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名录列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2收藏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名录列表,第1张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古文献中,“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先秦古籍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族,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或“诸越”(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广东被称为“南越”。隋唐以后,“粤”字意义收窄,指岭南地区,或称“南粤”。直至近代,两广仍然称“两粤”。民国以后,以“粤”字作广东省简称。古国时期,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岭南苍梧古国统治地域,而广东的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吴越族系所建古国。广东地区,从古国时期开始,就是多种文化汇合并存的地方。 广东 历史 久远,是太古时代“南海盘古国”所在地。距今60万年至80万年前境内已有人类活动遗迹。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智人(马坝人遗址)。距今14万年前广东先民就驯化了水稻,或成世界稻作文明源头。宋 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纪》载:“粤有天皇,是曰天灵, 望获 强尊”;以木德王天下。《三命通会》:“天皇氏继盘古氏以治,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考古研究发现,广东地区是中国人起源地之一。全基因组分型研究结论表明,远古先民史前时期进行了从南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学术界已公认距今四五千年的广东石峡文化已出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与中原有经济文化往来。 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岭南地区出现不少古方国实体。广东境内,在珠三角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有“儋耳国”、“雕题国”等等。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在正史记述中岭南至秦军南下带来先进技术始融入文明,但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 历史 的误会”,近代相继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实证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秦朝时期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所夺取的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个县,郡治番禺。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属长沙郡。这是广东 历史 上有现存文献记述的第一次划分行政区。 秦将赵佗任龙川县令后,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五十万的居民至岭南。从中原迁来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朝廷认为一举两得。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战后驻留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士兵补衣服”。秦朝最终批准这个申请,但是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妇和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危,委任龙川县令赵佗代职;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际,封关、绝道;三年后,兼并岭南的桂林郡、象郡;于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定都广东番禺。 2、两汉时期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遣大夫陆贾使南越。赵佗受汉高祖所赐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南越国遂成汉藩属国。刘邦死后,吕后临朝,从经济上制裁南越国,并发兵南下攻打南越国,赵佗抵抗并反攻到湖南一带,断然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公元前179年,吕后死,汉文帝刘恒即位,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赵佗再次接受了陆贾的劝说,除帝号复归汉朝,南越国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其后代续任了四代南越王。 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国。汉朝将南越国地划分为9个郡。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又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东汉末,交趾部改为交州,除监察权外,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交州辖下的整个南海郡(粤中、粤东),还包括苍梧郡、合浦郡、荆州桂阳郡和扬州豫章郡的一部。其中南海郡较秦代增置3个县:揭阳、中宿(今清远)和增城。 东汉末,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吴国的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抵番禺。217年,步骘把交州州治从广信东迁番禺。264年,东吴为便于治理,又把南海、苍梧、郁林、高梁4个郡(今两广大部)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广州由此得名。广信是两广之“广”所在地。两广以广信为分界,广信之东谓广东,广信之西谓广西。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起,将交州治所从苍梧(梧州)迁到番禺(广州市)以后,才有广州的崛起。东吴时期,今广东省境除广州辖下的4郡外,还包括荆州始兴郡和海南岛。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达37万余人。西汉末期,中原 社会 动乱不断,入粤移民陡增,至东汉永和五年,在册统计人口达86万余人。 3、魏晋南北朝 西晋时,今广东省腹地属当时的广州,粤北属荆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属交州。南北朝时代,中国政局南北分裂。增设的州、郡、县多集中在粤中、粤西、粤北地区,粤东地区设置较少。因为当时粤东农业经济没有粤西发达,交通也没有粤西方便。隋初,设广州、循州(今惠州)两个总管府统领诸州。隋炀帝废州为郡,改为郡、县两级,大加省并,今广东省境分属10郡、74县。晋代时期,由于北方五胡乱华,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纷纷逃到东南沿海,晋代岭南移民被称之为“流人”。 4、唐宋时期 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655年以后,5府皆隶于广州。唐朝中期潮州汕头一带曾经隶属福建,属闽州都督府和福建节度使等。756年,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东道治广州,广东属岭南东道,这是广东省名中“东”字的由来,也是两广分为东西的开始。 五代十国时期,岭南为南汉王刘氏占据,行政区划基本上继承唐朝的建制。南汉升广州为兴王府;南汉后期,全境共辖60州、214县。后梁贞明三年(917),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立国,国都广州;国号初名大越,年号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南汉立国后,承袭唐朝典章制度,并大体沿用唐代官制。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广南东路14州和广南西路境内的7州,共61县。宋朝对唐制有所继承又有所调整。粤西及海南岛裁撤8个州,而粤东、粤北除循唐制外,仍保留南汉所增置的4个州。北宋灭亡和南宋末年,两度形成士族豪门、平民百姓和抗元将士南逃,两宋时期的移民潮从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两晋。 5、元明清 元朝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转机构。今广东省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道治在广州,海北海南道道治在今雷州市。元代,因战争原因,人口一度有所减少,至明代中期,又增至近400万人。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广东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而且,过去长期与广西同属一个大区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划拨广东统辖,结束了广东以往隶属不同政区的状况,广东省区域轮廓自此基本形成。终明之世,广东设10府1直隶州,统辖7州75县。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迁徙岭南。 清初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关分省、道、府、县4级,但将明时的布政使司正式改称为省。“广东省”名称正式使用,所辖范围与明广东布政使司相同。清代广东省最南的辖境是南海诸岛的曾母暗沙。西沙群岛(时称“千里长沙”)和南沙群岛(时称“万里石塘”)属于广东省琼州府的万州管辖。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北宋时期中国政府已在此行使主权,清政府更是经常派水师巡视。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全省在册人口已达14487万。至鸦片战争前夕,更达22864万,跃居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1841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香港(时属新安县)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7年,葡萄牙诱逼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侵占澳门(时属香山县)。 6、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1月9日,广东便实现“和平光复”,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广东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广东军政府执政期间(1911年11月-1913年8月),贯彻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法令。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1921年,成立广州市政厅。1921年5月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1925年6月24日,国民党中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19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7月改广州市政厅为广州市政府。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区、县和市,实行委员制。广东省政府下设广州、北江、东江、西江、南路、海南6个行政区,每区设一行政委员,代表省政府处理本区事务。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广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把行政督察区分为省府直接督察区和专署行政督察区两种。省府直接督察的有南海、番禺等12个市县,专署行政督察区则分为11个区,共辖88个县。 7、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全省共设珠江、东江、西江、北江、粤中、南路、兴梅、潮汕、琼崖等9专区,共辖7市98县,广州市为中央直辖市。1952年,广东省和广州市由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将北海市及钦州专区划归广西,广西的怀集县划入广东。1954年,广东省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原由中央直辖的广州市划归广东省管辖。1955年,广西的北海市和钦州专区所属各县划归广东省,并更名为合浦专区。1965年,北海市及合浦专区所属各县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1979年,原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改设深圳市,原属佛山地区的珠海县改设珠海市,均由省直辖。 广东省直辖广州、海口、汕头、湛江、茂名、佛山、江门、深圳、珠海、韶关等10市,分设韶关、惠阳、梅州、汕头、佛山、湛江、肇庆等7地区和海南行政区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辖14市、92县、3自治县。1981年,设立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由海南行政区直接领导。1983年以后,开始实行市管县、乡镇管村的新体制。1988年,中央政府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另设海南省;同年,广东开始取消地区设置,另设18个地级市(后增加到21个地级市),全面实行地级市管县体制、以及乡镇管村体制。

是百越族。

《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部落,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

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部落,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江西湖南一带)、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西部一带)、或称“骆越”(即雒越,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

“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北方中原诸部落(国)对南方越地诸古老部落(国)的泛称。

北方中原人在文字上对南方“百越”的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前292-前235)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扬”即“扬州”,在今江苏境内的长江北岸;“汉”即“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东南走向注入长江。也就是说,汉江、长江以南都是“百越”之地。

扩展资料:

古代的百越部落分布于从长江、珠江、红河到湄公河流域的广阔地域。国际学术界认为“百越”与现代的汉族(古越人融合南迁中原人)、黎族、京族、高山族、水族、壮族、侗族、畲族等诸民族有诸多亲属关系。

当代百越后裔总计有约4亿1550万人,其中2亿5500万人是汉族,占了百越后裔总人口的613%。

其中,分布在中国属于汉语族的约1亿1500万人口闽民系、约7700万人口的吴越民系、约6000万人口的广府人及约300万人口平话人与古代百越部落有着深厚的历史亲缘关系:

分布在中国和越南,属于孟高棉语族约8000万人口的京族也与古代百越部落有着深厚的历史亲缘关系:

分布在台湾岛属于台湾南岛语言约50万人口的高山族与古代百越部落有着深厚的历史亲缘关系。

有学者认为,百越长期以来作为南方的主体民族,曾经与许多外系统民族接触交流,也发生了一定的基因交流。

浙闽地区曾是百越的主要政治中心,所以这一地区现代的汉族群体中保留了相当比例的越族特征遗传标记。以M119突变比例为例,上海和浙江都是26%左右,是全国汉族中最高的,其次是广东20%、安徽18%、辽宁和湖北17%、江苏16%、江西14%、湖南13%、河南11%、山东9%、四川7%、云南4%。

—百越族

—百越

广东人的祖先是中原迁移来的,要看哪一代,间接中原迁移来和直接中原迁移来你说的广东人,广东人分客家人、白话人、福佬人、四邑人、阳江人,石歧人、粤北平话,畲话、军话、 疍家人,族谱多是江西福建,广东人的祖先是江西福建迁移来的,江西福建的祖先是中原迁移来

客家人,族谱,祖先从中原迁移来

白话人,族谱,祖先宋末从客家话中心南雄珠玑巷,江西,闽西迁移来

福佬人,族谱,莆田县志,雷州人和潮汕人明朝大移民和清初迁海复界从莆田迁移来,海陆丰的漳州裔清初迁海复界迁移来,中山石歧东部莆田成分多,南部三乡闽南成分多,西部福州成分多

四邑人,族谱,宋代江西,福建莆田福州等

阳江人,族谱,福建,北方,江西等等

粤北土话人,族谱,北宋河南滑县部队和部分江西人,亲缘方言平话和湘南土话

畲话人(围头人),族谱,江西吉水等,分布在粤东边缘,客家话和白话杂处区的混合语

军话人,族谱,江西

疍家人,传说祖先为卢循水上起义失败的移民,和陈友谅部下等,亲缘外省九姓渔民

两广之“广”字源于先秦古地名“广信”。两广以广信为分界,广信之东谓广东,广信之西谓广西。

两广的范围曾是古代的百越之地,先秦时期两广分属南越、西瓯、骆越等部族。先秦时中原人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或“诸越”、“百粤”。隋唐以后,“粤”字意义收窄,指岭南地区,或称“南粤”。

可以。根据查询广州图书馆信息显示:图书馆并没有规定最短借阅时间,可以每天借每天还,但需按照规定借书还书流程借阅归还。广州图书馆位于广州市珠江东路,是广州的文化窗口,201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国家一级图书馆,201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该图书馆为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人物生平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 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 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 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 ,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F,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书法成就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文学成就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古籍记载

《南越笔记》卷四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明史》列传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 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尧山堂外纪》

陈白沙下第,有神见梦于人曰:“陈先生卷为某投之水矣。”先是,献章寓居神乐观,科道群公往来请益,既而某被劾,疑出白沙,故特恶之,且曰:“彼戴秀才头巾尔,动人若是,脱居要路,当何如耶?”揭晓,编修李东阳为同考官,主《书经》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叹恨。(戬,字景元,安福人。后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陈白沙应诏之京,道过南安,太守张东海欲用曹参礼盖公故事,款留数月受教,白沙不可,东海不能强。

按察使薛纲始疑白沙,及见,即欲解官从学,有诗曰:“欲抛事业留门下,老骥那能学骏奔。”进士姜麟以史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至京师,有问之,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宪庙升遐,哀诏至广,白沙哭之恸。

白沙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都御史邓廷瓒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辅出使外夷,以其师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数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有诗曰:“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根万茎秃。”

弘治间,李若虚任广之宪使,有以旧交谒者,若虚转致以见白沙,并求言赠之。白沙少学于临川吴聘君。询知其人所居,与旧同学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为里,乃以幅纸写一绝云:“居邻厚郭一鸡飞,桂树于今大几围?老忆旧时灯火伴,青山何处望霏微?”桂树,乃昔游丰城时见胡庭之所植也。盖以宪使代请,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轻言。故赠之如此。

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数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辞吾君。”复作一诗云:“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白玉楼。”曰:“吾以乱世。”殁之日,顶出白气,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人物评价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同时,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评论陈白沙的理学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王守仁)而至大”,甚为赞誉白沙学说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概括陈白沙的理学思想面貌时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现代学者章沛教授在其《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推崇陈白沙,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接触的哲学家、理学家,是有明一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新的评价,把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归结为:“自然道论——自然人论——心——涵养论——世道论。因而明确地得出陈白沙哲学的主要范畴体系,即”道——人——心“的科学系列,展示了陈白沙哲学本系论朴素唯物的主要基本方面,指出陈白沙的自然观”采取了关于“道”的朴素唯物的观点,给予“道”以和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位置。他(陈白沙)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也修正了道家传统的“道”的超绝观点,发挥了“道”与整个客观宇宙同一的意义。

后人研究

1、《陈白沙与江门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2、《白沙心学与道家思想》,张云华,广州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代大儒陈白沙》,曹太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4、《广东大儒陈白沙》,陈占标,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

5、《陈白沙诗文笺疏》,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

6、《白沙采青》,欧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9月。

7、《陈白沙诗文选》,关步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8、《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黄明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9、《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白沙理学与江门学派》,张大年,饮水书室 ,1998年4月。

10、《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云华,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1、《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2、《陈白沙诗笺》,陈奇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13、《陈献章集》(上、下),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陈献章评传》,黄明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刘兴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陈白沙诗学论稿》,章继光,岳麓书社,1999年。

17、《陈白沙新论》,杨曙星、王伟雄,花城出版社,1995年。

18、《The Search for Mind:Chen Pai-sha, Philosoper-Poet》,Pau1Jiang,Singepore University Press

19、《白沙学刊》第1-4册,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3 ~ 1967年。

20、《白沙心学》刘兴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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