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哎哟，天下的秀才惨咯你们悬梁刺股一心苦读啊！

小月：喂，和珅，怎么回事啊，又把我们家先生怎么了？

和珅：我能把他怎么了，他自个这么鬼哭狼嚎的那我劝劝他，我哄哄他还不行吗？老纪？行了晓岚？岚岚？纪宝宝？可以了吧！

《铁齿铜牙纪晓岚》里不少逗乐情节都与名字有关，要不是和珅一番表演，我们还不知道纪晓岚这个原本文艺高大上的名字，还能搞笑到这种程度。纪晓岚这个名字我印象很深，倒不是因为电视剧，而是因为读书时代有个女同学姓纪名“小兰”，虽然撞音不撞字，但也够大家取笑的了。

除此之外，读书时还遇到过“郭靖”、“黄蓉”，以及三四个“超男”，不同姓却扎堆出现的单名，女有“娇（或姣）”、“娟”、“芳”、“丽”等，男有“志”、“伟”、“军”、“磊”、“强”等，其实看取名经常撞的这些字眼也能猜出时代了，就像现在孩子撞名，撞的字已经变成——

梓、涵、萱、轩、睿、辰、逸

要想名字独特有内涵、不烂大街，还得跟古人多多学习。

中国人的名字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姓，二是名，没有什么多余的前缀、后缀。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时代，那时候人们生活还相当原始，连语言和文字都处于萌芽期而不是成熟期，但已经出现了自然图腾的崇拜、祖先崇拜。

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模式一度是族外群婚，那时候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且一个部族的祖先必定是女性，创世神也是女性，女性主导血缘继承，所以，我国最早的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

比如姬、姚、妫、姒、姜、嬴、姞、妘，这些姓氏统称“上古八大姓”，华夏文明始祖黄帝姓姬，姬姓是中国万姓之祖，后来的周吴郑王、鲁曹魏李、孙刘唐何等至少411个姓氏都从姬姓分支演变而来，最初姓和氏分开，秦汉时期姓和氏慢慢合一，“秦灭六国姓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名就更有意思，现代的父母可能还没见到孩子，就已经准备好了男名、女名，但古代完全不同，根据《礼记˙内则》，古代孩子出生3月后，父亲才会正式为其取名，毕竟古代医疗卫生差，孩子容易夭折。而且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取名不忌讳俗字、不雅的字眼，晋成公，堂堂一国之君，名字居然叫姬黑臀。

古人取名，在名之外还有“字”，这个“字”就让重名的情况大大减少，毕竟名、字全撞的概率太低了。这“字”就是表示尊敬的附加人名，因为古代有避讳制，先祖、尊亲、君王都不能直呼其名，平辈之间互相称字，君臣之间也不例外。

可就算在古代，人口也不算少，重名避免不了。汉朝流行单字取名，魏晋南北朝流行“之”字，唐朝流行叠字，宋朝出现了配合“五行八字”取名的方法，为了避免重名，古人会自己创造字（参考武则天自名“曌”）；或者使用冷门生僻的字（唐僖宗原名李俨，当了太子就改叫李儇了）；或者尽量避开取单名，而是通过查阅古籍、引经据典，取个非常有内涵的双名。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此处所述不当。据刘勰《文心雕龙 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而刘勰本人的观点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而非散文骈体之别。而况，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也多有押韵，故加修正。)

　　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而南北朝时期，亦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他一方面描写了自己身世之悲，一方面则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对故国怀念之情。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十分流行。

　　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运为最后一个作家。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近二十年骈文研究述议

　　莫 道 才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寂寞的境地。就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来看，这三十年只有两篇文章谈论骈文，一篇是启功的《散文与骈文的区别》(《文艺学习》1957年第4期)，一篇是徐迟的《散文与骈文》(《光明日报》1978年5月21日)，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章，谈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最基本的小问题，而且都是非专业性的普及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苦涩的学术悲剧。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建国后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是学术禁区。骈文研究在内地受重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事。

　　肇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骈文研究的禁区得以突破。仅在1980年就有三篇论文发表，王运熙、胡国瑞、曹道衡三位有影响的学者相继就六朝骈文发表文章（王运熙：《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胡国瑞：《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7期），以为汉魏六朝骈文正名为突破口，骈文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至今，有关骈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发表的论文约90余篇，专著6部、作品选9部。这六部专著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于景祥的《唐代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尹恭弘的《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钟涛的《六朝骈文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九部作品选是：黄均、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骈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熊先谦的《魏晋南北朝骈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谭家健主编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黄山书社，1988年）、许逸民选注的《古代骈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殷海国编选的《历代骈文精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周振甫编选的《骈文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洪国编选的《中国骈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莫道才主编的《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赵振铎主编的《骈文精华》（巴蜀书社，1999年）此外，一批解放前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也得以重印，如瞿兑之的《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蒋伯谦、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7年）这些都显示了近二十年骈文研究与普及的繁荣。而台湾地区的骈文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后也有所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张仁青的《历代骈文选详注》（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六十年来之骈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中国骈文析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骈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丽辞探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汪菊松的《宋四六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佚名的《骈体文浅说》（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陈松雄的《齐梁丽辞衡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廖志强的《六朝骈文声律探微》（台北天工书局 ，1991年）、谢鸿轩的《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陈耀南的《清代骈文通义》（学生书局，？年）可以说，以张仁青为代表的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与朱元思书》原文：“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与朱元思书》译文:“风尘烟霭全部散尽，天空与山峰显露出同样清澄的颜色。让船随着江流飘浮荡漾，任凭它或东或西。从富阳到桐庐，一百来里水路，奇峭的山峰奇异的流水，天下独一无二。江水全都呈现出一片青苍之色，千丈深也能见到水底。游动的鱼和细细的卵石，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湍急的流水快于飞箭，汹涌的江浪势如奔马。两岸夹峙的高山上，全都生长着耐寒常青的树木。山依恃地势争着向上，互相比高比远。争着向高处笔直地指向天空，形成千百座峰峦。泉水冲击着石块，发出泠泠的声响；好鸟彼此和鸣，织成嘤嘤的谐美旋律。蝉儿则无休止地鸣叫不停，猿猴则千百遍地啼叫不绝。在仕途上鹰一般冲天直上的人，望一眼这么美的峰峦就会平息热衷名利的心；整天忙于筹划治理世俗事务的人，看一看如此幽美的山谷就会流连忘返。横斜的树枝遮蔽天日，即使白天也像黄昏那样阴暗；稀疏的枝条交相掩映，有时也会漏下一些光斑。”。

你说的已经很全了，《吕氏春秋》也应该算吧，你没说

另外关于十子的问题

民国上海图书集成局校印<<十子全书>>十六册全，是书白纸线装,内有黑墨批校和朱笔圈点，品相如图。十六册书为老子1册庄子2册管子3册荀子2册列子1册韩非子2册淮南子3册文中子1册扬子法言与曷冠子合1册

根据这本书分析，应该指老子、庄子、管子、荀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扬子和曷冠子十个人。

先秦文学概说

(1)先秦即秦代以前，指公元前221年秦朝统—天下以前的历史，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先秦文学要讨论中国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早期书面文学和成熟的书面文学。文学的起源和口头文学须上溯到史前史，即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先秦文学的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2)“先秦”指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编辑本段]先秦文学内容

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楚辞。

1）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另有《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该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2）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部分。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 先秦社会与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三百万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都是中国土地上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遗迹。此后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国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100多万年。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以狩猎和渔捞为生，人类遗址中大多存在用火的遗迹。在这一悠久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的远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过渡，逐渐形成无数的原始群落。约28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遗址有辽宁营口、陕西大荔、广东曲江、山西阳高、湖北长阳、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遗迹有内蒙古乌审、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台湾台南、吉林榆树、江苏泗洪和四川资阳等地。古书中远古神话传说颇多，“三皇”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创始神话中的神人，是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象征。《韩非子•五蠹》有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传•系辞下》有所谓“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氏，他们大多是旧石器时代原始群落生活的影子。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以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家畜逐渐发展为畜牧业。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是母权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创造了黄河流域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黄河流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长江流域的浙江有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交相辉映。《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踩踏神仙的脚印而孕育后弃，后弃教民稼穑，实际上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农业的兴起。史书追记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概貌，“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推举部落联盟酋长的情形。事实上与“五帝”并存的部落还有很多，黄帝取代神农氏，战胜炎帝和蚩尤，尧、舜、禹之世与共工、驩兜、三苗的关系等，都透露出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的状况。

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出土文物对夏朝的佐证也很少，关于夏朝的历史传说，概见于后世的追述。五帝时代和夏朝是史前史向史书记载历史的过渡，《史记》记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便是以《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为开始。夏禹在帝舜时期接任其父鲧的职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选拔为继承人。禹继舜而位，定国号为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尧舜禅让的制度，开创了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夏朝末年，桀王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强大，成汤起兵灭夏。夏朝从禹至桀，共经历17王，约470多年。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当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纹饰精美，堪称绝品。酒器铜爵体型轻薄，纹饰简单，嵌绿松石的饕餮文铜牌制作精巧，别具匠心，意味着夏朝文明已经步入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阶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发展到黄河中游，征服许多部落之后，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国，共历经17代30王，约有600年的历史。商人“不常厥邑”，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称为殷或殷商。殷商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青铜文化，《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用于教育，出现面向贵族子弟传授祭典、礼乐、军事和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机制。殷人特别崇敬鬼神，重视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便是甲骨卜辞。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出现为书面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甲骨卜辞就是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巩固为主要特色，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东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逐渐破坏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周迁都于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地理方位相对而为西东。周代保留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时代更多，社会状况也更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暴虐无道，被流放于彘，史称“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为大宗主，所封的诸侯为小宗主；诸侯国内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相对而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层层区别，形成树形结构。诸侯的领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天下耕地实行井田制以量功计禄，不得随意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礼乐制维系统治秩序，严格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用以区别不同的等级，“乐”用以调节和谐的情感，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经历12王（厉王后共和行政14年），将近300年的历史。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日趋衰微，霸主叠起，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国率先僭号称王，后来吴国和越国也先后称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按耕地的数量征税的“初税亩”，以取代实行力役之征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标志。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强烈地冲击了世袭制度。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产生。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终至于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为秦昭襄王所灭。诸侯各国先后实行政治改革或发生政变，如鲁国三桓分公室，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国田氏代姜，晋国三家分晋等。据《战国策》所记载，当时的强国纷纷称王，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历经250多年的纵横捭阖，东西征战，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夏、商、周三代的开国盛世常为后人所称道，其中不免多有理想的成分，但三代的统治各有特点，体现了文明进化的规律。《史记•高祖本纪》的论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撇开其历史循环论，“忠、敬、文”的政治正体现了由野蛮到敬祀鬼神，再到礼乐之治的发展规律。

先秦文学概说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第二节 先秦文学概况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李清照（1084～约1155）

　　中国宋代词人。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为当时齐、鲁一带知名学者。母王氏，知书善文。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中原沦陷后，与丈夫南流，过着颠沛流离、凄凉愁苦的生活。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李清照的《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今仅存四印斋本《漱玉词》1卷，王仲闻有《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黄墨谷有《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版

　　下面是全的，，，，上面的是简介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她生于神宗元丰七年二月初五日（公元1084年3月13日），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公元1155年5月12日）。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出嫁后，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整理，共同从事学术研究。志趣相投，生活美满。金兵入据中原后，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一生经历了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她的词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多描写爱情生活、自然景物，韵调优美。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等。后期多慨叹身世，怀乡忆旧，情调悲伤。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她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而她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词的创作。她的词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词坛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成为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

　　李清照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著作，但久已不传。现存诗文集为后人所辑，有《漱玉词》1卷，《漱玉集》5卷。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夏日绝句》、《醉花阴》、《武陵春》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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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事迹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济南历下人，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李清照一生经历可以宋室南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

　　由于家庭，特别是父亲李格非的影响，李清照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

　　李清照的成长，与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李清照幼年李清照画像（6张）(12张)，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家乡历城渡过的。大约在她五六岁时，因父亲李格非作了京官，她便也随父母迁居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她是在东京长大的。那时候，北宋统治阶级享乐成风，东京表面上仍极繁荣。李清照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不可能像男子一样走出家门。接触整个社会。但她毕竟出身于城市，不像乡村地主家里的女子那样闭塞。她不仅可以划着小船，嬉戏于藕花深处，而且可以跟着家人到东京街头，观赏奇巧的花灯和繁华的街景、这一切，陶冶了她的性情。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李清照爱好自然的性格和描摹的自然的能力，说明了她曾经受过故乡山东的涵育。而她在爱情描写上的"毫无顾忌"，显示了都市社会风气和文学气氛对她的熏染。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

　　[3]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妇擅朋友之胜”。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当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问是哪三句，陆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

　　后期

　　公元1127年，北方女真族（金）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

　　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使得李清照对其心灰意冷，并于第二年逃亡江西途中，行至乌江时写下有名的《夏日绝句》，赞项羽讽明诚，赵明诚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后死于上任湖州知事途中。在李清照孤寂之时，张汝舟（一作张汝州）为骗取李清照钱财，趁虚而入，对李清照百般示好。李清照当时无依无靠，便顶世俗之风嫁给张汝州。婚后，二人发现自己都受到了欺骗，张汝州发现李清照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而李清照也发现了张汝州的虚情假意，甚至到后来的拳脚相加。之后，李清照发现张汝州的官职来源于行贿，便状告张汝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印证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李清照入狱后，由于家人收买了狱卒，入狱九天便被释放，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

　　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李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金兵的横行肆虐激起她强烈的爱国情感，她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可是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偏安一隅，使李清照的希望成为幻影。李清照在南渡初期，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讽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表达对宋王朝的愤恨。

　　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严重的残害。她无依无靠，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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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成就

　　思想内容

　　李清照工诗善文，更擅长词。李清照词，人称“易安词”、“漱玉词”，以其号与集而得名。《易安集》、《漱玉集》，宋人早有著录。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词》既男性亦为之惊叹。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学修养，而且有大胆的创造精神。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

　　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

　　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

　　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碧鸡漫志》卷二）。这种批评正说明了李清照词的意旨在客观上是违背了封建规范的。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

　　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在早年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2]

　　艺术特色

　　一、倾掳真挚情

　　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性写艳情幽怀，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前期的恋情词，如《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满怀至情，连篇痴语，自然率真最能体现女性纯诚细腻的灵性，这是男性作家代人立言的恋情词所无法比拟的。

　　其后期写愁的伤乱词，如《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孤雁儿》等篇，字字血泪，声声呜咽，一派凄楚，动魄惊心，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情怀，元地倾诉的“万千心事”，全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来不得半点雕琢矫饰。这些融和着家国之变、时代 沧桑的悲慨之曲，来自情挚意浓的词人，植根于真实生活感受，是李清照坎坷生涯、悲剧人生、灾难时代的映现。

　　二、熔炼家常语

　　《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柳永是把词引向市井的开拓者，他用语通俗明畅，然好为徘体，偶涉蝶默，周邦彦变俚为雅，措词精工，施采丽密。李清照遣词造语，自出机抒，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通《金粟词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

　　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风凰台上忆吹萧》）。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亲人远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分手已定，重重心事，说又何用；离恨别苦，难以启口的内心隐秘，刺人衷肠，宁可自我承受，不愿再增加行者负担。

　　这重重思绪，微妙心态，全用家常语道出而含蕴绵绵不尽。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漱玉词的口语化、通俗化，并不走向淡乎寡味、松散无力，因为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匠心独运、提炼加工的结果。故而落笔精警雅隽，语工意新。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被翻红浪”、“柳眼梅腮”、“红稀香少”、“云阶月地”云云，平易清新，精妙传神，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三、善用白描法

　　漱玉词不重故实，不过多化用前人诗文，而长于以白描手法创造动人的意境。易安的白描与 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如《醉花阴》写离思凝重：“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永遇乐》写孤寂失落：“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均以直白之语，写深浓之情，有场景，有人物，有衬映。阶前花下心系伊人，刻骨相思的形象，闭关帘底，孤苦零丁，将无穷悲伤一己吞咽的心态，呈现眼前，栩栩纸背，令人一睹难忘。

　　《漱玉词》的白描，具有浑成、含蓄、宛曲的特点，因而毫无浅易平直之迹。《行香子》煞拍：“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虽系以口语描述天象，不免使人联想起人间风云变幻、爱河如许风波，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

　　四、讲求韵律美

　　李清照论词很重视声律，所谓歌词分五音六律、清浊轻重，她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这是由词作为一种乐诗特质决定的。漱玉词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夏承焘曾举其《声声慢》为例，其中用舌声15字，齿声42字，尤其是未几句，“二十字里齿声交加重迭，这应是有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写自己忧郁倘恍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张端义《贵耳集》称赏“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曰：…黑’字不许第二人押。”

　　《声声慢》首句连下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张端义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钒《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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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作品

　　词

　　书法名家丁嘉耕小楷书写李清照词三首

　　[5]《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小重山·春到长门草青青》

　　《忆秦娥·临高阁》

　　《多丽·小楼寒》

　　《好事近·风定落花深》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声声慢·寻寻觅觅》

　　《念奴娇·萧条庭院》

　　《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

　　《清平乐·年年雪里》

　　《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

　　《减字木兰花·浪淘沙帘外五更风》

　　《点绛唇·寂寞深闺》

　　《点绛唇·蹴罢秋千》

　　《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

　　《浣溪沙·小院闲窗春己深》

　　《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

　　《浣溪沙·髻子伤春慵更梳》

　　《浣溪沙·绣幕芙蓉一笑开》

　　《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

　　《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

　　《摊破浣溪沙·揉破黄金万点轻》

　　《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窗》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

　　《临江仙·梅》

　　漱玉词意

　　[6]《蝶恋花·暖日晴风初破冻》

　　《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

　　《瑞鹧鸪·双银杏》

　　《长寿乐·南昌生日》

　　《行香子·天与秋光》

　　《行香子·草际鸣蛩》

　　《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

　　《殢人娇·后亭梅花开有感》

　　《满庭芳·小阁藏春》

　　《庆清朝·慢禁幄低张》

　　诗

　　《金石录》

　　[7]《浯溪中兴碑诗》

　　《乌江》（又名《夏日绝句》）

　　《皇帝阁春帖子》

　　《钓台》

　　《上枢密韩肖胄诗》

　　文

　　《金石录序》

　　《词论》

　　《打马图序》

　　《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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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评价

　　1明时杨慎《词品》 ：“宋人中填词，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于秦七、黄九争，不独争雄于闺阁也。”

　　2“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古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只女儿花。” 形容的便是李清照。

　　3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4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

　　5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沈去矜）

　　6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四库提要》）

　　7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白雨斋词话》）

　　8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红藕香残玉簟秋”，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同上书）

　　9清人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