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它利用了差速齿轮的原理，运用齿轮传动系统，根据车轮的转动，由车上安装的木人来指示方向，形成了“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的运行状态。

指南车是如何实现其指南的效用的呢？

原理很简单，其车厢内部设置有一套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机构。当车子行进中偏离正南方向，向东(左)转弯时，东辕前端就会向左移动，而后端则向右(向西)移动，即将右侧传动齿轮放落，使车轮的转动能带动木人下方的大齿轮向右转动，恰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始终保持指向南方的状态。当车子向西(右)转弯时，则左侧的传动齿轮放落，进而影响大齿轮向左转动，以抵消车子右转的影响。

而车子向正前方行进时，车轮与齿轮呈现分离的状态，以保持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受车轮转动的影响。利用这种原理，不管车子朝哪个方向运动行驶，车上木人的手臂始终是指向南方的，这就起到了指示方向的作用了。指南车的自动离合装置显示了古代机械技术的卓越成就。

指南车的起源很早，曾历经数代重置改进，但均未有具体资料留下，直至宋代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制作资料和详细记载，因此，关于指南车确切的产生时间，一直众说纷纭：在西晋崔豹所著的《古今注》及《志林》等古籍中，认为黄帝与蚩尤作战时，蚩尤作大雾，黄帝造指南车为士兵领路；在《古今注》及《鬼谷子》等古籍中，认为因“越裳氏”来进贡迷失了归路，周公造“五乘”指南车，为他们引路；在刘仙洲所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认为指南车的发明应以古籍《西京杂记》记载的资料为据，定为西汉时期发明；而在王振铎所著的《科技考古论坛》中则指出“创造指南车者，当以三国时马钧为可信”，并引用《魏略》所记来加以佐证。

当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与事实相矛盾的地方。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我们可推测出指南车的构造原理与指南针的指向性无关，利用的是机械的定向性。翻阅古籍可知，中国齿轮体系出现的最早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到西汉之间，从宋代的指南车记载上来看，其依靠的就是齿轮传动系统。由此可以论证，指南车不可能先于齿轮的出现而产生，所以黄帝、周公造车论显然是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的。以此类推，可知刘仙洲的西汉造车说是有一定的史实基础的，而王振铎的三国造车说则更为保守妥当。

指南车最初主要是皇帝在隆重的场合时使用的，是皇帝的仪仗队中不可缺少的。指南车的规格很高，车身高大，装饰华美，雕刻着金龙、仙人。行走时前呼后拥，所用“驾士”众多，有记载的如《金史》中说有12人驾驶，而《宋史》则说原有“驾士”18人，后增至30人。在《南齐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南北朝时的刘宋平定关中后，得到一台只有外形、不具备内部构造的指南车，于是皇帝出行时，只能命人躲在车内操纵，可见指南车在皇帝仪仗队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等到了宋代后期，指南车的使用随着政局的动荡及狼狈战败等原因，不再受到重视。到元灭宋建立王朝后，由于少数民族不重视汉族文化，就不再有指南车地出现了。

从古籍记载还可以看出，由于指南车的崇高地位与特殊作用，一般前朝灭亡之后，指南车也随之毁坏。各种屡废屡制的局面，造成历史上研制过指南车的人相当多。在古籍记载中，有确切姓名和制造时间的就有15人之多。这些人所研制的指南车在外形上具有继承性，但其内部结构及原理都各不相同、甚至是有很大出入的。因为指南车的内部结构常被认为是重要机密，避免让人知道，这也许是历史上很少有古籍记载指南车的内部结构的原因。

仿制还原的指南车

指南车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列传第一百三十六·李朴传

原文

李朴，字先之，虔之兴国人。登绍圣元年进士第，调临江军司法参军，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有诏推鞫。忌者欲挤之死，使人危言动之，朴泰然无惧色。旋追官勒停，会赦，注汀州司户。

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闻玉音，谓朴曰：“某事岂便于国乎？某事岂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无父风也。”纯礼泣下。

右司谏陈瓘荐朴，有旨召对，朴首言：“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失今不治，必至不可胜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而惟王氏之听，败坏心术，莫大于此。愿诏勿以王氏为拘，则英材辈出矣。”蔡京恶朴鲠直，他执政三拟官，皆持之不下，复以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不当领师儒，罢为肇庆府四会令。

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改承事郎，知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钦宗在东宫闻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书监，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赠宝文阁待制，官其子孙二人。

朴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所厚道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朴笑曰：“不能见蔡京，焉能邂逅冯熙载邪？”居官所至有声。在广南，止其帅孙竢以文具勤王，不若发常赋助边。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计，以息边患，人称其智。朴尝自志其墓曰：“以天为心，以道为体，以时为用，其可已矣。”盖叙其平生云。有《章贡集》二十卷行于世。

注释

1、推鞫：亦作“推鞠”。审问。《隋书·裴蕴传》：“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唐陆贽《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若不付外推鞠，则恐难定罪名。”宋司马光《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有百姓杀人，私用钱物休和，事下开封府推鞫，皆无事实。”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累絏多人，辗转推鞫，始有一人吐实。”

2、危言：耸人听闻的言论。宋无名氏《道山清话》：“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事既无根，徒摇众听。”明张居正《上六部禀帖》：“且巧为诋说，捏造危言，遂为纂修所影藉。”

3、泰然：安然。形容心情安定。《庄子·庚桑楚》“宇泰定者，发乎天光”晋郭象注：“夫德宇泰然而定，则其所发者天光耳，非人耀。”唐权德舆《丙寅岁苦贫戏题》诗：“中忆裴子野，泰然倾薄糜。”《云笈七签》卷六四：“心既泰然，不寿何待。”清赵翼《瓯北诗话·白香山诗》：“实由于食贫居贱之有素；汔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求多也。”

4、追官勒停：指追回官衔，勒令停职。《宋史·理宗纪一》：“李全之叛，淮东提刑司检法吴澄等出泰州城谒贼，各追官勒停。”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事二》：“熙宁三年敕：‘今后官员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降了三个圣旨：第一开封府问官追官勒停。”

5、待罪：古代官吏任职的谦称，意谓不胜其职而将获罪。旧时官吏常怕因失职而获罪，便以待罪为自己供职的谦词。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汉司马迁《史记·季布传》：“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当时季布任河东守。）”宋范仲淹《滕君墓志铭》：“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清孔尚任《桃花扇·归山》：“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

6、玉音：原系尊称帝王的言语。《尚书大传》卷四：“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玉色。”汉司马相如《长门赋》：“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宋苏森《＜栾城集＞后序》：“孝宗皇帝玉音问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栾城集》天下无善本，朕欲刊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癸未，（上）临雍讲学，玉音朗朗。”后用以对别人言辞的敬称。三国魏曹植《七启》：“将敬涤耳，以听玉音。”唐元稹《酬孝甫见赠》诗之十：“开坼新诗展大璆，明珠炫转玉音浮。”宋杨亿《送刘秀州》诗：“骑置迢迢阻玉音，左鱼江海遂初心。”

7、召对：君主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宋苏辙《谢除中书舍人又表》：“一封朝奏，夕闻召对之音；众口交攻，终致南迁之患。”明高启《西清对雨》诗：“坐咏西清暇，君王召对稀。”《儿女英雄传》第40回：“及至他得了讲官，大考起来，渐次升到国子监祭酒，便累蒙召对。”

8、政体：为政的要领。汉荀悦《申鉴·政体》：“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一》：“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録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

9、圆方：谓随物赋形，或方或圆。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委曲》：“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宋范仲淹《金在熔赋》：“因烈火而变化，逐懿范而圆方。”

10、排击：排斥；抨击。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贾表之）资禀甚豪，尝谓仕宦当作御史，排击奸邪。”明李东阳《曹参论》：“设非平、勃诸臣为之排击拨正于后，则汉之为汉，我不敢知，恶在其为清净之效也？”清彭绍升《＜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而于时有当湖陆子者出，复以排击王学为功，又因王子而并罪高子。”

11、失今不治：不研究实际情况。不治：不研究。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固尝钻厉求学而一经不治。”

12、鲠直：刚直；率直。《后汉书·黄琬传》：“（刁韪）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水浒传》第53回：“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巴金《随想录·纪念雪峰》：“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梁斌《红旗谱》十一：“（大贵）沉默了半天，才鲠直地说：‘我看着这脯红，三天不吃饭也不饥！’”附：骾直：刚强正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其父铁英为御史，中玉虑以骾直得祸，入都谏之。”

13、嗾（sǒu）：唆使；嗾使；教唆；指使别人做坏事。

14、立额买扑：确定土地数额包买赋税。额：规定的数目。如：额地（计入纳税纳粮数额的田地）；额外主事（明清各部中，等级最低的官员）；额子（定额；规定的数目）。买扑：宋元的一种包税制度。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包商（买扑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后由承包商自行申报税额，以出价最高者取得包税权。元时的包税范围更加扩大。宋欧阳修《乞免蒿头酒户课利札子》：“臣窃见河东买扑酒户，自兵兴数年，不计远近，并将月纳课利，支往边上折纳米粟。”宋张耒《明道杂志》：“仁宗时，有大豪焦隐者，尝诣三司投状，乞买扑解州盐池，岁纳浄利。”

15、田畴：泛指田地。《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孙希旦集解引吴澄曰：“田畴，谓耕熟而其田有疆界者。”汉贾谊《新书·铜布》：“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宋范仲淹《稼穑惟宝赋》：“田畴播殖之时，岂慙种玉。”郭沫若《屈原》第一幕：“园后为篱栅，有门在正中偏右，园外一片田畴。”

16、墟墓：丘墓；墓地。《礼记·檀弓下》：“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晋潘岳《悼亡诗》之三：“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一》：“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留供奉。”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一老翁坐墟墓间，旁有狐十余，各捧书蹲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

17、厚赂：多多贿赂。

18、禁从：帝王侍从。特指翰林学士之类的文学侍从官。宋叶适《＜阴阳精义＞序》：“郑公不登禁从死，景元老为选人亦死。”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东坡三》：“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登禁从，累帅方面。”《云麓漫钞》卷十引宋王明清《挥麈録》：“张耆既贵，尝欲置酒邀禁从，上许之。”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

19、邂逅：偶然；侥幸。汉王充《论衡·逢遇》：“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合上意，故谓之遇。”《魏书·恩幸传·侯刚》：“兼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本有杀心，事非邂逅。”宋王安石《高魏留》诗：“邂逅得归耶战死，母随人去亦萧然。”宋陆游《夜读兵书》诗：“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另：意外；万一。《后汉书·杜根传》：“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资治通鉴·汉安帝建光元年》引此文，胡三省注曰：“邂逅，不期而会，谓出于意料之外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裴松之注引晋张勃《吴录》：“权欲作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南史·张邵传》：“若刘穆之邂逅不幸，谁可代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知祥浚壕树栅，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深”元胡三省注：“既浚壕树栅为守城之备，又遣重兵出讨，以兵有邂逅，战苟不利，则退守无仓卒失措之忧。”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太原狱》：“（孙令）乃谓姑妇：‘……汝家本清门，不过一时为匪人所诱，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击杀之。’姑妇趑趄，恐邂逅抵偿，公曰：‘无虑，有我在。’”

20、居官：担任官职。《仪礼·士相见礼》：“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史记·汲郑列传》：“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旧唐书·白居易传》：“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红楼梦》第37回：“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

21、文具：谓空有条文。《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司马贞索隐：“谓空具其文而无其实也。”《宋史·哲宗纪一》：“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元典章·台纲二·察司合察事理》：“按察司官所至之处……体究一切非违，务要实行，无为文具。”章炳麟《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明时黄册盖多有不实者，及一条鞭法盛行，而编审亦为文具。”

22、勤王：谓尽力于王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周礼·春官·大宗伯》“秋见曰觐”汉郑玄注：“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晋书·谢安传》：“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多指君主的统治受到威胁而动摇时，臣子起兵救援王朝。《后汉书·袁绍传》：“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清孔尚任《桃花扇·哭主》：“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了。”

23、常赋：固定的赋税。《魏书·食货志》：“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唐孙樵《书何易于》：“百姓入常赋、有垂白偻仗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宋范成大《寒亭》诗：“自云足踏地，常赋何能免。”

24、助边：谓捐献财物以资助边防费用。《汉书·卜式传》：“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清李渔《奈何天·虑婚》：“大爷何不乘此未借之先……也仿卜式的故事，捐几万银子去助边。”

25、漕使：转运使，主管由水路输送粮食、给养。中国唐代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置水陆转运使，掌洛阳、长安间食粮运输事务。十八年（730），置江淮转运使，掌东南各道水陆转运。肃宗乾元元年（758），又置诸道转运使，掌全国谷物财货转输与出纳。代宗后，常由宰相兼领，有时与盐铁使并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并于诸道分置巡院，五代废巡院。宋初为集中财权，置诸路转运使掌一路财赋，并监察地方官吏，官高秩重者为都转运使，简称漕，实为府、州以上行政长官。皇帝出巡时有行在转运使，出兵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辽南面财赋官亦有都转运使与转运使，掌赋税钱谷仓库出纳与度量衡制度，各路置转运使。元、明有都转运盐使，清有都转盐运使，专管盐务，与唐、宋、辽、金转运使职责不同。

26、真腊：真腊国。中国古籍中用以称七至十七世纪吉蔑王国，位于今柬埔寨。其名始见《隋书》。自唐武德以后屡与中国通使。宋元时期中国商人颇有在其地安家经商者。元人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是研究真腊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唐韩愈《送郑尚书序》：“其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凤仙》：“此自真腊携来，所谓‘田婆罗’也。”

27、安南：安南国。安南国是越南的古称。安南一词，最初作为地区—政区名出现于中国载籍，是唐代初叶的事。本来的越南只包括现越南北部一带，不包括现越南南部-本来的占城国。古代越南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开始是中国领土。公元10世纪，五代十国时，越南叛乱，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北宋政府无力平叛，但越南一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安南国一词，最初作为地区—政区名出现于中国载籍，是唐代初叶的事，当时越南是中国安南都护府管辖。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张辅率军深入安南，至1407年，大获全胜，消灭了纂位的安南胡氏政权（胡朝），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十二万。1407年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趾”,朱棣改安南国为交趾布政使司，自此安南国正式成了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但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之后安南兵连祸结，明军数次作战不利。至明宣宗时对连年战争感到厌倦，杨士奇等大臣乘机进言，宣宗断然决计罢兵，诏尚在安南的王通等人率军八万余人北返，罢交趾布政使司，安南遂由中国版图中再次分出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现如今的越南国在清朝嘉庆前称安南国，是当时中国的属国。乾隆帝曾出兵安南，支持黎维祁与安南国王阮光平交战，并作为“十全武功”之一，大肆宣扬。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以后，五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唐调露元年（679）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唐末的905年（一说为906），静海节度使独孤损被贬职流放与此同时，中国境内藩镇割据，政局混乱，而安南鸿州的曲承裕则凭着他“宽和爱人”的性格及地方豪族身份，受到当地人支持，自称静海节度使，治理安南。唐朝被迫承认既成事实，认可曲承裕静海节度使之职，并加封同平章事（ Đồng bình chương sự）。虽然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的政权。曲承裕任职不久，便于907年6月去世，其子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Khúc Hạo）继位。曲承裕越南史称“曲先主”。后梁贞明三年（917），曲颢去世，由儿子曲承美袭位，史称曲后主。这段时期在越南历史称为曲家，这是越南地区脱离中国历史的开端。“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绍兴二十六年（1156）即见于记载。淳熙元年（1174）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淳熙二年（1175）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

28、边患：边境遭到侵犯的祸患。汉贾谊《新书·匈奴》：“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文皇之三犂虏庭，知其必为边患也。”

29、平生：指平素的志趣、情谊、业绩等。晋陶潜《停云》诗：“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唐裴度《中书即事》诗：“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三：“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不烦诸曲笔！”

译文

李朴，字先之，是虔州的兴国县人。考中绍圣元年（1094）进士，调任临江军司法参军，移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特别器重称许。移任虔州州学教授。因为曾说隆祐太后不应当废弃居瑶华宫的事，皇帝有诏令审问此案。忌恨他的人就想排挤他想让他死，就使人拿耸人听闻的话来吓唬他，李朴态度安然毫无惧色。不久追回官衔，勒令停职，适逢大赦，注名登记为汀州司户。

宋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纯礼说自己任职四十六天，没有听到李朴的话，就对李朴说：“某事有利于国家吗？某事有利于国家吗？”李朴曰：“你知而不言，没有你父亲的风骨。”范纯礼为此落泪。

右司谏陈瓘推荐李朴，有圣旨召大臣廷对，李朴首先说：“熙宁、元丰以来，施政纲领屡次变革，刚有一两位大臣学问不同，接着就各持己见，互相排挤，不研究实际情况，这一定会导致形势不能补救。”又说：“如今士大夫做学问不求之于自己，而只听王氏的，败坏心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皇上下诏不要受王氏局限，那么就可以英材辈出了。”蔡京讨厌李朴耿直，其他执政三次拟任官职，他都压下不下达，又任命他为虔州教授。又唆使言官议论李朴搞元祐学术，不应当做儒生的老师，于是罢免为肇庆府四会县令。

有奸民说县东边的地方出产金宝，确定土地数额包买赋税，打破田畴，发掘坟墓，多多贿赂（官吏）才停止。李朴到任后，请求废弃这种制度。改任承事郎，主管临江军清江县、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宋钦宗在东宫时就听闻他的名声，到他即位后，授予他著作郎之职，半年内一共升迁五次官至国子祭酒，因病不能到职。宋高宗即位，授任秘书监，迅速征召，未到京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赠官宝文阁待制，他的两个子孙被封官。

李朴自从做了小官，天下人抬高他的名声。蔡京要强求拉拢他，就让他所信赖的人向他说明心意，答应让他做皇帝侍从，李朴极力拒绝不见他，蔡京怒形于色，然而最终没有害他。中书侍郎冯熙载想意外见一下李朴，李朴笑着说：“（我都）不见蔡京，怎么能见冯熙载呢？”任官所到之处都有很好的名声。在广南，阻止了广南帅孙竢凭空头条勤王，不如发放固定的赋税资助边防。改变了转运使郑良借助真腊国（今柬埔寨）夺取安南国（今越南）的计策，来平息边患，人们称赞他有智谋。李朴曾自撰墓志铭说：“把天作为心志，把道作为本体，把时代作为运用（根据），就可以做好事了。”这大概是叙述他自己一生的志趣吧。有20卷《章贡集》流传于世。

战国时代的鬼怪书主要有：

　　《归藏》

　　《黄帝说》（40篇）

　　《汲家琐语》

　　《穆天子传》

　　《山海经》（郭璞注）

　　《禹本纪》

　　《伊尹说》（2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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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时期的鬼怪书主要有：

　　《汉武洞冥记》（郭宪著，四卷六十则）

　　《汉武故事》（班固著，存一卷）

　　《汉武内传》（班固著，存一卷）

　　《括地志》

　　《列仙传》

　　《神仙记》

　　《神异经》（东方朔著，一卷）

　　《十洲记》（东方朔著，一卷）

　　《蜀王本纪》

　　《徐偃王志》

　　《玄黄经》

　　《虞初周说》（943篇）

　　《异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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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时期的鬼怪书日益增多，主要有：

　　《博物志》（张华著，400卷）

　　《集灵记》（颜之推著）

　　《旌异记》（侯白著）

　　《列异传》（魏文帝著，3卷）

　　《灵鬼志》（荀氏著）

　　《灵异记》

　　《冥祥记》（王琰著，10卷）

　　《齐谐记》（东阳无疑著，7卷）

　　《神仙传》

　　《神异记》（王浮著）

　　《拾遗记》（王嘉著，10卷）

　　《述异记》（祖冲之著，2卷）

　　《搜神后记》（陶潜著，10卷）

　　《搜神记》（干宝著，20卷）

　　《续齐谐记》（吴均著，1卷）

　　《宣验记》（刘义庆著）

　　《研神记》

　　《异林》（陆氏著）

　　《异苑》（刘敬叔著，存10卷）

　　《幽明录》（刘义庆著，30卷）

　　《冤魂志》

　　《甄异传》（戴祚著）

　　《志怪》（祖台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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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鬼怪小说得以发展，主要有：

　　《博异志》

　　《补江总白猿传》（1卷）

　　《传奇》（裴铏著）

　　《独异志》

　　《古镜记》（王度著）

　　《河东记》

　　《集异记》

　　《秦梦记》（沈亚之著）

　　《湘中怨》（沈亚之著）

　　《续玄怪录》（李复言著，10卷）

　　《宣室志》

　　《玄怪录》（牛僧孺著，10卷）

　　《异梦录》（沈亚之著）

　　《游仙窟》（张文成著，1卷）

　　《酉阳杂俎》（段成式著，20卷）

　　《酉阳杂俎续集》（段成式著，10卷）

　　《枕中记》（沈既济著，1篇）

　　《周泰行记》（韦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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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鬼怪故事主要有：

　　《太平广记》（344种，含鬼40卷）

　　《稽神录》（徐铉著，6卷150事）

　　《江淮异人录》（吴淑著，3卷）

　　《乘异记》（张君房著）

　　《括异志》（张师正著）

　　《洛中纪异》（秦再思著）

　　《幕府燕闲录》（毕仲询著）

　　《睽车志》（郭彖著，5卷）

　　《夷坚志》（洪迈著，420卷）

　　《唐太宗入冥记》

　　金元时期的鬼怪作品有：

　　《潮海新闻夷坚续志》

　　《诚斋杂记》

　　《续夷坚志》

　　《子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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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黄帝或周公造指南车之说都不能成立，尤其黄帝发明之说更早于车的发明时间。以刘仙洲所说西汉已有指南车较为妥当。

指南车，又称司南车，是中国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装置。它与指南针利用地磁效应不同，它不用磁性。指南车是利用齿轮传动来指明方向的一种简单机械装置。其原理是，靠人力来带动两轮的指南车行走，从而带动车内的木制齿轮转动，来传递转向时两个车轮的差动，再来带动车上的指向木人与车转向的方向相反角度相同，使车上的木人指示方向，不论车子转向何方，木人的手始终指向指南车出发时设置木人指示的方向，“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

关于指南车的出现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西晋崔豹所著《古今注》及《志林》等古籍说黄帝与蚩尤作战时，蚩尤作大雾，黄帝造指南车为士兵领路。二、《古今注》及《鬼谷子》等古籍说周公（即周武王弟）作指南车，是因“越裳氏”来进贡，迷失了归路，周公造“五乘”指南车，为他们引路。三、刘仙洲在所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中说指南车的发明应以古籍《西京杂记》记载为据，定为西汉。四、王振铎在所著《科技考古论坛》中说“创造指南车者，当以三国时马钧为可信”，并引《魏略》所记来加以证明。

《宋史·舆服志》中对指南车的结构和各齿轮大小和齿数都有详细记载。

现今虽可知宋代两种指南车的内部结构确是齿轮装置，与指南针无关，但对其他朝代指南车的内部结构，未见任何古籍及参考资料，也就无法证明其他朝代指南车内部是利用了什么原理。

指南车是古代一种指示方向的车辆，也作为帝王的仪仗车辆。指南车的发明较早。据传说西周时就已发明，但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在三国时期。有历史典籍显示三国时马钧是第一个成功地制造指南车的人。从三国时开始，历代史书几乎都有指南车的记载，但是都比较简略。直至宋代才有完整的资料，《宋史》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它的内部结构。《宋史·舆服志》详细地记载了燕肃和吴德仁所造指南车的结构和技术规范，成为世界史上最宝贵的工程学文献。指南车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在特定条件下，车子转向时木人手臂仍指南。指南车的自动离合装置显示了古代机械技术的卓越成就。

司南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战国时期的发明；指南车则尚存争议，所以将司南作为现在所用指南针的 始祖。倘有一天能够证明指南车确实在三皇五帝时代存在，那么这一称呼恐将易主。

指南车，又称司南车，是中国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机械装置。指南车起源很早，历代曾几度重制，但均未留下资料。直至宋代才有完整的资料。

关于指南车的出现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西晋崔豹所著《古今注》及《志林》等古籍说黄帝与蚩尤作战时，蚩尤作大雾，黄帝造指南车为士兵领路。二、《古今注》及《鬼谷子》等古籍说周公（即周武王弟）作指南车，是因“越裳氏”来进贡，迷失了归路，周公造“五乘”指南车，为他们引路。三、刘仙洲在所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中说指南车的发明应以古籍《西京杂记》记载为据，定为西汉。四、王振铎在所著《科技考古论坛》中说“创造指南车者，当以三国时马钧为可信”，并引《魏略》所记来加以证明。

现今虽可知宋代两种指南车的内部结构确是机械系统，与指南针无关，但对其他朝代指南车的内部结构，未见任何古籍及参考资料，也就无法证明其他朝代指南车内部是利用了什么原理。但如指南车利用了磁铁的指极性，而指南车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早过磁铁的发现，现今认为中国磁铁的发现时间为公元前三世纪，与黄帝与周公发明指南车矛盾。

而司南有三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我国古代辨别方向用的一种仪器。另一是司南车的省称。

全文翻译：

司马光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曾经主编《资治通鉴》，是当时的名臣。他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他却独自苦读，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

他自己说：读书时下的力气多，收获就长远，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身不忘。时间长了，就读遍了古籍，见多识广，记忆牢固，他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原文：

司马光，宋哲宗时宰相，尝主编《资治通鉴》，为一时之名臣。其幼时患记忆不若人，众兄弟既成诵而游息矣，独闭门不出，俟能讽诵乃已。自言：“用力多者收功远，乃终身不忘也。”及长，遍览古籍，博闻强志，曰：“书不可不成诵。或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司马光勤学》出自宋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

司马光，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

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

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

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

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

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司马光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