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甄正论》中，老子在古籍里发现了“佛法”的奥秘，西出函谷关是为了找释迦牟尼佛拜师学道。谈及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之祖”老子绝对榜上有名。后来东汉末年，天师张道陵创立“天师道”一脉道教，老子更是被神格化为了“太上老君”。相传老子当年在古籍中发现了一个秘密，于是便留下了《道德经》之后西出函谷关而去。这该从何说起呢？

这个说法，起源于唐代佛教典籍《甄正论》。这部经书中记载，道家之祖老子，从失落的古籍中，查找到了“佛法”的存在，并且对其心向往之。几经考证之后，他终于出发，西出函谷关前往天竺，拜释迦牟尼佛祖为师，从此“抠衣学道”，不知所踪。

老子将就释迦抠衣学道。故遥尊曰师。并是老子西升经文既称佛是己师。

这样的说法，当然只不过是佛教的“一家之言”而已，也不可能是事实的真相。它反映出来的，无非就是自古以来，佛教道教两家之间的互相攻击，明争暗斗而已：其实“拜佛为师”这种说法，也只不过是佛教徒对道教的一次反击。在晋朝，佛道两家摩擦频繁，东晋道士王浮，为了证明道教道统胜于佛教，就杜撰了《化胡经》，所谓“化胡为佛”的说法就是从中而来的。上面记载，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化名释迦牟尼，建立佛教。佛陀，也只不过是“太上老君八十一化”之一。

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唐代的佛教徒，就如法炮制的了一个“拜佛为师”的故事版本，和“化胡为佛”相抗衡。这两种说法当然都不是真相，在历史上，老子西行之后，就“不知所踪”。

此问嘉会深感失望。尧舜禅让之典，是中华民族传颂的美德之一，就像大家的姓氏，事过久远，古籍缺失，我们既不可能证明它的真实性，也没必要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们会怀疑自己姓氏赵钱孙李，是先人杜撰的吗？民族传统属于文化的范畴，有些属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信仰和心理，不接受质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自私、虚伪、狡诈盛行，就去否定氏族时代曾经民风淳朴、天下为公。

关键是问者怀疑儒家杜撰历史，而答者多添油加醋，说明时下国人多不读书，或捕风捉影臆说不止，或当文革留声机大放厥词，此等对自己民族传统施于刀砍爷斫的恶劣思潮，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是批评儒家某些观点主张时过境迁，或许嘉会还会点赞。但抹杀儒家对中国古史构建的不朽之功，则属于无知了。

儒家非但未曾杜撰上古虞夏之书，反而以其六经等为中国古史开辟道路。《尚书》出自鲁太史所藏的王室公牍，孔子汇编以作为课徒的教材，以至流传于今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文明不息、浴火涅槃的世界大国，这得感谢早期儒家。是他们传承了周王室的文书档案、三代典章制度，从而形成了华夏最早的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经典，使中国文化根深枝散、繁荣滋长。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不仅是继往开来的文化巨人，也是百家争鸣的奠基人，更是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华大地不断走向民族融合、走向国家统一的文化符号。二十四史，从《史记》至《明史》，也是儒家的力作。否定儒家，我们又何以知史呢？无孔门六艺，就算墨、道、法、兵等诸家，也无从得知三代以往！墨家读儒家经典以知古，法家出儒家之门，并无疑义。老子道德三千言，是不言史的；而庄子精通儒经，则是很明显的。

尧舜禅让之典出自我国史书之祖《尚书》。《尚书》先秦但谓之《书》，“尚”字盖汉初伏生传二十九篇时所加，因其为“上古之书”。《尚书》本汉人之旧称。称《书经》者，宋以来之通称，因先秦即为“六经”之一，其后五经（汉初乐已失传）、七经、九经以至十三经，此书均在列。故历代以“经”誉之，而不入史书之目。

“书”本义为公牍。所以瑞典考古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尚书》译本，书名为《The Book of Documents》，甚得其实。

“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尚书•召诰》）其“书”为诰命之公文。

“明启刑书胥占。”（《尚书•吕刑》）其“书”为政府所颁之法典。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诗•出车》）其“书”为征召服役之命令。

书成为书籍的通称，始见于鲁昭公二年《左传》：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根据上引史料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说：平王东迁雒邑后，鲁国所存与周王室有关的文献独丰。以今存《尚书•周书》的二十篇来看，实际都是周王室及诸侯国的重要公文，涉及周公及鲁国者达十一篇之巨。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尚书》各篇出自鲁太史氏所藏之档案，是孔子拿来作为教授生徒教材的。

《史记》《汉书》皆无孔子删书之说，其说出自《尚书纬》，故郑玄述之。然书纬出于哀平之际，盖因史迁“孔子删诗之说”而臆断之，实际为张霸伪“两百篇尚书”张本。自《毛诗正义》以来，论孔子删诗者甚众，都谓其不足信。所以孔子删书之说，实则无稽之谈。

差不多吧，古人的记载往往就是寥寥数笔，这里面既没有相貌的描述，也没有武器的描绘，比

如双方战争，可能史书中几个字，某某与谁战于某地，某某胜，这么点字，根本没有太多的篇

幅去描绘更多的篇幅，这主要是因为蚩尤这个时间实在是太过久远，本身就已经差不多算是神

话的范畴之内了，史书也不好太过于细致的描绘胡编。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0 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你所说的方合，应该是指寅午戌、亥卯未、巳酉丑、申子辰这四个局。事实上，这四个局，更应该称为三合局。如果你阅读过隋朝萧吉的《五行大义》，应该知道这是取自十二地支的生旺死绝表，把每种五行的长生、帝旺、墓挑出来，组合而成的一个局。实际这个简局代表了五行聚合的一种力量，也可以理解为精粹版的小十二长生表。

后来，被引申到命理当中，很多人就称为地支三会局。也有叫地支三合局的。实际上，叫三合局更为妥当。三会局应该是指地支成一方气势，会成一方的时候所形成的结构，比如寅卯辰、亥子丑、巳午未、申酉戌。地支会成一方，力量要远强于生旺墓的三合局。

这就是三会局和三合局。称之为方会、方合。

合理中的三刑，就是由方会和方合匹配，从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