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四大名著：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除此之外，下列的每一本书籍，都堪称中医的经典： 温病条变、景岳全书、类经、脾胃论、千金要方、诸病源侯论、医宗金鉴、濒湖脉学、医林改错、中藏经、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温病条辨、删补名医方论、脉经、本草纲目、济阴纲目、内经知要、金匮要略、温热论、汤头歌诀

总体来说，这三个出版社的“三言二拍”系列各有优缺点，无法简单判断哪个更好。中华书局的装帧较好，但纸张偏薄；岳麓书社的装帧不如中华书局，但选纸较强；人民文学的装帧较朴素，但选纸无可挑剔。在版本选择和注释方面，中华书局和岳麓书社的古籍书各有千秋，而人民文学在注释方面可能稍逊一筹。

根据个人观察和偏好，有些人更喜欢中华书局的“三言二拍”，认为它的装帧和版本选择比较好，而有些人则更喜欢岳麓书社的“三言二拍”，认为它的选纸和注释质量更高。人民文学的“三言二拍”可能更适合那些喜欢朴素装帧和优质纸张的读者。

综上所述，无法简单给出哪个出版社的“三言二拍”更好的结论，因为每个版本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点。选择哪个版本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阅读喜好和需求。

一是严选典籍。

回顾整季节目，不难发现，《典籍里的中国》中所呈现的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都是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里璀璨的明珠。

它们要么是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典籍，包括《尚书》《史记》《论语》《孙子兵法》《楚辞》《道德经》《周易》；

要么则是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或在某个领域具有集大成性的重要著作，例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传习录》。

这些典籍在当下，或许有的正在伴随文化自信的提倡而重新获得了广泛关注，但也有典籍因为较为冷门而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之中。此次《典籍里的中国》为经典典籍提供了一个集体亮相的舞台，无疑在文化领域起到了较大的知识科普作用。

二是严选角色。

《典籍里的中国》采用「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而在一个多空间的沉浸式舞台里，节目对演员演技的要求对比通常的影视剧表演可谓难度倍增。对此，节目组严选角色，众多演员奉献了一场又一场「封神」表演，「全员老戏骨」可谓实至名归。

不仅如此，《典籍里的中国》同样注重配角的选择，从而让角色之间的碰撞在舞台之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磁场。

王洛勇与汤镇业饰演的屈原与楚怀王，让观众看到了二人从朋友到君臣直至分道扬镳的唏嘘，更让观众理解了「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句《楚辞》里经典名句背后的分量。

吴镇宇与吴樾扮演的孙武与伍子胥，二人在舞台上从刎颈之交到最后决裂，直至最后在梦中的相遇，让观众看到了二人超越生死的兄弟情义。

　　一）音韵学应用例

　　1、《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以为“落”当为“滋”字之误。理由是：《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据宋本）作“滋”字，“滋”字和“晞”、“归”字协韵。“滋”、“落”形近，颇疑原作“滋”字，“落”字为后人所改。

　　按：“滋”字与“晞”、“归”在汉时并不押韵。依据王力的古韵分部，“滋”在之部，“晞、归”在微部，属不同韵部。王书据宋本《古今注》，孤证不立，颇疑宋人据当时读音改“落”为“滋”。且果如王言，“滋”、“晞”协韵，则前人更不当改“滋”为“落”。

　　2、《国朝汉学师承记》（钟哲整理本）第65页第1 行：“熊”之足似“鹿”，从“肉”“乙声”。

　　按：此条乃江藩引朱筠言，谓“熊”字“从肉乙声”。此“乙”字当为“ ”（隶作以）字之讹。“乙”在古音质部，“以”在之部，“熊”在“蒸”部，之蒸阴阳对转。检徐铉《说文解字》，正作“以”字，明此作“乙”者非。但不知是朱筠之误，江藩之误，抑手民之误？

　　3、《汉志·六艺略·春秋》有《谷梁传》十一篇。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注曰：“名喜”。根据《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这一谷梁子的名字有谷梁喜（颜师古注）、谷梁赤（桓谭《新论》）、谷梁寘（王充《论衡》）、谷梁俶（a、《尸子》；b、字元始，阮孝绪《七录》）、谷梁嘉（钱大昭《汉书辨疑》）。

　　按：大体说来，钱大昭之说似乎不确，其它几家皆是其名，只是因语音转移而有变化罢了。赤（昌母铎部，据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下同，似可拟作：thjak）、俶（昌母觉部，thjuk）、寘（章母锡部，tjek），三字声母都在照三组，在上古同属舌音，赤俶双声、俶寘旁纽。而对喜字的解释，需要引入壴字，《说文》喜“从壴从口”。壴字上古音为知母侯部（tio），知母古亦在舌音，与照三组字为准双声。如此赤、俶、寘、壴皆可看作一声之转，窃以为俶字近是，理由同于王先谦所说，“尸子为六国时人，见闻较碻”，另外名俶与字元始也能相应。剩下的问题就是喜与壴的问题了，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喜为壴字之讹，喜下面的口字可能是饰笔；另一种可能就是喜字本来就有壴字的读音。

　　4、《管子·兵法》

　　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使敌若据虚，旧注为“居常畏惧”，以据为依据，居处之义。

　　按：细绎文意，颇疑“据”通作“拒”。拒，《说文解字·止部》段注，“此与彼相抵为拒”。“拒虚”与“搏景（通影）”排比成文，虚、影正无形，即下文“无设无形”之义。“据”（鱼部见母）与“拒”（鱼部群母）古音同在鱼部见组，理得相通。不过检《故训汇纂》，尚无据拒相通例。

　　二）校勘学应用例

　　5、《说文解字注》误改篆文一例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第603页“攑”字条，段注有：“今按《玉篇》列字次第，捀下扬上作攑，丘言切，举也。《说文》捀下扬上则作 ，显是攑篆之讹。盖希冯作《玉篇》时所据《说文》未误也。《说文》本有举无 ，后人自讹舛耳。《广韵》廿二元亦曰：‘攑，举也（作者按：丘言切）’”。

　　按：今检日人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手部捀下扬上作“ ，与居反，举也，从也”。据周祖谟研究，《万象名义》一书，合于《玉篇》残卷，很大程度上当保存了《玉篇》原貌，而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则与原本《玉篇》相去较远。此或可说明段所引《玉篇》实非野王原貌。而今本《玉篇》之合于《广韵》，可能是有人因《广韵》而改《玉篇》。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小学》“雍熙新定广韵”条，“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据此，则此二书间相互改动亦并非妄谈。且可引下条为证：《说文解字注》第607页“揟”字条，段注有“沮，《玉篇》、《广韵》作具，非也。”今检《万象名义》手部“揟”字条正作“沮”，不误。此可明今本《玉篇》不同于古本而近于《广韵》。如此，则段改作“攑”篆，《广韵》、《玉篇》二证实为同一证；且既无原本《玉篇》，则不能明“攑”必在捀下扬上。段注此改实有未安。

　　三）文学、历史学与古文献学的反复为用

　　正如上面所述，文献学研究的是文本，而文学、历史学研究的却是文本的内容。我们很难想象，只有版本、目录、校勘类的图书之学，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只有研究单个文字的“小学”，而没有那些由文字组成的篇章。就知识的传承来讲，大多数是以文学、历史学的形态来系统进行的。文献学虽然是文学、历史学的基础，但是它并不是脱离文学、历史学等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它必须依托各种专门的知识而存在。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情况。

　　6、冤亭卞（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六四页一四二五○）

　　留题灵岩古诗十韵

　　屈指数四绝，四绝中最优。此景冠天下，不独奇东州。夜月透岩白，乱云和雨收。甘泉泻山腹，圣日穿崖头。大暑不知夏，爽气常如秋。风高松子落，天外钟声浮。祖师生朗石，古殿名般舟。人巧不可至，天意何所留。老僧笑相语，此事常穷求。移出蓬莱岛，侍吾仙子游。原注：元佑庚午三月二十八日东武王璞书 《宋诗纪事补遗》卷二九引《长清县志》

　　此诗又见《全宋诗》册二一卷一二五一页一四一三七卞育，题作《留题灵岩寺》，“优”作“幽”，“穿崖”作“穿岩”，“声”作“身”，“般舟”作“般州”，“此”作“兹”，“侍”作“待”，出清顾炎武《求古录》。

　　按：卞育与冤亭卞实为同一人，卞育元佑间曾官济南从事，灵岩寺正在济南，合于诗内容及小注；卞育小传谓其为济阴人，实则为济阴冤句县人，宋元佑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县。而冤亭当即宛亭之异称（宛有二音，一读如碗、一读如冤，冤、宛亦皆有弯曲义）。此诗即冤亭卞育之作。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地名，我们查检不到冤亭这个地名，但是却由之联想到冤句（著名的起义军首领黄巢便是此地人），继而由冤句改名得到宛亭，再由宛、冤声近得到冤亭，绕了一个弯，但结果是令人信服的。此足见历史地理学与古音学对校勘学的功劳。继而，文献学的成果又将为文学服务，此可见文献学与古代文史的交相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