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大地湾文化，中经大地湾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变冷，以西戎、氐、羌为主的 畜牧文化代之而起。接着，周人兴起陇东，秦人崛起天水，以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秦文化兴盛起来，奠定了自先秦至隋唐陇右地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格局。宋代以来，伴随单一农业经济形态的形成，陇右文化由农牧并举转向农耕文化形态。陇右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浸润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第一，开放性与兼容性。陇右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在水分、热量和植被等地理因素上属于典型的过渡性自然带，这为陇右地区发展农业、经营畜牧或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荟萃的舞台和扩散传播的桥梁。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陇右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这种自然、人文环境，使陇右文化具有了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极强的渗透性与包容性，从而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中华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第二，尚武精神和功利色彩浓厚。陇右地区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陇右一带的争夺与分立，使陇右民风以好勇尚武著称。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射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右后，在长期与西戎的争夺与交往中，形成了粗犷悍厉、劲悍质木、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奠定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原生形态。这一文化特征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　第三，质朴性。秦汉以来，陇右文化中的儒学成分和礼仪价值体系，始终是其文化的主体。但是，与中原儒家文化相比，陇右儒学更注重简约实用而较少繁文缛节。长期的文化融合与多民族交错杂居，使陇右文化兼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长。陇右高原旷野、荒凉苍桑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弛骋游牧、劲悍质直、率真活泼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陇右人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体现在生活习俗中，农业耕牧的简单粗放、房屋民居的窑洞板屋、土房热炕，饮食习惯上的多面少菜、粗茶淡饭，服饰上的简约朴素，无不是朴实风尚的直接反映。　第四，保守性。唐宋以降，伴随中原王朝疆域的拓展和西北边防地带的外移，中原汉文化圈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明清以来人口增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灾害频发等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导致陇右成为“陇中苦瘠甲天下”的贫困落后之区。长期的生存压力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使陇右人在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上趋于封闭和保守。恋守故土、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宿命观念和保守心态，浓厚的家族、小农意识，重农轻商、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以及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根深蒂固地作用于陇右人，又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中一再表现出来。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和丝绸之路的衰落，陇右文化既走向趋同，又被边缘化。这既加大了它与中原文化发展的差距，又强化了其封闭性。 伏羲文化及其精神实质　追寻我们民族的根，有几个伟大的名字是无法回避的，他们就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中华文明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如画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着在伏羲身上，因此伏羲也就成了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民间称“人宗爷”或“人祖爷”。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伏羲文化内涵更加广泛，凡和伏羲事迹相关的事或物，诸如祠庙遗迹、民情风俗、轶闻传说、史籍记录等都属于伏羲文化范畴。 关于伏羲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战国之时即口传心授，长久流传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秦汉以降，伏羲开天辟地第一帝的地位确立，其事迹及相应的文化通过三个层面传播：其一，典籍传承层面，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代不绝书；其二，图像传承层面，伏羲女娲交尾像被广泛采用，频频出现在墓室雕刻、建筑物彩绘、工艺品加工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其三，祭祀传承层面，从官方到民间都是设祠祭祀，绵延不绝。由此，形成了内容博大的伏羲文化，而对伏羲的钦崇自然而然成了几千年来信仰民俗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也。”

《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记·乐记》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

《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曲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曲礼》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宪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运》曰：“礼之於人也，犹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乐记》曰：“乐者，非谓黄锺、大吕、弦歌、干杨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

，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礼器》曰：“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

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

《三礼正义》曰：“《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经所谓礼三百，威仪三千。经礼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周礼》遭秦灭学，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帝时有季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购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于秘府。时儒以为非是，不得。至刘歆独识其书，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后郑玄为之注。《仪礼》，周衰，当战国之世，其书并亡。至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惟《士礼》存焉。后世推《士礼》以致天子之礼而行之。至马融、郑玄、王肃，并为之注解”。

《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谙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礼记》有马融、郑玄二家注。马注今亡，惟郑注行于世矣)”。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言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瘉与愈同。愈，胜也)”。

《汉书》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

范哗《后汉书》曰：“曹褒论曰：‘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阀矣”。

《晋书》曰：“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其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无男，汝可授之，勿令绝世。’后符坚幸太学，博士卢壶奏曰：‘废学已久，书传零落，比年撰缀，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其家立讲堂，隔绛纱幔而传受。以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后学传于世，时称“韦氏宋母”。

《唐书》曰：“开元十四年，上令太子宾客元行冲撰《类礼义疏》，将立学官。疏成，左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诏修撰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学。行冲意诸儒排己，退著论以自释”。

姓氏：礼

满姓：萨克达

在辽中县大黄旗堡村，满姓为萨克达的人却并不都姓礼，村里汉姓“英”“翁”“肇”与姓“礼”的，其实同族同祖。造成这种满姓相同而汉姓不同的现象，源于满族姓氏中一种常见制度——“随 名姓”。聚族而居的满族人，随时间推移，子孙繁衍日众，出于相互区别的需要，人们往往从祖辈某人的名字中选取一个字，作为自己所属支系的标志。天长日久， 祖辈名字中的这个字，就演化为这个支系的汉姓。我所姓的“礼”，正是这样产生的。满姓同而汉姓异，也正出自满族人“随名姓”的惯例。

汉族有礼姓吗？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春秋时卫国有个大夫叫礼至。但现代人凡姓礼，几乎都是满族。

汉族人为子女起名，除 了要有所本，有依据之外，更往往有寄托，借命名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子女的期待。只记得母亲讲起过小妹礼周的名字有两层含意：一方面“周”有齐备、圆满之 义，表达了当时已有三男三女，愿小女儿成为最后一个孩子的心境；另一方面，“礼”又有尊崇礼敬之义，而“周”则指周公姬旦，是先圣先贤的代表。由此我联想 到人名中常见的绍唐、敬尧、继虞、效舜、绍禹、法曾、希孟、从周等等，也都是前一个字为动词，表仰慕或继承；后一个字为名词，称指被奉之为祖、尊之为圣的 楷模。同这类命名一样，“礼周”也正是汉族文化尊贤敬祖的体现。略有不同的是两个字前为姓，后为名，也就更简短，更内敛而不直露。

我们兄妹还有乳名，都是两个字。第一同为“颐”，取它的面颊之义；第二个字都含偏旁“页”（其义为“头”），依次为“颜、顺、颙、领、由页（dí）、项”六个字。

命名自典籍中择取；两字名以重复其中一字和选用同偏旁字的方式，表示辈分相同：这些所反映的都是汉字和汉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满族子女的命名上，竟然也 体现得如此充分。姓名习惯本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对各兄弟民族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能不感到民族间文化的交 汇如水乳相融。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字有别，内容和篇目有别，版本有别，以及对孔子的态度与其所言对“古代”的认识有别。

一、今文经学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在经学确立的初期，并没有今文经学这样的名称，只是因为后来古文经学的兴起，才相应地将之前流行的经学称之为今文经学。由于秦的焚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传习的儒家经传大多是根据儒生的口耳相传用隶书记录的版本，而非先秦文字写就的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

今文经学在两汉一直被立于学官，深受统治者的重视。西汉中后期，武帝时经学成论事言政依据，董仲舒演说阴阳灾异的新儒学“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散文言必称经，喜以阴阳灾异论政论事。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日益繁盛，朝廷多次下令搜求遗书，一些诸侯王也重金求购古籍，先秦旧典不断被发掘出来，这些古籍大多是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当时许多人不认识，因此，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通过长期的传习，古文学者转相发明，到西汉末具备了章句义理，形成了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为立学官，与今文经学开展了多次论争。东汉后期的散文，内容多为宦官专权、政治混乱、社会腐败的现实，倾向写实，语言日趋骈偶，文采激情，多不平之气，以王符、仲长统等为代表。

三、今古文经学区别（一）文字有别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起初只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而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首先是文字的不同，即今文经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古文经是用战国时六国文字书写的。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皷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1]

但仅仅用文字来区分今文经和古文经并不可靠，因为在现实中，古文经可能有今文抄本，今文经亦可能有古文祖本。譬如伏生壁藏的《尚书》属今文经，但原本是用战国末期的古文抄写的；孔府发掘的《尚书》属古文经，但孔安国用今文解读并传世。皮锡瑞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经学历史》中说：“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2]皮锡瑞认为，为方便学习、传授，汉代发掘出的所有古文都改成了今文，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却没有讲清楚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二）内容、篇目有别

事实上，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内容不同、篇目不等上。以《尚书》为例，伏生所授今文《尚书》共二十九篇，而孔壁发掘的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外加孔子序一篇，共四十六篇。不仅篇目不同，相同的篇章中文字也有差异，刘向在校书时，对照今、古文《尚书》，发现今文《尚书》 脱简三处、异文七百多处、脱字数十个。《礼》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高堂生所传今文《礼经》共十七篇，而鲁淹中所出的《礼古经》共五十六篇，多出三十九篇古文《逸礼》。其中十七篇虽如今文《礼经》篇目相同，但字多不同。此外，古文《礼经》中还有一部 《周官》，今文经也没有。

（三）版本有别

徐复观先生认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不同，实际就是经书的版本不同。他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讲道：“今文与古文的分别，其实不在字体的不同”，因为“汉初的今文皆来自古文，而古文以隶书改写后即为今文，凡流布中的字体是相同的，即同为隶书。今、古文的分别，乃在文字上有出入，及由文字上的出入而引起解释上的出入。有如今日同一部书，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3]。如果据此给今文经和古文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今文经就是汉武帝之前发现的被汉武帝立于学官的经书版本以及之后衍生的版本；而古文经就是汉武帝之后发现的经书版本或在汉武帝之前发现但被遗漏未立于学官的版本。事实上，不仅今文经与古文经的版本不同，今文经内部各家的版本也不一定相同。如姜广辉主编的 《中国经学思想史》 就指出：“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在汉武帝时有五经七家，在东汉有五经十四家，其中的每一家都有其独特的经书传本。”[4]

随着古文经学的创建和章句义理的发展，今文经和古文经由两种不同的经书版本演变为两种不同的经学派别，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于是“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5]。

（四）对孔子的态度与其所言“古代”的认识有别

今古文经学对于孔子与尧、舜、禹、汤、周公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其背后的问题，则是中国文明的立法者是孔子，还是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

前者，今文经学言历代圣王，皆虚其人，皆是孔子托古改制，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经学是一套未曾实行的理论；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刘向和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后者，古文经学所述历代圣王，皆为实事，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王府和仲长统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因此，对孔子所言“古代”的认识，直接关系着对经学性质的理解。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古”并非历史时间层面，而在于价值。

[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4

[2]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4-55

[3]徐复观 徐复观论经学史两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9

[4]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60

[5]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5

《道藏》的修道价值及主要内容和分类方法

道经的修道价值，我想是不用多说的，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说：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他哀叹：涸澈之鱼犹希斗水来全其生命，而人却不知以道全生。学道的一个方便途径就是读道经。《道藏》诸多的道经就是一条条使人离苦得乐的径路。

除此之外，道经还有很多社会价值，由于收书超出道教典籍的范围，却意外地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1、首先，它保存了部分古佚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记》等，皆是早佚的古书，幸赖《正统道藏》加以保存。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从中发现后，遂于嘉庆年间收入其所刻《平津馆丛书》中。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广泛利用《正统道藏》，以辑校逸文、遗书。

2、其次，现存明《正统道藏》上承元《玄都宝藏》和《大金玄都宝藏》，而金、元二“藏”又是在宋《政和万寿道藏》版片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元藏则加了全真道著作），因此保存了不少宋版书，所以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惠栋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最著者如《墨子》《淮南子》《山海经》等。清著名学者毕沅曾取“道藏”本以校《墨子》，庄逵吉亦据“道藏”本以校《淮南子》。今《正统道藏》之《山海经》，虽不一定出自宋版《道藏》，但却出于宋《中兴书目》所录“每卷有赞者”，它不仅保存了一种南宋刻本，而且每卷附有《图赞》（不全），更是现存《山海经》版本中的孤本。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皆以《正统道藏》本作为重要参考本。

道教经籍之价值，远不止上述两端。除它是宗教特别是道教研究的基本资料外，对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重大研究价值。

3、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

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4、养生和医药学。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目的，道教又很重视对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学家，最著名的有东晋葛洪、梁代陶弘景和唐代孙思邈。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5、中国古化学。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

6、此外，《正统道藏》所收的大量内丹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史料，也是研究气功学、人体科学的直接资料。

7、《正统道藏》中还有若干地理、文学、音乐方面的著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邱处机西觐元太祖途中的地理、民情，就是研究当时中亚地理、民情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总之，收入《正统道藏》及其他散存的道教典籍，既是道教活动的记录，又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如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将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一定的贡献。

《道藏》的主要内容

道教经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很多。

1、有被作为礼拜诵读或传习的经典，如《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通玄真经》（即《文子》）、《冲虚真经》（即《列子》）、《洞灵真经》（即《亢仓子》）以及道士所撰之《太平经》《黄庭经》《西升经》《大洞真经》《度人经》《清静经》《阴符经》《玉皇经》等；

2、有阐发教理教义的著述，如《真诰》《道教义枢》《玄珠录》《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净明忠孝全书》等；

3、有医学养生著作，如《养性延命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服气精义论》《枕中方》《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等；

4、有外丹黄白术著作，如《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修伏灵砂妙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诸家神品丹法》《庚道集》等；

5、有炼养著作，如《周易参同契》《崔公入药镜》《诸真圣胎神用诀》《钟吕传道集》《悟真篇》《青华秘文》《陈先生内丹诀》《大丹直指》《中和集》《金丹大要》《天仙正理直指》《道书十二种》等；

6、有符箓道法著作，如《灵宝五符序》《上清豁落七元符》《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上清灵宝大法》《灵宝玉鉴》《道法会元》等；

7、有斋醮科仪著作，如《正一威仪经》《玄门十事威仪》《太上出家传度仪》《三洞修道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

8、有教规教戒著作，如《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戒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赤松子中戒经》《玄都律文》《洞玄灵宝上品成经》《灵宝天尊说十戒经》《要修科仪戒律钞》《道门十规》等；

9、有神仙、道士传记，如《列仙传》《神仙传》《南岳九真人传》《三洞珠囊》《三洞群仙录》《仙苑编珠》《金莲正宗记》《清微仙谱》《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玄品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汉天师世家》等；

10、有宫观山志著作，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金华赤松山志》《仙都志》《天台山志》《南岳总胜集》《武当福地总胜集》《武当纪胜集》《茅山志》《岱史》《西岳华山志》《宫观碑志》等。

以上仅是道教经籍构成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是道藏收书的主体。除此之外，道藏又收有若干非道教之书，至元《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云：“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

11、儒书大抵指扬雄《太玄经》、邵雍《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鲍云龙《天原发微》，以及一批儒家《易》学著作，如《易因上下经（李氏易因）》《易林上下经（焦氏易林）》《古易考原》《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象图说》内、外篇等；

12、医书大抵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略》《黄帝八十一难经》《图经衍义本草》等；

13、 阴阳卜筮书大抵指《黄帝龙首经》《黄帝宅经》《黄帝金匮玉衡经》《玄妙白猿真经》《六阴洞微遁甲真经》《遁甲缘身经》《六壬明鉴符阴经》《卜大象星历经》等；14、诸子百家书大抵指除《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外，所收之《墨子》《鬻 子》《鹖（hé）冠子》《公孙龙子》《尹文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子华子》《素履子》《无能子》《刘子》等；

15、此外，还收有《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外传》等。

道藏收书之杂，曾为儒家和佛教徒所诟病，元．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说道经杂而多端。

道藏的出格收书，并非全无理由。

1、如上举《易经》，虽被儒家列为六经之首，但是否即为儒家之专书，还是值得探讨的。实际上，祖述《易》是道教的传统，从它建立起，即把《易》和《老子》一起作为方术修炼，特别是内、外丹修炼的理论指导，自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起，直到后世外丹、内丹各派无不祖述《易》。因此许多道教学者皆视《易》研究与《老子》的研究一样重要，且不时有颇有见地的《易》学著作问世。五代道士陈抟在《易》学上的成就，不仅深刻影响道教内丹学，也深刻影响宋代儒学。其他如宋元道士俞琰、雷思齐等，在《易》学上的成就也较大。因此道藏在收道教《易》学著作的同时，兼收一些儒家《易》学书，似乎不无道理。

2、又如医书，道教从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出发，一直重视医药学的研究，一方面借以祛病延年，另方面以之济世利人。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道藏在收这些道教医学著作的同时，兼收《黄帝内经》和《图经衍义本草》等，似也不无道理；何况黄帝是道教所尊之祖师，收托名黄帝的医书，在道教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如此，但是道藏收书过滥，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其中不少书都与道教无关或关系极少的。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说是道家虚心能容，如果说不足的话，可能是在宣传上突出道教本来教义特点不够。大家怎么认为？

三洞四辅分类法《道藏》不是道书的杂汇，而是按照一定的编纂（zuǎn）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籍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其组织结构原则为“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其说在东晋时已经萌芽，南朝宋道士陆修静总其成，于泰始七年（471）撰成《三洞经书目录》，正式作为道书分类法。

实际包括以《上清大洞真经》《灵宝五篇真文》和《三皇经》为首的三组道经。道教声称，此三组经书出于三清境的三位尊神：“天宝君者，则大洞之尊神，……出书时号高上大有玉清宫。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出书度人时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神宝君者，则洞神之尊神，…… 出书时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又将此三洞经书分为上、中、下“三品”，或大、中、小“三乘”，称《上清道经》《太丹隐书》等洞真部书为“上品”，《灵宝洞玄》等洞玄部书为“中品”，《三皇内文》《天文大字》等洞神部书为“下品”。

但是按三洞分类法，并不能包含全部道经（如已出的天师道正一类经书，太平道之经书等），于是继有四辅分类法的出现。“四辅”指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四部辅经，即以太清辅洞神，以太平辅洞玄，以太玄辅洞真，正一则贯通三洞和三太（太清、太平、太玄）。此四辅分类法，至迟出于梁代，梁代已有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的出现，即是证明。按其思想，太清部以葛洪所传《太清神丹经》为主，一切外丹黄白书属之；

太平部主要为《太平经》；太玄部则以《道德经》为首，包括注释、阐发《道德经》之书，也括《庄子》《列子》等道家书；正一部则收六朝时代流传的《正一法文》等天师道典籍。

三洞之下各分十二类（四辅不分类），合为三十六部。即：

本文类，指经教的原本真文；

神符类，指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玉诀类，指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

灵图类，指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

谱录类，指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的道书；

戒律类，指规戒科律书；

威仪类，指斋醮仪法及科仪制度著作；

方法类，指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等方法之书；

众术类，指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及术数等书；

记传类，指神仙、道士传记及宫观志书；

赞颂类，指赞咏歌颂圣真的词章；表奏类，指设坛祭祷时上呈天帝的章奏、关文。

十二类分类法，大约在南北朝后期形成，其时已有《三十六部尊经目》的出现，就是证明。

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的形成及其被用以组织众经，标志着道教经书已被集结成藏”。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还不能大量传播。《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反映了隋代前后道经作“藏”的情况：“凡藏有二种：一者总藏，二者别藏。 总藏者，三洞四辅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后作重级，各安题目《三洞宝经藏》。

别藏者，三洞四辅各作一藏，凡有七种： 一者《大洞真经藏》，二者《洞玄宝经藏》，三者《洞神仙经藏》，四者《太玄经藏》，五音《太平经藏》》六者《太清经藏》，七者《正一经藏》。皆明题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

同书还记载了经函、经帙等规制。帙是盛装经书的丝囊，每一帙或十卷，或五卷，长卷经书则分在几个帙中，短卷经书则数部为一帙。若干帙合为一函。此外，从敦煌遗书中，可看到唐代的写经格式，先写经名，空一行书写经文，经文毕，再空行复写经名，每一行为十七字。现存《正统道藏》的格式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