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版新增象吉备要通书有收藏价值。在珍藏古籍的圈子里，藏家都晓得古籍内容含金量十分重要。俗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宋元时代是雕版印刷的高峰，雕琢精巧、字体庄重、纸墨讲究、订正质量高。从明中叶起，宋元版本就成为藏家追赶的热门，但近年来，宋元时代的佳构刻本十分少见。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全盛时代，其印刷技术较前代愈加成熟，图版刻印更为优良。阿锋说，很多珍藏家看到明刻本就不假考虑地出价，关于品相，则不如从前那样考究，“太抉剔的话，基本不克不及够淘到‘宝’“。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

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扩展资料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

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古籍

1 曾巩的《醒心亭记》翻译

以下是全文翻译：

在滁州的西南方，泉水的旁边，欧阳公出任知州的第二年，建筑凉亭叫“丰乐亭”，自己写了一篇丰乐亭记，来说明丰乐亭名称的由来。之后又径直在丰乐亭往东几百步，找到山势高的地方，建筑凉亭叫“醒心亭”，并且请我为它写一篇记事。

只要欧阳公和宾客来游玩，一定会到丰乐亭饮酒。有人喝醉并且劳累了，就一定会到醒心亭观望风景，看到群山环绕，白云山岚水气滋生蔓延，一望无际的旷野，花草树木茂盛，山泉岩石秀丽，让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有清新的感觉，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醒来，甚至久待而忘了回去。所以根据这样的事形成的原因为它取名“醒心亭”，这是取自韩愈《北湖》一诗的句子。唉！他真可以说擅长从山泉之间获得乐趣，而且给它们取名来显示它们的实际情况，又是更擅长的了！

虽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能形容。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地区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而只是在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其实是欧阳公用来在这里寄寓他的理想呀。

像欧阳公的贤德，韩愈死后的数百年才有。现在与他同游的宾客都还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以后的百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来参观他的遗迹，想要见他一面，却有没办法再见到的感叹（或说有比不上他的感叹），然后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所以凡是与他在这里同游的人，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而我又可以借着文章寄托名声在他的文章之后，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

宋仁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简要简析 第1段 简单叙述欧阳修修建“醒心亭”的原因及嘱托自己为它作记。先介绍醒心亭的地理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然后说明修建的时间，是欧阳修被贬官，在滁州任知州的第二年即1046年，先修建了“丰乐”亭，继而又在“丰乐”亭的东边几百步的地方修建了“醒心”亭。 第2段 介绍欧阳修来醒心亭游览的情景以及醒心亭命名的缘由。欧阳修和州里的宾客们到这里来游览，便一定要去丰乐亭饮酒。而后一定要登上醒心亭醒酒。作者以洗冻的语言，叙写到醒心亭醒酒，登高远眺“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令人耳目皆新。 第3段 赞扬欧阳修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儒家仁政理想。这一段是全文的重点，作者着力称扬的是欧阳公的儒家的关注社会民生的精神。“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公所以寄意于酿心亭者，乃是更远大宏阔的政治抱负：“吾君优游而无不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天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背得其宜”。在曾巩看来，这才是欧阳修的真乐所在，“醒心”所在。而这样的伟大人格，在曾巩看来，除韩愈能与之比肩，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醒心亭寄寓的是欧阳修忧国忧民的儒家仁政理想，加上欧阳修对曾巩有知遇之恩（正因为有他的举荐，才使曾巩的才能得到彰显，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曾巩借此热情昭示欧阳之贤德，以醒世人，并为自己能因受命作醒心事记而“托名于公文之次”，而感到“喜且幸”之甚。

2 醒心亭记 曾巩 翻译

涯：旁边。

滋生：滋生蔓延。

在滁州的西南方，泉水的旁边，欧阳公出任知州的第二年，建筑凉亭叫“丰乐亭”，自己写了一篇丰乐亭记，来说明丰乐亭名称的由来。之后又径直在丰乐亭往东几百步，找到山势高的地方，建筑凉亭叫“醒心亭”，并且请我为它写一篇记事。

只要欧阳公和宾客来游玩，一定会到丰乐亭饮酒。有人喝醉并且劳累了，就一定会到醒心亭观望风景，看到群山环绕，白云山岚水气滋生蔓延，一望无际的旷野，花草树木茂盛，山泉岩石秀丽，让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有清新的感觉，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醒来，甚至久待而忘了回去。所以根据这样的事形成的原因为它取名“醒心亭”，这是取自韩愈《北湖》一诗的句子。唉！他真可以说擅长从山泉之间获得乐趣，而且给它们取名来显示它们的实际情况，又是更擅长的了！

虽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能形容。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地区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而只是在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其实是欧阳公用来在这里寄寓他的理想呀。

像欧阳公的贤德，韩愈死后的数百年才有。现在与他同游的宾客都还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以后的百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来参观他的遗迹，想要见他一面，却有没办法再见到的感叹（或说有比不上他的感叹），然后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所以凡是与他在这里同游的人，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而我又可以借着文章寄托名声在他的文章之后，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

3 《醒心亭记》翻译

《醒心亭记》是北宋文学家曾巩所作的一篇散文。

译文： 在滁州的西南面，一泓泉水的旁边，欧阳公任知州的第二年，建造了一个名叫“丰乐”的亭子，并亲自作记，以表明这个名称的由来。不久以后，又在丰乐亭的东面几百步，找到一个山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叫“醒心”的亭子，让我作记。

每逢欧阳公与州里的宾客们到这里游览，就肯定要到丰乐亭喝酒。有时喝醉了，就一定要登上醒心亭眺望。

那里群山环抱、云雾相生、旷野无垠、草木茂盛、泉水嘉美，所见到的美景使人眼花缭乱所听到的泉声使人为之一振。于是心胸顿觉清爽、洒脱而酒醒，更想久留而不返回了。

所以就根据这个缘故给亭命名为“醒心亭”，是取自韩退之的《北湖》诗。啊！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在山水之间寻找快乐，又用所见到的美景来给它命名吧这就更有水平了。

尽管这样，我是能够说出欧阳公真正的快乐的。我们的皇帝在上悠然自得，无为清静；我们的百姓在下丰衣足食，心无不满；天下的学者都能成为良材；四方的少数民族以及鸟兽草木等生物都各得其宜。

这才是欧阳公真正的快乐啊！一个山角落，一汪清泉水，哪里会是欧阳公的快乐所在呢？他只不过是在这里寄托他的感想啊！ 像欧阳公这样的贤人，韩愈死后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今天和他同游的宾客还不知道欧阳公那样的贤人是很难遇到的。

千百年后，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瞻仰他的遗迹，而想要见他的人，就会因没有与他同时代而感叹。到那时，才知道遇到欧阳公真难。

如此说来，凡是现在与欧阳公同游的人，能不感到欢喜和幸运吗？而我曾巩又能够用这篇文章托名在欧阳公文章的后面，又能不欢喜和庆幸吗？ 宋仁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4 醒心亭记 翻译翻译啊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

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

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科其所睹，耳新科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气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去。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矣。

虽然，公之作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公东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

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

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5 《醒心亭记》译文

第1段：写秋夜泛舟的快乐。

作者先交代了泛舟的时间、地点，接着就描绘了由清风、白露、月色和水光交织成的江上美景。作者置身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中，饮酒诵诗，听凭一叶扁舟在辽阔的江面上漂浮，感到自己像传说中的神仙一样羽化飞升，遗世独立，完全解脱了。

第2段：写饮酒唱歌，由欢乐转为悲哀。“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美人”可以说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象征。然而“美人”在哪里？在天的一方，是那么遥远，不可把捉，怅然失意之情寓于文中。

“客”“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哀凄凉的箫声，是作者此时此刻心境的写照。第3段：借主客问答，写人生无常的怅惘。

“客”从赤壁的月夜，想到曹操的诗，想到赤壁鏖战。所有这些，都成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英雄业绩也早已烟消云散了！“一世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侣鱼虾而友鏖鹿”的平常人呢。

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如同天地之间的蜉蝣、沧海这中的一粟吗？江水滔滔，无穷无尽，人生短促，须臾便逝；挟飞仙遨游，抱明月长终，那不过是幻想！这真是人生没法消解的莫大悲哀！到这里，第1段所表现的欢乐情绪，已被沉重的哀愁吞噬了。第4段：写作者用旷达乐观的言辞消释了“主”与“客”的哀愁。

作者以眼前的水和月为例，说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水在流逝，月有盈虚，是变；可水流逝而不竭，月盈虚而常在，又是未尝变。倘若从不变的一面来看，物与我都有永恒不灭之境，又何必羡慕长江的无穷，哀痛人生的短促呢？再说，人们的悲哀愁苦，往往来自欲念的不能满足，如果克制欲念，扩大胸怀，那么江山风声，山间月色，陶醉大自然的怀抱，会有说不尽有受用。

作者面对美妙理想与可悲现实的矛盾，用超然的态度安慰自我，以大自然之乐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第5段：写“主”“客”转悲为乐，重新开怀畅饮，及至醉卧舟中，不觉天色已亮。

这篇赋曲折完美地表达了作者当时复杂的心情。作者是有理想、有热情、有才干的人，但他遭到压抑和排挤，想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可得，不能不感到孤独、寂寞、委屈和哀愁。

月夜泛舟，自然景色吸引住了他，使他暂时忘却了冷酷的现实，产生了“羽化登仙”的幻觉。但当他酒酣耳热，扣舷而歌时，思绪又回到现实，产生一种怅望天涯、托身无地的茫然之感。

这种茫然之感从他的歌辞里隐隐透露出来。等到同游客人受到他歌声的感染吹奏出凄凉哀怨的箫声时，他就真的愀然生悲。

客人的一番吐诉，正是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光阴很快消逝，生命这样短促，要建功立业不可能，要羽化成仙是幻想。

作者就是这样触景生情，而且深深陷在矛盾和痛苦中了。但作者接着用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感悟把自己从矛盾痛苦中拯救出来。

那一番话，表现他胸怀的博大，眼光的高远，态度的超越；表现他对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对功名利禄的蔑视；表现他洁身自好、不愿苟合的志趣和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积极乐观精神。就是这种态度、志趣和精神，使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没有摔倒，即使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也未流于消极颓废。

6 醒心亭记（节选）曾巩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①之二

(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作答本题，重点在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同时也可以借助整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①泉水的旁边涯：水边，边上②所以根据这样的事为它取名“醒心亭”故：所以③空旷的原野无穷无尽穷：尽④一座山的角落隅：角落（2）本题考查句子节奏的停顿一般在主语和谓语之间、谓语和宾语之间、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句子翻译为“他真可以说擅长从山泉之间获得乐趣”句子停顿为：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3）本题考查的是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此句中重点的词有：洒然：吃惊的样子；久：久留句子翻译为：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忽然）醒来，甚至久留而忘了回去（4）本题考查筛选文章信息、归纳文章内容的能力《醉心亭记》以“醒”贯穿全文，与《醉翁亭记》一样，都表现了“山水之乐”“与民同乐”的思想欧阳修遭贬，但仍然修建“醒心亭”来告诫自己，盛世不忘忧，显示了“洒然而醒”的政治家风范答案：（1）①水边，边上②所以 ③尽 ④角落（2）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3）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忽然）醒来，甚至久留而忘了回去（4）醒 山水之乐 洒然而醒。

7 急求《醒心亭记》翻译

在滁州的西南方，泉水的旁边，欧阳公出任知州的第二年，建筑凉亭叫“丰乐亭”，自己写了一篇丰乐亭记，来说明丰乐亭名称的由来。

之后又径直在丰乐亭往东几百步，找到山势高的地方，建筑凉亭叫“醒心亭”，并且请我为它写一篇记事。只要欧阳公和宾客来游玩，一定会到丰乐亭饮酒。

有人喝醉并且劳累了，就一定会到醒心亭观望风景，看到群山环绕，白云山岚水气滋生蔓延，一望无际的旷野，花草树木茂盛，山泉岩石秀丽，让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有清新的感觉，他们的心也因惊奇而醒来，甚至久待而忘了回去。所以根据这样的事形成的原因为它取名“醒心亭”，这是取自韩愈《北湖》一诗的句子。

唉！他真可以说擅长从山泉之间获得乐趣，而且给它们取名来显示它们的实际情况，又是更擅长的了！虽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能形容。我们的国君在上能宽大化民，不用刑罚，我们的人民在下生活充裕，没有怨恨，天下的求学的人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地区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这才是欧阳修的快乐。

而只是在一座山的角落、一池泉水的旁边，难道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其实是欧阳公用来在这里寄寓他的理想呀。像欧阳公的贤德，韩愈死后的数百年才有。

现在与他同游的宾客都还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以后的百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来参观他的遗迹，想要见他一面，却有没办法再见到的感叹（或说有比不上他的感叹），然后才知道欧阳公的难得。

所以凡是与他在这里同游的人，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而我又可以借着文章寄托名声在他的文章之后，难道可以不感到欢喜、幸运吗！宋仁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8 有关醒心亭记（曾巩）的作者背景与译文

曾巩（1019-1083），字子固。

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

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 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

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 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

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

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

（《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

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 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

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

《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 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

《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

《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

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

《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

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

《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

9 曾巩《醉心亭记》的译文

滁州的西南，泉水的边上，欧阳先生（欧阳修）担任太守的第二年，建造亭子叫做“丰乐亭”，并亲自写了记文，来宣扬它的名字和意义。后来又在丰乐亭的东边，几百步远，在山的顶上，建造了亭子叫做“醒心亭”，让我来写文章记下来。

凡是欧阳先生和本地的宾客者出游，必然到丰乐亭饮酒。有时喝醉而且感到疲劳，必然到醒心亭眺望，来观赏群山相环，云烟相连，旷野无边，草木众多而且泉石美观，所看到的使眼睛明亮，所听到的使耳朵灵敏，因此他的醉意就会突然醒过来，更加打算长时间停留而忘记了回去，所以用亭子的用处来命名它们，抄写了韩退之（韩愈）《北湖》的诗句回去。啊！这真能算得上善于从山泉之间找到乐趣了。

虽说如此，欧阳先生的寻找乐趣，我能写出来，我们的长官在上面悠闲游玩无为而治，我们的百姓在下面自给自足而没有缺憾。天下的学者，都有才能而且品德好；少数民族、鸟兽、草木的生存，都各自得到了自己的方便。欧阳先生向东出游，一座山的角落，一眼泉水的旁边，难道这是先生的乐趣所在吗？其实是先生在这里表达胸臆罢了。

像欧阳先生这样的贤能，韩愈死后几百年才出现。如今一同出游的宾客，后不知道遇到先生非常难得啊。往后上百年、上千年，有倾慕先生的为人的，看到先生出游的足迹，想要见到他，就会产生遥不可及的感叹，然后才知道遇到先生是多么难得呀。所以一同出游到这里的人，怎么能不高兴并感到庆幸呢！而我，又能够用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先生文章的后面，怎么能不高兴并感到庆幸呢！

烟海阁 取浩如烟海之意

开卷有益

手不释卷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近观远廖伯望一幕 金屋藏娇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生平政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文学成就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

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

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

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

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①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②《宋史》卷319《曾巩传》。

③《元丰类稿》卷51《墓志》。

④《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⑤《宋史》卷319《曾巩传》。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回答者：zbs101 - 高级经理 七级 6-4 17:41

曾巩

出生年代：1019—1083

名人职称：

名人国家：中国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

1 曾肇字子开文言文答案

曾肇，字子开，考取进士后，调任黄岩县主簿，被推荐任郑州教授，升任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

太常礼院从秦朝以来，有关文献残缺不全，先辈儒生各人都凭想象，无法核实。曾肇在职期间，纠正了前辈的不少错误。

曾公亮死，曾肇为他写行状，神宗读后很欣赏。元祐初年，升任起居舍人。

曾肇认为叶康直任秦州知州时处事不当并批评他，执政官惊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御史趁机攻击他。曾肇提出辞职，范纯仁对大臣们说：“如果好人得不到宽容的环境，像我们这类人就不能在这儿呆了。”

极力替曾肇辩护，曾肇才没有受到处罚。门下侍郎韩维弹劾范百禄，太皇太后认为韩在诬陷范，让韩出任邓州知州。

曾肇说：“韩维替朝廷辨别好人、坏人，评价人与事的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想象认为他错了就赶走他。”拒绝替皇帝起草命令。

谏议大夫王觌因为批评了胡宗愈，皇上想调他去润州，曾肇说：“皇上把大臣当做心腹，把台谏官当做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目前王觌批评执政官就被放逐，这就是怜爱心腹而堵塞耳目了。”

哲宗醒悟过来，就加任王觌为直龙图阁。四年，发生春旱，官府仍讲究春天饮宴。

曾肇同彭汝砺一起上书说：“目前正闹天灾，正是君臣们敬畏天命谨慎从事之时，他们却一块儿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恐怕无力补救天灾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请。

七年，回京任吏部侍郎。哲宗亲自当权后，改用元老旧臣，旧臣们多次称赞曾肇熟悉礼制，于是召他回京。

曾肇说：“人君虽然天生的优良品质，也必须依赖于前后左右的大臣们得力，把他们当作立政之根本。应该在此时精心选拔忠诚、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边，以便咨询、讨论、顾问。”

皇上身边的近侍贵宠们讨厌他的这番话，调他任瀛州知州。徽宗即位后，又被召回京师任中书舍人。

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因为说错了话而犯罪，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曾肇却挺身而出，极力为之辩解。其兄曾布同韩忠彦一起任宰相，天天图谋排挤走韩忠彦。

曾肇写信对曾布说：“兄长正得到君主的信任，应当引荐好人，走正道。然而几个月以来，世人称道的正人君子，相继离开了朝廷，一旦你的权势完了，这些人就会只顾保全自己的位置，想来都令人寒心。”

曾布不听从他。不久，蔡京升到宰相地位，曾布、曾肇都不免遭殃。

崇宁初，曾肇落职，被贬官任和州知州，继而贬官濮州团练副使。四年，归润州而卒，享年六十一岁。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庄严肃。从小就认真学习，博览经书史传，写的文章温和、圆润而有章法。

历任十一州，大多有善政。绍兴初，得谥号文昭。

2 文言文曾巩传翻译

译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从小就机智敏锐，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异。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出任越州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他估计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用来救济，而乡间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任齐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恶、迅速严厉地打击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的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影响当地的权贵和豪绅，州县的官吏都没有人敢去追究。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邱有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劫财，劫夺囚徒，没有一件不能如愿的。曾巩让百姓组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喝，送给他衣帽，给他配备了车马和随从，让他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看来是将此事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要离间分化那些盗贼，让他们不能再纠合在一起。从此，齐州的人们连院门都不用关闭就可以安睡了。 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要准备上万人所需的物资，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机会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好了大军突然集结时的吃住问题，因此，军队离开后，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 调任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负有才名，长期在各地任地方官，世上不少人认为他命运不济，时运不佳。这一时期，朝廷的一批晚生后辈出人头地，曾巩对此看得很淡泊。一次经过朝廷时，神宗召见他，对他慰劳问候，十分宠信，任命他为中书舍人。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1]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为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方苞论其“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此类书跋，风格上模仿刘向、刘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