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破甲武器：锤在古籍上的征战史

在古代，将锤类武器统称为“椎”。但是椎仅仅是锤的原始形态，在西周和之后的春秋及战国时代，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野。长杆的在与钝刃结合后逐渐演变为殳及后世的棒类武器，在宋代演变为诸多形制，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属此类。另外短柄的则就演变为后世的锤、骨朵等武器。在战国时期，锤或者椎并不常用于战阵，但是却有诸多使用记录，笔者便将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记载如下。

其一、窃符救赵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利用屠户朱亥，用大锤诛杀了晋鄙，方才取得了军权救援赵国。“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王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吾今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其二、椎击秦皇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灭韩，韩人张良为韩报秦仇，悉以家财求客刺秦始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可见当时椎这种武器比较沉重，可以挥击也可以投掷，都是非身强力壮的勇士不能使用。但是因为杀伤威力过剩，所以在直到隋唐之前，“锤”并不运用于军中为制式武器。但是在唐代则有《唐律疏议》中记载“狱官令”中则出现了类似于带头短棒的刑具。在五代时期，因为盔甲技术的升级，同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影响，打击类武器开始大行其道。宋代首先出现“骨朵”记载的是宰相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其中记载为：“蒜头骨朵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本意为脉（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脉（胍）而大，后人语言为 以胍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蒜头，俗以随意呼之。”

从史籍和考古学资料上看，在当时不单是宋朝，辽、金、西夏也都使用这种兵器，因为它本来就是由草原牧猎民族自上古便常见的格斗兵器，最适合于骑马作战。同时骨朵也常作仪卫兵器使用。《宋史仪卫志》：“凡皇仪司随驾人数，崇政殿只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人，执檠骨朵，充禁卫。”河南禹州白沙北宋一号墓，以及内蒙古、辽宁或其他地区的辽、西夏、金墓壁画中，也都有手执骨朵的仪卫形象。在战场上锤虽非制式兵器，但作为杂式武装，也多有士兵和将领使用。如《宋史岳飞传附子云传》中记载：“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这段记载在后世也被小说、戏曲等采用并有诸多改编，如著名京剧《八大锤》等。

宋、辽以后的蒙古、元，锤、骨朵是骑兵擅用的兵器，近战肉搏，得心应手。此时的锤的形状多为瓜形，六棱或八棱。明清两代仍沿用元代的瓜锤，有铜制的，也有铁制的。同时也把它做仪仗使用，装长柄，锤首鎏金鋈银，称为立瓜或卧瓜。除了用作普通肉搏外，就如从战国时期的两个故事中看到的，锤还可以用作投掷，因此其也派生了一个亚形。其形状呈球形或方体，与骨朵大同小异，但没有装木柄的銎孔，而在球体的顶端或方体的一侧铸有半环形钮。通过环钮系上绳索，投掷击杀敌人，时人形象地称之为流星锤，也叫做飞锤。

一般多做暗器使用，对于战国时代只能掷出无法收回的缺点，也通过加以绳索进行改进。明天启年间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三》中记载了其使用方法：“锤有二，前者为之正锤，后面手中提者为之救命锤。”意思便是使用时，前面之锤用于击敌，后面的则用于防备。前一击不中时，用后面的锤以防不测。这种流星锤在先秦的鄂尔多斯草原牧猎兵器也可以见到，有的呈球形，外面突出乳丁，有的作多面体，还有的呈秤砣状。不论其形状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鼻钮。它们既可以穿上绳索做流星锤使用。还可系短索，索上再接短柄，做链锤使用，若甩动起来，其击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强。后来，元朝的蒙古骑兵也使用这种链锤，锤的形状多呈六角形。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后，锤的作用和大多数的打击兵器一样日渐式微，尽管清代仍有使用，但是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礼仪所用了。

法制史在国内的研究都不是重点，国内这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也没有比较知名的学者在方面。

《唐律疏议》（法律文本）

《唐律评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唐律中的礼教法律思想》

《政大法学评论》，58期，1997年12月。

《唐律不应得为罪的当代思考》，《法制史研究》，第5期，pp1-40，2004年6月

《北齐律》经过魏律对“旁章科令”的删繁就简，又经过晋律对“律令章句”的精简删削，律令条目大为减少，但仍多达2 926条。《北齐律》再度合并加工，将全部律文缩减到949条，实现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的立法要求，使律典内容的取舍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称以前历代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的结晶。正如程树德所概括的那样：“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在中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它对后世立法影响极大。隋朝《开皇律》即以《北齐律》为蓝本，唐律又以《开皇律》为依据，而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代的立法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周边亚洲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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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参考文献：一、史料：1《旧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2《新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3《通鉴》卷185—216。4(唐)杜佑：《通典》。5(唐)李林甫等：《唐六典》。6(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仪》。7(清)徐松：《登科记考》。8(唐)吴兢：《贞观政要》。9(宋)王溥：《唐会要》。10(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二、近人论著：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要》第二编第六、七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三章及第四章第一至六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3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一节至第二十六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4(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三、四、五、六、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汪钱：《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6《历史研究》编辑部：《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8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9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12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3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节 唐后期的政治经济 参考文献：一、史料：1《旧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2《新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3《通鉴》卷217-249。4（唐）杜佑：《通典》。5（宋）王溥：《唐会要》。二、近人论著：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要》第三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四章第七、八节、第五、六、七、八章。3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二十七节至第四十九节。4（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5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革》，中华书局1986年版。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7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8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6期。9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0卞孝萱：《“牛李党争”正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四库全书》的“史部”将中国古代史类典籍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等11类，计7119种，275857卷。主要可分为通史，断代史、政事史、制度史、方志、历史地理和地图几大类。

通史主要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北宋郑樵的《通志》。

断代史有东汉班固的《汉书》，南北朝宋朝范晔《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唐代房玄龄等的《晋书》，梁朝沈约的《宋书》，梁朝萧子显的《齐书》，唐朝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朝李百药《北齐书》，唐朝令狐德棻《周书》，唐朝魏征等人的《隋书》，唐朝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元代托克托《宋史》、《辽史》、《金史》，明代宋濂《元史》，清朝张廷玉等《明史》，清遗臣赵尔巽、柯绍忞《清史稿》。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外，其余皆为断代史。

政事史，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唐许嵩《建康实录》，清毕沅《须资治通鉴》等。

制度史专详历代典章文物的，如唐人杜佑的《通典》、宋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宋人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末年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宋人李攸《宋朝事实》，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清人徐松《宋会要》，清人孙楷《秦会要》，黄岩《三国会要》，龙文彬《明会要》等。

专论刑律法制者，如唐玄宗李隆基撰，李林甫等注《大唐六典》，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宋窦仪等《宋刑统》，李善长刘基等《大明律》，朝鲜金祗等撰《大明律直解》(内容包括《洪武二十二年律》、《律条直引》、《军政条例》、《宪纲事类》、《吏部条例》、弘治《问刑条例》、《嘉靖新例》、嘉靖《重修问刑条例》、《宗藩条例》、《嘉隆新例》、《皇明诏令》、《皇明条法事类纂》等稀见的明代法律典籍25种)。清乾隆年间，三泰等编撰《钦定大清律例》和盛京满文档案中的律令、《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钦定回疆则例》等。

以记载地域、风俗、物产为中心的方志，最早是三国时代吴人顾启期《娄地记》。据《隋志•史部地理类》记载：此后专绘各州地形者，有《周地图记》、《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等;记载风俗者有《陈留风俗传》、《北荒风俗记》等;记载山川者有《衡山记》、《游名山志》等;记载各地建筑者有《三辅黄图》、《洛阳宫殿簿》;记载寺观者有《洛阳伽蓝记》、《华山精舍记》等。隋大业年间尚书省编纂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首开编纂全国范围方志图经之端。继后则有唐代李吉甫所修的《元和郡县制》，宋代王存﹑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元丰九域志》，乐史所修的《太平寰宇记》，元初扎马剌丁和虞应龙所修的《大元一统志》，明英宗时李贤等重修的《大明一统志》，清代的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私人编修的全国地域图经者有宋人祝穆《方舆揽胜》，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私人编修的地方志有晋人常琚《华阳国志》，朱长久《吴郡图经》，梁克家《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罗愿《新安志》，高似孙《剡录》，陈耆卿《赤城志》，常棠《澉水志》，元代于钦《齐乘》，明代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清代章学诚《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董方立《长安志》、《咸宁志》，郑珍、莫友芝《遵义志》，洪亮吉《泾县志》、《淳化志》、《长武志》，武亿《偃师志》、《安阳志》，段玉裁《富顺志》，钱坫《朝邑志》，李兆洛《凤台志》等。

史部还包括大量学者为上述史书所作的集解、索引、考辨、补注，如宋代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清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厉鹗《辽史拾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