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后，关于它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尽管有争议，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他的想象，所以我们在科幻**中加入了很多外星元素。受此影响，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外星人的概念只是现在的事情，并不是。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孤独的吗？还有别的生物在偷看我们吗？事实上，人类的探索欲望和美丽的想象力是天生的。我们对外星生命的审问，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出了，并包含在许多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古代就有不明物体到达地球的记录。《拾遗记》是晋代的一部名著，专门记载了伏羲以来的奇闻轶事。

船上有不少人能用白色的羽毛飞翔。根据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尧帝于公元前2357年登基，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327年，距今4000多年。如果贯月槎被视为一艘宇宙飞船，人们自然会把不朽的人解释为穿着太空服的宇航员。贯月槎后来不见了，史书也没有记载。可能是他们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奉诏所著的一部编年史。它包括365次日食记录、63次彗星记录、26次陨石记录和数十次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记录。此外，还有17项天文记录，无法用日、月、星的变化规律来解释。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清晨出现在东方的物体永远不会是月亮，更别说是两个月亮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新月互相支撑。

显然，它不是一颗天然恒星，而是一艘现代太空船。汉安帝永初二年，秋七月，太白进入北斗。太白星就是金星，它有一定的运行轨道，决不会来到北斗七星的位置，唯一可以猜想的是，这是一个发白光、可在星星之间飞行的物体。关于外星人的记载出现在古代神话和奇异故事《拾遗记》中。

书上说，“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自此，秦始皇与“宛渠之民”有了深入接触。“宛渠之民”有很多特点异于地球人，让秦始皇惊为“神人”。一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是“沦波舟”，类似于海螺，可以潜入海底，类似于今天的潜水艇；二是外星人身长10英尺，高约20米，穿着用鸟类和动物羽毛做成的衣服；三是外星人距离秦国9万英里，外星人那里以一天一万年，四是外星人敲打着燃烧的石头，夜晚不见阳光而点着明亮的灯光。炎帝用这种石头生火。当时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外星人说“一日万岁”，这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天咫卷》一书中记载了“玉斧修月”的故事。两人在嵩山夜游时迷路，遇到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是玉斧修月的手下。陌生人向他们普及了月球知识。”你知道月亮是七宝的组合吗？月亮像一颗药丸，它的影子像太阳照耀在它凸出的部分。”月亮是由七宝组成的。它的表面不平整。它上面明亮的地方是阳光普照的地方。

月亮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古人只描述月亮的外在形象，而没有探究其本质。而段成式的记录与月亮的构成非常接近。段成式这样的记载，已经接近现代天文学研究月亮的结构了，那么段成式怎么知道月亮的结构？17世纪初用现代天文仪器观测和分析月球，而《酉阳杂俎》是9世纪写的？这令人费解。

以上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外星人”造访地球的冰山一角。有很多类似的描述。事实上，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在文学想象中，而且在许多官史中都有。如《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的“鸡头与人体”怪兽、《清史稿·灾异志》中出现的“灵川五都黑面人”等。

标点在语文文字学科里基本上不会专门教。但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有时候会带来大麻烦。比如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的这个片段（此处放影片），略过。加不加标点，人的命运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碰到没有标点的白文怎么办？该怎么断句是个大问题，断错了照样会误解古人的意思，并且有可能以讹传讹。那么应该怎么正确地进行标点断句呢？

标点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这个马融已经是个经学大师了，但这个《汉书》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读不懂，不知道怎么断句。这个马融，专门跟着班固的妹妹班昭来学习怎么样读汉书。鲁迅也有一段话。

说这个标点古文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非常困难的事。

鲁国的哀公问孔子：“我听说这个夔他一只脚，这个事可信吗？”孔子说：“夔是个人，为什么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夔这个人他通晓音律。所以尧帝说有夔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让他做了乐正。”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夔有一，足。而不是说夔有一足。这个断句它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意思差异的。断不好，这个夔就成了残疾人士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标点古文呢？

一、识字辨意是前提

首先要识字辨意。在中华书局有这样一个本子是这样断的。

第一句话实际上是不通的。我们现在“作为”是一个词，但在古代它不是一个词。《说文》说：“作，起也。从人，从乍。”这个作就是起来站起来的意思。

《论语》里面有“舍瑟而作”，就是把这个瑟放在一边，然后站起来。

《礼记·曲礼》上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是故圣人作，为礼仪教人。就是圣人兴起了制作了礼这个制度，来教化人。

二、要熟悉文言语法

我们要知道这个断法，在语法上讲不讲得通。在《论语》里有句话，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断句法。

①《论语·乡党》

就是马着火了，孔子退朝之后就问伤人了没有？接着又问马。那么有人说这样断句体现了孔子的博爱精神，不仅关心人，还关心动物。

②

不，单独断句，是说有人回答了不。没有 没伤人。接着又问马。这也是体现了孔子很爱护动物。那么这两种断法行不行得通？

首先来说第一种，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断法。这个乎，作为语气词，后面不会再跟一个否，不会再跟一个不，没有这样连用的。

第二种伤人乎，我们可以调查上古的文献，基本上后面也不会再跟这个否，从语意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孔子他的思想是重视人，人是最重要的，是天地间最贵的。

③正确的断句结合语法，结合文意应该是：

伤人乎？不问马不关心马的事儿，只问这个人伤到了没有？

三、会利用文言虚词

例如像这个曹植的《与杨修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有这样的标点断句。

《与杨修书》

相与夫街谈巷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这个夫一般是做发语词的，所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把这个相与断在前边儿，这个夫它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这样断：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我们看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左传》

这个断法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应该把这个夫和唯善连在一起。夫唯善，故能举其类。

其实古人早就总结出来了，利用夫来断句的办法。他们总结的规律是什么呢？就像刘勰说的。

这个夫惟盖故，他们是放在句首的。乎哉矣也，他们是放在句末的。

四、要掌握行文特点

要熟悉这个文体。比如说有人把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进行了这样的断句。

好像有点楚辞的味道，但是楚辞有没有这样断句呢？是不是每句话都是兮结尾的呢？实际上不是的。楚辞的兮往往是在句中的，所以它的正确断句应该是这样的。

五、要了解古代的文化常识

比如《自治通鉴》标点本有这样一个断法。

这个郡国，每个地方都举一个孝廉，就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汉代这个孝廉是分开的。

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洁有廉隅者。”就是孝和廉，他是两个人。所以我们《资治通鉴》的这句话应该是断开的。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每个郡国要举两个人。

六、要考虑情理通顺

《资治通鉴》描写赤壁之战，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华书局1956年版是这样标的。

好像是说这个土崩瓦解了，士兵都把这个盔甲武器扔掉了，大家争相投水去死。我们想一想，死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怎么还会争投水死呢？这个与情理不通。那么怎么断才通呢？

应该这么断，在水后面断开。

就是投到水里面，但是不会水的也很多。而且这个江流很急，那么会游泳的人，他可能在长江里面也会淹死，所以死者十余万。

这节课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古人的离经办志的工作，就是要能把没有标点的经典文献，加上标点分开来读，把这个意思显现出来，这样的工作也是一项基本功。像章黄学派的大师黄季刚先生，就手批了很多白文经典，我们现在的这个《十三经》也是参考了黄侃先生的批注断的句。所以我们要想读懂古代文献，除了阅读其他人的标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掌握标点的基本功，同时还应该掌握基本的音韵知识。因为古代汉语说到底还是语言，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文字说到底，还是要传达古人用声音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古代的声母表三十六字母。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10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西侯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周朝时，山西是唐国的领地。后来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因唐国临晋水，改国号为晋。春秋时，山西是五霸之一的晋国。战国时，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国，与秦、楚、齐、燕并称为战国七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山西设有太原、上党、河东、雁门、代郡等五郡。到隋时，太原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第三大城市。隋末 ，李渊父子起兵于太原 ，建都长安后，把太原尊为“北都”，意即“别都”。五代时期，后唐 、后晋 、后汉和北汉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起家。在中国封建社会期间，山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越是乱世越是显得重要 ，谁拥有了山西，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所以，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金元时期，山西的经济、文化在中国北部居领先地位。明代时，设山西行中书省于太原，后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统管山西五府三州。清代，开始称为山西。

　　早在18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就在晋南芮城大（黄）河拐弯处的一个叫西侯度的地方，点燃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把火，从此，开启了一个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同位于晋南的襄汾，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丁村人”遗址、陶寺夏代遗址，驰名中外。侯马的春秋晋城遗址，展示了春秋霸主晋国都城的辉煌雄伟。另外尚有汉末黄巾军郭太部屯兵的白坡垒；以及史威村金代建筑的“普净寺”，丁村明、清居民建筑等宝贵文物。

　　山西是厚重的黄河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古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雕塑壁画、古塔古墓、佛道圣地、险堡雄关以及革命文物、史迹等，从北到南、珠串全省，构成了山西古今兼备，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目前，全国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70%以上在全省境内，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就有119多处。著名的旅游景点有：大同旅游区的云冈石窟、悬空寺以及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朔州旅游区的应县木塔、崇福寺；忻州旅游区的五台山、芦芽山、代县杨家将故地；太原旅游区的晋祠、天龙山石窟、窦大夫寺、玄中寺、卦山和天宁寺、文水则天庙；晋中的平遥古城、昔日晋商的豪宅大院；临汾旅游区的尧庙、洪洞县的大槐树、广胜寺、吉县黄河壶口瀑布、侯马晋都遗址；运城旅游区的解州关帝庙、芮城永乐宫壁画、夏县司马光墓、永济黄河铁牛、永济普救寺和莺莺塔，万荣飞云楼，等等。其中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五台山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原田淑人最初参加的国外考古调查，为朝鲜乐浪考古调查。1916年，日本“朝鲜总督府”设立“古迹调查委员会”。1918年，原田淑人、滨田耕作被任命为这一“古迹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同年，原田对早年池内宏调查过的乐浪新罗时代的一座古墓开始了调查，持续时间不长。不久，原田作为海外考古研究员被派往英国、法国留学。归国后的原田再赴朝鲜，开始主持乐浪古迹的调查。

事实上，以朝鲜平壌为中心的乐浪群时代的遗迹调査，最初始于日本学者关野贞，继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荻野由之、白鸟库吉先后在此展开过调查。由于这一古迹盗掘活动不绝，日本历史学家黒板胜美甚为担忧，自认为让盗墓贼盗走文物还不如让日本学者挖掘出来带回日本进行研究更有价值，于是，他与史学家村川坚固商议，共同说服细川侯爵，获得其赞助资金，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事业，委派原田淑人主持乐浪古迹的考古挖掘工作。1925年，在原田的指挥下，日本考古队对乐浪古迹中一座相对保存完整的古墓开始挖掘。同年9月8日开始破土，由于墓中漆器遗物取出的困难，挖掘工作至到12月6日才结束。

从中挖掘出的漆器铭文上判断：这座古墓为后汉时代的古墓，同时从出土文物中的木印刻字上推断出了被葬者的姓名和生前职务名。

这次考古挖掘确认的汉代完整“木椁墓”，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首次发现。原田将调查写成详细调查报告书，后以与田泽金吾共著的形式和《乐浪》题名于1930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出版。 这一调查报告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有关汉代古墓调查中难得一见的完整报告书，对后来东亚地区的汉代古墓调查产生了影响。这主要源于原田对汉代古籍的深厚修养。

基于这次考古调查的成果，1931年在平壌成立了朝鲜古迹研究会，专门从事乐浪郡时代遗迹的研究所同时在平壌设立。1933年，乐浪郡遗迹研究所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补助金，原田淑人被邀担任研究员。因他忙于“东亚考古学会”的事务，一直无时间参加研究所工作。1935年春、秋和1937年夏，原田受朝鲜古迹研究会的委托，三次担任被推定为古乐浪郡治遗址的土城里土城考古发掘“主查”。当时在日本文献史学领域，有关乐浪郡治所在地的论争纷起，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乐浪郡治地最初在平壌，后来迁移到土城里。为了搞清乐浪郡治地何时迁移的问题，日本历史学界热望考古学界介入，由此便有了原田担任“主查”的这三次考古挖掘。

三次挖掘的结果，从中发现了楽浪郡属县名的封印泥以及后来辨明为“乐浪礼官”役所名的瓦片出土地点。由于土城里土城面积方圆达40万平方公里，这三次考古挖掘面积极小，作用不大，因而留下了大量未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