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陈酿好，书是旧籍珍”，即以陈酿比旧书，言之 旧书有佳趣，耐晶读，与品饮陈酿美酒在感受体味上有相 类相通之处。

　　这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书的版本，即 出版时间愈古愈旧的书籍，流传越来越少，愈稀缺珍贵。 这在收藏界意义尤其突出，藏书家收藏书籍所讲究看重的 就在于版本。

　　第二层意思是说，书愈旧年代愈久，经历史 156 的淘洗检验能流传下来，足见其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 社会进步性的町贵和进步。一般说来，好的东西才得以久 流传．那些很旧很旧的书，往往价值越丰富，可以说是淘 尽黄沙始到金。近年来古籍善本市场升温步伐正在进一步 地加快，不仅拍卖专场增多，而且价格水涨船高。多家图 书馆正是从这屿拍卖中购得了许多珍贵资料。除此之外， 收藏旧书的群体也日益庞大，参与收藏活动的人群越来越 广泛，旧书店（摊）的生意异常火爆，旧书成交的价格和 数蹙都呈上升趋势。例如，坐落在北京琉璃厂西街的中国 书店文化遗产书店，北京潘家园、报国寺的旧书市场，就 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旧书商汇聚。

　　在美国，1928年成立 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曾经收藏了宋、 元、明、清初的贵重旧刊本、手抄本、拓本等56万册，成 为令学者羡慕不已的珍贵资料。因此，书籍的收藏取舍不 能简单地以其“旧”与否为唯一的标准，还应当根据书籍 具有的知识价值来考查，在具体操作上要慎之又慎，不应 该受到所谓的“半衰期”误导，也小要随意引用混乱的文 献老化定义和方程式，慎防在工作中进行“一刀切”的草 率处理方式。对那些内容老化而丧失保存与使用价值的图 书，尽管不“旧”，也必须不容置疑地予以剔除。反之，对 有较高使用价值的藏书，无论多旧都要收藏。当然，可采 用不同的收藏形式，如属于珍贵文献的可采取永久收藏， 多是收藏珍本、善本文献、名人真迹、重要文献原件等； 如果是普通文献，就采取长期收藏，一般是名著、文史典 籍、工具书、连续出版物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等。

　　走出对旧书管理的误区 如今衡量一个图书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藏 书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图书馆，需要收藏尽可能多的文献， 以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但是任何一个图书馆的馆舍和 收藏条件都是有限的，这是藏书剔旧的根本原因，但在剔 旧过程中却没有一个标准町依，只能依据主事者个人喜好 随便剔除旧书了。下架后的旧书往往是随便找个地方随意堆放，由于条件差，堆放一段时间后变质朽坏，最后就被走出对旧书利用的误区 当成废纸处理。数年前北京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曾经把众多 的民国书刊一次性处理掉，引得上百位旧书摊贩趋之若鹜。 这是因为民国书刊中，不乏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新善本，有 市场价已达上千元其至数于元一本的新文学毛边本之类绝 版珍贵文献。据2002年12月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巴 金研究者、人民口报社编辑李辉致电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称其在京城某旧书摊发现并买下了6本印有“巴金赠书” 字样的英文版（THEDIAL）（《日晷》）杂志，其中一本内页 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摊主称足“国家图书馆外文期刊部处 理过期期刊时得到的”。 长期以来，图书馆对旧书的管理尚存在着大量的问 题。在人们的印象中，陈列在干净的书架上，处在环境优 雅、书韵氤氲、灯光明亮的一线书库里的好像只有新书， 旧书显得比新书低一等，不登“大雅”，一般出现在二线、 三线甚至是更偏僻的书库。存贮条件极差，图书层层堆积， 满库霉味，条件稍好些的也是长期闲置，无人问津，美其 名为永久收藏，实为束之高阁。许多需要重点保护的旧书， 需要按照《文物保护法》重点保护的珍善本，根本没有得 到应有的保护。就如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于2005年11 月，数十万册图书文物遭供暖水泄漏浸泡，藏自．60多万册 图书文献的地下书库灌进r大量的暖气热水。2008年3月1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占籍名录和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f诳名单的通知》（国发〔2008） 9号），正式批准公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占籍名录》及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26家省市公共图书 馆、12家高校图书馆、5家专业图书馆、5家博物馆、2家 档案馆，其中图书馆占大多数，成为了古籍收藏和保护的 重镇。图书馆承担着保护古籍的重任，既要有珍爱古旧图 藏书楼之所以被视为传统图书馆的象征，是因为其对 书籍的管理方式是以保存为中心，一切业务活动都足围绕 着保存展开。

　　虽然藏书楼已转化为图书馆，但在严格意义 上，这种以藏为主的传统观念仍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在今天 的图书馆管理中。最典型的就是像占代欧洲把图书用链子 锁起来的做法一样，把许多书籍完好无损地锁在书柜或保 存库里，为了使珍贵书籍减少丢失、破损的风险，大多数 图书馆通行的方法就是将其秘不见人，或者是根据身份界 定借阅的凑者，严格的借阋制度使很大一部分读者望而却 步。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则希望 馆藏文献能够尽可能地方便利用。如何平衡保护文献和利 用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图书馆管理文献所必须解决好的一 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思路问题，文献 只有被利用，其知识价值才能实现。因此，向社会和公众 开放珍贵的书籍文献，为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服务， 加强珍贵书籍文献的整理与提供服务。很多图书馆首选把 古籍变为电子版，通过网络让更多读者获取信息。例如上 海图书馆耗时十余年将汗牛充栋的馆藏珍贵图书、文献、 资料等“搬进”网络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占文献 资源库逐步实现馆藏古文献的数字化上网，并有专门的系 列元数据标准配套施行。有些图1｛馆则推出善本再造工程， 如国家图书馆推出馆藏古籍1221种、15000余册为底本的 珍贵影印本。旨都图书馆与多家出版社合作，整理出版了 多部善本古籍。这样做既保护了原有版本，又使珍贵古籍 化身千百，为大众共享，较好地解决了古籍“藏”与“用” 的矛盾。 我们平时常说“藏以致用”，这里的“用”的表层意思 是对文献的“利用”，深层意思应该是对文献的“开发和利 书的意识，更要有保护它们的得力措施。第一是制度方面。 用”。一直以来，在图书馆里习惯地认为那螳既不属于有收 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权，健全 相关制约机制。第二是保护古籍要从领导做起，只有领导 的意识提高了，对此项工作重视了，才能加大保护的力度， 在资金和人力方面给予更大的投入。第三是培养合格人才。 人才匮乏是古籍旧书保护利用的瓶颈之一。许多从事古籍 工作的人缺乏基本的书籍保护知识，鉴定、定级等业务工 作水平也存在较大的问题。这蟪通过在职培训可以使人员 的理论水平和理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提高。第四是蕈视古 旧图书的收藏。图书馆Ⅱ『以建，谚自己的闪光点，报据本馆 的特点或区域位置来收藏有代表性的书籍，形成有特色的 藏书体系。第五加强管护。改善收藏条件是保护书籍的有 效保证，有条件的可以设屯专藏库，派专人管理、修复； 无条件的也要尽量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并做好防尘防 蛀的工作。

　　藏价值的珍贵文献，在本馆利用率又微乎其微的旧书，也 就失去了其开发利用价值，只能等同于废书，尽数往造纸 厂送。实际上，这是对旧书开发与利用的严重误解。对不 同的图书馆来说。某批旧书对这一个图书馆没有开发利用 的价值，可不见得说对另一个图书馆也没有开发利用的价 值。近几年的图书价位猛涨，2005年图书价位上涨幅度 30％一50％（与2004年相比），经业内专家估算：2004年的 1．80元／印张上升到2005年的2．40一2．80元／印张。一位出 版人按照图书成本上涨趋势估计，2007年的图书平均价格 差不多是25—28元，而2008年的势必是达到30元，甚至 可能突破35元左右，许多图书馆在采购图书时倍感压力， 如果能建立一个你弃我取、各取所需的旧书流通体系，进 行馆际之间的资源共享，将各自认为无利用价值的旧书交 （下转第160页） 157 万方数据 2009年6月 图书馆论坛 （公示工作人员照片、岗位、编号）、读者意见箱，发放征 求读者意见表，接受社会监督。

版本简介

大陆正版

《红楼梦》书影（中华版）

1作家程乙本：《红楼梦》，汪静之整理，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注释，沈尹默题字，作家出版社1953年12月出版。

2人文程乙本：《红楼梦》，启功注释，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沈尹默题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第1版，1959年11月第2版，1964年2月第3版。

3人文红研本：《红楼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沈尹默题字，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作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作底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1996年12月第2版，2008年7月第3版。

4北师程甲本：《红楼梦》（校注本），启功任顾问，张俊、聂石樵、周纪彬注释，简体竖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1] 。简体横排版由中华书局1998年4月出版，2010年8月再版。

5人文俞校本：《红楼梦》（大学生必读丛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前八十回以戚序本作底本，后四十回以程乙本作底本，全书加入启功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6上古汇评本：《红楼梦》（三家评本），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汇评本，申孟、王维堤、张明华、甘林点校，以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作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7八家评本：《八家评批红楼梦》，收录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二知道人、诸联、涂瀛、解盦居士、洪秋蕃共八家评点，冯其庸校订，陈其欣助纂，以程甲本作底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再版，改题《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

8脂汇本：（1）《脂砚斋评批红楼梦》，黄霖校点，120回，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2）《脂本汇校石头记》，郑庆山校，120回，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3）《红楼梦》，周汝昌汇校，80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4）《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吴铭恩汇校，80回，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

程本系统

1程甲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程、高在曹雪芹逝世28年以后，竭力搜集曹公留下的前八十回及零散的后四十回残稿，“集腋成裘”、“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终于将120回的《红楼梦》“公诸同好”，这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程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

3翻刻本：东观阁本、本衙藏本、藤花榭本、善因楼本、三让堂本、纬文堂本、文元堂本、妙复轩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脂本系统

（1）庚辰本：存78回（1-80回，内缺64、67两回）。此本有与己卯本相同的双行小字批。1933年徐星署花八块大洋购于隆福寺，后燕京大学图书馆以二两黄金辗转购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甲辰本：乾隆甲辰（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亦称“梦觉本”。题“红楼梦”，脂批较少，文字简约，其文字基本被程甲本所继承。1953年出现于山西，现藏国家图书馆。

（3）郑藏本：仅存两回（23、24回），原由郑振铎藏，后捐国家图书馆。

（4）杨藏本：120回，系“杨继振旧藏本”的简称，亦称“梦稿本”。咸丰年间于源题此本为“红楼梦稿”。第78回末有“兰墅阅过”字样，“兰墅”为高鹗的字。1959年出现于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购藏。

（5）俄藏本：存78回（1-80回，内缺5、6两回），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约有300余条批语，眉批和行间批系后人所加，双行小字批是庚辰等抄本的旧文。据称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传入俄国。

（6）卞藏本：存前十回正文及33-80回回目，卞亦文于2006年在上海以198万人民币拍得。

（7）甲戌本：存十六回(1-8回、13-16回、25-28回)，此本脂批说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初由咸同年间大兴藏书家刘铨福收藏，胡适1927年得之于上海，后存放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初归藏上海博物馆。

（8）己卯本：存41回又两个半回。此本为怡亲王府的抄藏本。第1-20回、31-40回、61-70回（内64、67两回由后人补抄）原由董康、陶洙所藏，现藏国家图书馆；第55回下半至第59回上半现藏国家博物馆。

（9）戚本：卷首有戚蓼生的序。下分三种版本：张开模旧藏戚序本（戚张本）、泽存书库旧藏戚序本（戚宁本）、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有正本）。戚张本前四十回现藏上海图书馆，戚宁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10）王府本：文字系统及抄录行款大体与戚本同。原存74回（1-80回，内缺57-62回），后据刻本补抄了后四十回，也补抄了其中缺失的六回及程伟元的序，现存120回，藏国家图书馆。

（11）舒序本：存前四十回。因舒元炜序作于乾隆己酉（1789），亦称“己酉本”。原由吴晓铃藏，后捐藏首都图书馆。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印刷术的发展历程：

中国大约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随着纸和墨的出现，印章亦流行起来。

4世纪时，道教徒把印章放大，以印制文字稍多的符咒。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盖章的方式印刷文字的方法。

与此同时，石碑拓印也在发展，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把纸铺到版印刷，即为雕版印刷术。

考虑到雕版印刷术从发明到完善应用，从在民间流行到引起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重视和记载，其间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因此，专家们认为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年代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前期的唐朝初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

套版彩色印刷术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印刷术，它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高精度的印刷技术。

它采用分色分版的方法，在一张纸上套印出多种颜色。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按原稿颜色的多少，分别刻成相同规格的版，然后，再按颜色的先后次序逐块印刷。套版的规格尺寸都要求准确地固定在相宜的位置，保证在印刷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移动。

在古代缺少精密量具和卡具的情况下，必须依靠熟练的技艺来完成，所印出的成品称为套印本。套版印刷术发明的初期，一般只能印刷朱、墨两种颜色的套印本，称为朱墨本，或叫双印。后来，技术日臻完善，继而发展成用四色、五色来套印称为四色本、五色本等。

套版彩色印刷术诞生于我国，但到底发明于何时至今仍无明确结论。根据历史记载，北宋时期(960—1127年)已出现了铜版印刷的青、蓝、红三色 “交子”，但未发现实物。看来，套版彩色印刷技术的发明不晚于此，确切年代还有待于考古发现和研究。

今天能见到的套版彩色印刷品大多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这段时间是我国套版彩色印刷术的发展时期，很多印刷品极为精美。到了清代，四色套印、五色套印甚至更多种颜色套印的技术已经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活字印刷术：在活字印刷中，活字的制作技术是关键。我国古人曾用粘土、木材、铜、锡、铅等原料，进行了许多尝试，也曾成功。毕升所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类似于近代的铅字的排版印刷。

他用胶泥制成一粒粒活字，经火烧硬，排置于一块带框并铺有松香、蜡和纸灰混合土的铁板内，用火加热，待混合土熔化全，即用一平板将其压平。类似铁板可备多套，一版印刷，一版排字，以提高印刷的速度。

活字一般都要烧制多套，常用字往往多数十个，以保证不缺字。而生、冷、僻字，则随用随烧，极为方便。毕升不仅发明了胶泥活字，并且还用这种方法印过书。

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还出现过不少其它材质的活字，有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等等。但只有木活字流传了下来。至于近代西方铅活字印刷的引入。

扩展资料：

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馆际交流合作，宣传中国印刷术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中国印刷博物馆代表团应邀参加了韩国举办的直指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在10月2日举办的印刷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研讨会上，包括中国印刷博物馆在内的全球40多个印刷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围绕印刷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研讨会上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8名代表作了主题演讲。

如韩国韩语博物馆学者的《李氏朝鲜早期的书信、印刷及纸张》，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学者的《十九、二十世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印刷术与知识发展》，德国克林斯博尔博物馆学者的《对印刷术的一些思考：谁印刷？什么是印刷？为什么印刷》。

韩国国立科学博物馆学者的《韩国为印刷文化传播与保护所做的努力》等。中国印刷博物馆研究员李英发表了英文演讲《印刷术启迪世界文明》。李英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历程，“以纸墨、雕版、活字为主的技术发明，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华印刷术的发明，引领和启发了世界其他地区印刷术的发展，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李英对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思考。李英说：“在印刷术的故乡，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代表的机构和个人正在为推动印刷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而努力。”

据了解，在“专业化+大众化”“知识性+趣味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印刷博物馆将优秀印刷文化带进了校园、军营和社区，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反响。由该馆主办的“中华印刷之光”巡展已在美国、德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展出。

此外，中国印刷博物馆正在筹划创办《世界印刷文化》杂志，成立印刷术相关课题小组，建设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今年6月，由中国印刷博物馆牵头，国内16家印刷博物馆相关单位联合成立了“全国印刷博物馆展示联盟”。

人民网-中华印刷术发展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