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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坐（二）：正坐之礼•上篇

三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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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修身齐家兴业报国的初衷，倡导学以致用，有效学习和有效实践

之前一篇《正坐（一）》，回顾正坐之史；本篇，还原“正坐”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位置，即正坐之礼。

华夏乃文明之邦，区别与夷狄的重要标志，正是“礼”。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西方女性将上衣撩起，让周围狂欢的男性任意摸弄，真所谓“聚麀”之现实版。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向中国进行此类所谓“文明”之灌输：这样做才是先进、文明，这样子才代表自由、人权……

每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华夏儿女，自会对此兽性“文明”嗤之以鼻。但在那些被西方势力及其买办走狗渗透、裹挟的阴暗角落，是否已有部分国人被洗脑，误以“聚麀”为自由，自认禽兽为荣光呢？

当此“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西方反华势力及其鹰犬，无孔不入，诋毁我华夏文明之时，更需要我华夏儿女弘扬中华文化，继承华夏道统。事关种族延续，事关文明传递，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正坐之礼，不单单是对自身形体气质的修养，更是修心养正之法，传习道统之义。古人凡事讲“正”，正念、正行、立身中正、行事秉正，法天地正气，养浩然正气。正坐，于己，是重要的修养；正坐，对人，是恰当的表达。中正安舒，端庄威仪，自尊自爱，不卑不亢，表现出中华士人处世严谨之正气。反观前边所见夷狄“聚麀”之狂乱邪*，易乎？不易乎？同乎？不同乎？是非曲直，高下立判。

华夏与夷狄应区别开来，所谓以夏易夷是也。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董仲舒说: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这一区别正是华夏文化高屋建瓴的俯视，其标准正是“礼”，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高点与标杆。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的野蛮行为激怒高祖、吕后时，大臣季布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此正是立足文化高位的灵魂考问，基于文化境界的降维打击。

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礼、守礼是中华儿女应有之美德。古之君子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礼居其首；而习礼之初，正坐为尚。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坐是华夏礼仪筑基功夫。古人认为：“故始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由礼仪之正到心气之正的养成，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养成之后，正坐之时，中正之身形，又体现出由内而外、内在的修养。礼仪用以规范言行，古人行止进退无不以礼为准。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可视为古礼在今日之传承。

这样的正坐之礼，如何穿越历史，薪火得传呢？

《论语》开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谢氏注：“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谢氏名良佐，字显道，北宋寿春上蔡（今河南上蔡）人。谢氏师从程颢、程颐，创上蔡学派，奠基心学，为湖湘学派之鼻祖，程门四先生之一，人称上蔡先生。谢氏进士及第，著《论语说》行世，从祀孔庙。这样一位大家，对于正坐的诠释，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中深意。

明代，“刘忠定公见宾客，谈论过时，体无欹侧，肩背竦直，身不少动，至手足亦不移”。这般威仪，没有自小养成的正坐功夫，没有恪守礼制的浩然正气，难以做到过时不移。此处的“时”是指一个时辰。先师爷刘毅先生，当年教笔者坐立之规矩，修行每每“以大时为限”，大时就是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打熬筋骨，身心俱炼，对习者来说内外兼修，也是一次精神升华。

看似简单一坐，需要时习以成。一代一代华夏儿女，学问之初，即习正坐。好比新兵训练头一关，就是练立正。一切文事武备，皆蒙学养正于此也。

漫长的正坐之礼，浸润着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古人席地而坐，遂有“坐席”之谓。于此展开，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如：主席、首席、筵席、酒席、出席、入席、离席、缺席、列席、一席之地、座无虚席等等，均出自古代坐席，即正坐之礼。

以“主席”一词为例。在上边唐代阎立本所绘画卷中，主席坐者为孔子。主席，相对次席或者副席而言；最早源于“异席”。

“异席”，指古时一席坐四人，如有第五人坐，则应让长者另坐一席。这就是《礼记•曲礼》中记载的“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这样，两席或者多席之中，就有主席、次席之分。随着岁月打磨，主席一词，逐渐演变和衍生出形而上的寓意。

《论语•雍也》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雍，即冉雍，字仲弓，鲁国陶(今山东定陶)人，与兄冉耕、弟冉求均师侍孔子。南面，即身坐于北而面朝向南。古时以坐北朝南为尊，凡天子、诸侯、卿大夫坐堂听政，皆面朝南。此乃正坐之尊位也。

席间正坐，有自尊而遵重对方的含义。如前篇《正坐（一）》中所举的例子：正襟危坐。西汉时的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有一次听日者司马季主讲卜，肃然起敬，于是“猎缨正襟危坐”，即整冠带、正衣襟，端正而坐，以示敬佩之情。

古人讲礼，坐有坐相，既使平时自己闲坐，亦端正坐姿，以持士道。史书记载三国时期魏国的管宁，五十年常坐一木榻，端然正坐，从未箕踞，以致着膝之处都磨出深坑。东晋的陶侃，“职事之暇，终日敛膝危坐”。后来，即便有了高脚座具，也以坐姿端正为敬。宋代司马光，平日“燕居，正色危坐”。

箕踞，则是不合礼节的轻慢之举，也是对同坐之人的不尊重。《礼记•曲礼》说：“坐毋箕”。对于女子，此类坐姿尤为严禁。

古人在坐席摆设及入席等方面也有诸多讲究。如“席不正不坐”，即设席之时，席之四边要与室内四边平行不斜，不然就不应落坐。谢氏注：“圣人心安于正。故于位之不正者，虽小不处。”席正而坐，不仅体现坐者的端庄、礼数，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正气教育。所谓：“心安于正。”历史上孟子的母亲就非常注重这些细节。据说，她为了让未出生的孟子能知礼、受到礼教的正确影响，即行胎教之法，怀孕时“席不正不坐”。反观现在一些准妈妈们，出入娱乐场甚至摇滚演唱会，狂躁之音、乱舞之形，对胎儿将来到底会是怎样的影响 ，令人深思。

“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先圣对正坐之礼的规范，上文之外，笔者据《礼记》等古籍，略加整理。

1 文言文伯牙鼓琴赏析

《伯牙鼓琴》是伯牙在探亲途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战国郑人列御寇著《列子》一书中有关于伯牙鼓琴的民间故事。 原文：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译文：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弹琴，心里想着高山。钟子期说：“好啊！高峻的样子像泰山！”心里想着流水，钟子期说：“好啊！水势浩荡的样子像江河！”伯牙所思念的，钟子期必然了解它的。伯牙在泰山的北面游览，突然遇到暴雨，在岩石下；心里伤感，于是取过琴而弹了起来。起先是连绵大雨的曲子，再作出崩山的声音。每有曲子弹奏，钟子期总能寻根究源它的情趣。伯牙放下琴感叹地说：“您听曲子好啊，好啊！心里想象就好像我的心意啊。我从哪里让我的琴声逃过你的耳朵呢？”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2 文言文《伯牙善鼓琴》解析

这个是《伯牙绝弦》。

原版：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至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翻译：

俞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擅长于倾听。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钟子期听了赞叹道：“好啊！这琴声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眼前！”俞伯牙心里想到流水，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这琴声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在我耳边流淌！” 俞伯牙心里想到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地说出他心里想的。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钟子期更了解自己的知音了。于是，他把自己最心爱的琴弦挑断，把琴摔碎，终生不再弹琴。

伯牙在泰山的北面游览，突然遇到暴雨，停留在岩石下；心里伤感，于是取过琴而弹了起来。起先是连绵大雨的曲子，再作出崩山的声音。每有曲子弹奏，钟子期总能寻根究源它的情趣。伯牙放下琴感叹地说：“好啊，好啊！你能听出我的心意，想象出的景象就像我的心中的景象。我到哪里让我的琴声逃过你的耳朵呢？”

表达的思想感情：伯牙绝弦，是讲述知音难求的一个故事，俞伯牙与钟子期是一对千古传诵的至交典范。俞伯牙善于演奏，钟子期善于欣赏。这就是“知音”一词的由来。后钟子期因病亡故，俞伯牙悲痛万分，认为知音已死，天下再不会有人像钟子期一样能体会他演奏的意境。所以就“破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了。

注解：

峨峨 ：高

兮 ：语气词，相当于“啊”。

若 ：像……一样。

洋洋 ：广大。

念 ：心里所想的。

必 ：一定，必定。

之：他。

谓 ：认为，以为。

知音 ：理解自己心意，有共同语言的人。

乃 ：就。

复：再，又。

弦：在这里读作xián的音。

志在流水：心里想到河流。

我想对钟子期说：知音难觅，可是你离开了伯牙，他此后如何安生？只希望你们来世再做知音，你可以继续听他的琴，听琴声的意境。

3 伯牙鼓琴 古文全解

高山流水

《列子》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林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像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高山流水

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很高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山林树木，郁郁葱葱，如入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已经学会了。”

有一日他坐船来到川江峡口处，突遇狂风暴雨。船夫速将船摇到一山崖下抛锚歇息，暴雨停后，伯牙见这高山之间的川江有别样的风韵，不禁犯了琴瘾就在船上借此情景弹奏起来。突然琴弦断了一根，抬头一看，就见不远处的山崖上有个樵夫立在那里聆听！伯牙问到：小哥怎么会在此处 那人答道：“小人打柴被暴雨阻于此崖。忽听琴声一片，不觉听上了瘾！伯牙高兴的问道：“你既然听琴，可知老夫适才弹的是什么曲子？”樵夫说到：大人所弹，乃是您见到山中川江在雨后的感慨，琴声就像那高山一样啊！琴声里我还听到了山间江水流动的声音。

俞伯牙惊呆了！他推琴而起，拱手作礼道：“真是荒山藏美玉，今天遍访知音，今得遇小哥，此生心愿已了！便拉他面对青山作拜。伯牙又说到；我与你知音一回，就把刚才弹一曲起名叫《高山流水》吧！约定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在此聚首，以叙衷肠。

转眼到了约定日期，俞伯牙又来到长江口，却不见钟子期来与他会面。一打听才知道，子期已于年前病世！伯牙听了顿时热泪长流。来到子期的坟前捶打着墓碑道：“可怜我遍访才华才遇到这一个知音，这么年轻竟先我而去。俞伯牙跪在琴前，热泪盈眶泣洒在琴上。仰天叫道：子期呀，且听伯牙再为你弹一曲吧……！ 俞伯牙弹完此曲，泪流满面地说：“从此知音绝矣！”说完，他拿起琴，对着钟子期墓前的石头用力一摔，琴身粉碎，从此俞伯牙再也不弹琴，却给后人留下一曲《高山流水》。

摘录关于高山流水的典故如下：

据《吕氏春秋本味篇》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4 伯牙绝弦教学反思

《伯牙绝弦》是一篇人教版新课程实验教材六年级的课文。

文言文初次被编入小学教材，对于小学生来说，“文言文”是一个新的名词，这张陌生的“脸”会让孩子欣赏和热爱吗？我有点疑惑。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伯牙和钟子期，一个善鼓，一个善听，而且善听者深得奥妙，能从琴声中知其表达的志趣与内涵，由解琴、解音而推衍为解人、解心，这就十分难得了。怎样引领学生在这篇千古绝唱中去徜徉，去读知音，品知音，悟知音，从而领悟到“高山流水不息，千古知音难觅”呢？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知音语文课首先要有语文味，古文更是如此。

《伯牙绝弦》充满着浓浓的语文味，教学时我扎扎实实地进行朗读指导。不论是从词语生发还是句段入手感受知音难觅，也不论是自由读、指名读、接读、范读还是背诵，“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每一次朗读都步步落实，毫不含糊。

学生在朗读中理解语言、品尝语言、运用语言，在扎实的语文实践中习得语感，积淀语感，领悟语言规律。二、“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品知音语文离不开字词句组成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文章。

叶圣陶在《语文教学十二韵》中指出“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唯文通彼此，譬如粱与津。”整堂课，我引领着学生如同畅饮着一杯醇香的酒，品味着一杯清香的茶，在字里行间，去品读，去感悟。

让学生找出“善”字一共出现了几次，每次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文中，这个字的意思又是什么。

这一品，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伯牙琴技的高超，子期对伯牙琴声的喜爱，以及他们之间的情谊。 让学生用文中语言的规律来赞美伯牙的琴声，学生自然而然运用课前积累的语言来说话，看似不经意的课前伏笔却在这里熠熠发光，令人折服。

通过这样的师生对话，学生入情入境，领会了“知音”心有灵犀的难能可贵。 让学生想象：伯牙在断绝弦的时候，还断了什么？通过想象说话，再一次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伯牙失去知音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让写一写安慰伯牙的话，这一品味，让学生的情感得到了升华：那就是“千古知音最难觅”，珍惜拥有，珍惜友情。三、高山流水总见情-悟知音人文关怀是语文的终极目标。

在这节课上，我把自己的情感也深深地融入到文本中，与学生随着作者的情绪时起时伏，或歌或泣、或思或诉，努力实现师生“共鸣”。使得学生的个性和认识，得到最大化的赞扬和释放，人文情怀得到滋润和滋养，人生境界得以提升，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无为”境界。

最后，我播放了乐曲《高山流水》，典雅流畅的琴音款款地浸润孩子们的心灵，令人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音可遇不可求。伯牙绝弦谢知音令人感伤，令人钦佩，这堂课上，努力营造的强烈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多向感受，让学生把心放进课文里，设身处地去读，去想。

让学生的灵魂沉浮于字里行间，让心灵浸染书香，同文本真切地畅谈，与老师真情互动，孩子们不仅理解了“知音难觅”，还收获了对生命的感悟。《伯牙绝弦》教学反思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

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理解，莫过于春秋时期楚国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它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人际关系和友情的标准，说它是东方文化瑰宝也当之无愧。

这样一篇饱含深意的文言文，该采用什么方法教学呢？我参阅了很多名师的教学设计，也观看了几个老师的教师视频，真是越看越乱，越乱越急，觉得什么内容都好，不知道如何取舍，曾想过用两节课的时间，但是又怕内容太少，没有亮点，一节课下来不够紧凑，再三思考之下，我还是决定一个课时完成，于是借助教师教学用书，我把这篇课文的学习分成了四大板块：整体读文，初解绝弦；再解绝弦（何为知音、知音相遇、知音之死）；深悟绝弦；回味绝弦。紧抓“情脉“，体会伯牙与子期的心心相应。

总以为这条线会一通到底，可是，事实是残酷的，我的幻想破灭了，一个一个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1、学生的朗读指导没有到位，虽然看似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朗读的提高不大，特别是两个语气词“哉、兮”，引导了多次，学生仍然读不出味来，如果当时能示范读一读，传授一些技巧，那么效果会更好。

2、以学生为主体现还不够，解难释疑时还不能放手，应该让学生自己读懂文章，并有所体会，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当第一个学生说道“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时，我已经迫不及待把我的教学流程继续下去，完全没有留下让学生提问的时间。

3、时间的把握更存在问题，当 响时，我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完成，就是“面对如此伤心难过的伯牙，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本想利用高山流水的音乐，让学生去完成练笔，再回归课文，齐诵全文，来个总结，给这堂课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由于前面引的太多，导致无法完成了，课后我利用了一点时间，让学生去完成，发现学生写的得好，甚至还有同学引用了诗句，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莫愁前路不知己，天下谁能不识君。”等，感受颇深，事后想想，如果可以。

5 阅读课文,回答问题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答案 （1）文言文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

“信”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每个句子的含义。“达”就是翻译出现代文表意要明确，语言要通畅。

“雅”就是用简明、优美、富有文采的现代汉语把原文的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表达出来。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掌握文中出现的生字词及其用法。

过程与方法目标。结合工具书和注释，通过多种阅读形式，理清文章主要内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会知音的境界，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

（3）新课教学过程。 初读课文，感知知音。

①师：伯牙为什么要断琴绝弦，不再弹琴了呢？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②学生自读课文，教师适时指导。

③指明学生读课文，指导学生恰当停顿，理解并读好两个语气词“哉、兮”。 出示：哉、兮。

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兮若江河！④师：要想把文言文读好，我们就要准确理解文言文中关键词语的意思。 请同学们结合注释再读读课文，看有哪些关键词语不太理解？预设几个教学生成点。

①四个“善”字的不同用法。 （出示：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日：“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日：“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善鼓琴”“善听”中的“善”字可理解为“擅长、善于”的意思，两个“善哉”表赞叹之意。 ②“志在高山”中的“志”和“伯牙所念”中的“念”，都是“心里想”的意思。

此处让学生了解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同的字可以表示相同的意思。 品读课文，感悟知音。

①师：读了这么多遍，相信同学们已经理解了这篇文言文的意思。谁能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②理解“知音”一词。

·看图，了解身份，感悟二人成为知音的基础。 （出示课文插图，看图介绍这两个人物的身份。）

思考：这样两个身份、地位相差甚远的人，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文中哪句话指出了这一点？预设：是音乐、是琴。 师：爱好相同是伯牙和子期成为知音的基础。

·抓重点句子，感悟二人的知音之情。 A。

从文中哪些事实可以看出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出示：伯牙鼓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B。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两句话的意思。

C。创设情境，指导朗读，启发学生感悟。

a。假如你就是站在琴旁善听的钟子期，当琴声悠扬响起时（播放《高山流水》中“高山”这段音乐），你们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高山？（生欣赏音乐并想象）预设：我仿佛看到了挺拔险峻的泰山。

我仿佛看到了高耸入云的高山。 我仿佛看到了气势磅礴的高山。

师：于是，你们满心赞叹一（生读）善哉，峨峨兮若泰山！b。伯牙继续鼓琴，洋洋的流水仿佛从他的指问流淌而出（播放《高山流水》中“流水”这段音乐），你们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流水呢？（生欣赏音乐并想象）预设：我仿佛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江河。

我仿佛看到了广阔无边的大海。 师：于是，你们满心赞叹——（生接读）善哉，洋洋兮若江河！D。

诱发学生想象，深刻理解“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句话的内涵。 a。

引发学生延伸想象，放飞思绪。既然说伯牙善鼓琴，那么他的琴声一定不只表现了高山、流水，除了峨峨泰山、洋洋江河之外，他的琴声还会表现哪些动人的场景呢？引导学生想象回答：明月、清风……当伯牙所念清风，钟子期必得一（生接：清风）。

当伯牙所念明月，钟子期必得——（生接：明月）。 b。

当子期听到时，他又会怎样赞叹呢？引导学生仿照文中旬式表达（善哉，皎皎乎若明月……）。 C。

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生接读）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d。

总结。一个所念，一个所得，“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是真正的一——知音！E。

全班诵读“高山流水”这千古流传的佳句，体会感情。 （出示：伯牙鼓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聆听静想，深悟知音不在的痛。

A。教师补充介绍相关资料，调动学生情感体验，并指导朗读：相传，伯牙与子期相见恨晚，结拜为兄弟，约定来年的中秋再到这里相会。

春去秋来，伯牙如期前来子期家拜访他，但是子期却已经不幸因病去世了。（出示课文最后一句：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B。当伯牙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等到的不是钟子期的人，而是冰冷的墓碑。

此刻他多想在坟前再为“知音”弹一曲啊，于是，他内心的痛楚全部化作了音符（课件播放鼓琴的音乐，显得杂乱，最终断弦而绝）。 师：伯牙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知音了。

能把伯牙当时的心情读出来吗？（生读最后一句话。）师：断的只是“弦”吗？绝的只是“琴”吗？（设计意图：文言文的教学要注重自读自悟，读得充分，读得人情，读出文章的韵味。

所以，这个环节的默读、圈画是对学生读书能力的培养。 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文白互通，是学生学懂文言文的基础。

听音乐想象画面，意在还原语境，让学生沉浸在高山流水的旋律中，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的想象，使之在人情入境中与文本深入对话，体会知音的境界。）诵读全文，回味知音。

千百年来，知音典故不但在华夏大地传为美谈，而且。

第五章 手工业

手工业

第一节 青铜冶铸业

一、基本状况

青铜冶铸是百越民族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业，约在商代初期，一些地区的越人就已开始冶铸活动。西周以后，各地越人基本上都已有冶铸业。当然，由于矿石原料及技术等众多原因，至秦汉止，各地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不尽一致，有高有低。尽管如此，作为百越民族社会经济领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在历史上仍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位于江苏及安徽南部等地区的吴国，其青铜冶铸活动早在商代早中期就已开始。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相当于"湖熟文化"早期的一些遗址如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镇江马迹山、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等，都曾分别出土了小型青铜器如铜镞、刀、斧、锥、鱼钩、戈、钺以及小型炼铜坩锅、挹灌铜液用的铜勺等，一些遗址还发现了铜渣等遗物。这些文物表明，在商代早中期，吴国地区的越人已经开始进行青铜冶铸活动。当然由于处于初创阶段，这些冶铸规模比较小，冶铸器物的种类不多，器型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较多，铸造也比较粗糙。但是其用小型坩锅和挹灌铜液的铜勺等工具表明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炼铜坩锅直径仅17厘米)，当时越人的炼铜技术与中原郑州商代早期冶铜工具用大口尊和安阳商代晚期的"将军盔"式的炼锅是不一样的，以坩锅炼铜的原始技术具有江南越文化特色，与中原同期的冶炼技术、风格不同，尽管这一技术还较落后。

西周时期，随着吴国地区越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青铜冶铸业也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进步。至春秋末期吴国灭国前后，这一地区越人青铜冶铸业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与同时期于越的青铜冶铸业一道，堪称古代百越民族青铜冶铸手工业的典范。在这一时期吴国各地的墓葬、遗址、窖藏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品质优良的各类青铜器。一些重要、精良的青铜器在吴国贵族的墓葬中被大量发现。各地考古发现的主要遗址、墓葬有丹徒宜侯墓、母子墩墓、仪征破山口、安徽屯溪西周墓、南京浦口长山子、丹徒磨盘墩、溧水宽广墩、句容茅山、金坛鳖墩、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武进淹城、六合程桥一、二号墓、和仁东周墓、丹徒谏壁粮山墓等等。从这些重要的遗址、墓葬、窖藏等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鼎、鬲、簋、盘、尊、提梁卤、壶、觥、三轮盘、岙、叉、刀、斧、削、锸、镰、锄、铲、耨、锤、戈、剑、矛、镞、戟、矢、鸠杖、句翟、饽于、编钟、丁宁、车器构件饰件等等，涉及到生产、生活、战争、祭祀、娱乐等方面。按类分则有容器、炊器、酒器、兵器、农具、工具、礼器、乐器、车器等近十种。至于数量，由于各地普遍发现，数量很多，难以统计，但可以个别典型墓葬为例加以分析。如江苏丹徒县大港至谏壁一带沿长江之山脉的附近山丘上，分散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土墩墓，这些墓葬如宜侯墓、双墩、西烟墩山、北山顶等都是吴国贵族的葬所，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既精且多。如1984年发掘的北山顶春秋墓，被认为是吴王余昧墓，该墓出土的青铜器达376件之多。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其实际数量显然不止此数。1982年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铜鼎等17件，此外还有部分车马器和百余件的箭镞以及铜叉、镦等器物，总数也达一百几十件(图5-1、图5-2)。自西周以来，吴国地区的青铜器无论在冶铸技术或造型纹饰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如铜、铁配方，分铸嵌入，焊接错金等工艺技术都处于很高的水准。西周晚期以后，各地铸造的青铜器多质地优良，不乏造型新奇之器。如奄城出土的三轮铜盘、三足叵、牺叵，溧水宽广墩出土的米筛纹镂孔盘，安徽青阳出土的双龙耳尊及羊尊等器物，都是江南仅有，风格独具的新颖器物。至于竖耳、浅腹、高蹄足外撇鼎以及铸造精良、锋利无比的剑、矛等器物，更是当地越人的代表作。各种鸟形器钮、鸳鸯形尊等，强烈显示了吴越文化的崇鸟特征。各种器物身上的几何形花纹图案，也是地方文化特征的反映。至于一些剑、矛器身的错金鸟篆文，更是吴越青铜器的著名特征之一。吴国青铜冶铸业在当时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部分古籍对此亦有不少精彩的记述。《战国策·赵策》在评论吴越之剑时说："夫吴干(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叵。"《庄子。刻意》说："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与于越著名铸剑工匠欧冶子齐名的吴人干将，"俱能为剑"，"阳作龟文，阴作漫理，一，其铸的 "干将"、"莫邪"铜剑为世之瑰宝而名扬四海。春秋末期，"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青铜剑等兵器铸造技术达到高峰。总之，自商代中晚期以来，吴地越人青铜冶铸业发展很快。在数量、质量、造型、纹饰、冶铸技术等方面，至春秋时期已达到国内同期最高水平。属于于越的今浙江地区，商代及西初期已有青铜钟、鼎、觑、觚等青铜器出现，如在余杭石濑、吴兴棣溪、海盐和安吉等地都有零星发现。这些器型与同期中原类似器物无异，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纹饰则有部分地方特征，如余杭石濑铜铙上的云纹，与浙江地区春秋以前印纹硬陶上的云纹很相似，安吉出土的铜鼎纹饰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所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于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越国政治军事上的崛起，当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在越国故都今绍兴西施山等地发现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镰、铲、削、锄、镘、犁铧、镞、剑、矛、凿等。绍兴城区及郊外15个乡近十年间共出土各类兵器和农具近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炼用的坩锅，证实此地是一青铜乃至铁器冶铸场所。与绍兴邻近的上虞、诸暨、嵊县等地，也有部分青铜器发现。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长兴、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几十年来都分别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国时期的青铜器。如仙居县秋山乡一东周时期窖藏中，发现有青铜犁头、钺、铲、锸、削、凿、锯、矛、镞、弩机、鼎、釜等器物。舟山岛近年出有春秋前后的青铜锸、耨等农具，这些农具为双范合铸，刃部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该墓共出17件铜器，其中有徐式器数件，余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铜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该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南面敞开，无门窗，东西两面为长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顶为四坡式攒尖顶，顶上还竖一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整个图腾柱饰S形纹，鎏金灿烂。屋内分别塑有鼓师、乐师及歌手等数人，发髻、衣饰、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与房屋比例结构得当。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当时于越人青铜冶铸工艺的高超水平。当然，作为春秋时期越国引以为豪的青铜剑铸造，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相应的发现。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越王剑等，虽埋藏地下二千饰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所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于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越国政治军事上的崛起，当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在越国故都今绍兴西施山等地发现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镰、铲、削、锄、镘、犁铧、镞、剑、矛、凿等。绍兴城区及郊外15个乡近十年问共出土各类兵器和农具近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炼用的坩锅，证实此地是一青铜乃至铁器冶铸场所。与绍兴邻近的上虞、诸暨、嵊县等地，也有部分青铜器发现。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长兴、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几十年来都分别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国时期的青铜器。如仙居县秋山乡一东周时期窖藏中，发现有青铜犁头、钺、铲、锸、削、凿、锯、矛、镞、弩机、鼎、釜等器物。舟山岛近年出有春秋前后的青铜锸、耨等农具，这些农具为双范合铸，刃部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该墓共出17件铜器，其中有徐式器数件，余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铜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该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南面敞开，无门窗，东西两面为长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顶为四坡式攒尖顶，顶上还竖一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整个图腾柱饰S形纹，鎏金灿烂。屋内分别塑有鼓师、乐师及歌手等数人，发髻、衣饰、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与房屋比例结构得当。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当时于越人青铜冶铸工艺的高超水平。当然，作为春秋时期越国引以为豪的青铜剑铸造，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相应的发现。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越王剑等，虽埋藏地下二千余年，却仍显露其精美灿烂、锋利无比的真相。长兴县发现的近十件铜剑，虽出土于酸性土壤中，除外表一层水锈外，都保存完好，有的还光泽如新，锋利无比，闪耀着当年"锋锐锷利，以刺则入，以击则断"所向披靡的余辉。春秋战国时期于越是以军事强大而兴国的，因此当时的兵器铸造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末期越国的军事武装力量达数万人，假如每人以一件戈(重约0．25公斤)和十个箭镞(重约0．1公斤)计算，则这些军事武器装备所需的青铜量就要达数吨乃至数十吨之多。

从文献记载看，有关古籍对春秋前后越国的青铜冶铸技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越绝书》对越国的青铜冶铸活动记载犹多，对其采矿、冶炼、铸剑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如"赤堇之山，破而出铴；若耶之谷，涸而出铜"，等等。晋王嘉《拾遗记》说范蠡相越时，"铜铁之类，积如山阜"。于越著名的铸剑工匠欧冶子铸造的各种名剑，更为时人瞩目而倍受赞誉。如《苟子》说："桓公之葱，太公之录，庄公之冒，阖间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间，此皆古之良剑也。"当时著名的相剑家薛烛称赞欧冶子铸造的 "鱼肠"、"巨阙"等名剑时说："观其钣，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因此"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 "越王之一剑。一代名匠欧冶子因此也成为越国青铜冶铸业发达的典型标志，古人为此发出了"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子之巧 "的感叹。总之，商周时期越国的青铜冶铸业发展水平很高，其完全可以与同时期吴国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相提并论。当然，由于地下埋藏或考古发掘不多等方面的原因，从数量、种类方面看，其较之吴国略为逊色。不过，这不足以否定越国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冶铸水平的高低在于冶铸工艺而不在数量。春秋时期于越的青铜冶铸工艺水平以一代名匠欧冶子等为代表，足以与吴国的干将莫邪等媲美，这一事实无论在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中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属于扬越范围的今江西地区，自商代中晚期以来就开始出现青铜冶铸活动。前些年发现的瑞昌古铜矿遗址，最早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这是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矿采冶遗址。由于这个古铜矿遗址开采面大，产量也多，反映了早期扬越人青铜冶铸水平并不低。标志江西地区商代扬越人青铜冶铸活动的主要考古遗迹有吴城遗址和1989年底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清江县的吴城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铜锛、斧、凿、戈、矛、卑等小型青铜器，伴出的还有部分石模和陶模，证实这些青铜器确是当地越人铸造的。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商代大墓，是江南地区近20年来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其意义十分重大。据介绍，这座大墓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室内有一棺一椁，墓室中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其中出土青铜器485件、玉器754件(颗)、陶器356件。青铜器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精，铸工水平之高，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罕见。青铜器具有商代中晚期的作风，器型有方鼎、圆腹鼎、假腹豆、四羊基、提梁卤、直内戈、觑、鬲、瓿、铙、刀、耨、觚、短剑、单翼镞、靴形器、犁铧等等，其中不少种类在全国商墓出土物中是前所未有的。器物的纹样和装饰附件上虎的雕塑性动物形象极其盛行，独有的带状燕形纹也很普遍。从许多器物纹饰中密布几何形云雷纹等越地常见纹饰和铸造采用陶模与石模并用等方面分析，这些青铜器应是吴城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中国南方土著青铜文化遗存。

新干商墓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有一些器物与中原商代同类器类似，反映了中原商文化对南方越文化的影响和浸润。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器物属于越文化系统，如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两翼刃一长一短的镞、犁头以及靴形器、立耳饰虎雕的扁足鼎等，都独具风格。新干商墓这批铜器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古代部分地区的越人在商代中晚期就已经有了比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扬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此时已较发达，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甚至超过了同期中原商文化的水平。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一地区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仍有一定的发展进步。瑞昌铜岭古矿冶此时仍在开采冶炼，这一时期各地铜器的主要种类有刀、镞、矛、凿、钟、鉴、钩、鼎、盘等。从器物的形态看，清江吴城一期出土的一件凤鸟形捉手铜器盖上的凤鸟造型与器身的变体兽面纹都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如清江、靖安等地出土的器型风格，明显受吴越文化的影响。清江临江镇还出有"工渔"即"勾吴"等铭文的铜钟11件，显系吴国传人。总之，属于扬越地的江西地区，在百越民族系统中，其青铜冶铸业的起始年代较早，发展水平也较高，在百越的青铜冶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该地重要的瑞昌古矿冶，这一铜矿的开采冶炼状况下文将进一步予以介绍。

属于闽越的今福建、台湾及浙东南部分地区，商周秦汉时期也有一些青铜冶铸活动。见于福清东张遗址上层的3件残铜器及台湾圆山文化遗址上层的青铜双翼镞和环等小件青铜器，当是闽越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约当商代或略迟一些时间。1978年从崇安县取下的一具武夷山船棺身上，可以明显看到斧凿砍凿及刨削的痕迹，表明商末周初当地越人可能也已经制造和利用部分小型青铜工具用于木器制造业。西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在福建的光泽、崇安、浦城、政和、大田、建瓯、福安、闽侯、福州、南安、漳浦、武平等地都有零星发现，主要器型有锛、斧、矛、削、剑、匕首、镞、镘、钟等。这些器物大多较小，数量也少，总数约在30、40件之际。成批出土的青铜器仅见南安县大盈村1974年发现的一批器物，计有戈5件，戚2件，矛1件，匕首2件，锛2件，铃8件以及几件玉戈、璜等器物。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两件铜锛都作长条形有段状，与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十分相似。铜戚的近内壁饰有网状纹，铜铃的表面饰有曲折纹和波浪纹，这些纹饰与当地的印纹硬陶纹饰相类似。因此，可以肯定这批铜器为当地越人铸造，时代约当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崇安汉城有一些冶铁遗迹，但青铜器反而少见，近些年考古发掘仅见少数钟洗车饰残件等，与陶器、铁器不成比例。浙东南的临海郡安阳、罗江及台湾夷州的越人，至三国时期，据《临海水土志》记载："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然而当地越人的生产工具及兵器等，仍大多以骨、石器为主，铜铁器较为罕见。从上述分析可知，商周秦汉闽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在千余年的时间内始终是不发达的，他们的冶铸活动大致仍停留在铸造少量小型器物的水准上，铸造的器物也较粗糙不精，与吴越等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地处浙东南的东瓯，与闽越同属于东越族系。在汉武帝封东瓯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地亦有部分越人居住生息。临海市上山冯春秋战国遗址发现的二个窖藏中，出有青铜剑、矛、锸、耨、铲、锯、犁形器、釜、鼎、墩以及饼状铜块近50公斤。玉环县三合潭上层遗址出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矛、锸、耨、铲、镞、凿、鱼刺、鱼钩、斧、钺、锛等器物。这些器物可能与春秋时期的于越有关，但是这些青铜器的持续存在，对东瓯人的青铜冶铸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时至三国，临海郡的安阳、罗江等地的"安家之民"才会"其地亦出铜铁"，尽管这些地区的冶铸业是不太发达的。

属于扬越的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商周时期虽然当地混杂有一些濮、越民族，但居于此地的部分越人在青铜冶铸活动中仍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风格，两地的越式青铜器仍有不少的数量。如湖南零陵菱角塘西周遗址，出有典型的越式鼎，这些鼎立耳、浅腹、条形足。在资兴等地越人墓中也有出土。此外两地还出有蚕式尊、几何纹壶、越王剑、矛等器物。矛的中脊往往饰有变形铲币状图案装饰，其上饰一"王"字形，或铭"越王"二字，故称"越王矛"。这种矛在长沙浏城桥，益阳新桥、宁乡，衡阳周家坟山等处均有发现，造型纹饰与南越等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靴形铜斧在衡山、江华沱江、耒阳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图形装饰的人物多持斧钺，身佩环首刀，出没于荆棘丛中。越式铲在湘乡、零陵、祁阳、常德、邵阳、武岗等地均有发现，说明越人分布范围远及沅江流域。湖北崇阳出土的铜鼓，与福建闽侯黄土仑商周遗址出土的陶鼓模型形状几乎一致，与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屋模型中的铜鼓也较类似，它们都是一横置的橄榄状鼓身，下置鼓架，与西瓯骆越等地出土的铜鼓不同，属于另一种越式鼓。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古矿冶遗址遗物，包括炼铜竖炉及铜铁器等。1985年鄂东南的阳新县富池镇又发现港下古铜矿遗址，清理出竖井、平巷及铜锛、削等遗迹遗物。鄂东南地区的古铜矿最早年代可能早到西周晚期，而这一时期活跃于此地的居民是扬越人而不是楚人，因此有学者认为铜绿山铜矿是先由越人开采而后易手于楚人的。

从总的情况看，商周时期地处湘、鄂部分地区的扬越人，已有一定规模的青铜冶铸业，器型及制造风格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在数量上虽不能与吴、越地区媲美，但也不在少数。如1978年发掘的资兴旧市春秋墓，20座有随葬品的墓中共出铜器60件，器型有鼎、矛、戈、镞、镦、剑、锛、斧、削、钺、铜条、铜片等，铜器占出土物总数的52％。当然，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扬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最大的成就当在于开采铜矿，这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作介绍。

南越地约为今广东及与广西部分交界处，商周以来，当地越人在中原及楚文化的直接、间接影响下，青铜冶铸业始有起步，至春秋战国秦汉间，达到很高水平。目前已知南越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当为饶平出土的一件铜戈，其铸作粗糙，造型风格不同于中原内地，当为本地产品，年代约为商末周初，表明此时已有青铜冶铸活动。春秋时期，南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青铜器无论在质量、数量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度。清远马头岗曾连续发现两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都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此后又在肇庆、四会、龙川、罗定、佛山、怀集等地先后发现38座同时期墓葬，共出文物879件，其中铜器719件，占总数的80％以上。这些器物有鼎、孽、鉴、益、壶、盘、缶、编钟、钲铎、剑、矛、镞、钺、斧、凿、削刀、匕首、人首柱形器等达50余种，其中兵器和工具占大多数，达593件之多。与广东近邻的广西、湖南等部分交界地区，也出有部分青铜器，如灌阳、贺县、恭城等地出土的耨、饶、尊、人首柱形器等。春秋战国时期南越地区的青铜器成分比较复杂，这些器物中有的为中原、楚地乃至长江流域地区流人的，有的与西瓯、骆越乃至西南滇濮民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主流看，应该看到当地越文化的因素在青铜器中仍占重要地位。如各地出土的削刀、附耳筒、圆球形器、人首柱形器、越式鼎、"王"字形矛等，都极具地方特色。广东罗定、四会鸟旦山、清远马头岗、肇庆北岭松山等地墓葬出土的"王"字形矛，黥面贯耳的人首柱形器，饰有勾连雷纹，S形圆涡纹的附耳筒等，可说是此时南越地区越式青铜器的代表器物(图5-3、图5-4、图5-5)。当然，从总体上讲，此时南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尚处于初创阶段，发展的步伐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受中原、楚地、西瓯骆越及西南百濮等民族的多方影响，其青铜冶铸的文化内涵也显得复杂特殊一些，这是吴、越、闽越等地所没有发生的。

秦汉时期，南越的铜器冶铸业虽然受到新兴的铁器的挑战，但其发展水平并没有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一定的发展进步。《广州汉墓》介绍的近几十年间广州地区发现的182座西汉早期即南越王时期墓，其中90座出铜器，器形类别有容器、盛置、炊煮、日用、兵器、切削、车饰、乐器、服饰、钱币等。其中有瓿、壶、扁壶、蒜口瓶、钫、樽、卮、提筒、鍪、釜、甑、锅、觑、蚕、鼎、洗、熏炉、剑、戈、矛、镦、弩机、镞、削、锛、各种车饰、铃、饶、鸡形钮饰、铜牌、俑、带钩、指环、印章、镜、珠、半两、铜帽、铜条等约六七百件。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使我们对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冶铸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据报道，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有镜、熏炉、提筒、盆、串珠、镞、剑、弩机、弹丸、框架、支灯、带钩、鼎、鉴、方炉、叵、卮、勺、车饰件、帐钩、钮钟、甬钟、铙、锤、钫、瓿、壶、罐、鍪、洗、锯、杵、臼、钲形器、镦形器、牌饰等三四种，剔去镞等小件器不算，也有好几百件。这批铜器除少部分为楚器及中原内地制作之外，大多为本地铸造。如不少鼎、钫等刻有"蕃禺少内"、"蕃禺等铭文。一套8件的铜铙，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 "铭文。文帝即南越文帝，九年即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方炉炉盘长61厘米，宽52．5厘米，周缘铸蟠龙纹，每边有铺首提环，炉底有四个活动的铜轮，可以推动。与小方炉一齐出土时，炉内塞满黄土泥范，表明这些炉未经去范处理便人葬，显然为本地铸造。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铜器，许多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提筒、越式鼎等，为先秦岭南等地传统的越器。不少铜器器型很大，铸造技术复杂，构件繁多。如越式大鼎，高55厘米，口径51．7厘米。炉底附有铜轮推动的大方炉，结构复杂的铜支灯、屏风框架等，都反映汉代南越人的青铜冶铸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图5-6、图5-7、图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