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汤祈雨算是一件大事？

这就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商灭夏后不久，而大背景则是不把人当人的奴隶社会中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文明早期，汤王祷雨的这一壮举，不唯一己，而为大众，作为一国之君的作为，明显带有国家行为的色彩；汤王不惜以身为牲，为民请命的行为，体现着 “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谁心中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记住谁，或许这就是汤王祷雨在阳城得以千古传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汤王祷雨在商汤文化中最具生命力。

商汤执掌王权之后，虽然有伊尹和仲虺两名贤相的辅佐，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五年之内，商都附近都一直持续大旱，骄阳似火，导致河井枯竭，土地龟裂，作物全部枯死，颗粒无收。《管子·轻重篇》说“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连续七年大旱，不仅禾苗草木不生，人民牲畜也是白骨遍野。商汤刚刚接管天下，便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

大家都认为这是天帝所为。商代的卜辞中也有“贞（问）：不雨，帝佳旱我。”的记载，意思就是商汤占卜问说：不下雨，是天帝降给我的旱灾吗？《小戴札·表记篇》认为那时候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所以旱灾发生后，不仅商王汤派人郊外设立祭坛，祈求天帝除旱下雨，就连普通的商民也都日日跪在太阳下面祷告。可是骄阳似火，有不少商民便扛不住炎热，多有因此毙命的，中暑的就更数不胜数了。商汤更加焦急了。

为了解决干旱——这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汤命人在郊外燃烧积薪，并以白牛、白羊、白猪、白狗作为牺牲，祭祀上帝。祭祀的时候，主管祭祀的史官手捧三足鼎，鼎内盛装的都是牛羊的内脏，并按照汤的吩咐，非常虔诚地向天地山川祷告，并举了六条责备自己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王政事没有节制和法度？是不是使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是不是因为有官吏贪污受贿？是不是因为有小人进谗言、倒行逆施？那是不是有女人无故干涉国家政体？还是我们把宫室修得太过华丽？既然都不是，为何还不下雨呢？”尽管官吏如此天天虔诚地祭祀，苦苦哀求天帝，可是天上晴空万里，依然没有丝毫要下雨的意思。

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大旱还如第一年那样，汤实在是没办法了，便命人在桑林边设了一座祭坛，自己也要像普通百姓那样去祈雨。祭祀之前都要占卜，史官占卜后说，要用活人作牺牲，上帝才肯降雨。汤认为，祈雨本是为民，为了人民而残害人民？绝不可以。如果一定要用人牲，那就由自己充任。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洁身，袒露上身，跪在台前向上天祷告：“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勿因我一人之过，而伤害万民的性命！”祷毕便坐到柴堆上。正当巫祝要点火燃柴，乌云突然四起，大雨骤然而至，旱情立时便解，万民是一片欢呼。他们为了颂扬汤的德行，作了一首乐曲，就取名为“桑林”，后人也称其为“汤乐”。

“桑林”后来成为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社”（土地神）同。直到春秋时代，“桑林”仍是万人瞩目的盛大祭祀活动。“桑林”之祭所用的乐舞，也就沿用其祭名，称为《桑林》了。

商汤祷雨，历史上有诸多记载。据《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数千里。”

所谓“人祷”，即“人祭”。而人祭是一种古代的祭祀礼俗，是将活人作为祭品来祭祀神灵，而这祭品，通常是要被杀死的。

人祭最先起源于原始社会之间的部落战争，因为还是野蛮时代，所以凡俘虏者，妇女娶为妻，儿童或收养或杀害，男子则杀祭于祖先灵前，以告胜利。或许就像独行的狮子进入狮群，必然杀死公狮及幼狮，却保留母狮一样。

河南陕县邯郸涧沟曾发现龙山文化杀祭坑，其中有五至十岁的儿童骸骨，便是人祭。商代之后，杀祭的人数多则三、五百人，而且次数频繁。其方式有伐（以戈砍头），刿（割杀），施（剖腹掏肠，或称刳、剔），磔（张裂风干被刳剔的人牲），火（即灸，炮烙人牲），鼐（即烹煮人牲），焚（焚烧人牲），舀（活埋），俎（即菹，做成肉酱），彝（杀而陈尸），等等。据古籍所载，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祭发生在玛雅，当时为了祭祀太阳神，一共准备了三万多名人祭，光杀死这些人祭来准备典礼，便花了三天的时间。

春秋以后，人的价值提高，儒家“仁义”之说兴起，提倡“以人为本”，人祭现象大量减少。但用敌方首领杀祭于社，仍然存在。此后，聚众起事，发兵出师也常有用人头盟祭者。

人们认定是汤的为民牺牲感动了天帝，才使得天降甘霖，旱情解除。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最早的应该是《竹书纪年》，它说：“（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吕氏春秋·顺民》说：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几乎同时 《尸子》 （尸子是秦相李斯的老师）卷下：“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汉初，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之后的历史记载绵延不绝，至今阳城山野间的老农都能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

经过汤舍身秋雨的事件后，商才算正式在人民心中站稳了脚跟。汤临死时托孤于丞相伊尹，让他尽心辅佐自己的子孙。伊尹能不负汤王所托吗？

龙是中国等东亚区域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常用来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龙的传说等龙文化非常丰富。

龙的形象最基本的特点是“九似”，具体是哪九种动物尚有争议。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而这些已经是晚期发展而来的龙的形象，相比最初的龙而言更加复杂。[1] 

《张果星经》云：“又有辅翼，则为真龙”，认为有翼方是真龙。[2]  如西周有大量身负羽翼龙纹器皿，乃至青龙在先秦纹饰中也有羽翼，一说青龙为祖龙。[3]  封建时代，龙是皇权的象征，皇宫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第五，在《礼记·礼运第九》中与凤、龟、麟一起并称“四灵”。[4]  而西方神话中的 Dragon，也翻译成龙，但二者并不相同。

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可见于中国经典中的生物，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实体，但其形象的组成物源于现实，起到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

龙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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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辞书之祖《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关于龙却只字未提。宋人罗愿为尔雅所作的补充《尔雅翼》中，却有“释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同为宋人的书画鉴赏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到了明代，龙的形象更加具体丰满起来，《本草纲目·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通过曹操之口，概述了龙的特点：“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

清代袁枚则在《子不语》中写到“雷雨晦冥，龙来哀号，声若牛吼。”[6] 

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龙的形象特点为九似：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

从数千年前无信史可考的文化时代到殷商、西周，再到战国先秦，关于龙形象的器皿、纹饰一向层出不穷，有翼、无翼，有角、无角，更有良渚文化的兽身龙、查海遗址的蛇形龙，其形象也多有不同，故而有学者认为，龙的起源、源头众多。[7] 

西汉（包括王莽时期）的龙形象身体细长，似蛇形，身尾不分，末尾有鳍。头部似鳄鱼，整体较瘦长。分为有翼、无翼两种。有的角似牛角，细长，前端略带弧形。上下颚等长，上下唇分别向上下翻卷。分为有无两种，翼为鸟翅形。兽腿，短粗。足部分为兽、鹰足两种，三趾。

而到了东汉，龙体粗壮，似虎形，身尾分明，个别有鳍。 角似牛角。角下都出现突起的棱，顶端前卷，也有类似鹿角的。 且都有翼。兽腿较长。 以虎的形象为主，其他动物形象辅之。

建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龙体较细长，似虎形，身尾分明。头角略似鹿角。羽翼分有无两种，有翼的龙形状仍旧为鸟翅形。腿为兽类，长。[8] 

南北朝至隋时，龙体细长，似虎形，身尾分明，颈和背上出现焰环。龙翼依旧分有无两种，出现飘带形翼，鸟翅形尚存。四肢上飘，有长的兽毛。

唐宋时期，体粗壮丰满，回复到蛇体，身尾不分，脊背至尾都有鳞，宋代时尾上则有一圈鳍。吸取了狮子形象的特点，圆而丰满，脑后有鬣。 唐代时出现分叉鹿角，前期略似鹿角尚存。 上唇很长，顶端成尖形，下唇短而不再下卷。 龙翼已经都为飘带形。 宋时出现四爪的足，后肢和尾常交叉盘旋。[9] 

“龙”虽然在英文中一般翻译为“dragon”，而欧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与中国传统的龙除了外观容貌上有一些相似外，背景和象征意义都分别甚大，但其实并不只是如此。

在基督教流行之前，西方的“dragon”一直是维京人、塞尔特人和撒克逊人的民族象征，这点和东方龙无异。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壮大，龙和蛇的负面涵义被放大，其在《新约全书》的启示录中被描绘为邪恶的“古蛇”、“魔鬼”、“撒旦”，从此西方龙就常与邪恶画上等号。[10] 

西方恶龙

但是西方龙与东方龙的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的区别。就如同毛主席和其他伟人所说的：“好与坏，善与恶，在任何事物身上都是同时存在的，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目前全世界更多的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好和绝对坏的东西，而且好坏的评判往往还与评判者自身的立场有关－这就是辩证的思想。虽然还没有确切可靠的证据能证明龙是真实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但它在人类所留下的传说中显然也同样符合辩证法。

有中国学者提出把“中国龙”的英文翻译改为发音与汉语接近的“loong”，但目前尚未得到广泛认可。欧美人习惯称中国龙为“Chinese dragon”。[11] 

青龙：为“四圣”、“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天之四灵”之一，又称为苍龙，代表东方，青色，因此称为“东宫青龙”。

青龙

应龙：又名飞龙，亦作黄龙。背生双翼的龙，据《述异记》记载：“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又千年为应龙。”据说当年轩辕帝有名大将就是应龙，主要功绩有斩杀蚩尤、夸父。

虺（huǐ）：《述异记》载：“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是龙的幼年期。

虬（qiú）：虬龙是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一说是无角的幼龙。《说文解字》：龙无角者。各本作龙子有角者。今依韵会所据正。然韵会尚误多子字。李善注《甘泉赋》引《说文》虬，龙无角者。[12] 

螭（chī）：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类龙生物。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13] 

蛟（jiāo）：一般泛指能发洪水的有鳞的龙。[14] 

角龙：指有角的龙。据《述异记》记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

火龙：《清史稿》载：“浮山有龙飞入民间楼舍，须臾烟起，楼尽焚”、“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葭州赤龙见于张体两川围中。六月初七日，高平火龙见于石末村”、“五十六年六月，莒州赤龙见于龙王峪，先大后小，长数丈，所过草木如焚”。

蟠龙：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庄梁上、天花板上的龙均习惯地称为蟠龙。在《太平御览》中，对蟠龙又有另一番解释：“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把蟠龙和蛟、蛇之类混在一起了。

云龙：云雾缠绕的龙。

望龙：头部呈侧面的龙。

行龙：传说鲤化蛟，蛟化龙，而当龙达到一定境界时，会化为行龙。

鱼化龙：鱼化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古代早已有之。《说苑》中就有“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的记载，民间流传的鲤鱼跳龙门，讲述的就是龙鱼互变的关系。

鱼化龙

蜃龙：蜃栖息在海岸或大河的河口，模样很像蛟，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蜃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就是从口中吐出的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幻影。这些幻影大多数是亭台楼阁，是谁都没见到过的豪华，从窗口里可以看到穿戴华丽的人们在活动。这就是常说的海市蜃楼。

除此之外，在一些典籍里还记载了龙的“衍生物”，如《五杂俎》：龙性最*，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

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

囚牛

龙有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一直没有说法，直到明朝才出现了各种说法。明代一些学人笔记，如陆容的《菽园杂记》、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杨慎的《升庵集》、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芸》等，对诸位龙子的情况均有记载，但不统一。

龙生九子古时民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但九子是什么，说法也不同。我们主要以年份偏老并已经被后人整理成书的《中国吉祥图说》来了解具体是哪九子。

1老大囚牛，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睚眦

2老二睚眦（yá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3老三嘲风，形似兽，平生好险又好望，殿台角上的走兽是它的遗像。也有人一直认为它是有着龙脉的凤；

4四子蒲牢（pú láo），受击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

5五子狻猊（suān ní），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

螭吻

6六子霸下，又名赑屃（bì xì），似龟有齿，喜欢负重，是碑下龟；

7七子狴犴（bì àn），形似虎，好讼，狱门或官衙正堂两侧有其像；

8八子负屃（fù xì），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9老九螭吻（chī wěn)，又名鸱（chī）尾或鸱吻，口润嗓粗而好吞，遂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

其他：

饕餮：四凶之一，原为缙云氏之子。[15] 

貔貅：带有祥瑞之气的一种神兽。

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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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龙经历了四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神灵崇拜阶段、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佛教娜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21] 

在图腾崇拜阶段，中国远古的某些部落把龙视为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的祖先和标志。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有关传说，龙（原形为蛇）原为伏羲氏族的图腾，后来成为太暤（太昊）部落的图腾。太暤部落是龙图腾崇拜最为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神灵崇拜阶段，农牧业逐渐形成，宗教信仰也得到发展，从较为单一的图腾崇拜过渡到多神崇拜。龙图腾崇拜也发展为龙神崇拜。人们把龙神化，奉龙为水神、虹神。

龙被神化后，又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秦汉时期，中国大统一，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神，以整合各地、各民族的信仰，龙崇拜便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帝王把自己说成是龙神的化身或龙神之子，或把自己说成是受龙神保护的人，借助龙树立权威，获得人们普遍的信任和支持。这样，龙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对中国龙文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战国时期便形成了五色龙崇拜，及龙神信仰。在春秋时期，有五行神，分别与五行之神相匹配的是龙、虎、凤、龟和麒麟，龙只是其中之一，与木神勾芒相搭配，而五龙观念尚未形成。到战国时期，五龙观念开始形成。[25] 

最后是佛教娜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也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来只有龙神崇拜，没有龙王崇拜，龙王崇拜是在佛教传入后引进的。随着佛教的传播，龙王、龙宫、龙女等也得到迅速流传。[21]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色龙及四海神，龙神信仰，在宋以前多称龙神，直至宋徽宗封五龙为王，龙王信仰才开始流行，可以说，现在的四海龙王，五帝龙王是由朝廷封的本土龙神来的，由中国本土龙神演变的道教龙王，是后来神魔小说中四海龙王的直系宗主，四海龙王及五帝龙王都是中国本土血统的五龙神演变来的。[26] 

上古

1971 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C”形青玉龙，后经考古勘查确认该玉龙属于距今约 7000 多年的红山文化遗物。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 2 个并排的鼻孔。玉龙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位列十大镇馆之宝。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27] 

1987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清理出一条长 178 米的蚌壳摆塑龙，距今近六千年。

1994 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 44 米的卵石摆塑龙，距今约六千年。

1995 年，考古学家在辽宁的阜新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长 197 米的红石堆塑龙。这条龙有头、尾和四肢，已经比较完整。查海遗址是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中国龙文化至少已经有了 8000 年的历史[20]  。这是迄今为止得到考古界公认的，最早关于龙的遗存。

辽宁阜新查海前红山文化龙形堆塑

1996 年，辽宁葫芦岛杨家洼遗址，发现了两条土塑龙，距今约八千年。[28]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的神秘功能在先民的眼里愈发至关重要，与天地宗祖鬼神沟通的琮、璧、戚等礼器，都是用好玉琢制的。在辽西、内蒙古、徽、湘、鄂、太湖流域的发达地区，人们也用玉琢出龙形，足见龙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地位。[28] 

辽宁建平白玉龙。红山文化。有说像猪，有说像熊。他们一方面从形象上分析像熊，另一方面依据出现红山文化重大遗迹的牛河梁积石冢内，有以熊为祭的重要迹象和出土熊首彩陶塑件，甚至附近有可能是当时先民作为山神崇拜的熊形大山。事实上，圆眼大头尖长嘴，利齿显露的，甚至肥厚笨拙的身体与当地的棕熊唯妙唯肖。

安徽凌家滩白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首尾相联的扁环形，鸡骨白色泛绿斑，此龙除背环一周明确的脊鬣，尤为形象的是龙首呈牛头形，头上两支微翘的弯角，直观就是当地水牛头上的双角。

安徽凌家滩白玉龙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良渚文化。玉龙组成比较特别，由四个同向龙首围成一个镯形。龙首分布均匀地浅凸于镯面上。嘴、眼、耳浅浮雕状，龙角、牙齿等一些细部用阴线勾勒。发掘报告描述它“眼和牙近似水牛或鹿，鼻如猪，角与耳非牛非鹿，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平面加一个侧面进行斜向观察，其形态和传统观念龙形颇为近似，……环曲的镯身，或可视作龙体的象征”。此类龙形，在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出土的璜、柱形器、山字形器管和小玉璧上多有发现。扁长吻，缩颈俯伏，面额仰天的身姿酷似一条浅潜水下，仅浮露鼻眼，随时准备猎取小动物的鳄鱼的形象。一排整齐犀利的牙齿，更是这一水中猎手的生动写照。

湖南澧县孙家岗的玉龙。龙山文化。扁簿状，镂刻透雕而成。头顶有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腹下有雕镂逼真的龙脚（这恐怕是已知玉龙中最早发现龙脚的例子）。但蜷曲的主体，仍隐约能见“C”字形状。长吻、圆眼等独特的造型，同样具有鳄鱼的体态特征。[28]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玦形玉龙石家河文化。外形极似红山文化“C”字形玉龙，只是头形不似红山猪、熊、马首形，而略与鳄接近。

以上诸玉龙，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典型玉龙。从动物学角度分析，主要是马、熊、牛、鳄几种，特征清晰，种类明确。

内蒙古地区广袤的大草原，在那里的动物主要就是牛羊与马。而马是其中最有灵性的动物，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和巨大的承载力等，是最受牧民宠爱而赖以生存（耕作、运输、坐骑、甚至果腹等）的牲畜。他们把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虚幻成神通广大的龙的形象－长鬣飞扬的三星他拉碧玉龙，合情合理。

辽宁建平白玉熊龙，形象为熊，熊的力量和其在当地动物中的霸王地位，也是令人敬畏的。将其虚幻神化成龙的形象，也是完全可能的。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

至于安徽凌家滩玉龙为牛首形，据了解，水牛在这一带，不久前还是农家的主要畜力，也是当地农民几千年赖以生存的动物，即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政府，也曾多次发布公告，严禁宰割耕牛，足见牛在当地人民生活中占据过多么重要的地位。凌家滩先民把这一具有神奇般力量，对农业丰产作出极大贡献的水牛，虚幻神化为龙的形象，顺理成章。[28]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湖南澧县孙家岗白玉龙、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玦形龙，头形都似鳄鱼，而鳄鱼也正是长江流域及江南水乡地带常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有人分析认为，鳄鱼总是在冬眠之后在春天破穴决堤造成水灾，人们也往往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鳄鱼出没在波涛滚滚之中，便以为鳄鱼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们逐渐由鳄产生了龙神的形象和崇拜。

繁多的龙型，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玉龙各有祖形的现象，说明龙的产生其实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当地氏族先民所尊崇、敬畏的某种动物直接相关，与当时当地生存的动物种群有关。如鳄应该在江河沼泽的江浙湘鄂地区，而不应该出现在辽西的山区和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上；马的踪迹至今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这种与当时当地先民的尊重物紧密相连的特殊的造龙现象，直至以后仍会导致另类新龙的产生。如商代人首双角龙纹青铜盉，汉代马王堆帛画上的人形龙，江苏丹徒丁卯桥唐代鎏金银盆上的鱼龙等等。其中人形龙的出现，说明受到尊崇、仰慕的首领、英雄人物等，同样可以成龙。这一现象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仍能产生其不可思议的影响。总而言之，这种奇妙的、唯“龙的传人”独具的“龙”化的意识行为，实质就是将这种动物或人予以“神”化的过程。[28] 

先秦

《竹书纪年》载：伏羲氏各氏族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

商代玉环形龙饰

古籍说帝舜和夏代有饲养龙的活动，以龙作氏族的族名。《路史·后纪》卷十一：“当舜之时，人来效献（献也）龙，求能食之。高阳之后，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赐之氏白豢龙。封于鬷川，于是始有豢龙之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姓（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龙由图腾时代原始的龙形象变成真正的龙纹，约在商代。商王朝非常重视宗教与巫术，也就十分重视宗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上的纹饰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即通过各种象征性的纹饰，向人们展示应崇拜的神灵，求其保护，免受怪物的侵害。这种纹饰中，原龙纹成为主要的部分。[29] 

秦汉

《史记·封禅书》载：“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

龙原本是中华先民崇拜对象，但随着专制程度的不断加深，君权之日益膨胀，帝王之家凭借政治优势，将龙据为己有。《吕氏春秋》中，便有将晋文公“喻之为龙”的记载。其后有秦始皇称“祖龙”之说。秦汉以后，龙已定型为帝王化身，皇室专利。皇帝为“真龙天子”，出生曰“真龙天降”，驾崩称“龙御上宾”；所居者龙庭，卧者龙床，座者龙椅，穿者龙袍。[30] 

秦汉龙纹

西汉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记有民间祈求龙降雨以保丰收的祀龙降雨活动。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著名帛画上，也有龙的形象。这表明在西汉时期，龙已经是社会生活中流传相当广泛的一种文化意识了。[31] 

唐代

《新唐书·五行志三》载：“贞元末（805 年），资江得龙丈余，西川节度使韦皋匣而献之，老姓纵观。三日，为烟所熏而死”。该事，《太平广记》卷四二二引牛肃《纪闻》谈的比较详细。

《唐年补录》载：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酾雨，洒茧箔上，血不氵于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丈。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剸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

宋代

《辽史·太祖本纪下》记：“神册五年（920 年）夏五月庚辰，有龙见于拽刺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府”。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介绍过他出使契丹时所闻该事，元好问《续夷坚志》对该事谈的较详细，是条五尺小龙。

明清

明朝洪武时期，龙纹的造型基本上保持着元代龙纹的形状。其特征概括为头小、颈细、身体细长、少毛发、三四爪。永乐、宣德时期，改变了前朝那种身细、头小的幼稚龙形态，龙形变得形体高大粗壮，威武凶猛。那时，龙首较元代的大，上颚比下颚长而高高突起，有张口和闭嘴之分。张口的伸舌（早期较长如戟状，后期略短微微上翘），闭嘴的上唇似如意状，鼻的两侧有对称的长曲须，下颚多有两束或三束的疏须，头毛是一束束的疏毛，前期发少，后期的发多。[32] 

到了成化、弘治、正德年间，龙型失去了前朝张牙舞爪、叱咤风云的雄姿，表现出一副性情温顺的神态。常见的一种闭嘴龙，多在花间、莲池、海水彩云中出现。除了闭嘴龙，也有少量张口龙、螭龙。而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龙纹则以行龙为多。有双龙相对的，有张牙舞爪的，有两龙争珠、回首而望的，也有龙凤对舞的。有行于花间、舞于彩云的龙形，也有游于海涛之中的蛟龙。此时的龙纹，亦分张口和闭嘴龙。在工艺上，龙纹大不如前。常见画工简单草率，有的把龙鳞画成简单的网格纹，神气也差。有的显得瘦弱，失去驾云行海叱咤风云的神威。

雍正、乾隆年间，龙型的角分叉成山字形，龙的眼睛显圆，龙的爪已不似明代鹰爪，五趾相靠成“风车”状。这时的龙爪拇趾与食趾相距较大，趾甲显得细小，没有了元、明时期三角形的那种锋利感。所以，清代龙爪给人以有形无力之感。清末的龙纹，其精神大不如之前的威武、健壮，显得腰硬，老态龙钟，四肢无力。对比发现，之前的龙体盘曲度大，有三波九折之美。而清末时盘曲少了，故显腰体硬直之感。

概括起来，明代龙纹及造型粗壮，威武生猛，龙首魁梧，有怒发冲冠之气势。龙趾呈三角形，略微内弯，锋利刚劲。明中期时龙首扁长，上唇呈如意状，龙爪紧靠呈风车状。明晚期时，仍以游龙居多，龙的头部略圆，鬃毛成蓬，有上冲之势。这时的龙型上颚端肌肉高高突起，呈如意状，形如猪嘴，人称“猪嘴龙”。而清代龙纹显得华贵精巧，富丽堂皇。[32] 

九龙壁龙纹

文化影响

编辑

国内

在中华，龙文化、龙的传说蕴涵着中国人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互主体观的诉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中国龙文化内涵丰富，从性质和内涵来看，龙文化可分为三大类型：宗教龙、政治龙和艺术龙。宗教龙即把龙当作圣物或神灵来崇拜，把龙视为主宰雨水之神或保护神等。政治龙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普遍崇拜龙的心理，把帝王说成是龙神的化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用以维护统治。艺术龙就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对龙的敬仰和崇拜，即以雕刻、塑造、绘画、舞蹈、神话传说、竞技活动等方式表现龙。[21] 

中国龙文化具有鲜明特色。

龙

悠久性。中国龙崇拜历史在世界上最为久远。据考古发掘资料，最早的龙形象是在 1994 年发掘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发现的，这一遗址中有一条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在新石器遗址中，还发现了众多的龙形象。至于玉龙和龙纹就更多。

延续性。龙文化在中国历久不衰，历朝历代延续不断，可以说是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化现象之一。

多样性。中国龙文化丰富多样。龙的形象变化多样，中国各朝代的龙形象均有所不同。各地与龙有关的民俗活动也各不相同，龙的神话传说丰富多彩，祭龙仪式纷繁复杂。

普遍性。中国大多数民族都崇拜龙，有龙抬头节习俗，带有“龙”字的地名、物名、人名遍布全国各地。

整合性。自秦汉之后，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龙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这使各地区、各民族本来不同的龙文化得到整合。中国龙文化经过整合，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21]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先秦时代的乘龙周游四海、乘龙升天，以及以龙沟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盘继承。龙在道教中被认为是“三轿”之一。这里所指的“三轿”，一曰龙轿，二曰虎轿，三曰鹿轿，作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道教里有许真君御龙及建立锁龙井的著名神话故事，中国各地的锁龙井故事的作者就是巫师即中国道士所为。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 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文 | 妖师

所谓五果者，李、杏、桃、枣、栗也。

栗者，板栗也，是中国驯化利用最早的果树之一。参《吕氏春秋》载，“ 果有三美者，有冀山之栗 ”。《史记》亦载：“ 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

即栽培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素有“ 干果之王 ”美誉。

枣者，与栗相比亦是不遑多让。《诗·豳风》中有“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魏风》中有“ 园有棘，其实之食。 ”《秦风》中亦有“ 交交黄鸟，止于棘。 ”其中‘棘’，指的就是枣树。

《尔雅·释木》中记录周代枣之品种已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填枣、苦枣、无实枣等十一种之多。

参《仪礼·聘礼》载， 枣、栗是古代诸侯相互借路相互问候之际，带给掌管朝觐官员之礼物 ，用两个一斗二升上边有盖的方竹簋，一个装满枣，一个装满栗，一齐献上。

《仪礼·既夕礼》亦云，在土葬前最后一次哭吊的晚上，祭品种要有 枣糗、栗脯 。

同时《仪礼·特牲馈食礼》和《仪礼·有司》中讲，诸侯及士，每月初一祭庙，祭品种除有规定的牲畜外，均有枣、栗，而且枣栗由谁摆放，皆有不同之学问。

《礼记》上有“ 枣栗饴蜜以甘之 ”，并用于菜肴制作。

《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对燕文侯曰“ 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 ”即枣、栗是当时燕国北方之经济命脉，甚至是帝王参考国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韩非子》中亦载有秦国饥荒时，以枣、栗救民之事。故而民间一直视枣、栗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之一。

桃者，是谓五果之首。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即发现六七千年前的野生桃核。特别是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外形完整的两枚桃核和六枚桃仁，与今栽培之桃完全相同。

《诗经》中即有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 园有桃，其实之淆 ”之语。

其他古籍如《管子》、《尚书》、《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皆有关于桃树之记载，《尔雅·释草篇》曰，“ 旄，冬桃；榹，山桃。 ”《礼记》中甚至将桃列为祭祀神仙的五果（李、梅、杏、枣）之一。

著名植物学家第康道尔于《农艺植物考源》中道，“ 中国之有桃树，其时代数希腊、罗马及梵语民族之有桃犹早千年以上 ”。

李者，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李”字，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亦曾出土过郁李或欧李的核仁。《诗经》中有“ 华如桃李 ”和“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之句。

但所谓“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 ”，李子却是不宜多食。

北魏《食经》有云，“ 味酸，大热……不可多食，生痈疖，伤筋骨 ”。唐·孙思邈尝言：“ 不可多食，令人虚 ”。《滇南本草》中亦载：“ 不可多食，损伤脾胃 ”。

之所以成为“五果”之一，参《尔雅》云，“ 五沃之土，其木宜梅李。 ”

杏者，一九九二年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了夏代的杏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亦有“杏”字。

其中《礼记·夏小正》主要反映夏朝的历法节令，即有“ 正月，梅、杏、柂桃则华……四月，囿有见杏 ”的花信和果期，指明杏在当时已是园囿之物，在我国明确的园艺栽培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至秦汉之际《礼记》、《管子》、《山海经》等文献多次记载了杏的分布、以及食用情况。

早在先秦，《礼记》即将杏与枣、栗、榛、柿、瓜、桃、李、梅等一起列为宴享、祭祀之食品。

汉以后则出现杏脯、蜜渍青杏等制作加工方法。如此杏不仅鲜食，还可捣烂果肉，薄涂在布帛上晒干，掺入谷物面粉，制成“杏油”、“杏麨”等干粮食用。

其中杏仁不仅可食，亦可入药，《神农本草经》载“ 杏核，味甘温，生川谷，治咳逆上气 ”。

与李子相同，杏被列入“五果”之一，亦并非口味上佳。唐慎微《证类本草》云，‘ 味酸，不可多食，伤筋骨 ’。古籍中少有称赞杏果是美味佳果，《诗经》中涉及植物近一百五十种，亦未见有杏。

故杏者，实则救荒疗饥、应急活命之物，而被尊为五果之一。

其他本土水果，如梨、梅、柿、山楂、桑椹、樱桃等，以及后来南方之柑橙、荔枝、龙眼、枇杷、杨梅等。

其中荔枝原产于中国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海南和云南的森林中至今仍有野生荔枝分布。汉·刘歆《西京杂记》载，“ 南越王佗献高帝鲛鱼、荔枝 ”。司马相如之《上林赋》中称其“ 离支 ”。

猕猴桃，古称“苌楚”，《诗·桧风·隰有苌楚》曰，“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 南朝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曰“ 粳粮虽御，独为苌楚。 ”

至唐·岑参诗云：" 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 "。即当时已有人工栽培猕猴桃。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 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 ”

二十世纪初传入新西兰，改良为奇异果，如今新西兰已是世界最大猕猴桃出口国。

甜瓜，原产于非洲热带沙漠，后经印度而辗转传入中国。《国风·豳风·七月》中载：‘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

但此‘瓜’是否特指甜瓜，尚不得而知。但考古人员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女尸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完的甜瓜籽，考证了甜瓜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汉朝。

石榴，原产地伊朗、阿富汗等国，据晋·张华《博物志》载：“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

别称安石榴，抑或丹若、沃丹、涂林、若榴。西晋·潘岳《安石榴赋》曰，“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 ”华夏民族视石榴为吉祥，象征“ 多子多福 ”。至唐代，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仪，并开始有‘石榴仙子’之神话传说。

葡萄，起源于古巴比伦，至今五千年历史。后逐渐传入大宛、乌孙、唐居等西域诸国，由张骞带回葡萄以及葡萄酿酒技术。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道：‘ 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饮之，则然而醉，故有是名。’‘葡’是聚饮之意，‘萄’是大醉之状，因其酿成之酒能使人饮后而醉，故曰葡萄。 ’

其实在中国上古亦有类似水果，《诗经·豳风·七月》中载，‘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

《注》曰：薁，蘡薁也。《疏》云：蘡薁者，亦是郁类而小别。晋·宫阁铭云： 华林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 车下李即郁，薁李即薁，二者相类而同时熟。而‘郁’及‘薁’即是一种山葡萄。

哈密瓜，种植于新疆已有四千年历史，中国唯有新疆、甘肃敦煌一带出产。

汉武帝平定河西走廊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部，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太平广记·阴贵人》载，“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有敦煌献异瓜种，……名穹窿 ”。‘穹窿’即是哈密瓜。

开心果，原产于波斯和叙利亚。又名阿月浑子，别称胡棒子、无名子。

《本草拾遗》云：‘ 阿月浑子……生西国诸蕃，云与胡榛子同树，一岁棒子，二岁浑子也。 ’《本草纲目》亦录着，引《海药本草》云：“ 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 ”唐代后，由中亚传入中国。

无花果，原产阿拉伯南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自公元前三千年，在西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居民即已开始种植无花果，并作为祭祀的果品。

古埃及、古巴比伦之浮雕、以及希腊神话中，均有关于无花果之记载，《圣经》亦称无花果为‘ 天堂之果 ’。

唐时由波斯传入。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称无花果为‘底称实’，曰‘ 底称实，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叙利亚）呼为底称，树长四、五丈，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蓖麻，无花而实。 实赤色类蓖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

香蕉，发源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但未经驯化，香蕉中包含很硬的种子。

后由葡萄牙商人，把香蕉从东南亚带入中美洲，经过不断的选育，而籽少肉多，成为如今只香蕉，并开始大规模种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最广泛种植的香蕉品种是「 大麦克 」。

因香味浓郁，皮厚耐储，而深得各个国家喜爱。后却因疫病，而毁灭了几乎整个品种。 如今的主流香蕉，则属于香芽蕉。 「大麦克」虽并未完全灭绝，但却仅存在于东南亚小规模种植园里。

我国野生香蕉和野生芭蕉在古代皆被统称‘芭蕉’。据传，汉武帝起扶荔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时，即有香蕉。

西瓜，原产非洲，早在四千年前，埃及人即种植西瓜，后来逐渐北移，最初由地中海沿岸传至北欧，而后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四五世纪唐时，由西域传入我国，宋时传入中原。

所以称之为“西瓜”，据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载：“ 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载：“ 按胡娇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南北皆有。 ”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

榴莲，相传明朝传入中国，原产于东印度、马来西亚。马来语称榴莲为“ 徒良 ”，中文译为“榴莲”，具有“ 水果之王 ”的美称。

芒果，原产印度及马来西亚。《大唐西域记》载“ 庵波罗果，见珍于世 ”，即芒果。不过亦传芒果是荷兰人在台时引入。

野生草莓中国自古有之，但今日之草莓，属于大果凤梨草莓，却是原产于南美。据《 北满果树园艺及果实的加工 》载，一九一五年一个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引入五千株草莓品种‘维多利亚’到黑龙江省亮子坡栽培……

菠萝，起源于今巴西，由印第安人于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八世纪开始驯化和栽培。十七世纪伊始，葡人将菠萝种植传入中国澳门。

如今在台湾以及周边地区曰凤梨，二者虽同属，却因生长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

其中菠萝的叶子边缘有锯齿，而凤梨的叶子却光滑；菠萝的芽眼凹槽呈橙红色，而凤梨的如芽眼凹槽却是深绿色；且凤梨并无肉刺，去皮可吃，味道亦并无生涩、刺激之感。

《诗经·木瓜》曰，‘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木瓜虽中国自古有之，但却并非今日之木瓜……

《诗经》之木瓜，拳头大小，椭圆光滑。 不适生食，味道酸涩，通常蒸食、制药。 而今日之木瓜，却是番木瓜，原产于东南亚，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方才引入中国。

苹果，古曰“柰”、“来禽”、“林檎”等。‘来禽’、‘林檎’者，有飞鸟来集之意。

尽管中国自古即有与其十分接近之水果，但今之苹果，却是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土耳其以及高加索一带。一八七〇年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山东，而中国本土苹果栽培则逐渐消失。

苹果之名则出现于明朝。究其渊源则是‘苹婆果’之简称，‘苹婆’起初写作‘频婆’。

称“苹婆果”者，据说是出自佛经《采兰杂志》云：‘ 燕地有苹婆果，味极平淡，夜置枕边，极有香气，即佛书所谓苹婆，华言于思也。 ’

春节的来历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想把节令定准。一天，他上山砍柴，坐在树阴下面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日晷仪。可是，天阴雨雾，影响测量。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引起他的兴趣，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遍。

那时的国君叫祖乙，天时风云的不测，使他很苦恼。一个名叫阿衡的大臣，为讨好皇上，奏称要设天台敬祭天神。祖乙认为有理，便带领百官去祭天，却无济于事，万年知道后，忍不住就带着日暑仪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派了十二个童子服侍万年。祖乙对万年说：“希望你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传旨要阿衡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

日出日落三百六，

周而复始从头来。

革木枯荣分四时，

一岁月有十二圆。

阿衡见此，知道万年的历法已研穷成功，心中忐忑不安。他万分惧怕万年因创建历法而得宠，国君会怪罪自己提出祭把天神的主意。于是，他阴谋策划，派了一个刺客去除掉万年。刺客攀上日月阁，见万年正在阁上观察星斗，便张弓搭箭，准备射死他。谁知，刺客被卫士发现，被当场缉拿。祖乙得知后，惩处了阿衡，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道，就叫春节吧。”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传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的。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岁时之事，先要由岁首说起；而岁首之事，则先应由岁前说起。

在我国大江南北的城镇乡村，一般腊月过一半，就开始有年终的气息了，人们开始筹办“迎春”的年货。各地年前的市场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年货店摊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琳琅满目，有打上红戳的“年糕”，还有年画春联、烟花香烛等喜庆用品。年前的市场是一年中最为丰富齐全的，男女老少都争相购买一些称心如意的商品。尤其是孩童们，每当买到鞭炮后，往往等不到过年，便开始零散着燃放，更增加了新年将至的气氛。

北京有一首歌唱年终的民谣：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作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去宰鸡；

二十八，白面发；

二十九，满香斗；

三十日，黑夜坐一宵；

大年初一出来热一热。

歌词描绘了人们在年终的忙碌情形。内容与此相似的民谣，在中国各地方普遍流行。

祭灶

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行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在唐代著作《辇下岁时记》中，间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的记载。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与烟一起升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树枝，再将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和草料，点火焚烧。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头，边烧边祷告：

今年又到二十三，

敬送灶君上西天。

有壮马，有草料，

一路顺风平安到。

供的糖瓜甜又甜，

请对玉皇进好言。

送灶君时，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数名，乔装打扮，挨家唱送灶君歌，跳送灶君舞，名为“送灶神”，以此换取食物。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送灶即事》诗：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他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鲁迅诗中提到“黄羊”的典故，出于《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羊祭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唐宋时祭灶的供品是相当丰富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当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

古传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

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

豆沙甘松米饵圆。

男儿酌献女儿避，

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

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

勺长勺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腊月十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有的地方，女人是不祭灶的，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对于灶王爷的来历，说起来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民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民间则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据说，古代有一户姓张的人家，兄弟俩，哥是泥水匠，弟弟是画师。哥哥拿手的活是盘锅台，东街请，西坊邀，都夸奖他垒灶手艺高。年长月久出了名，方圆千里都尊称他为“张灶王”。说来张灶王也怪，不管到谁家垒灶，如遇别人家有纠纷，他爱管闲事。遇上吵闹的媳妇他要劝，遇上凶婆婆他也要说，好像是个老长辈。以后，左邻右舍有了事都要找他，大家都很尊敬他。张灶王整整活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时正好是腊月二十三日深夜。张灶王一去世，张家可乱了套，原来张灶王是一家之主，家里事都听他吩咐，现在大哥离开人间，弟弟只会诗书绘画，虽已花甲，但从未管过家务。几房儿媳妇都吵着要分家，画师被搅得无可奈何，整日愁眉苦脸。有天，他终于想出个好点子。就在腊月二十三日张灶王亡故一周年的祭日，深夜，画师忽然呼叫着把会家人喊醒，说是大哥显灵了。他将儿子媳妇全家老小引到厨房，只见黑漆漆的灶壁上，飘动着的烛光若隐若现显出张灶王和他已故的妻子的容貌，家人都惊呆了。画师说：“我寝时梦见大哥和大嫂已成了仙，玉帝封他为‘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你们平素好吃懒做，妯娌不和，不敬不孝，闹得家神不安。大哥知道你们在闹分家，很气恼，准备上天禀告玉帝，年三十晚下界来惩罚你们。”儿女侄媳们听了这番话，惊恐不已，立即跪地连连磕头，忙取来张灶王平日爱吃的甜食供在灶上，恳求灶王爷饶恕。从此后，经常吵闹的叔伯兄弟和媳妇们再也不敢撒泼，全家平安相处，老少安宁度日。这事给街坊邻友知道后，一传十，十传百，都赶来张家打探虚实。其实，腊月二十三日夜灶壁上的灶王，是画师预先绘制的。他是假借大哥显灵来镇吓儿女侄媳，不料此法果真灵验。所以当乡邻来找画师探听情况时，他只得假戏真做，把画好的灶王像分送给舍。如些一来，沿乡流传，家家户户的灶房都贴上了灶王像。岁月流逝就形成了腊月二十三给灶王爷上供、祈求合家平安的习俗。祭灶风俗流传后，自周朝开始，皇宫也将它列入祭典，在全国立下标灶的规矩，成为固定的仪式了。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扫尘

有趣的是，古时有关扫尘的由来，却有一个颇为诡异的故事。传说，古人认为人的身上都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人的行踪，形影不离。三尸神是个喜欢阿谀奉承、爱搬弄是非的家伙，他经常在玉帝面前造谣生事，把人间描述得丑陋不堪。久而久之，在玉皇大帝的印象中，人间简直是个充满罪恶的肮脏世界。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皇大帝大怒，降旨迅速察明人间犯乱之事，凡怨忿诸神、亵读神灵的人家，将其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记号。玉皇太帝又命王灵官于除夕之夜下界，凡遇作有记号的人家，满门斩杀，一个不留。三尸神见此计即将得逞，乘隙飞下凡界，不管青红皂白，恶狠狠地在每户人家的屋檐墙角做上记号，好让王灵宫来个斩尽杀绝。正当三尸神在作恶时，灶君发觉了他的行踪，大惊失色，急忙找来各家灶王爷商量对策。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到除夕接灶前，每户人家必须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哪户不清洁，灶王爷就拒不进宅。大家遵照灶王爷升天前的嘱咐，清扫尘土，掸去蛛网，擦净门窗，把自家的宅院打扫得焕然一新。等到王灵官除夕奉旨下界查看时，发现家家户户窗明几净，灯火辉煌，人们团聚欢乐，人间美好无比。王灵官找不到表明劣迹的记号，心中十分奇怪，便赶回天迁，将人间祥和安乐、祈求新年如意的情况禀玉在帝。玉皇大帝听后大为震动，降旨押三尸神，下令掌嘴三百，永拘天牢。这次人间劫难多亏灶神搭救，才得幸免。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所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春节来临，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盼望与亲人团聚。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民俗文化的底蕴深处，可说是根深蒂固，流传甚广，仿佛是打在每个人身上难以磨灭的烙印。这种团圆习俗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头都已扎下了深的根脉。

我国人民在过春节时有许多饶有趣味的风俗和习惯。中国地大物博，虽说千里不同风，百年不同俗，但全国各地在过春节时，除了细节有异，却基本相同，主要都是除旧布新，感恩追始。春节的习俗丰富多样，几千处年来逐渐形成了习惯，除了祭灶、扫尘外，还有贴春联，换门神，剪窗花，挂年画，吃年夜饭，守岁迎年，燃放爆竹，拜天地，祭祖先，迎喜神，给压岁钱，拜年，迎财神，以及众多娱乐嬉戏等迎春活动。

春联

贴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