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闽南地区的，不错闽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讲了厦门港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哦。

　　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注：周凯：《厦门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称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注：郝玉麟编：《朱批喻旨》（46册）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27页。）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 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注：大汕和尚：《海外记事》卷4，第80页，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注：布赛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4页、28页。）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鳌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36，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注：陈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注：《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茶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是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91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吕宋岛（Luzon Island）

　　中国古籍称“小吕宋”。菲律宾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岛屿。位于菲律宾群岛北部。面积10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面积的35％。人口约24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2。主要居民为他加禄人和伊洛克人，北部和东北部山区有矮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势北高南低，2／3以上为山地、丘陵，山脉南北纵列。最高峰普洛山（2，928米）。平原较少，以中西部中央平原和东南部比科尔平原为最大，还有一些海岸平原和河谷低地。除高山地区外，气候炎热，雨量丰沛，年降水量达2000毫米以上。

　　吕宋芒又名小吕宋。广东的蜜芒、粤西1号，广西的湛江吕宋、金钱芒、田阳香芒、关刀芒等均属吕宋芒类型或其实生后代。吕宋芒原产菲律宾，解放前引入我国，是国际市场畅销的优良品种。我国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区)均有少量种植。其主要特点：树势中等偏强，树冠圆头形，分枝较短粗；叶片蜡质较厚，光滑平整，叶色浓绿；初生梢叶为青**，花序中等大；单果重150～350克，果皮淡绿，后熟后转鲜**；果肉橙**，细嫩、汁多、味甜，纤维极少或无，品质极佳；可食率65％～70％，可溶性固形物17％左右；核小、薄、多胚。果实6月下旬～7月中下旬成熟，较耐贮运。吕宋芒外观、内质俱佳，适鲜食，因其品系众多，差异大，宜选丰产、稳产的，如粤西1号等适量栽培。

引用了一个别人的文章,您看看,我觉得会有启示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稻田养鱼为例徐旺生一、环境问题由来已久　　20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也成为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了以石油武装起来的,以机械化、化学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迅速获得巨大的效益尽管因为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了因为迅速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却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单一化和种质资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农药不仅污染土壤环境和作物,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而产生的合成物质,地球难以自净,土壤难以消化,特别是它超过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复阈值,使得污染无处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污染问题,但是无法预见它们在长期大规模推广以后,将会带来那些负作用DDT残留的为害是普遍使用数十年后才发现,停止生产和使用几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可持续问题尤其需要人们给予关注　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人卡逊陈述了一个可怕现实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问世虽然卡逊指出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农业应该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后的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论断　更早的是在美国,19世纪初由于严重的地力衰退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寻找解决办法自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独立后的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劳动力的匮乏和土地无限富裕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粗放经营农民一味地耕种和收获,认为可开垦的土壤无边无际,不关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人们不愿施肥,因为买一英亩新地比为一英亩土地施肥还要便宜”[1]由于那时的人口基数低,农业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独立后不到100年间,就出现了因植被破坏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用地与养地不当造成的地力衰退等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到处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得多,可持续问题却没有那么严重于是在1909年联邦政府派遣了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lin Hiram King）到中国寻找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金以一个农业土壤学家的锐利目光,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对中国农业和农村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回国后写成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书中介绍了中国4000年来悠久的农业成就,独特的精耕细作、农作物轮作和水土保持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以豆科植物为中心的合理轮作、施用厩肥、堆肥等8个方面值得美国农民借鉴,提出了最初的有机农业思想[2]该著作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农业没有全面认识的背景下,引起了美国农业界和农学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包括英国霍华德和美国罗代尔在内的后来从事有机农业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和启示[3]　然而该书的出版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环境问题美国到1933年至少有5000万英亩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万英亩因侵蚀而地力倍减1934年一次灾难性的黑风暴圈走了3亿吨的土壤,使（小麦）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1935年大尘暴卷土而来,此后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　20世纪美国情况确实不好但是在中国,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环境问题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其中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过密的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区,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二）生态脆弱型　　在环境依赖型的背后,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生态脆弱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　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东南一带也出现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时期为了 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　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由于圩田在宋元时期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自宋代开始即有救灾著述问世,明清时期更多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稻作的发展,相对于旱地的麦作和粟作,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生态恢复能力很强所以稻作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的进步,并延续至今,它的高产养活了东南一带稠密的人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撑了中华帝国文明后期的发展　在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其二是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种植水稻,中国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将会是何种情形　环境破坏是农业历史的主流,然而在人类破坏的主旋律之外,还有一些回旋,延缓主流的破坏程度,那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应对,从节约土地,保护生态的角度,有许多措施被发明和运用,其中著名的就有北方的间作套种,南方的“稻田养鱼”和“桑基鱼塘”这些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些措施,解决了土地不足的矛盾,缓解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 （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　　关于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代以来的“间作”“套种”　单一种植结构,局部地区的人口过剩,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土地在所必然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轮作复种,《管子 · 治国》有“四种五获”《荀子 · 富国》上记有“一岁再获之”这些在中国农学史上被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创举西汉时期稻麦一年二熟已经出现,间作套种也开始萌芽[14]到了明清时期,间作套种开始盛行,与明清之际东南地区自隋唐以来北方向南方移民已经无地可垦,人地关系紧张有关当时有“稻豆间作套种”,“麦豆间套和混播”,“棉麦套种”,“粮肥套种”,“粮草混种”,“林、粮、豆、蔬、草的间作套种”,陕西兴平有“一岁数收”与“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总之,在狭窄的土地上,当人口无法向外移民时,只有向空间寻求发展机会[15]　2、明代的“养鸭治蝗”　“养鸭治蝗”类似于“稻田养鱼”,初见于明代明代陈经纶在他的《治蝗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发明养鸭治虫的经过陈经纶曾经从菲律宾的吕宋岛,把甘薯引种到福建进行试种,以后他和他的子孙们又积极致力于在各地推广甘薯种植,甘薯成为普通大众的食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经纶和他们一家,由于甘薯较广的适应性,缓解了当时东南一带乃至全国很多地区食物缺乏的危机据学者研究,养鸭治蝗是陈经纶在推广甘薯种植的过程中发明的后来,这种方法果然成为江南地区治蝗的重要办法之一,不少的治蝗专书中也都提到了这种治蝗办法　3、清代“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它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独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在珠江三角洲的养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据《高明县志》（1894年）载：“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桑基鱼塘”也就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患,收到了“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前一环节的废物成为后一环节的营养物（如蚕屎饲鱼）,实现了综合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　上述措施不仅可以很好地缓和人地紧张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这些措施的发明,既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经验科学领先于世界的继续,同时也是环境恶化后的一种有效应对　4、西汉的“饭稻羹鱼”、东汉以来“稻田养鱼”稻鱼共生及稻鱼鸭共生　　“稻田养鱼”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套种”,也就是稻和鱼的套种和套养,它也是江南地区因为人地关系紧张而节约土地的新发明“稻田养鱼”可以远溯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楚越之地的“饭稻羹鱼”传统,向安强对有学者根据东汉的考古发现和魏武《四时食制》一书中有鱼“出稻田”,而认定东汉开始出现“稻田养鱼”的观点提出质疑[16]但是我们认为,东南一带延续越人的“饭稻羹鱼”传统完全有可能,只是没有相应的文献佐证而已游修龄先生指出：“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个口述历史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在贵州,侗、苗族也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正如游修龄所言,古代的山越在山区种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间的流水和自然降雨获得保证,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择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来,最后成为今天著名的“瓯江彩鲤[17]”“稻田养鱼”的存在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即良好的民风,如果养于稻田的鱼在主人没有收获之前,就有人偷走,那这种传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空间上进行了立体的“套种”,是明清以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在种植业之间套种之外的另一种套种形式,只是将前者作物中的一种换成了养鱼而已稻鱼共生,种养结合,利用了空间,节约了土地,同时还减少了中耕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可谓一举多得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劳动所得到多是一些植物性食物,食物结构单一,品质欠佳而“稻田养鱼”则在收获水稻的同时,得到动物蛋白质,弥补了农耕民族食物中动物蛋白质不足的缺陷　“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稻田养鱼的生态好处多多,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18]　可能是文化或者其它方面原因,大米从来都没有在欧洲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它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主要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19]　但是在中国,水稻则被视为细粮,至少不比小麦地位低其贡献无法计算的水稻自大约一万年前被驯化种植以后,就是东方世界的主要食物,它不仅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农业必定破坏环境的定律,因为种植水稻并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所以说,它支撑了南方稠密的人口,也支撑了明清以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是因为水稻,这一唯一的高产的水生粮食作物,并利用了低湿地,才会使中华文明在隋唐以后的时代继续,不像有些文明那样因为生态的原因而中断试想一下,如果东方的中国,没有种植水稻,情况会如何呢小麦只能种植于旱地,小米的产量远不如大米,它们无法养活如此多的古代中国人,玉米、土豆、马铃薯只是明清时期才从美洲引进,但都无法替代大米的作用只有水稻,产量高,还能够保持水土,支撑中华文明后期发展的功臣主要是水稻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给中国人赐以水稻,高产的水稻支撑了庞大的人口,缓解了紧张的人地关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全部　利用水稻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贡献,而在稻田中养鱼,形成稻鱼共生系统,则是将稻作文明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地稻鱼共生,既收获了高产的水稻；同时也收获了高品质的动物蛋白质,弥补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单一种植业结构所形成的素食食物结构的缺陷；第三,它是一种空间上进行立体 “套种”形式,节约了土地,缓和了长期以来历史上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第四,由于稻鱼共生,减少了对农药的依赖,维护了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在水生环境中杂草的价值生物多样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它对于因为化学、石油农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6、“稻田养鱼”及“稻田养鸭”及其现代意义　　稻作农业尽管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并不存在加剧的作用,稻作,即使是梯田,也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南方水田的开垦只是占住了洪水来临时的几何空间,使其无法渲泻洪水,造成水害在化肥与农药没有大量使用时,它也不会造成水的污染但是,在今天由于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稻田生态系统被破坏,干旱地区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只是长期驻留其中,而在稻田水生环境下,则大量向河流中渗流,对整个环境造成大的污染,破坏性极大　关于稻田养鱼与养鸭的生态效果,学者们做过较多的研究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害的控制效果及机理,病害导致全世界9．9％的水稻产量损失纹枯病(Thanatephprus cucumeris)是水稻的重要病害之一研究表明,稻田物种多样性增加可明显控制纹枯病的发生肖筱成等报道稻田养鱼系统中,鱼类食用水田中的纹枯病菌核和菌丝,从而减少了病菌浸染来源；同时纹枯病多从水稻基部叶鞘开始发病,鱼类争食带有病斑的易腐烂叶鞘,可及时清除病源,延缓病情的扩展；而鱼在田间窜行活动,不但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气状况,而且可增加水体的溶氧,促进稻株的根茎生长,增加抗病能力,养鱼田纹枯病病情指数比未养鱼田平均少1．87稻田养鸭系统对纹枯病的发生也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刘小燕等报道,稻鸭复合系统中养鸭对纹枯病也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鸭子可以啄食部分菌核,减少菌源；鸭子的跑动啄食可使大部分萌发的菌丝受到创伤,从而失去浸染能力；对已感病的植株,鸭子还能啄食禾苗下部入水的病叶,阻碍病情的蔓延另外,鸭子还具有除草、清理病残叶片以及减少无效分蘖的功能,增加了田间的通风透光,降低了田间湿度,使纹枯病菌丝无法正常生长,从而减轻纹枯病的发生与危害．与非放鸭试验区相比,在中稻田和晚稻田中,放鸭区的病株率分别降低了27．29％ (中稻)和8．21％(晚稻) 王成豹等 、杨治平等和章家恩等的研究也表明,稻田养鸭可延缓水稻纹枯病的发展,对病情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纹枯病的发病程度减轻了50．0％左右．当然,也有不同的试验结果,禹盛苗等研究认为,稻田养鸭对纹枯病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水稻分蘖高峰期和齐穗期,此两个时期稻鸭试验区的纹枯病发病率比不养鸭区分别降低了67．1％ 和52．5％而从水稻的整个生育期看,稻田养鸭纹枯病平均丛发病率比不养鸭高,其原因可能是鸭子的活动损伤了植株的茎叶,使纹枯病菌丝更易侵染植株；另一方面,鸭子还可能成为菌丝的载体,将菌丝带到不同的地方,使稻丛发病率升高[20] 注释： [1] David Grig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Blackwell 1992 P40 [2] F 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3] 刘晓霞：《美国有机农业发展之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4] 李方正、李幼霞：《国外有机农业概况及其发展趋势》,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1991 [5] 徐旺生：《从间作套种到稻田养鱼、养鸭——中国环境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不计成本下的生态应对》,《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6] 阎守诚：《自然进入历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1期 [7] 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国农史》,1995年3期 [8] 钱林清：《黄土高原气候》,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 [9]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宋史·食货志》 [11]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2] 谢丰斋：《宋元时期中西方的耕作农业》,《中国农史》,2001年3期 [13] 李根蟠：《循环经济、传统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 [14]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104页 [15] 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390~393页 [16] 向安强：《稻田养鱼东汉起源质疑》,《中国农史》,1996年4期 [17]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8]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19] [美]彼得·考克莱尼斯：《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陈意新译,《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20] 王 寒、唐建军、谢 坚、陈 欣：《稻田生态系统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害的控制》,《应用生态学报》,2007年5月 第18卷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部）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郑和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郑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释

　　1、西域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

　　2、西洋

　　元、明时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

　　3、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4、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5、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6、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7、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8、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9、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10、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

　　11、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2、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3、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4、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5、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6、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7、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8、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19、卜剌哇国

　　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十五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