙还给了他的父母；但诱杀了Hrpagus的儿子， 还骗他食用亲子的骨肉。若干年后，怀恨在心的Hrpagus帮助居鲁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他和另一个美地亚人Mazares，是帮助居鲁士征服爱琴海沿岸希腊城邦的头号功臣。

回到父母身边的居鲁士，不忘Cyno的养育之恩，希罗多德说：“父母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出于天意，便把一个说法散播出去，说他在被遗弃后，曾受到一只母狼的抚养。”希罗多德曾不止一次提到息西安人谋杀孩童，诱其亲人食用的泄恨手段；而美地亚人也同样有此恶俗。母狼育婴而终成伟人，也是中国北方诸族屡见不鲜的传说。而cyno又正是蒙古语中的“狼”字“叱奴”（chino）。 这些习俗、传说和语言信息，都是美地亚人具有东方背景的证据。

我们无从考证居鲁士的出生地，但他的侄子和继承人大流士（Darius）是出生在大不里士东南200公里处的赞章城。居鲁士本人的血缘复杂， 但他是在美地亚人的权力环境中长大的，他的亲信也多是些美地亚人；他统治波斯近30年，最后在与Massagetae人的恶战中战死，战前Massagetae女王的使者还称他为“美地亚王”。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几个美地亚人，都有着远东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英译 应译作

Astyage（s） 阿济格（满语“小”）

Hrpagu（s） 阿巴嘎（满语“天”）

Cyno 叱奴（蒙语“狼”）

Mazare（s） 马佳、麻察、马扎儿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济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源自通古斯语的满蒙两族常见的男子名。这些人名亦表明：Mede就是通古斯族名“勿吉”或“靺羯”。

结束语

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长期受到中国北方民族的入侵和统治，这可以追溯到美地亚人，而《魏略》记载的“大秦国”，是指伊朗内外的阿塞拜疆地区，那里正是古代“美地亚——波斯王朝”的发源地。统一中国的“秦”，是一个通古斯系民族的部落，中国历史称南高加索地区为“大秦国”，可能与美地亚人是通古斯民族有关。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5579787htmlsi=1

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

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曾被神职人员和贵族所歧视，因为他们认为交易会产生欺骗。“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贝尔托尔多·达·拉蒂斯博纳……对买卖交易活动持不信任和谴责态度，认为这可能是引起其他人害怕受骗的唯一根源。”[1]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观点颇有些相似。正如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立国之末端。”[2]只是这种歧视商业的行为在欧洲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经济贸易发展所带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大生产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变了商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而中国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除了文化基因的习惯思维外，地理因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被称之为“中原”，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上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自傲态度，另一方面就是反映了中国内陆不邻水的地理状况。文艺复兴在十五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兴起，新航路的开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十五世纪初，中国的郑和曾带领过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并且“二十八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记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八十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3]可为什么同样是新航路的开辟，郑和却没有拓宽出一条发展的出路，而仅仅是增强了中国习惯性的优越感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4]，如果说勇于在海上开放可能性的欧洲人在水上吃到了甜头，那么我们暂且称他们为“智者”，而作为靠山立业，崇尚“难得糊涂”的我们又明显的具备“仁者”的文化基因和价值标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从复兴的角度来看，比较中国当代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似乎传承的得心应手，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在当代自身的浮躁和妄自菲薄中变的摸棱两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从内容上来说，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古籍中贯彻的人文思想与十四世纪欧洲进步知识分子的改良方针具有同一性。十四世纪欧洲的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引发文艺的共鸣，就是因为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符合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所以作为强心剂的角色出现。

就古代遗址的发现来看，中国建国后的几次大的考古事件虽然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学术价值，但文物的大量出土没有在文化上唤醒突破性的文化元素，主要是因为发掘出的文物以封建意识为精神基础，与当代建设的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天人合一与环抱主义以及和平的思想与反恐等世界主流思潮是相一致的。这些精神存在于古籍之中，更游离于精神传统之内，如何隐性的发掘这些优秀的精神财富并古为今用？成为了当代中国文艺复兴之萌生的文化底气，若想真正良性的发挥中国文化优势，这几个方面是唯一的选择。

二，社会思潮中的主流思想与文化的对接上有区别。

首先可以毫无疑问的说，文艺，包括它们所处在的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真正的文化、文艺在我们这里总是先锋，却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总是脱节的，甚至往往是相悖的。为什么我们总落后于西方？当生产总值这一硬性的指标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开始为了达到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开发资源，我们没有钱就拼命搞，我们没有商业就疯狂的要，再经过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中国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可能会暂时满足，当享乐的什么都到手了，我们是否才能想起文化？那时人们会觉得更加的空虚和不满足。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在文化落后的状态下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如此发展下去，即使我们的生产总值可以继续增长，但我们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社会隐患会更多，因为我们的文化仍然是缺失的，那时候我们跟其它民族又能比什么呢？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讨论的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迹史，并且长期在内部调节和外部适应当中发生作用。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先锋文化的肯定很容易产生心态上的优势，进而潜移默化的转变为启蒙主义的口吻，这是否又会形成变相的文化强权？

于是这种不对接多引发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中国辨证的看待精英主义？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与中国大部分的文人一样，都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在方法论上却有一个明显的分歧，便是福泽谕吉一生不愿做官。他在自传中写道，“只希望能用什么办法使一般国民走进文明开化的大门，以便把我们这个日本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5]综观现在的日本，这种美好的愿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了实现。而这种“文化救国”是否同样能在中国通行？这里所提出的“一般国民”这个概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一个国家中，代表最普遍文化素质并且体现最原始的文化要求的群体是谁？正是这个所谓的“一般国民”。而这个普遍的文化素质和原始的文化要求实际上正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能接受的底线。从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摸索出这么两条经验：一，如果一个国家的底线文化得不到提高，那么先锋文化飞的越远，这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就越不健全，文化体系就越不牢固；二，作为体现文化底线的“一般国民”，一个国家综合的文明程度，更多的是在这个群体上得以体现。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的原因：首先，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迫切要求摧毁教会的神

学世界观，铲除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传统观念。其次，意大利更直接、更系统

地保留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这是文艺复兴产生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