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清朝十二个除了宣统，每一个都有一个谥号，什么叫谥号？辞海对谥号有一个解释，说：“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就是死了之后要给他一个评价，给他一个称号，叫做谥号。谥号是有严格规定的，太祖努尔哈赤谥号先叫“武”，后叫“高”，第二太宗皇太极谥号“文”，第三，顺治谥号“章”，第四，康熙谥号“仁”，第五，雍正谥号“宪”，第六，乾隆谥号“纯”，第七，嘉庆谥号“睿”，第八，道光谥号“成”，第九，咸丰谥号“显”，第十，同治谥号“毅”，第十一，光绪谥号“景”，十二，宣统没有谥号，这个谥号在当时称谓上是不能错的，必须严格规定，我说这都是简称，全称很长的。你譬如说清太祖努尔哈赤，他的全称29个字，全称是这样的，是“太祖承天广运，神功圣德，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二十九个字，这二十九个字在当时来说，写他的册文、他的生日和祭日，在庙上祭祀的时候，书写一个字不能错，如果错了，官员或者受到惩罚或者革职，甚至于论斩，这二十九个字是清朝所有里头字数最多的，其他有的二十七个字等等。那这二十九个字不好记，努尔哈赤最关键是五个字，就是“太祖高”，实际上属于他的就是三个字因为“”那两个字每人都有，单独属于努尔哈赤的“太祖高”，就是他的庙号是“太祖”，谥号是“高”，这是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的特点，这个“高”字很重要，孝慈高皇后她有“高”，就说她是高的皇后，这是的谥号。

　　宋濂（1310—1381），明朝开国元勋，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谥号文宪。潜溪（今浙江义乌）人，汉族。元末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送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鲁迅是一个非常勤恳认真的、性格非常刚强的、孤傲的、正义的、富有民族气节的、忧国忧民的人、寂寞的、孤独的、哀伤的、富有才情的文人、甘于清贫、不贪图荣华富贵的有气节的人。

1、鲁迅是一个非常勤恳认真的人。在鲁迅的散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中，鲁迅讲过关于上学迟到的故事，后来他在桌子上刻了个“早”字，当作了他一生的座右铭。鲁迅写作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

2、鲁迅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从他的文章中，从他面对敌人的迫害不惧怕中，从他与批评他的人的针锋相对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性格；

3、鲁迅是一个孤傲的人。他曾经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由此可见它的傲；

4、鲁迅是一个正义的、富有民族气节的、忧国忧民的人。都说鲁迅的文章是一把匕首，就是这也原因；

5、鲁迅是一个寂寞的、孤独的、哀伤的、富有才情的文人；

6、鲁迅是一个甘于清贫、不贪图荣华富贵的有气节的人。有篇文章说有一个青年去买鲁迅的书，但是囊中羞涩，鲁迅就把书送给了这位青年，由此可见鲁迅是一个甘于清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