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东莞会馆

曾是康熙雍正时一位大将军的私家花园，建筑历史300年，1918年由陈伯陶捐资，筹建为北京东莞会馆。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会馆里东莞籍文化名人荟萃会馆里有康有为题的匾额，也曾是容庚避难修学之所会馆，旧时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同仁集会寄寓之用。

1949年以前，东莞设于外地的会馆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在首都北京，有一座会馆，我的祖父伦明，于清末（1902年）进京师大学堂之后，就是住在东莞会馆的。父亲伦绳叔就出生于东莞会馆。1950年，我也是在东莞会馆降生到人世。

一家数代，住在东莞会馆，对东莞会馆在着深厚的感情。2008年，北京举办了举世闻名的奥运会，为了举办这一世界盛会，北京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改造了不少的旧城区，东莞会馆也于2007年被拆掉了，但祖父、父亲一直传下来的关于东莞会馆的历史、故事还萦绕于脑际。

会馆曾是我的家

我父亲伦绳叔（曾用名伦润荣）于1919年在东莞新馆出生之后居住了40多年。祖父伦明在东莞会馆生活了30余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举家回广东，当时祖父认为北京的学风好，留父亲一人在京上学。1945年父亲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父亲较擅长绘画，年轻时，画了许多素描、水彩画和钢笔画镶镜框挂在墙上。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出于对会馆的热爱，以钢笔画的形式画了大幅会馆大厅的雄伟建筑，栩栩如生，每个棱瓦都清晰可辨，可惜画稿没有留存下来。

据父亲对我讲述和文献记载，祖父伦明，字哲如，广东省东莞县望牛墩人，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十一月），出身书香世家，光绪庚子恩正两科举人；已为广西候补知县。光绪二十八年诏旨开办京师大学堂，伦明同弟伦叙、伦绰和堂弟伦鉴等，于1902年赴北京就读，当年京师大学堂500学生中就有伦氏4兄弟，且均是举人，传为佳话。

伦明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第一期学习5年毕业。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容肇祖先生称伦明是“双举人”。伦明通晓国学、文史、古书版本、诗词等，终身酷爱藏书，并成为民国时期知名藏书家。当年，伦明在东莞新馆家中装满藏书，由于书多且堆至屋檐下。这只是私人藏书的小部分。另有400多箱藏书放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总计数百万册书，当时雇有李书梦先生专门负责看书、晒书。伦明的藏书放在最里面的四合院。在战乱时期，伦明勤于书肆、摊贩，冷落书尘中收集，收购了富家抛出的大量书籍，也赴外地买了不少书。曾从废品收购站将要化纸浆的书中抢救出一些珍贵的书，避免了部分古书籍的流失、损失，保护了国家的文化遗产。当年其同事说：伦明所到之处，常有三五抄书人随之，更有数人终年为之补书，誉其为书之伯乐。伦明在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民国大学任教授。为了广揽群书，研究学问，伦明和孙殿起（又名孙耀卿）合伙在北京琉璃厂开了“通学斋”书店，经营和搜集古书。伦明把只有高小文化的学徒孙殿起培养成能辨别古书籍、版本学的人才。孙先生把稀少的登记入册，后来编写了一本《贩书偶记》很有名，成为中国古籍的目录学家。

抗战前，北京要编四库全书纯目录，因历代及清代忌讳、遗漏的书很多，需要考究。伦明收集的书很多是四库书目所没有的，很珍贵。他把自己藏书的地方（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最里边小院）叫“续书楼”，意在立志续编四库全书。据资料记载伦明藏书丰富，已够续修四库全书十之七八。早在1925年，当时教育部部长章士钊要影印四库全书，伦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看法，著论文《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主张续编为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伦明为避战乱留在广东任教，从此没再回京。伦明大部分著作是在北京的东莞会馆完成的，间断续修了一些四库全书的提要，其续编的四库全书提要，后转给历史研究院及有关图书馆。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伦明所写的。他还著有《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续书楼藏书记》、《续书楼续书记》、《续修四库全书诌议》、《版本源缘》、《清代及今人文集著者索引》和《乡园忆旧》、七绝诗数百首等。

会馆曾经文人荟萃

上世纪20至40年代,会馆居住的东莞籍文人荟萃，如知名人士冼玉清、张伯桢、张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伦明和他们不仅是会馆邻居而且是挚友，为他们提供资料及帮助，交流学问相互促进。

据容肇祖教授回忆，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26年毕业，这期间容肇祖也住东莞会馆。一次，伦明串门看到容正研究明代哲学家而写关于何心隐《爨桐集》的文章。问容：“你见过这本真书吗？”容答：“没有”。伦明说：“我有明代刻本《爨桐集》，借给你看吧。” 何心隐的《爨桐集》是明末梁夫山著的，因烧毁存世无几。容借此书抄录后又从湖北借到另一卷，以容肇祖的名义出版此书，现书名叫《何心桐集》，已再版。容肇祖之兄容庚（又名容肇庚），字希白，自小跟随四舅邓尔雅读书自学金石之学。1922年5月，时年29岁的他已拿着《金石编》初稿来到京城。受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赏识推荐，考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时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在古青铜器及甲骨文字等方面研究，容庚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1941年燕京大学关门，容庚移居到上斜街东莞新馆。这里房租低，步行到琉璃厂很近，他时常去琉璃厂寻购书画并进行研究。容庚于1946年春返回广州。由于会馆平房是青方砖铺地易返潮，他将收藏的书画100多卷轴运回广州时有部分已霉变。

在东莞会馆，教授专家合作、切磋学问之事屡见不鲜，如：1935年伦明与容庚、张次溪出资、合作编辑、影印《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卷，由伦明联系借用长汀江叔海所藏番禺赵惇夫所绘饯别图。这是一幅明代山水风景画，远山叠翠，视野开阔，岸边亭旁，垂柳树下几人挥手远眺，江面上两只船扬帆远航。此图是袁督师于崇祯元年由粤再起为蓟辽总督时同人告别之作。另附有陈子壮、黎密、傅于亮、欧必元等人题诗墨宝手迹；由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和伦明等题跋语；题签《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的是容庚书写。几位文化名人极富社会责任感，将此图诗卷影印了50本分送给图书馆保管，由张次溪赠送广东会馆一册。伦明生前已看出时代演变，曾说：今后藏书之事应属于公，而不属于私。1944年10月伦明在广东东莞病逝，享年70岁。

1947年，尊祖父遗愿由冼玉清教授介绍，原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联系，将伦明毕生珍藏的书大部分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少量藏书变现补助了家属生活。因伦明的藏书太多，逐一点数太慢，来不及逐本登记，后来把书打捆用秤论斤称来代替点数，几大卡车装了几次才把书籍运完。如今我们仍可以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中，发现以集部为多的书名下，记着伦明批校题跋的字迹。

明伦堂留置公产

烂漫胡同东莞会馆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置，地址在宣武区烂漫胡同127号（原49号），系东莞县明伦堂留置公产。1932年（民国21年）明伦堂出资在北平财政局申请税契，领得第4695号建筑契。同年10月9日，在北平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取得党字第65号据照。有青砖瓦房49间，占地2073亩，系明代建筑。

进入东莞会馆大门，直对靠南房山墙砌的精致影壁，往右一转原有月亮门，右边4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5间房，房前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4个独立的四合院。此会馆原为东莞张家玉的故居。明代后期抗清将领袁崇焕和张家玉素有“东莞二烈”之称，一北一南均是抗清英雄。袁崇焕在辽东及北京英勇抗击清军后被反间计陷害含冤而死。张家玉在广西和东莞万江一带举义旗奋起抗击清军，身中数箭为不被俘虏跳水塘壮烈牺牲，年仅33岁。张家玉在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授编兼给事中，就义后桂王封其为增城侯，谥“文烈”。近代名人居士叶恭焯曾书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悬挂会馆大门之上。根据文件资料：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办公室接到市文化局报来的广东省文物古迹处理意见，经讨论于1956年7月16日批复：“一、崇外佘家馆袁崇焕墓堂由文化局文化组接管，并保留……东莞会馆悬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纪念横额，均由文化局文化组通知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负责保管，不得丢失。”

会馆被称为“士乡”

过去许多人把会馆群称为“士乡”。旧时会馆大都住有科举产生的官宦、文人雅士、爱国知识分子等。东莞会馆就曾居住着一些务实而勤于奉献的东莞籍文人名士，如：东莞人陈伯陶于1892年探花，任国史馆协修、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会长。1910年陈伯陶在东莞会馆与同乡和陈锡恭、杨东皋商议，与杨东皋订约，并由陈伯陶捐资购置了上斜街的地块建东莞新馆。他曾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旧时收存的袁崇焕督师真像题字为“袁云素先生真像”。此像当时陈伯陶移交给广东会馆保存。陈伯陶在移交手续上盖了朱文印。1917年（戊午五月）康有为也曾为东莞会馆题额“莞园”，叶恭绰题跋：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据资料记载：早在珠巢街的东莞会馆时，莞人就祭祀袁崇焕。该馆址在更名为珠朝街路西，现中山会馆之南侧。有一天同乡偶然从旧文章的残片中看到张家玉的诗句是在烂漫胡同居家所写，特意拜访，并以九百二十五两银购得其故居而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1915年陈伯陶曾在修建上斜街东莞新馆时也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祭祀先贤。

会馆里的诗歌楹联

在纪念活动中文人们大都以题字写诗、对联抒发情感，至今还流传很多令人振奋的诗句楹联。如：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联：粤峤显晨钟旧里，蓟门风雨引灵旗。陈伯陶曾在东莞新馆希古堂题联：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雪地；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从沪旅京又联：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在东莞新馆落成时，张伯桢题联：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间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尹庆举也题联：已费中人十家产；此为广厦万间心。这几幅楹联曾悬挂在东莞新馆，时间久远已经散失。

1906年前后，东莞籍尹庆举是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管理负责人，尹庆举身为进士，清翰林院庶吉士，职务编修。1902年曾任广东“宝安书院山长”、“东莞学堂（东莞中学前身）名誉校长”。尹自1911年春天始负责上斜街东莞新馆修复改建的监督管理工作，8月一期完工。10月辛亥革命战事频发，尹庆举避兵回故里。居住东莞会馆的张伯桢接手负责东莞新馆修建，直到1917年东莞新馆竣工。

张伯桢，别号篁溪，是在京城很有故事的历史人物，系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赴日本留学多年，广泛支持和接触革命党人，撰写了同盟会、兴中会革命等具有很高史学价值资料；受聘两广方言学堂法学教授，1909年赐法政科举人;1912年至1928年为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1913年携家眷在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定居。1914年张伯桢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那时伦明住会馆的最里院，仅一墙之隔的东院北屋住张伯桢及儿子张次溪。伦明与张伯桢是挚友，待张次溪如同父子，从小看其长大。伦明时常与张次溪探讨一些学术专业问题，提供藏书资料。张次溪也十分尊重伦明，1934年张次溪编辑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弥补了中国近代对于戏剧资料著述不足的缺憾。伦明特意为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题数首诗的形式写了序跋；并亲自联系邃雅斋为其校印。张次溪，名涵锐，又名仲锐，号江裁。其研究北京民俗、北京史志的著作颇丰，以1951年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名望最突出。至今很多研究北京民俗典故的作家仍以张次溪著述为依据。张柏桢于1916年在北京左安门一带（现龙潭湖公园内）建立纪念袁督师庙及修缮袁崇焕墓；张伯桢之子张次溪为完成父子夙愿，于1958年8月将“张园”私家房产145间捐给了国家（龙潭湖公园），此后张次溪又搬回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居住。他的行动既饱含对家乡东莞的乡情又怀有深爱北京的乡土情。

东莞旅京人士的居住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东莞会馆有成就的文人大都成为高校的教授、专业人士之后这些人士陆续迁出会馆，空房只许东莞同乡及亲友来往居住。住户结构大都是莞籍文人后代和来京上学、谋生的莞籍知识分子及商人。会馆只收取低廉房租，作为房屋维修基金，不接纳外乡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队占领北平，上斜街东莞会馆为了防止日军入住会馆，决定将空房租借给住户的朋友和可靠人，目的是抵制日军横行，不让日军住。清代，东莞会馆作为科举试馆，民国时，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东莞县在京没有商务行业会馆。因此，当时有的东莞企业家和商人赴京也来东莞会馆暂住，促进莞京的经济往来。会馆一直沿用定期选举馆长的制度。例如：1947年东莞新馆实行董事制，由同乡推选陈宝剑、伦绳叔二人为董事；1948年经同乡选举伦绳叔一人为理事长，陈宝剑、钟亮洲、吴如林、吴松林4人为理事，负责管理馆务。据1947年11月东莞新馆统计，有东莞同乡52人住在会馆里。1956年居住的东莞同乡有15户约40人。上世纪60年代初已不存在理事长，但是我父亲仍然义务为大家计算、收缴水电费及办理公益事务。旧时，上斜街东莞新馆和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的组织形式是各立门户，分别居住及管理。两个会馆都无专门经费，所有馆舍修理及长班工资等一切开支均由住馆同乡共同分担。1948年前后两个会馆分别建有《会馆管理章程》。

据资料介绍: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东莞会馆房产随着有关规定转交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东莞会馆的作用已被改变，逐渐成为居民大杂院。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东莞新馆被列为北京市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中央电视台拍摄走遍中国会馆旧事专题节目时，到东莞会馆拍摄，我凭着在东莞会馆少年时代生活记忆与了解，给他们讲述东莞会馆的历史变迁。

东莞会馆成为历史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举办奥运会，许多老会馆都被拆迁、改造，东莞会馆也不例外。2006年为缓解北京交通的拥塞，要打通长安街民族宫到菜市口大街的南北道路。公路画线拆去了东莞新馆东部的五分之二。2008年5月1日穿过东莞新馆的南北道路已经通车。现在从新路边依稀看到会馆大厅的屋脊及残留建筑。近两年，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的张世光副会长约我去东莞会馆搞调查，据了解，2008年东莞会馆已没有东莞籍居民了。现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历史遗迹经过维修改造，但东莞会馆已成为过去、成为东莞人美好的回忆。

两个“百岁信封”印证百年会馆

北京的东莞会馆自清朝光绪初年创立以来，已有130多年历史了。本报也多次作过报道。为研究东莞会馆初期的历史，北京的莞籍后裔搜索过很多资料，走访过很多人。在那段以书信为主要沟通手段的历史中，北京东莞会馆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书信，令人觉得遗憾。　工夫不负有心人，日前，记者在《<收藏东莞>王晓强藏东莞近现代邮政史珍品》一书中，发现了其收藏的两个由东莞寄去北京东莞会馆的信封。这两个信封意义非凡，可以说填补了北京东莞会馆的某些历史空白。于是记者采访了王晓强，重新翻阅那段会馆的历史。

两封信寄自民国初期 这两个信封均是民国初期从东莞寄出的。一个是1912年5月16日由东莞城外脉力州天成昌寄出的，收信人是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东莞会馆的张子干。这个信封的背面有用毛笔写的“勿延”两字，字的旁边还加了两个“O”，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封很急的信，而信封背面用了三个专用的固封贴贴上。从当时的邮戳看，寄信的日期是1912年5月16日，到达广州中转的邮戳也是5月16日，即此信当天已送到广州中转了。

据了解，百年前东莞至广州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能乘上船就相当快了，但仍要半天时间才能到达。若从陆路走，仅渡口就有五六个。过去东莞有句老话：隔河千里路。从东莞到广州所费时间可想而知。此信当天能到达广州，可知邮差的效率之快。

第二封信是从篁村（今南城）寄出的，寄信者是莞邑篁村馥桂堂，收信人也是张子干。此信所写收信地址与上封不同，写的是：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时间是1918年经广州寄去北京。这封信信封正面收信人地址北京的“京”字和寄信人的“附”字，分别盖上篆刻方印，信封背用毛笔写上“固封”又盖上篆刻方印。可见当时的固封相当讲究。

信封透露会馆变迁

两个有历史的信封也正好印证了东莞会馆的一些变迁。

北京东莞会馆曾先后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和宣武门外上斜街设立，有“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之别。在烂漫胡同时称东莞会馆。搬迁至上斜街时称“东莞新馆”。

据悉，东莞新馆是陈伯陶1910年购地兴建，并于1911年迁入。

而馥桂堂在1918年仍不知东莞会馆迁了新址，就是说，馥桂堂与张子干的书信往来较少。

收信人是东莞文化名人

据东莞市委宣传部和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编的《东莞现代人物》、《张伯桢》介绍，张子干即张伯桢。

张伯桢、字任材，号子干，法名仁海，又字沧海，别号篁溪，东莞篁村水围坊人。生于1877年。

1893年梁启超与韩云来莞讲学。17岁的张伯桢听了梁启超的课，开始接触了新学。1902年被聘为东莞县学堂国文教员；后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张伯桢回国后受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1910年赴北京参加廷试，被“钦点”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曾参与“宪政筹备处”起草宪政草案，任副主稿。后任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

张柏桢一生著述甚丰，刊刻有《沧海丛书》五辑，有《袁督师遗集》、《张文烈遗集》、《袁督师应配祀关岳议案》、《袁督师故宅志》等，又创刊《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文章。1946年张伯桢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自己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袁督师文物及佛教法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1300余件，全部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

二、苏州东官会馆清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六《会馆》记载：

东官会馆

在半塘，天启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建，在半塘。康熙十六年(1677)移建宝安会馆于岭南会馆东，因武帝像不可移动，仍存之。今这义厅茶室。

宝安会馆

在岭南会馆东，国朝康熙十六年东莞商人建。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本《桐桥倚棹录》第88页，

据顾颉刚藏道光壬寅刊本《桐桥倚棹录》底本标点整理）

广东商人在苏州的商业活动，至少在明代已经开始，贸易商品主要是广东各地的特产。东莞商人主要贩运莞香。莞香又名女儿香，是当时女性喜爱的物品，因此东莞人多以贩香在苏起家。

明末广东大诗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莞香盛时远销至北方的情形道：莞香度岭而北，虽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气沾焉故也。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六《香语·莞香》）

苏州东官会馆的出现，证明东莞在明代商业已经很发达，它开了县级设立会馆之先河，它比商业著称的潮州的会馆出现有确实纪年的历史（康熙十二年，1673年，据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早50多年。

堪 舆

何谓堪舆？

及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中，始见载堪舆术专著，有谓"《堪舆金匮》十四卷"，与言阴阳五行、时令日辰、灾应诸书同列"五行家"类，为当时"数术"六种之一。

班固评五行家之流："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又在《数术略》末总说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窥其意，

《堪舆金匮》作为其时堪舆家专著之一，奥旨不外与《史记》所述者同。

据《后汉书·王景传》载，与班团同时代的水利专家王景，曾"以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杂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

由此可见，堪舆之术确如司马迁和班固评述，乃由汉以前占卜之术传承分化而来。

堪舆一词的释义，东汉许慎曾谓："堪，天道；舆，地道"

测堪舆是谓天地之道。许慎此语，出自唐代初颜师古引注《汉书·艺文志》之"《堪舆金匮》十四卷"条下。

稍后，李善注《文选》中杨雄《甘泉赋》"堪舆"之句也引了许慎此语。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堪，地突也"，"舆，车舆也"，并没有"堪舆"一词的联绵解释。颜师古和李善所引许慎语，很可能是出自唐初尚传世未佚的许慎注《淮南子》所涉"堪舆"句（参见《隋书·经籍志》）。而综观《淮南子》、《史记》、《甘泉赋》、《汉书·艺文志》所涉"堪舆"，解释为天地之道，是说得通的。

许慎之后，有郑玄注《周礼》，提及堪舆，是术书之名。其解《春官宗伯第三 》所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注谓："星土，星所主封也；封，犹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娜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慧孛之气为象。"

按郑玄说，汉以前即有《堪舆晰书》，后代所作《堪舆》以十二次论分野，尚存可言古者。郑说后出《堪舆》，即或班固谓堪舆家之《堪舆金匾》。而其术尚宗古代占星之法，即将木星或谓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轨道，等分为十二，称之十二次，又对应于地上之郡国，即所谓分野，视各天区星象变异而预兆对应地域世道吉凶。

从有关史实看，堪舆术在汉代甚为流行，占卜日辰吉凶是其主要内容，多属无稽迷信。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曾予非议或批判。如东汉王充《论衡·讥日篇》曾指出，其时流行于世的"《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

汉末应动《风俗通》提到，其时"《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有斗争。"应助以事实批驳此说荒谬："按，刘君阳为南阳牧，尝上朔盛撰，了无斗者。"

后至三国时，魏人张晏曾有释义云："堪舆，天地总名。"语出颜师古引注《汉书·杨雄传》之《甘泉赋》，也出李善引注《文选》中杨雄《甘泉赋》"堪舆"句。此说与许慎释堪舆为天地之道稍有出入而已，

综观《淮南子》、《甘泉赋》、《日者传》、《堪舆金匾》、《后汉书·王景传》各所涉堪舆之语，及郑玄、王充、应劭等提及的《堪舆》，以此解释，也是说得通的。

堪舆一词释义与相度风水直接联系，就目前所知，最早出自三国时魏人孟康。曾谓："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见于颜师古注《汉书·杨雄传》中《甘泉赋》"堪舆"句所引述者。

颜师古比较了张晏与孟康之说，曾评述道："张说是也"。孟康之说，引自何处未详，但考证汉时风水术书，确有《图宅术》或《图宅书》之类，见王充《论衡·诘术篇》所引，参诸唐代吕才、贾公彦等考据详下，则可见孟康之说，实出汉时堪舆家言，殊非孟康凭空杜撰。

《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初，吕才钦遵唐大宗命，对世传风水术书加以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

吕才并将各类风水术书"多以典故质正"，对其中讹伪、穿凿及无稽拘忌者，每每痛加批判。其叙《宅经》云："至于近代巫师，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然而"验于经籍，本无斯说；阴阳诸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按《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说"，又引例论证，谓此五姓之说"事不稽古，义理乘僻"。

吕才所谓出自《堪舆经》的五姓之说，即五音姓利之说，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就对出自其时《图宅术》的此说进行了猛烈批判。依王充引；"《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按：贼，即克）测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又引："《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云云。可见，唐传《堪舆经》为汉时《图宅术》一脉传承，十分明显。

在吕才外，唐代贾公彦疏东汉郑玄注《周礼》所谓汉代以前有《堪舆》佚书、后人又作《堪舆》书事，曾谓："古黄帝时，堪舆亡，故其书亡矣"。又疏郑玄注"天地之会，建、厌所处之日、辰者"，谓："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于天；厌，谓日前一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故《堪舆》天老曰：假令正月，阳建于寅，阴建在戌。日辰者，日据（天）干，辰据（地）支"。又疏引《问占梦注》："按《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已，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今八会是其遗象也者。按《堪舆》，大会有八也，小会亦有人也"。由贾公彦疏引，可知堪舆之术，尚宗占家所谓"建除十二辰"之说。十二辰，即将周天配位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而分为十二等份成吩方向则与十二次相反，有虚拟的"太岁"循行，同岁星依十二次运行相逆；又以北斗星斗柄旋指十二辰，序称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附会以定日辰吉凶之说，即建除十二辰，简称建除。此外由贾公彦疏引可知，堪舆或如孟康之说，是谓神名，造《图宅书》者，且其在黄帝时已亡，而黄帝之重臣天老尚知其术，故每有"黄帝问天老事"，后人宗此术，撰书辄以其名"堪舆"冠称。而此说吕才稽不见经籍，故其为堪舆家托古杜撰之神人，明显可知。

堪舆家以干支相配而论日辰吉凶，事实上早见于王充《论衡·洁术篇》及《难岁篇》所引《图宅术》之类。其以六甲，即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数而第之"以宅，主论其吉凶，又拘忌于建除之法，谓移徙、起宅、嫁娶等，皆不得抵太岁、负太岁，即回避太岁所行至地支方位及日辰，否则凶，名曰"岁下"、"岁破"。对如是诸说，王充予以了无情批判，一如其批判堪舆家之五音姓利说。而由王充所引测知术家自谓其说皆"自天地神也，"且皆稽"于五行之象"，以"决吉凶而已"。

综观汉唐以来各说，堪舆家在当时所为，也确有看风水之内容，即图宅，有论宅之方位、起宅时辰吉凶诸说。而其作为占家，"法天地、象四时"，"起五德终始，推其极而无不至"，"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所以娶妇择时，竟然也有堪舆家之流参予其事。这中间，如王充、吕才所尖锐批判的五音姓利诸说，事属无稽拘忌，纯系迷信。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堪舆家注重天、地、人诸多神秘契合关系的考究，也未尝没有合理成份。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尝窈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对于堪舆家的一些拘忌，也是客观评价。

在强调宇宙自然与人类存在应为一合谐整体，人不应该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这一观念，以当代科学宇宙观来看，也应说其中有合理之处。作为堪舆家的伟大科学贡献，还应指出，正是在他们探究宇宙万物内在机理的长期职业活动中，由原始的用于占卜的堪舆拭盘、即司马迁所谓"旋式正某"者，而直接经由后世堪舆家的探索、完善，引出了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现和发明，即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关于此详述，不烦缕于兹。

在汉唐之际，堪舆术书内容相若，多属日辰之书，拘忌阳阳五行生克而言吉凶祸福。

同时，皆讲究以五音姓利而相宅，分野、建除之说也传承不辍。但在唐初，魏征等奉敕撰《隋书·经籍志》，列南朝及隋代堪舆术书入五行者类，作"堪舆"为"堪余"，凡十三种二十七卷，如《二仪历头堪余》、《四序堪余》、《八会堪余》、《地节堪余》等等。孰谓"堪余"？以吕才、贾公彦等人仍称堪舆，以及堪余诸书见载《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者，皆复称堪舆，推论之，当为一时音变，或如吕才等引《堪舆经》，可能适为汉时《堪舆金匮》，书同音近。

唐以后直至明清，堪舆之名再无改异，但其术内容却有了变化，有存有废。

堪舆家之五音姓利说，虽屡遭批判，但因世俗迷信，吕才之后，尚有僧一行撰《五音地理新书》三十卷，依南宋晁公武《读书后志》云，仍主五音姓利说。一行之说在宋仁宗命王诛编纂《地理新书》为地理官书之前，极为流行，北宋皇室一再据其说择陵地。考为晚唐之作的敦煌《相阴阳宅书》残卷，宋初钦天监杨惟德撰进给宋仁宗的《茔原总录》，以及见载《宋史·艺文志》的诸多风水书，如《五音地理诗》、《五音地理经决》、《五音三元宅经》、《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等等，皆涉及五音姓利说。

嗣后在风水衍为"形势宗"与"理气宗"两大宗的分野之中，理气宗之术书，仍多言阴阳五行生克及吉凶祸福之拘忌，五音姓利说亦在其中。理气宗为汉时堪舆家流的苗裔，也由此明显反映出来。

蒙古包(Mongolianyurts)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一种房子。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600多人；小者可以容纳20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搭建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蒙古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便可以开始按照圈的大小搭建。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族居住和使用。古等游牧特色住房蒙古包(20张)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又称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语称格儿，满语为蒙古包或蒙古博。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这种居所，易于拆装，便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0～160厘米、长230厘米左右，用条木编成网状，几块连接，围成圆形 ，长盖伞骨状圆顶，与侧壁连接。帐顶及四壁覆盖或围以毛毡，用绳索固定。西南壁上留一木框，用以安装门板，帐顶留一圆形天窗，以便采光、通风，排放炊烟，夜间或风雨雪天覆以毡。蒙古包最小的直径为300多厘米，大的可容数百人。蒙古汗国时代可汗及诸王的帐幕可容2000人。蒙古包分固定式和游动式两种。半农半牧区多建固定式，周围砌土壁，上用苇草搭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前者以牲畜驮运，后者以牛车或马车拉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蒙古族定居者增多，仅在游牧区尚保留蒙古包。除蒙古族外，哈萨克、塔吉克等族牧民游牧时也居住蒙古包。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寒风呼啸，大地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帐篷。它们就是蒙古包，即蒙古人所称的“格尔斯”。自从有蒙古族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蒙古包。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究竟是何时开始使用的，无人知道确切的时间。蒙古包成为蒙古人的日常居所。大多数蒙古人是游牧部落，终年赶他们的山羊、绵羊、牦牛、马和骆驼寻找新的牧场。蒙古包可以打点成行装，由几头双峰骆驼驮着，运到下一个落脚点，再重新搭起账篷蒙古 包(Mongolianyurts)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一种房子。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蒙古包古代称作穹庐、“毡包”或“毡帐”。据《黑鞑事略》记载：“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穹庐或毡帐逐渐被蒙古包代替。蒙古包呈圆形尖顶，顶上和四周以一至两层厚毡覆盖。顶高10-15尺，围墙高约50尺左右，包门朝南或东南开。包内四大结构为：哈那(即蒙古包围墙支架)、天窗(蒙语“套脑”)、椽子和门。蒙古包以哈那的多少区分大小，通常分为4个、6个、8个、10个和12个哈那。12个哈那的蒙古包，在草原是罕见的，面积可达600多平方米，远看如同一座城堡。过去几十个如此大的蒙古包聚在一起，十分壮观。　　蒙古包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外观呈圆形，顶为圆锥形，围墙为圆柱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60厘米左右，用条木编围砌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前者以牲畜驮运，后者以牛车运输。哈萨克、塔吉克等族牧民游牧时也居住蒙古包。　　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寒风呼啸，大地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帐篷，它们就是蒙古包。　蒙古包是许多蒙古人的日常居住地。多数蒙古人终年赶着他们的山羊、绵羊、牦牛、马和骆驼寻找新的牧场。蒙古包可以打点成行装，由几只骆驼运到落脚点，再起帐篷。　　古族传统民居。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牧区。一圆形天空，通烟气。包门小，朝南或朝东南。具有制做简便，便于搬运、耐御风寒，适牧等特点。 多用在蒙古语中“家”、“屋”的意思。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600多人；小者可以容纳20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搭建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蒙古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便可以开始按照圈的大小搭建。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铺上厚厚的地毯，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哈那”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那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40峰骆驼或10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20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族居住和使用。总架构　　蒙古游牧人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又称毡帐、用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米左右，用条木编围砌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前者以牲畜驮运，后者以牛车运输。克等族牧民游牧时也居住蒙古包。　　蒙古包主要由架木、苫毡、绳带三大部分组成。制作不用水泥、土坯、砖瓦，原料非木即毛，可谓建筑史上的奇观，游牧民族的一大贡献。蒙古包的架木　　蒙古包的架木包括套瑙、乌尼、哈那、门槛。套瑙　　蒙古包的套瑙分联结式和插椽式两种。要求木质要好，一般用檀木或榆木制作。两种套瑙的区别在于：联结式套瑙的横木是分开的，插椽式套瑙不分。联结式套瑙有三个圈，外面的圈 上有许多伸出的小木条，用来连接乌尼。这种套瑙和乌尼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能一分为二，所以骆驼运起来十分方便。乌尼　　乌尼通译为椽子，是蒙古包的肩，上联套瑙，下接哈那。其长短大小粗细要整齐划一，木质要求一样，长短由套瑙来决定，其数量，也要随套瑙改变。这样蒙古包才能肩齐，能圆。乌尼为细长的木棍，椭圆或圆形。上端要插入或联结套瑙，头一定要光滑稍弯曲，否则造出的毡包容易偏斜倾倒。下端有绳扣，以便于哈那头套在一起。粗细以哈那决定，一般卡在哈那头的丫性叉子中，上端正好平齐为准。乌尼一般由松木或红柳木制作。哈那　　哈那承套瑙、乌尼，定毡包大小，最少有四个，数量多少由套瑙大小决定。 哈那有三个神奇的特性：　其一，是它的伸缩性。高低大小可以相对调节，不像套瑙、乌尼那样尺寸固定。一般习惯上说多少个头、多少个皮钉的哈那，不说几尺几寸。皮钉一般有十个皮钉，十一个皮钉等等（指一个哈那）。皮钉越多，哈那竖起来越高，往长拉的可能性越小；皮钉越少，哈那竖起来越低，往长拉的可能性越大。头一般有十四、十五、十六个不等。增加一个头，网眼就要增加，同时哈那的宽度就要加大。这一特点，给扩大或缩小蒙古包提供了可能性。做哈那的时候，是把长短粗细相同的柳棍，以等距离互相交叉排列起来，形成许多平行四边形的小网眼，在交叉点用皮钉（以驼皮最好）钉住。这样蒙古包可大可小、可高可矮。蒙古包要高建的话，哈那的网眼就窄，包的直径就小；要矮建的话，哈那的网眼就宽，包的直径就大。雨季要搭得高一些，风季要搭得 低一些。蒙古人四季游牧，不用为选蒙古包的地基犯愁，这样的房子是无论如何不能比拟的。由于哈那这一特性，决定了它装卸、运载、搭盖都很方便。　　其二，是巨大的支撑力。哈那交叉出来的丫形支口，在上面承接乌尼的叫头，在下面接触地面的叫腿，两旁与别的哈那绑口叫口。哈那头均匀地承受了乌尼传来的重力以后，通过每一个网眼分散和均摊下来，传到哈那腿上。这就是为什么指头粗的柳棍，能承受二三千斤压力的奥妙所在了。　　其三，是外形美观。哈那的木头用红柳，轻而不折，打眼不裂，受潮不走形，粗细一样，高矮相等，网眼大小一致。这样做成的毡包不仅符合力学要求，外形也匀称美观。　哈那的弯度要特别注意掌握。一般都有专门的工具，头要向里弯，面要向外凸出，腿要向里撇，上半部比下半部要挺拔正直一些。这样才能稳定乌尼，使包形浑圆，便于用三道围绳箍住。门立　　哈那立起来以后，把网眼大小调节好，哈那的高度就是门框的高度。门由框定。因此蒙古包的门不能太高，人得弯着腰进,在弯腰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蒙古包内主人的尊敬,相当于给主人鞠躬。毡门要吊在外面。支柱　　蒙古包上了八个哈那要顶支柱。蒙古包太大了，重量增加，大风天会使套瑙的一部分弯曲。连接式套瑙多遇这种情况。八---十个哈纳的蒙古包要用四根柱子。蒙古包里，都有一个圈围火撑的木头框，在其四角打洞，用来插放柱脚。柱子的另一头，支在套瑙上加绑的木头上。柱子有圆、方、六面体、八面体等。柱子上的花纹有龙、凤、水、云多种图案。王爷一般才能用龙纹。苫毡的裁制　　由顶毡、顶棚、围毡、外罩、毡门、毡门头、毡墙根、毡幕等组成顶毡　　顶毡是蒙古包的顶饰，素来被看重。顶毡是正方形的，四角都要缀带子，它有调节空气新旧、包中冷暖、光线强弱的作用。顶毡的大小，以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决定。裁剪时，以套瑙横木的中间为起点，向两边一乍一乍地来量，四边要用驼梢毛捻的线缭住，四边和四角纳出各种花纹，或是用马鬃马尾绳两根并住缝在四条边上，四个角上钉上带子。顶棚　　顶棚是蒙古包顶上苫盖乌尼的部分。每半个像个扇形，一般由三到四层毡子组成。里层叫其布格或其日布格。以套瑙的正中心到哈那头（半个横木加乌尼）的距离为半径，画出来的毡片为顶棚的襟，以半个横木画出来的部分为顶棚的领，把中间相当于套瑙了么大的一个圆挖去，顶棚就剪出来了。剪领的时候，忌讳把乌尼头露出来。苫毡的制作讲究看吉日。裁剪的时候，都分前后两片，衔接的地方不是正好对齐的，必须错开来剪。这样才能防止雨水、风、尘土灌进去。里层苫毡子在哈那和乌尼脚相交的地方必须要包起来，这样外面的毡子就不会那么吃紧，同时也使蒙古包的外观保持不变。　　顶棚裁好后，外面一层周边要镶边和压边。襟要镶四指宽、领要镶三指宽。两片相接的直线部分也要镶边。 这样做，可以把毡边固定结实，同时看起来也比较美观。围毡　　围绕哈那的那部分毡子叫围毡。一般的蒙古包有四个围毡。里外三层，里层的围毡叫哈那布其，围毡呈长方形。　裁缝围毡的时候，比哈纳要高出一乍。围毡的领部要留抽口，穿带子。围毡的两腿上也有绳子。围毡外边露出来的部分要镶边和压条。东北围毡和东横木相接的地方用压条。有压条的围毡要压在没压条的围毡上面。围毡的襟没压条，也不镶边。外罩　　外罩用蒙古语叫胡勒图日格，是顶棚上披苫的部分，它是蒙古包的装饰品，也是等级的象征。　裁缝胡勒图日格的时候，其领正好和套瑙的外圈一般大。胡勒图日格的腿有四个，和乌尼的腿平齐。外罩的襟多缀带子。它的领和襟都要镶边。有云纹、莲花、吉祥图案，刺绣的非常美丽。胡勒图日格的起源很早，从前一般的人家都有，后来才变成贵族喇嘛的专利。门　　门，原指毡门，用三、四层毡子纳成。长宽用门框的外面来计量。四边纳双边，有各种花纹。普通门多白色，蓝边，也有红边。上边吊在门头上。门头和顶棚之间的空隙要用一条毡子堵住，有三个舌（凸出的三个毡条），也要镶边和纳花纹。制作带子和围绳　　蒙古包的带子、围绳、压绳、捆绳、坠绳的作用是：保持蒙古包的形状，防止哈那向外炸开，使顶棚、围毡不致下滑，在风中掀起来。总之，对保持蒙古包的稳固坚定和延长寿命都有很大的关系。围绳“失勒帖速台格儿”，意思是有天窗的房子和有编壁的房子，都是指蒙古包而言，我国汉文古籍称穹庐公元七世纪前，蒙古人的住房是皮棚。那时有相当多的蒙古人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把猎获的野兽皮剥下来，覆盖在木头支起的架子上作为住房。到公元八世纪以后，蒙古人逐渐脱离皮棚，住进了毡包。《蒙古秘史》中称“斡鲁格台儿”或称、毡帐，也叫帐幕。 在现代蒙古语，编壁“失勒贴速”为“哈那”一词所取代，“格尔”这个词泛指一切房屋；“斡鲁格”一词则专指蒙古包天窗的毡帘。有趣是，蒙古语称地穴为“斡鲁格”，由此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蒙古包是由古代游猎民的皮棚或地窝堡发展而来的。 蒙古族的住房被成为“蒙古包”是在我国满族和蒙古族接触频繁以后。满语称家为“博”，故满族把蒙古人的房屋称为“蒙古博”，博和包谐音，于是用汉字表达时，取其音和形，写作“蒙古包”。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蒙古包，是蒙古民族传统住房。至今蒙古人住蒙古包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是易拆易装，便于搬迁。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勒勒车就可以运走，两三个小时就能搭盖起来。再就是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制造，民间手工艺人就能制作。还有，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和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很适合于经常移场放牧的游牧民居住和使用。 蒙古包是东南向而设的。这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崇尚太阳，有朝日之俗有关。但这种东南向习惯不仅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包含着草原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和创造。因为他们居住在高寒地带，冬季又多西北风。 蒙古包是圆形的，由条木椽子，网状编壁（即哈那），圆形天窗和门的构成，外面盖上毡子，再用鬃毛绳或皮绳子加固而成。蒙古包编壁底部还有一层围毡，夏天掀开通风，冬天放下来保暖。蒙古包的大小规格，是由每顶包所用哈那的数量多少决定的。通常分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哈那的蒙古包。就是同一个类型的蒙古包也分大中小三个规格。如果是五个哈那的蒙古包，大型的就比小型的多十根椽子。在这些蒙古包中，牧民一般都喜欢住五、六个哈那的蒙古包。 搭盖蒙古包有严格的次序。首先铺好地盘，然后依次按照下列顺序进行：竖立包门，支撑哈那，系内围带，支撑木圆顶、安插椽子，铺盖内层毡，围哈那毡，包顶衬毡，覆盖包顶套毡，系外围腰带，围哈那底部围毡，最后用绳索围紧加固，就是一顶浑然一体的蒙古包了。 蒙古包内部中央为饮食和取暖的炉灶，烟囱从天窗出去。炉灶周围铺上毛毡，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还要铺上地毯。进门正面及西面为家中主要成员起居处，东面一般是晚辈的座位及寝所。包内还根据室内的面积、形状和高低等不同情况，摆设适宜的箱子、框子、桌椅和板架等家具。这些家具上均饰以美丽的民族图案花纹，构图丰满端庄，色彩明快凝练，极富民族特色。蒙古族对花纹图案的用色也有自己的讲究。譬如，他们喜欢红、色、蓝、白颜色，因为红色象征生活快乐和美满；**是金子的颜色，象征爱情、理想和希望；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永恒的安宁，真诚和善良；白色则表示纯洁、平安等等。 按照传统习惯，草原牧民的作息时间，通常是根据从蒙古包天窗射进来的阳光的影子来判断确定。据专家研究，面向东南方向搭盖的四个哈那的蒙古包，门楣上有四根椽子共有六十根椽子，两个椽子之间形成的角度为六度，恰好与现代钟表的时间刻度表完全符合。这不仅说明在生活实践中掌握了几何学原理的蒙古手工艺者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说明这些能工巧匠已将天文学应用于生活实际中。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交往的增多，蒙古族的住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事种植业的蒙古族农民住房，早已是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子。在草原牧区，随着定居点的建设日益发展，砖木结构的房子也日益增多。更可喜的是民族传统住房蒙古包，给现代建筑艺术以重大影响。譬如，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园，呼和浩特民族艺术厅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等建筑物，就是现代建筑艺术应用蒙古包造型的成功之作。它已成为民族建筑艺术中的主要建筑形式之一，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筑艺术增添了富有魅力的民族色彩。

李可染概述

李可染（19073—198912），室名师牛堂，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曾用别号三企。擅中国画、美术教育，是中国山水画大家。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

李可染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并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李可染先生生平简介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师范科学习。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法国名画家克罗多两位教授，研习西画。1943 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1946 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他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

李可染先生往事略集

李可染，1907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李可染的艺术世界充溢着大自然的万籁音响，而这个万籁奏鸣的世界在他童年时代已经潜入了他易感的心灵里了。

小时候第一次深深吸引他的声音，是一个沿街卖艺求乞的盲琴师奏出的悲凉琴声。此后，每当听到那悠长的、凄心楚楚的曲调，他便怦然心动，几乎落泪。常常，他暗随琴师，听他拉琴，默记弦音，深夜始归。11岁的可染从此谙识不少民间曲调，还自制了一把小胡琴，并拉得一手好琴。

42岁那年，李可染画过一幅现实题材的写意人物画《卖唱图》。这幅画在他一系列古典人物画中显得尤为特别。"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为女孩伴奏的盲琴师颤动的手指触动着琴弦，似正传出声声不断、如泣如诉、万分悲凉的琴声。那种真情实感，当是画家揉进了自己童年时代久已潜存的心音。 13岁那年，小学放暑假，可染在城墙垣道玩耍。靠城墙有一片园林建筑，名曰"快哉亭"，后室有几位文人长者在作画。他顺城墙豁口滑下去，伏在窗外观看。从此一连数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着，恋恋不舍。一位长者见他对画如此入迷，感叹道："后生可畏！"画师们招呼他进去看画，从此可染便成了老画师们的"研墨童子"。大清早，他就提着小桶到井边汲水，研好墨，等着看长者作画。回到家里，他竟能把所见全幅山水大意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催促孩子拜山水画家钱食芝为师，原来这里是"集益书画社"活动的场所。

李可染正式拜师后，钱食芝为这个小学徒画了一大帧山水，并写了数十行跋文。附诗云："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捕上，余惭鹢退飞。"钱食芝预感这个少年弄墨的童子将会如同大鹏展翅，相较之下，自己则如同鹢鸟冉冉倒飞了。1929年，对于22岁的李可染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年份。那年，他超越了七年学历，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由于他现场所作的巨幅人体油画，画风雄厚大胆，被慧眼识才的林风眠校长破格录取。其实，那次是他第一次拿油笔，还是同时前来报考的山东青年张眺临阵教给他的。

可是，到了课堂上，他有点傻眼。他拿起从未曾拿过的炭条准备画素描，却不知从何下手。他自愧画拙，总是扣放画板，待教授来课堂指导时才翻正过来。画板一角写着一个"王"字，原来那是"亡"字的密码暗示，暗示自己，画不好素描勿宁死。"一八艺社"时期的青年李可染。1929年摄于杭州西湖"善福庵"住房前。左为挚友张眺，右为李可染，中为陈唯岑。

李可染的患难兄弟，就是那个临阵教他油画的青年张眺。张眺长可染五岁，与可染同时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因为他俩都是高个头、穿长衫、留头发；因为都是穷学生，同住在月租最廉的破旧危楼里；也因为同出同进，形影不离，亲如手足；还因为他们同是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的最早成员，人们称呼他俩是"西湖边上两兄弟"。

两兄弟不但用功画画，还勤奋读书。他们住的危楼就在尼姑庙"善福庵"的上方，庙里住着70多岁的老尼姑，天不亮就起来诵经，每当木鱼声声、香火袅袅之际，两兄弟也就起床掌灯晨读了。自定早课两小时，吃完早饭，然后到校上课。

张眺爱读西方哲学、文论，可染爱读中国古籍、画史。在张眺影响下，可染又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那时，可染和张眺都学油画，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主导思潮是后期印象派，他们在画风上了一度接受了塞尚、高更的影响，但总觉得还有不足。张眺思想敏锐，评古论今，可染以他少时拜师习国画为底蕴，从原来不会画素描、油画，到后来名震全校，这样，两兄弟又有了各自的绰号：一个叫"张理论"，一个叫"李艺术"。

“两兄弟”作为林风眠校长亲自主考的学生，李可染考前，得张眺之助，辅导他油画，竟一发而中，破格录取。张眺落榜，经一再申诉得以入学。他俩相互激励，学业进步得快。

三十年代初，两人都参加了"一八艺社"的进步美术活动，引起了当局注意和防范。一天，可染从图书馆回到住室，房门洞开，书刊、画页散乱满地，床被、垫褥全都大翻个。李可染一看，连自己的笔记本也给抄走了。张眺已被关押进了陆军监狱。

可染多次探监。第一次送了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后来又送了衣物。可染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张眺人瘦下去了。但张眺很乐观，隔着铁窗栏杆低声说："你放心，我天天和狱友挤肩、撞膀子，锻炼身体，我还跟一个狱友学俄文……"

可染求救于林风眠先生，林先生出面作保，张眺终于获释出狱，但没有在学校露面，而是去了上海。后来他和田汉，同为左翼文艺运动***。又到了苏区，曾任苏维埃教育部长，但不幸在左倾路线下蒙冤罹难。当可染得知此情，已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悲剧性往事了。

八十年代，可染依然深深地怀念当年"西湖边上的兄弟"张眺，他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1938年，抗战初期，持调色板的李可染在武汉 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下，悄悄离开西湖返回家乡。九一八事变，激荡着爱国青年的热血，此时可染所在的徐州民众教育馆，以及他在那里兼课任教的徐州私立艺专，成了抗战宣传活动的中心。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人物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后来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作画，持续10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精确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早年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这项自发、自为的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兵家要地徐州已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南北通途断绝。可染为谋求机会，持久深入地从事抗战宣传，绕道西安，向着武汉转移。

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由美术开路，画笔打先锋，可染是最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便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号召送棉衣给前线，呼吁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由李可染所作，他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许许多多街头演剧队，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地以此画中的形象为蓝本，其造型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950年，李可染与恩师齐白石在北京齐宅合影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

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革新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第一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