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古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即私学），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二）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四）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负责刑狱之事）、司寇（掌管刑徒役作）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五）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掌管土地民人）来掌守。（六）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七）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即司空）系统的农官有关。> >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春秋（《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一）、（二）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三）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含《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即作者），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是创造发明者）、“述者”（继承保存者）、“撰著之人”（撰人是将古书选定、编定之人，著者是写书的人，他们比较接近今天所说的“作者”）之别，故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大题）和篇名（小题）。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即多取首句二字以为书名）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或称《太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史记》）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图书分类目录），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　（一）六艺类（相当《汉志》“六艺”、《隋志》“经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　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　（二）诸子类（相当《汉志》“诸子”、《隋志》“子部”）。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荀子》等（李零认为《论语》、《礼记》等应出经入子），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　（三）诗赋类（相当《汉志》“诗赋”、《隋志》“集部”）。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　（四）兵书类（相当《汉志》“兵书”、《隋志》“子部”兵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　（五）数术类（相当《汉志》“数术”、《隋志》“子部”天文、历书、五行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星气之占），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与历忌、择日有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用烧灼龟甲来占卜）、筮占（用摆蓍草来占卜）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驱鬼、除邪、禳福）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类似后世的风水家）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　（六）方技类（相当《汉志》“方技”、《隋志》“子部”医方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特殊的饮食法）、行气（也叫“服气”、“调气”，类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导引（配合有呼吸方法的体操）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名称中，四部指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类。

1、晋荀勖将群书分为四部：六艺﹑小学为甲部；诸子﹑兵书﹑术数为乙部；历史记载和杂着为丙部；诗赋﹑图赞﹑《汲冢书》为丁部。

2、东晋李充加以调整，以五经为甲部，历史记载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

3、在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

4、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这种四部分类法自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作为一种传统分类法，它在类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扩展资料：

一、四部确定时，隋志中的分类方法如下

1、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2、史：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3、子：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4、集：楚辞、别集、总集；（以上共四部四十类） 道经（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均不列书目）佛经（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道佛共十五类）

二、到了清代的四库全书中，四部分类法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1、“经部”指儒家的经典。经部之下又有小类。清代的《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

2、“史部”即历史，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3、“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四库全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

4、“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

——四部

——四部书

——四部分类法

中国战国时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当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凡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

《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他因得罪燕易王而亡齐，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愍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愍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大将乐毅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31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汉以后该书已亡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11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13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闻鸡起舞的故事：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

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志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刘琨说:“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祖逖说：“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扩展资料：

闻鸡起舞，原意为听到鸡啼就起来舞剑，后来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即时奋起。《晋书·祖逖传》记述：传说东晋时期将领祖逖他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为了报效国家，他们在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刻苦锻炼。

听到鸡啼就起来舞剑，后来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即时奋起。同时比喻意志坚强，有毅力有耐心的有志之士。

英文解释：  rise up upon hearing the crow of a rooster and practise with the sword。

多用于象征或是比喻的修辞手法中，是引用典故的用词手法。

成语用法

联合式；宾语、谓语

例句 

学习，就要有闻鸡起舞的精神，勤奋，勤奋，再勤奋。

Early No, not at all, noup with the lark, you know!

早了不，不，一点也不早。闻鸡起舞么!

参考资料：

《国语》，《战国策》《 菜根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