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人物生平

他喜好儒学，衣著服饰言行举止都依仿儒生。山东的众儒生多附于他。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逝世后谥献，又称河间献王，家居咸阳，修学好古，遇事实事求是。藏书最多。

秦焚书坑儒，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 独尊儒术，罢黝百家" 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

然而 "三代之书" 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 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 "其量可与汉朝" 等。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汉景帝刘启

母亲：栗姬

儿子

河间共王刘不周

兹侯刘明

旁光侯刘殷

距阳宪侯刘

蒌节侯刘退

阿武戴侯刘豫

参户节侯刘免

州_节侯刘禁

平城侯刘礼

广侯刘顺

盖胥侯刘让

沈阳侯刘自为

个人贡献

为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参与。他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并在都所西南的滹沱河畔（今泊头市阎家铺村）建造了一所儒学研究院，名曰 "日华宫"，署客所20余间，聚儒学之士上百人，“昼夜不停，校理编辑，写著从各地搜集来的古书"，"群儒个个褒衣雍客，弹冠奋袂"，"日华宫" 每日读经诵典之声琅琅、数里可闻。

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 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号称小毛公），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 "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唯刘德之功使《毛诗》流传至今，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著。《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

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著作，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这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 "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 "精品" 。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河间王刘德所聚集之诸儒士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毛苌和贯公为其中之佼佼者。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诗经传》：“卜商始序《诗》，辕固作传为《齐诗》，申公作训诂为《鲁诗》，浮丘伯授。毛苌作故训为《毛诗》，毛亨授。”毛苌先从毛亨学习《诗训诂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河间王刘德为之建筑君子馆。毛亨所论《诗》传自孔子学生子夏，最合古意。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毛诗》：“荀卿授 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以二公所传，故名《毛诗》。”《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清端木国瑚有诗：“礼士贤王汉古风，昔人已往今人老。传《诗》博士毛公里，筑馆犹闻说君子。”

贯公先从贾谊学《左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其所传《左传》递相传续，直至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IQ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迹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A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毛指毛苌，贯指贯公。“荡除挟书律”，指汉惠帝刘盈废黜秦代禁止民家私家藏书之严苛法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武帝刘彻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满怀信心地带上河间国内的儒学研究成果，奔赴长安，进献朝廷。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S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士礼经》，合五十六篇，并记威仪之事。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于传论之学者。《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进献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周官》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而又得《明堂阴阳之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君，世称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乐记》：“汉文帝始得窦公所献周公《大司乐》章，河间献王与毛生采作《乐记》。”

学术研究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如河间献王刘德那样呢？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他本人在汉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们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之汉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河间献王刘德却产生了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S《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河间献王刘德来说，汉武帝之言无疑是当头棒喝，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引用。心灰意冷的河间献王刘德回到河间封国后，只好纵酒听乐，作秀于朝廷的同时，也麻痹了自己的精神、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醇酒美妇，乃伐性之巨斧、刺身之利剑，四个月后，河间献王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可怜一代贤王抑郁而逝，藩王之楷模从此绝迹。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得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汉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汉景帝刘启（汉武帝父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汉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汉武帝都须提防。相比之下，对皇位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刘德。刘德的亲生母亲栗姬家族遭厄运（刘德哥哥、太子刘荣被废后自杀身死、母亲栗姬被打入冷宫）后，刘彻及母系王夫人家族乃既得利益者，刘彻得立太子、母亲王美人被立为皇后。前后境遇差如天地般的变化，使武帝刘彻对河间献王刘德不能不有所戒备。至于其他各位诸侯王，则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耽于享乐而不足为患。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中讲：“（汉）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轻、赵敬险、中山*、长沙寂寞、广川无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汉景帝刘启所分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中，鲁恭（共）王刘馀（余）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胜*秽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寄隐晦愚暗、常山王刘舜骄傲自大，有四国国王因为行为不法而遭诛绝祀。可见汉景帝刘启所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之中，唯独这个河间献王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为汉朝宗室之英杰、诸侯藩王之楷模。一千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因此，当汉武帝发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远时，就有意疏落、压抑河间王，意在敬告刘德，切莫为非作歹。清端木国瑚《献王祠》诗云：“孝景分封尚俨然，汉家难得此亲贤。名王造次称儒者，天子荒唐事列仙。传我遗经刘子政，坏人雅乐李延年。后来一听斑车入，空记河间姹女钱。”诗中提到的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乃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李延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通俗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州），出身倡伎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通音乐，是以奏乐歌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妹即受宠于汉武帝的李夫人。

史籍记载

《史记·五宗世家》

《汉书·景十三王传》

《资治通鉴·汉纪十》

后世纪念

2015年4月18日，中国首届献王汉文化节暨乙未年献王刘德春祭大典，在献县献王纪念园启幕，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关注，数千名群众现场观看。

据悉，本届汉文化节是由献县献王文化研究会、河北献王集团主办。活动以汉文化典学传播为核心，纪念献王刘德的丰功伟绩，呈现华夏古礼面貌，解读汉文化的精髓底蕴。随着编钟和磬声扬起，8名汉服女子衣袂冽冽，一曲汉代献舞翩翩而起，笙乐鼓点声回响半空，念祝官宣布春祭大典仪式正式开始。12位执事持仪仗、宫灯、孔雀扇等礼器缓缓入场，献王集团董事长王占芳，刘德七十六代玄孙刘仲信，著名词作家方文山等作为主祭官、陪祭官及监礼官依次入场，将汉文化节活动在庄重、严肃、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推向 。此外，献王集团还邀请方文山为本届汉文化节创作颇具民族风的歌词《献王谣》，并在现场宣读。

1 人类起源的诗句

开天辟地！宇宙之卵漂浮在永恒空间之中，它包括两个反作用力：阴和阳。经过无数次轮回，盘古诞生了，宇宙之卵中较重的部分——阴下落形成了地面，较轻的部分——阳上升形成了天空。

盘古担心天和地再次融合在一起，就用手脚支撑着天和地，他每天长高10英尺，18万年之后天空已有3万英里高，盘古的任务完成后也就死亡了，他的身体部分变得了宇宙的基本物质。女神女娲非常寂寞，她从黄河水中捞出泥巴来制作泥人，这样第一个人类出现了，随后她用树枝蘸上泥巴向地面上甩，无数个小泥点形成了多个人类。

2 关于古诗的起源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3 形容“起源”的成语有哪些

形容“起源”的成语有：开天辟地、开山鼻祖、天地剖判、天开地辟、大辂椎轮

1 开天辟地 [ kāi tiān pì dì ]：古代神话传说：盘古氏开辟天地，开始有人类历史。后常比喻空前的，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出处：三国·吴·徐整《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2 开山鼻祖 [kāi shān bí zǔ]：比喻一个学术流派、技艺的开创者。

出处：孙犁《关于中篇小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

3 天地剖判 [tiān dì pōu pàn]：犹言开天辟地。比喻空前的，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4 天开地辟 [tiān kāi dì pì] ：犹言开天辟地。出自：宋·欧阳修《晋祠》诗：“天开地辟真主出，犹须再驾方凯旋。”宋·洪适《奉礼歌》：“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元·刘致《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天开地辟由盘古，人物才分下土。”

5 大辂椎轮[dà lù zhuī lún]：华美的大车是从无辐车轮的原始车开始的。比喻事物的进化，是从简到繁，从粗到精。

出处：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