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一、本书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释考证分为四类，依次排列：

　(甲)晋人张湛之注，(乙)唐人卢重玄之解，(丙)有关列子本文以及张注、卢解之校勘、训诂与考据，(丁)唐人殷敬顺所纂与宋人陈景元所补之释文以及有关释文之考证。除张注卢解外，各说皆冠以圆圈“”。

　二、列子版本甚多，而元明以後之刊本多以释文入注，遂使张注与释文不相别白。清人汪继培始为厘正，并取影宋本、纂图互注本、明世德堂本、虞九章王震亨同订本参订缺误，刻入湖海楼丛书，馀取之为底本。但汪校仍有可商，乃复取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之北宋本、即四部丛刊之底本吉府本、铁华馆影宋本、道藏诸本、白文本、宋徽宗义解本、林希逸口义本、江遹解本、高守元集四解本。元本、明世德堂本参校，择善而从。若诸本皆有脱误，虽考证明确，仍不敢辄改。其他文字异同，除参校诸本之显然误刻以及脱漏者外，其可资参考者，亦择优注出。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有列子数条，亦加采录。

　三、北堂书钞、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白孔六帖、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等类书以及其他古籍所徵引之列子正文与张湛注，共计不下二三千条，文字之出入有颇大者。盖古人引书率多臆改，未必全可凭信。本书只择其有助於校勘训诂者录之。

　四、列子之为晋人所伪，殆无异义。汪继培谓“依采诸子而稍附益之。其荟萃补缀之迹，诸书见在者可覆按也”。本书虽不为之疏通证明，但於其可资覆按之处，必借校勘训释之便为之注出，亦隐示作伪之所本耳。

　五、清代以来之学者于“先秦古籍”率多有校勘训释，但於列子，除卢文弨、任大椿、俞樾、陶鸿庆以及今人王重民、王叔岷诸家外，专著不多。列子之文既多因袭，则不得不广为采摘，故凡有关古籍之考证训释足为读者之一助者，悉加甄录。至於附会释氏空谈玄理者则盖加屏弃。

　六、张湛其人与列子之关系甚密，而行事已不可得详。兹亦略加辑录，是为附录一。

　七、伪刘向之目录、张湛之序、卢重玄之序论、陈景元(碧虚子)之序、任大椿之序、秦恩复之序、汪继培之序，都与本书所录有关，有助於读者对本书之瞭解，故悉载其全文，是为附录二。

　八、关於列子之辨伪文字，黄云眉之古今伪书通考补证与张心澄之伪书通考虽均有辑录，然皆缺略甚多。馀故重加荟萃，并附己见，是为附录三。

　九、凡所徵引，多经覆核。惟有少数校说，犹未能一一比勘。如有差失，深冀指正。

　十、集释运用引号，或者标明引文起讫，或者钩注重要词语，皆所以助文意之显豁，求一目了然。然用之太勤，则失之细碎。故或用或否，制於所宜。故徵引某家之言，於某某曰下之引号盖从省略，一则以起讫易明，毋烦标注，且以其中又有徵引，宜加识别;如此，则可免於复用夹引号，不致有混淆之病。又如敬顺释文，自有体例，易於理解，如无必要，引号亦从省略。馀可类推。此乃是自定条规，幸勿绳以常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