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故里考》—— 驳沈效敏 《曾子故里在嘉祥，铁证如山》

曾子,名参, 字子舆,南武城人,孔子“四大弟子”之一。他重视仁德, 提倡孝道, 主张“内省”, 在孔子去世后, 名声大噪, 被后世尊称为“宗圣”。从明成化年间直到现在,“曾子故里在何地”, 众说纷纭, 各执一辞。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在今山东平邑县, 一在今山东嘉祥县( 以下简称“嘉祥说”)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南武城在今平邑而不是嘉祥。

一、南武城与武城实为一地, 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 春秋时鲁国有两个武城, 其理由: ( 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 南武城人;”澹台灭明, 武城人;”同一文中, 一说南武城, 一说武城; ( 2) 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 指费之外另一武城, 目的主要是备齐; ( 3) 史书记载曾子故里除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外, 都是南武城。如魏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晋皇甫谧《高士传·曾参传》、宋苏辙《古史·孔子弟子列传》,这些典籍没有直称武城的。以上三点并不能说明武城、南武城是两城。

首先, 司马迁写《史记》时认为春秋前只有一个武城, 而他生活的西汉鼎盛时期, 出现了两个武城, 即定襄武城、清河武城, 为了加以区别, 特在曾参名下加一“南”字。又曾子和澹台灭明同属一地人, 已众所周知, 所以澹台灭明只书“武城人”, 连书顺带之故。

其次, 襄公十九年城武城的真正目的是御邾,而非备齐。襄公十五年,“夏, 齐侯伐我北鄙, 围成。”[1]秋, 邾人伐我南鄙。”[1]襄公十七年,“秋, 齐侯伐我北鄙。”[1]冬, 邾人伐我南鄙。”[1]从襄公十五年起, 每次“齐师伐我北鄙”, 邾国几乎都紧随其后“伐我南鄙”。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之会:“执邾悼公;取邾田, 自漷水归之于我。”[1]失去了土地的邾国绝不甘心, 因此鲁国“城武城”[1]使邾国不易侵“我南鄙”。从以上史料看, 至少从襄公十五年到襄公二十年, 鲁国总体上“防齐”, 直接对手却是南边的邾国。因此所城之武城, 既不在鲁西, 也不在鲁北, 而是与邾国接壤的南部边疆。

第三,“嘉祥说”所谓记载“曾参, 南武城人”的史籍, 均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所书, 乃直接沿载。在《史记》前无任何史书记载“南武城”, 却有许多史书记载“武城”之事, 如《论语》、《孟子》等多处记载曾子居武城。倘若武城、南武城是二城, 依曾子的显名, 则此前史书绝不会无“南武城”之名。最后, 依据平邑、嘉祥两地对武城故城城墙的发掘文物看, 襄公十九年城的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平邑南武城故城西、南两面以曾子山、孝子山为屏障, 东、北两面依山势用夯土筑成不规则的半圆型城墙, 城墙之上, 满布圆孔, 整齐排列, 说明筑城时为加固城墙放进很多木棒。根据《左传》等史料记载及现藏于平邑县博物馆的南武城故城出土的巨型青铜弩机和大批青铜剑、戈、箭簇等兵器,说明此武城就是春秋鲁襄公十九年筑的武城。根据“嘉祥说”, 嘉祥县亦有南武城, 故址在今县城南20 公里的南武山东南, 山即以城得名。其故城城址现已被群众整地时铲平, 暴露遗物多为汉砖汉瓦等, 说明此城所筑时间最早在西汉。这正好验证了明末王雅量所言:“嘉祥古为大泽, 汉武帝时河决, 泄其潴水, 历汉、魏以来皆未成邑。”“尤可据者, 武城鲁下邑。今嘉祥虽属之鲁郡, 然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 非鲁下邑也。”[2]( 卷三P352)

二、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春秋时鲁国有两费, 一是东费,即今费县, 为鲁国季氏食邑地; 二是西费, 在今金乡县西, 包括今嘉祥南部南武山一带。其根据: 一是隐公元年“夏四月, 费伯帅师城郎”[1](P10) ; 二是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 费庈父胜之”[1](P22)。费伯费庈父同为一人, 是西费的主人。

首先, 笔者认为“嘉祥说”断定鲁国另有一西费证据不足。根据杜预注“费伯, 鲁大夫”可知费伯乃一人名, 是鲁国的大臣, 非鲁国的伯爵。费庈父也是另一人名。清人叶圭绶对此早已进行考证:“ 杜预以为鲁大夫; 盖费氏伯字非费国伯爵也。”[3](卷二十)因此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 即僖公元年:“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1](P279), 襄公七年“城费”[1](P949) ,据此,“曾子居费”之费乃为季氏之费。《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悼公时, 三桓胜, 鲁如小侯, 卑于三桓之家。”[4](P1546《) 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 鲁悼公卒。十四年, 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5]( 卷十三)此后季氏不复见, 想此后季氏既不能独占鲁国, 又不能说服叔孙氏和孟孙氏分别立国, 而自己又不甘心臣于鲁, 遂据费地自立为国。据何浩先生考证季氏费国立于悼公死后鲁元公即位不久[6](P373)。“鲁人攻鄪, 曾子辞于鄪君”[7] (《尊贤》P263)的原因是当时武城已为费所并。而“季氏将伐颛臾”的主要原因是“夫颛臾, 固而近于费, 今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忧。”[8](《季氏》P350)颛臾地接费邑, 位于今山东平邑东。南武城, 战国时先属费国, 改名南城, 又名武城, 后因费势孤国危, 被齐国夺取武城。因此, 南武城在春秋末属费国, 春秋只有一费存在。

其次,“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论语》“子游为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曰:‘有澹台灭明者, 行不由径, 非公事, 未尝至于偃之室也。’”[8](《雍也》P122) 这是说, 澹台灭明是“子游为宰”之武城人。哀公八年“三月, 吴伐我, 子曳率, 故道险, 从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 拘鄫人之沤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 ’及吴师至,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尝为之宰, 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 明日, 舍于蚕室。”[1](P1648)这是说澹台灭明是武城人, 武城离鄫国很近。今平邑县南武城与原鄫国田陌相连, 容易发生矛盾, 而嘉祥县与原鄫国相距数百里, 根本不会因种田发生冲突。且平邑县南部山区多路险, 又确有东阳城和五梧、蚕室等地。因此, 哀公八年“吴伐我, 从武城”的武城, 即是今平邑南武城。

三、鄫世子巫避于鲁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鄫世子巫避居嘉祥南武城原因是其地是巫的表兄叔孙豹的封地; 嘉祥离莒远, 离晋国近, 易于躲避; 其地四面环山, 交通闭塞, 人迹罕至, 十分安全。这三种论据也不成立。

首先, 不能根据有限的史料证明嘉祥南武城是叔孙豹的封地。其材料一, 昭公九年“冬, 筑朗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叔孙昭子曰: 诗曰:‘经始勿亟, 庶民子来。’焉用速成 其以剿民也。”[1](P1312)叔孙昭子反对速成, 是因其劳民伤财, 并不能证明其地是叔孙豹的封邑。其材料二, 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 以为不祥。”[1](P1682)当时跟随哀公狩猎的肯定不止为叔孙氏驾车的子鉏商一人, 正因为其获麟才得以记载下来, 不获麟者则无此幸运载入史册, 这也不能判定大野之地是叔孙氏封邑。

其次, 鄫世子巫避居于鲁的目的是兼避难和复国, 而不仅仅是避难。鄫世子巫避难于鲁前, 已有三个鄫君被邾、莒杀害。一是鲁僖公十九年“夏六月, 鄫子会盟于邾。”[1](P380)结果被邾文公捆绑, 当了会盟之牺牲。二是鲁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1](P776)。三是鲁襄公五年夏,“鄫世子巫如晋”[1](P941) 以成属鲁之事, 未回, 次年秋莒国又杀一鄫君[1](P945)。从鄫君两次被邾公、一次被莒公所杀来看, 鄫国的不共戴天之敌应以邾为主, 鄫世子巫既要避难, 又要复国。

最后, 既然鄫世子巫既想复国又要避难, 则取邾、鄫之间的今平邑南武城为最佳, 因怕遭到被莒国控制的新任鄫君的迫害, 不得已将“鄫”字去其邑部为曾氏, 并在武城娶妻生子, 成为今平邑南武城地方曾氏的始祖。该地又北濒祊河, 南、西两面69群山环抱, 风光旖旎, 山高路险, 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为兵家用兵之地, 也是理想的隐居栖身之地

四、曾子“居武城”“处费”, 不是做宾师, 而是其故里就在此“嘉祥说”认为“曾子居武城”“曾子处费”是被武城大夫聘为宾师, 设教于平邑之武城。此说更不能成立。 首先, 据《孟子》记载, 曾子居武城时有越寇,率先逃跑。孟子引此事时又引了子思的事做反证,说:“子思居于卫, 有齐寇。或曰:‘寇至, 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 君谁与守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 师也, 父兄也; 子思, 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10](《离娄下》P354)“嘉祥说”认为子思遇此类事不肯走是子思为卫臣, 理当与卫君共患难, 曾子在武城做宾师, 与子思地位不同, 理应重道远害。笔者认为“嘉祥说”对子思的分析是对的, 但对曾子的理解却失之偏颇。曾子之所以率先逃走, 是因为其身份是老师,主要负责教育子弟, 而不是守城。

其次,“曾子居费”时,“曾母投杼”证明曾子所居之费应是其故里。“嘉祥说”认为明末费人王雅量提出的论据:《史记》载秦武王二年, 欲以甘茂伐宜阳, 甘茂托讽以对曰:“昔者曾参处费, 费有杀人者与曾参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参杀人, 其母投杼而走。“嘉祥说”对文中的“托讽”二字的解释为假托编造的故事达到讽劝的目的, 并说曾参杀人的故事是甘茂的老师史举编出来的。但实际上,《史记》原文的记载并无“托讽”二字( 参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又“嘉祥说”认为曾参处费是在他38 岁时作为武城的宾师而来, 并非其故里在此。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根据考证曾点在曾子31 岁时就已去世,其母已早逝, 如果曾参38 岁做宾师, 则必无其母,又何来其母在费织布 以曾子的至孝, 其父母在,必不远游。齐欲聘曾子为卿时, 曾子不就, 说:“吾父母老, 食人之禄, 则忧人之事, 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11](《七十二弟子解》P56) 有高官可做, 尚且不远亲, 何况其父母健在而远做一宾师 再者,《史记》原文“鲁人有与曾参同名者”, 离曾参所居之地并不远, 既与他同名, 根据曾氏世系, 世子巫生阜、阜生点、点生参, 则嘉祥之南武城必无与曾参同名者, 而费之武城则极有可能, 因为原曾氏故国鄫国距费之武城仅35 公里, 其周围肯定有不少原鄫国的鄫氏后裔, 只因“鄫”“曾”音同,“鄫参”则会被误认为是“曾参”, 所以曾母才投杼逾墙而走。以上两点, 可证明“曾子处费”、“曾子居武城”就在他自己的故里武城, 即今平邑南武城, 而非在此做宾师。

五、从曾点、曾参墓址看, 曾子故里在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当地先贤古迹可证其地有南武城。作为“宗圣”, 曾子庙、曾子书院等古迹则是其地后人仰慕曾子之名而建。所谓的“曾子墓”是因为“成化初年, 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东麓, 有渔者陷入一穴中, 得悬棺, 其前有碣,镌‘曾参之墓’”[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墓在嘉祥始此,此前此地并无曾子墓的记载和传说, 更无曾点墓。对此明于慎行在主编《兖州府志》时加以记载, 但同文中他又对此进行了批驳:“今嘉祥县;有南武山, 上有阿称, 亦名南武城, 乃今附会为费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 其缪甚矣。”[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因此“嘉祥说”的所谓先贤古迹不能证明曾子故里在嘉祥境内。而平邑南武城, 不仅有曾子墓, 更重要的是有其父曾点之墓。曾点墓位于南武城故城东北300米, 现封土高达45 米。曾参以孝著称, 以至在其故里有“孝子山”之名, 但曾参简葬其父, 历代传为佳话。东汉王符“案鄗、毕之陵, 南城之冢, 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13]( 卷49《王符传》)。李贤注:“南城山,曾子父所葬, 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文中的“南城”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关于曾点墓址的最早记载, 南城即春秋时的武城。于慎行在编《兖州府志》时同样记载了曾点墓址:“曾晳墓在县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曾子, 南武城人, 南武城者, 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晳墓在磨山故县之墟, 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 误矣。”《古迹志》费县条下“故武城, 在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 所谓南武城也曾子所居。”[12]( 卷二十三《陵墓志·费县》)

六、从山东曾姓聚居地看曾子故里也应为今平邑南武城，现在曾子后裔遍布全国各地, 亦有众多后裔移居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地, 始终是我国的一个名门著姓, 根据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在全国100 个大姓中, 大陆曾姓占第38位, 台湾占第16 位。其中山东曾姓主要有两大聚居地, 一为嘉祥,一为平邑。今嘉祥县曾氏后裔乃明嘉靖年间从江西永丰徙居。自明成化年间渔者得一镌有“曾参之墓”的悬棺后, 皇帝就提出对曾氏后裔“照孟颜二氏例, 授翰林五经博士”。当时嘉祥南武城尚无曾氏后裔, 一直到嘉靖十二年, 大学士顾鼎臣奉诏访求曾子嫡嗣, 避开嘉祥, 访得“南宗”和“东宗”。“南宗”以“久居南方, 不乐北徙”为由不应诏。“东宗”曾质粹在其兄曾潮瑶的推让下, 由他徙居嘉祥奉祀曾子, 承袭五经博士之职, 故今嘉祥曾姓乃曾质粹的后裔。今平邑县内尤其是平邑县南, 曾姓分布甚广,魏庄、白彦、山阴、临涧、郑城及费县的关阳司、梁邱等地, 曾姓人口更为集中, 均在平邑南武城附近, 系曾据南迁时滞留当地的曾氏后裔, 至今已传八十余代。查历代史书并无记载有曾氏后裔迁居于此之事。因此, 从曾姓在山东的两大聚居地就可断定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另外历代名家注及考论证明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 除前文提及的明朝王雅量和于慎行外,还有清代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考武城》、阎若璩《四书释地·曾子居武城》、周炳中《四书典故辨正·曾参南武城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书〈武城家乘〉后》等均主此说。民国以来出版的各种《辞海》、《辞源》及人名、地名词典, 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地图均肯定曾子为山东费县即今平邑南武城人。而“嘉祥说”在论证曾子故里为嘉祥时, 主要是宋元以后的史料, 且绝大多数不足为证。如清朝的赵佑《四书温故录》主张武城、南武城是两地, 吕元善的《圣门志》:“南武城;子游为宰处。至今基址尚存, 乡音呼阿城。”这两种史料笔者已进行质疑。此外, 还有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 同文中编者已进行驳斥) 、明万历《武城曾氏族谱》、明万历本和清道光本的《巨野县志》、清光绪本《嘉祥县志》及《宗圣志》、《山东通志古迹》、《省直通考》等明以后的史料, 从取证材料的可信程度看曾子故里更应在今平邑南武城。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明确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从其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等方面全面考察曾子及其思想, 以继承和弘扬其中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 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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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肃孔子家语[M]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12]于慎行兖州府志[M] 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明万历二十 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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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历史上，北宋王朝最后的两个皇帝———父亲徽宗赵佶与儿子钦宗赵桓，因为被金兵俘虏，流放到东北黑龙江的“五国城”“坐井观天”，成了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悲剧人物。他们“坐井观天”也成了我国古代著名的传奇故事。也正因如此，这两位落难皇帝的俘虏生涯、流放命运，以及最后结局，甚至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均为历代史家、文人所关注，进行探索。由此而生出许多说法，不尽一致或大相径庭，遂成种种不解之谜。笔者不揣浅陋，就可以说得清楚的几点介绍如下，抛砖引玉。 史载：北宋钦宗靖康二年父子皇帝被俘，与后妃宗室官吏们被押至燕山，后到燕京，面见金太祖之弟、都统内外诸军的辽王完颜杲，遭斥责。第二年（1128年）春，押往东北金国国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郊有白城遗址），八月朝见金太宗完颜晟，金太宗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不久，送到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关押。两年后，金天会八年秋天又转徙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五国城，宋徽宗写了一篇凄凉哀惋的词《媚眼儿》，与写在韩州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成为他的代表作，广为流传。 父子二人在五国城多年后，先后死去。这个因赵佶、赵桓“坐井观天”而名载史册的五国城是哪里？多数史料说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地处松花江与牡丹江的会合处。但也有说赵氏父子皇帝“坐井观天”之处是“五国头城”，宋词专家胡云翼先生甚至说“五国城”在吉林省境（《宋词选》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五国城也是需要说清楚的。 东北古代的史料、《辽史》与《金史》记载：辽王朝的东京道，辖今天的东北三省、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与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其间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起始，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包括其东北一带），松花江下游两岸有五大部女真人，分别是越里吉部、盆奴里部、越里笃部、奥里米部、剖阿里部，统称为五国部。各部的中心地区有城堡，各部首领居其地，于是便有了五国头城到五城的称谓。 越里吉部在南——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其城被称为五国头城，旧址即今天的依兰县城，北宋徽宗、钦宗被放逐于此“坐井观天”。而五国部的最北一部剖阿里，后来音译为伯力，即今天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古代中原内地文人对东北辽金时期历史、地理情况不甚了解，笼而统之地把今天的依兰说成了五国城。直到今天，有的权威性文字对此仍有不准确的解释，如《辞海》说：“辽时……松花江两岸有剖阿里……等五国部落归附，设节度使领之，成为五国城。”把女真人五大部族缩小为五个部落，是明显错误。二是把五国部当作五国城，地域广大，徽钦二帝在哪里“坐井观天”也就说不清楚了。更有甚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词典》说五国城是剖阿里等五城的总称，要从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寻找二帝“坐井观天”的五国城，何其难也！ 北宋徽钦二帝在五国头城——今天的依兰“坐井观天”，已流传了八百多年。近年有部文学史说到徽宗赵佶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时，特意写明“依兰有三口枯井”，明显地是要证明赵氏父子皇帝确实在这里坐井观天，这三口枯井就是二位皇帝坐过的。笔者没去过依兰城，不知偌大依兰城是否只有三口枯井；有什么根据说它们是八百多年前的，而且是徽钦二帝坐过的枯井？更不知依兰县是否已为这三口“御井”挂牌，成为旅游人文景观供游人观赏？ 其实二帝是否在依兰“坐井观天”，东北人是可以说清楚的。井者，掘地而成深洞者也。即使是因断了水而废弃的枯井，也是很深的。不是怕其逃跑的要犯，断不会囚之于深井，数千年中国历史未见用深井囚犯的记载。此时的徽钦二帝虽是被流放的俘虏，有后妃、宗室、官吏陪同，有宫女、太监侍候，有写诗作画，与王室、官吏谈话的自由，不过有金兵看守而已，金朝皇帝不怕他们跑，也不相信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会逃出幅员辽阔的大金王国。所以，“坐井观天”只不过是一种传闻而已。自然，之所以中原文人有如此的记载，事出有因。甚至可能是那些随二帝到过五国头城，后来被放回关内的北宋官吏亲眼所见。这些官吏看到徽钦二帝住在或坐在那里？不要说八九百年前，就是在六七百年前，东北北部民间盖栋瓦房也非易事。加之冬季严寒，掘地为穴，穴居，是北满地区古来民风———掘地丈余，成穴，上面搭棚，以茅草等覆盖，一角留出口，即过去民间人人皆知的地窨子。贫民百姓住地窨子，肃慎时期是从东北先民到满人几千年来普遍之事。看到徽钦二帝在五国头城，住在地窨子里，返回中原的北宋官员们因不知地窨子其名，把似井的地窨子说成了井，于是便产生了这两个皇帝俘虏、“坐井观天”的传说，中原人不知内情，信以为真。 这两位当了俘虏被流放到五国头城的皇帝死在哪里，几百年来更是一谜。最早说到徽宗死地的，是南宋文人宇文懋昭，他在《大金国志》一书中简单地说徽宗“崩于五国城”。后来的一些书籍，如清代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当代的《辞海》、《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均沿用此说。后二书甚至说钦宗赵桓也是死在五国城的。而距徽钦二帝死后不过几十年的南宋文人笔记《南烬纪闻》、《南渡录》等，却记载徽钦二帝并非老死五国头城，而是后来又被转徙到另一个五国城——西绵州。 西绵州在哪里笔者尚未查到。清朝初年流放到宁古塔的爱国诗人吴兆骞，在《晓行》一诗中有句“五国城边月已微，五国城中乌未啼”。在《赠少年》中写道：“君不见徽宗埋骨空江曲，遗冢苍茫做鹿麋。”显然是说徽宗不仅死在五国头城，而且是埋葬于五国头城松花江或牡丹江边的。但根据一位专家说：吴兆骞的抗俄诗篇是他坐在宁古塔家里听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们讲述而创作的。他的这两处诗句，显然是说宋徽宗是死在或埋在牡丹江边的，牡丹江边也应有一个五国城。但《宋史》与《续资治通鉴》等史书却明白记载：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徽宗死后七年，“金释高宗母韦氏还宋，并还徽宗梓宫”。他的尸体随南宋高宗的母亲韦氏，运回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奉安于龙德宫。”可见，吴兆骞见到的不会是徽宗坟墓，仅是五国头城——依兰当地的传说而已。至于有关徽宗坟墓在宁古塔牡丹江边的说法，不过是看到吴氏诗句后的猜想而已。

青蛙小牛鸭子鹦鹉狐狸灰狼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

《山坡羊·潼关怀古》这是张养浩赴陕西救灾途经潼关所作的。此曲抚今追昔，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想到人民的苦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统治与人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希望能帮到大家!

张养浩之《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 篇1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代：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赏析

此曲是张养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散曲中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在他的散曲集《云庄乐府》中，以“山坡羊”曲牌写下的怀古之作有七题九首，其中尤以《潼关怀古》韵味最为沉郁，色彩最为浓重。

全曲分三层：第一层(头三句)，写潼关雄伟险要的形势。张养浩途经潼关，看到的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景象。这层描写潼关壮景，生动形象。第一句写重重叠叠的峰峦，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之中，一“聚”字让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因地势险要，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山本是静止的，“如聚”化静为动，一个“聚”字表现了峰峦的众多和动感。第二句写怒涛汹涌的黄河，潼关外黄河之水奔腾澎湃，一“怒”字让读者耳边回响千古不绝的滔滔水声。黄河水是无生命的，而“如怒”则赋予河水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一个“怒”字，写出了波涛的汹涌澎湃。“怒”字还把河水人格化，“怒”字注入了诗人吊古伤今而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为此景所动，第三句写渲关位于群山重重包围、黄河寒流其间那除隘之处。“山河表里潼关路”之感便油然而生，至此潼关之气势雄伟窥见一斑，如此险要之地，暗示潼关的险峻，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由此引发了下文的感慨。

第二层(四一七句)，写作者途径潼关时的所见之感，主要写从关中长安万间宫阙化为废墟而产生的深沉的感慨。第四、五句点出作者遥望古都长安，凭吊古迹，思绪万千，激愤难平。“望西都，意踌躇”，写作者驻马远望、感慨横生的样子。作家身处潼关，西望旧朝故都长安，西都”即长安，长安不仅是秦汉都城，魏、晋、隋、唐都建都长安。作为六朝古都，当年是何等的繁华、昌盛。昔日的奢华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衰败景象，不禁令诗人踌蹰伤心。 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都城，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古籍中也曾有过记载，可如今眼前只剩下一片荒凉，万千滋味涌上心头，遥想当年，秦之阿房，汉之未央，规模宏大，弥山纵谷，可如今崇丽之宫阙，寸瓦尺专皆荡然无存，想到今番前去的任务，他不禁感慨万千。第六、七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点出无限伤感的原因。“宫阙万间都作了土”，便是这由盛到衰的过程的真实写照，是令人“伤心”的。这一层看起来只是回顾历史，而没有直接提到战争，然而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的惨烈图景触目惊心。在这里概括了历代帝业盛衰兴亡的沧桑变化。这里作者面对繁华过后的废墟所发出的“伤心”实乃悲凉。为秦汉旧朝统治者悲凉，恐怕“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后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见《史记·项羽本纪》。故曰：“阿房一炬”。) 这种局面是他们不曾想到的吧!同时亦为百姓悲凉，秦汉的一宫一阙都凝聚了天下无数百姓的血和汗，像秦汉王朝为彰显一个时代的辉煌，集国之全力塑起阿房、未央之建筑，但它却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化为焦土。辉煌过去，随即而来是朝代的变换，百姓在战争中苦不堪言。此情此景，让作家沉重地说出第三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千古流传的语句。

第三层(末四句)，总写作者沉痛的感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他指出历代王朝的或兴或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和苦难。这是作者从历代帝王的兴亡史中概括出来的一个结论。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思想越来越显豁，感情越来越强烈，浑然形成一体。全曲景中藏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全曲之眼，是全曲主题的开拓和深化。如果这首曲子的曲意仅仅停留在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上，那么它仅仅宣扬了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它与其它怀古诗(与《洛阳怀古》“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陈草庵《山坡羊 叹世》“兴，也任他;亡，也任他。” 《骊山怀古》“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赵庆善《长安怀古》“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杨慎《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主题并无多大区别。在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否定了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正因为最后两句就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这首曲可贵之处在于它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老百姓疾苦深切同情与关怀。

“亡，百姓苦”好理解。王朝灭亡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兴，百姓苦”的原因则是：王朝之“兴”必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其苦。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受尽了苦。“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归纳总结：这首小令语言精练，形象鲜明且富有人民性，是整个元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潼关怀古》中对历史的概括，显指元代现实生活：怀古实乃伤今，沉重实乃责任。这种复杂的感情要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才能理解。张养浩特殊的仕途经历，决定了他的怀古散曲中有一种参破功名富贵的思想，《骊山怀古》中写到“赢，都做了土;输，都做了土。” 《洛阳怀古》中写到“功，也不长;名，也不长。” 《北邙山怀古》中写到“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这些曲中张养浩把胜负之数、功名之分、生死之际，看成了毫无差别的，只是借古人古事述说富贵无常、人生如梦。只有《潼关怀古》以难得的沉重，以深邃的目光，揭示了封建社会里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写法上，作者采用的是层层深入的方式，由写景而怀古，再引发议论，将苍茫的景色、深沉的情感和精辞的议论三者完美结合，让这首小令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时代感，既有怀古诗的特色，又有与众不同的沉郁风格。

从作品内容、作家其他怀古作品、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三个层面上看，《山坡羊·潼关怀古》都表现为一份难得的沉重。

张养浩之《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 篇2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代：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译文

(华山的)山峰从四面八方会聚，(黄河的)波涛像发怒似的汹涌。潼关外有黄河，内有华山，山河雄伟，地势险要。遥望古都长安，陷于思索之中。

从秦汉宫遗址经过，引发无限伤感，万间宫殿早已化作了尘土。一朝兴盛，百姓受苦;一朝灭亡，百姓依旧受苦。

文学赏析：

赏析一：

张养浩于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因关中旱灾，任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途经潼关，看到的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景象，随做本曲。《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天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

潼关地处层峦叠嶂包围之中，在作者笔下，一“聚”字向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再看潼关外的黄河，河水奔腾咆哮，一“怒”字让读者仿佛听到了千古不绝的滔滔水声。而潼关就在这其中，“山河表里潼关路。”至此，潼关内居层峦叠嶂治中，外临汹涌咆哮的黄河，山河雄伟，地势险要，足见道路奇险。如此险要之地，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由此引发了下文的感慨。

想起古代，诗人不禁向西方望去。潼关以西三百里，便是西京长安，从秦汉到隋唐，好几个朝代在那一带建过都。落日苍茫之中，诗人一无所见，却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座座巍峨壮观的古都，一簇簇富丽堂皇的宫殿，如今踪影全消，剩下来的只有黄土一片。西望长安，诗人感慨万千，于是仰天长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针见血地将千百年来封建帝制残害百姓的血的事揭示了出来，告诉人们，历史上无论是朝代的兴起还是衰亡，受苦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就此指出了封建政权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对立性。这是对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一个有力的批判与客观的评价。

赏析二：

华山的峰峦相连，如四面八方聚拢而来，黄河的波涛洪流如雄狮怒吼，震地撼天，凶险的潼关要道就在华山黄河之间。遥望古都长安城，思绪万千，心绪纷乱。经过秦汉遗址令人伤心万千，无数宫殿都化作了废墟和泥土。一朝兴起，百姓要受苦。一朝灭亡，百姓还是受苦。

张养浩赴陕西途中登临潼关古塞，怀古思今，写下了这一抒情名篇。前三句写登临潼关所见，由远至近，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含蓄地表达了心中波澜起伏的情感。“聚”和“怒”写出了山河的动态与灵性，将山的雄伟与水的奔腾之势勾勒出来，有力地烘托了作者吊古伤今的悲愤伤感之情。“望西都”四句点题怀古，面对昔日帝都的遗址，作者展开充分的想像，突出了历史的变迁。最后两句一语道破封建社会朝代兴亡的本质。从历史的变革中，从兴亡的对比里，作者把人民的悲惨命运揭示出来，既是历史的概括，也是现实的反映，深化了全曲的思想内容。

这首散曲意蕴深邃，感情悲愤沉郁，雄浑苍茫的景色、真挚深沉的情感和精辟的议论三者完美结合，使得全曲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山坡羊》是一首怀古小令，抒发了作者的历史兴亡之感。起笔一“聚”一“怒”两字，不但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而且在“聚”和“怒”的动态意象中，暗含着一幅千军聚集、万马怒吼的朝代争斗的历史画卷。因此开头三句可视为一种历史“空间”的制造和历史“意象”的再现。于是“望西都”，引起怀古之兴;“意踌躇”，陷入历史的沉湎之中。群雄逐鹿，朝代迭替，霸秦强汉，转眼焦土。接下来笔峰一转：“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给全文定下了基调，说出了作者要说的话。结句斩截有力

张养浩之《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 篇3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简介]

张养浩(1270-1329) 元名臣兼散曲作家。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自幼嗜学，于诗、赋、词曲、文章无所不能。年19作《白云楼赋》。延佑二年(1315)，以礼部侍郎知贡举，主持首次科举考试。继之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擢礼部尚书。英宗初年，又命参议中书省事。后弃官告归，隐居济南云庄别墅，屡召不赴。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早，复起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赈济灾民，夜以继日。又整顿币制，杜绝吏弊，以苏民困。莅任仅四个月，以忧劳致疾卒。归葬济南云庄，乡里建张公祠。天顺二年(1331)，追赠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封滨国公，谥“文忠”着有散曲集《云庄闲居自适小乐府》、文集《归田类稿》等。

[注释]

山坡羊：曲牌名。

潼关怀古：曲的题目。

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内，雄踞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要冲，为进入长安的门户。

峰峦如聚：形容华山四周群山密集，地势险要。

波涛如怒：形容黄河水势浩荡，波涛汹涌。

山河表里潼关路：潼头地理形势险要。

山河：华山和黄河。

表里：内外。表为外。一说指潼关以东为关外，潼关以西为关内，互为表里。

西都：指长安。古称长安为西都，洛阳为东都。长安在潼关以西，今天的西安市旧址。

踌蹰(chóu chú)：犹豫，彷徨。

秦汉：指曾在西都(长安)营建宫阙的秦、汉王朝。

经行处：曾经做过行宫的地方。

经：曾经。

行：行宫，行事。

宫阙：泛指皇家宫殿。

兴：兴盛。兴与亡为互文。

亡：衰亡，灭亡。

[译诗、诗意]

华山四周群山聚集，黄河之水波涛汹涌，潼关内外地势险要，前有黄河，后有华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遥望长安，惆怅彷徨，在这样有利之地建都立朝又有什么用呢

伤心啊!秦代汉朝曾经做过行宫的地方，如今万间宫殿都化作了尘与土。

朝廷兴盛不息，百姓受苦。

朝廷衰亡破败，百姓更受苦。

[赏析]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张养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代散曲不可多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

“峰峦如聚”两句，作者以开始就用“如聚”“如怒”的生动比喻，描绘出山河的雄伟壮丽，感情悲壮沉郁，风格豪放雄浑。那连绵起伏的山峰，不就是历史的见证吗那咆哮奔腾的河水，不就是人民痛苦的呼喊和反抗的怒吼吗巍巍群峰，滚滚波涛，该凝聚著作者多少愤怒的感情，又能引起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多少联想!

“山河表里”一句，写出了潼关地势的险要。潼关，据山临河，虎踞龙盘，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潼关路，这是一条历史兴亡的路：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多少胜利者和失败者，又有多少朝代走向兴盛和衰亡!潼关路，这是一条浸透血泪的路：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多少人民苦难的脚印，倒卧过多少士卒的尸骨;又有多少历史的风云人物在这里化为尘土!走在这样的路上，作者的心情因该是怎样的呢

“望西都”两句，描写了作者西望长安的无限感慨。长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唐大帝国的国都，历代有多少励精图治的帝皇，曾在此施展过宏图，建树过功业;也曾有过多少无道的昏君，在此滥施*x威，虐杀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长安，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悲欢离合的戏剧;又有多少诗人，作家，写过多少有关长安的诗文。特别是人民群众，曾在长安这块土地上流过多少血汗!这就是作者“意踟蹰”的原因和内容吧!

“伤心秦汉”两句，描写了秦汉两代，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秦皇汉武曾苦心营造的无数殿堂楼阁，万千水榭庭台，而今都已灰飞烟灭，化为尘土。曾经盛极一时的秦汉王朝，在人民的怒吼声中，都已灭亡，犹如“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样。这字里行间寄予了作者多少感慨!

“兴，百姓苦”两句，指出一个朝代的兴也好，望也好，受苦的都是老百姓。作者从对历史的概括中提炼出的这一主题是极其鲜明而深刻的，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尖锐的。它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愤慨。这一结尾，确实是千锤百炼，一字千钧，语气尖刻而警拔，予以丰富而深沉，是对全曲的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小令，虽是怀古，其实是为了写今。以古喻今，这是许多有见地而又不能直接抒发的古代作家所惯用的手法。作者站在这漫漫潼关路上所概括的人民受苦的历史事实，其实就是元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作者面对历史事实所发出的深沉感慨，其实就是对元代社会现实黑暗的愤慨，对元代人民群众苦难的同情。作者以饱含着血泪的语言，揭示了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这不但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谴责，而且更是对元代人民奋起反抗的一种激励。曲中没有一句提到元代的社会现实，担又句句包含着元代的社会现实。这就是作者用意高妙之处，也是这首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这首小令，篇幅笑，容量大。从结构上看，全曲可分为三层。开头三句是第一层，写潼关的地势;中间四句是第二层，写潼关怀古;末两句是第三层，写潼关怀古所得出的结论。三层意思，象是一条锁链上的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从写法上看，全曲有描写，有抒情，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而其中又以议史为中心，描写生动，抒情沉郁，议论深刻。作者写潼关怀古，起笔在潼关的景象上，落笔却在怀古上，收笔更在由怀古引出的历史结论上。作者写山、河、关、路、西都、秦宫汉阙，最后才点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个主题。这是一种层层深入、篇末点题的描写方法。这种描写方法的好处在于：它的主题不是外加的，架空的，而是从写景抒情中自然得出的，是真实可信的，前面的描写为后面的主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题则是从前面的描写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总之，全曲以“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诗句开头，感情有如千尺瀑布，飞流而下，汇成一股洪流。顺着这股感情的洪流，作者一笔掀起一个浪头，一浪紧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最后以饱含激情的警句结束。感情的大波虽然过去了，但其余波仍然在人们的心海中久久不能平息。全去自始至终，感情深沉、强烈，捧而读之，令人声泪俱下，感慨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