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藜图》

《刘向别传》记载：汉代刘向在黑夜里独坐诵书，来了一个神人，手持青藜杖，吹杖头出火照着他，教给他许多古书。“燃藜图”就是用这个“勤学”古时为题材的古画。 《红楼梦》第五回提到一幅《燃藜图》和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这里一画一联，画的内容取材于六朝无名氏《三辅黄图·阁部》所载故事：“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拄藜杖，叩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烟然(燃)，因以见面。授‘五行洪范’之文……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

编辑本段历史典故

《燃藜图》乃是神仙劝人勤学苦读的画面。而这副对联说，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学问，有一套应付人情世故的本领也就是文章。画与对联相辅相成，实为劝学“仕途经济”的楷模和格言，个中哲理，颇令人读后玩味不已。贾府是寄希望于贾宝玉荣宗耀祖的，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强迫他读书，盼望他在仕途上能飞黄腾达，而他却偏偏“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以贾宝玉对于劝人勤学的《燃藜图》和劝人学“仕途经济”的格言对联不屑一顾，连叫“快出去！快出去！”这就十分突出地勾勒了贾宝玉所处环境的特点，以及贾宝玉对所处的典型的环境的态度，从而更为形象地凸现了贾宝玉的思想情操，充分显示了这个封建叛逆者的性格特点。

编辑本段喻意引用

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文辞精美，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所讲修身处世之法，如果把它从《红楼梦》这部小说中的具体情节中抽出来，单独予以品味，并把人情世故提升为一门交际学问来研究，则大有文章可做。这副对联不能不说是千百年来人们凝聚成的处世哲学的形象概括。由此，我们可见曹雪芹的高明之处。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红楼梦》启功注，这个故事出自《刘向别传》。《刘向别传》已佚，除此以外，仅《括苍山恩仇》注中引用过，但不知出自何种古籍的引用。

摘要: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秦朝第一位君主。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十分远大，但同时这也是饱受争议的，因为在他的功绩背后，也有着很多不该犯的过错。那本文就让我们来探讨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关键词:秦始皇 / 统一六国 / 改革新制 /

英文摘要:Qin Shihuang was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China's first unified multi-ethnic feudal dynasty His contribution to our country is enormous, but it is also controversial, because behind his achievements, there are many undeserved mistakes In this article, let's discus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Qin Shihuang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嬴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观点。对秦始皇嬴政的评价，诗人李白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赞颂他的雄才大略，明代思想家称他为“千古一帝”，也有《过秦论》《阿房宫赋》谴责其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的，更有“苛政猛于虎”的论断和民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今天我要与大家共同探讨的正是那个统一六国、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皇帝称号专利权所有者——嬴政。 我认为，秦始皇嬴政功与过都各有一半。虽然秦始皇嬴政是皇帝，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会有缺点。我认为他的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实现了大一统天下        战国七雄的时代，七雄并立于世，虽实力略有悬殊，却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为什么秦国却灭六国实现大一统？一是秦始皇嬴政五世祖秦孝公在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秦国废除了旧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得到了很大发展，使秦国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二是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决定性战争——长平之战。长平之战是秦胜赵败的一次歼灭战，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三是秦王嬴政为了实现统一，广泛吸纳各国贤士。例如，秦王嬴政废除了“逐客令”，重用楚国李斯和魏国尉缭等优秀人才，诸候各国的谋士和人才也纷纷投奔秦国，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在统一方略上，秦王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先攻克弱小的韩国，其后扫除两翼，最后灭齐。秦王嬴政对劲敌赵国采用离间计，使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自毁长城，随后攻下赵都邯郸、俘虏赵王；引黄河水淹没魏都大梁，使其城墙倒塌，魏国灭亡；对付楚国，秦王嬴政请出老将王翦指挥，倾全国之兵强攻灭楚，灭燕灭齐势如破竹。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到221年十年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        秦始皇嬴政完成统一，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秦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各族人民迫切需要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而秦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秦始皇嬴政顺应历史潮流，即位后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嬴政为中国的统一和社会发展。

  二、秦始皇在长平打败赵国军队，自此六国再无力抵御秦国的攻势。秦王从公元前23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攻灭六国，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超越了前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郡县制国家。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专制主义的中央集团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正式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事件，正是自秦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皇帝是秦始皇所创造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统领。以皇帝为首的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从表面上来说，这些压迫工具被文饰成为各方利害冲突的调节器，而皇帝则成为各阶级的最高保护人以及公证人。秦朝历经仅十五年，秦始皇在位十二年，完成了许多利于统一的大事业颁布了许多新的制度来维护国家的统治。在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首先明确了皇帝独裁的最高权力。皇帝自称为朕，表示其至尊无二的地位，所有政事无论大小，最终都全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秦始皇还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此后又陆续征服了一些新的疆域，直至供共四十郡。那守由朝廷任命，并能够随时调动，每个都负责统领若千个县。秦法中规定凡是立了军功的人，会按照其功劳大小来决定他的官职，因此在秦始皇时期，武夫中有许多都做了地方官。这对中央集权统治是有益的。但却使得各地政令残暴，引起了人民极大的怨愤。秦朝的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将军、廷尉、治粟内史少府和博士等官职。地方官制有郡守、郡尉、监御史和县令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徽，又有亭长等官职。各个官职就如同机器中的零件，共同发挥着作用，形成一个巨大的统治网。而掌管这部机器的人就是最高统治者一皇帝。在秦朝统一之前，各个国家的文字是不一样的，这对文化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影响。而到秦朝的时候，许多异体的文字都统一了。文字的统一对文化的交流有着重大意义，文字达成了统一，哪怕各地区的方言发音不同，人们也能够通过文字来进行沟通。秦朝的疆域东至大海，南达五岭，这样辽阔的疆域对国家的防御能力提出了挑战。秦朝为防止匈奴和游牧民族的入侵，建筑了万余里的长城，同时这也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所确定的中国骊域。秦始皇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在秦朝以前，各国修筑的驰道规格是不相同的，到秦始皇的时候，便统一了驰道的规格。驰道的修成为陆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决定通水路。他将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水路沟通，大兴水利工程。尤其是史禄菌渠，表现出了伟大的创造力。此外，还有记载说秦始皇曾经令方土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航海求仙药，可见，当时的航海技术已经能够支持大规模远航。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共同构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还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并划定了统一的钱币，这两项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秦始皇最初灭六国的时候，迁徙了十二万户的富豪到咸阳。这些富豪在本地由于势力大，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独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是极其妨碍统一的。现在这些人被迫迁徙到新的地方必然失去了其势力，而这些人所留在原地的田地和住宅又能分散到别人手中。秦始皇还将一些犯罪逃亡的人发配去驻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开始传人南方。秦朝的这一次大移民在文化传播和发展生产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周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到公元前216年的时候法律上终于确定了土地个人私有制。在确定了这个法令之后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动陈报土地实数，缴纳税赋来取得土地所有权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文化、心理上的“行同伦”也对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汉族文化地区，人们主要遵循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中的家族制度。秦始皇根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规定了一系列的伦理定常，例如，以十月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等。在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十二年，出巡过郡县五次，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其统一四海的功德。秦始皇的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以及经济上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实施。

  当然了，秦始皇他虽然有很多的功绩，但也遮挡不了他那些过失。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它还有哪些过错吧。

一、在一次宴会上，博士70人上前为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乘机贡谀，说了ー通歌功颂德的话，盛赞郡县制。博土淳于越对周青臣的“面谀”十分反感，发言主张效法商周，实行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淳于越的意见交诸臣评议。丞相李斯驳斥了淳于越的观点，进而对当时的学风士习提出严厉批评云：“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建议颁令禁缔，并预拟具体条款如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当即照准，下制曰：“可。”也就是说，把以上建议作为正式法令颁行全国。这就是焚书等禁令的由来。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焚书”是指秦始皇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与不属于博士馆内的《诗》、《书》等百家书籍。另外在“焚书”期间他还严禁人们私自谈论《诗》、《书》并大力根除私学。若有人私谈将予以死刑乃至灭族；若有人想学法令必须拜官吏为师。秦始皇并没有焚烧所有的民间文籍，也没有禁止一切学习途径。譬如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便不在焚烧之列。当然有些焚书内容早已印进人们的脑海，避过了“秦火”。像后来出现的不少古籍，就是凭借这些人的记忆复原的。秦始皇焚书在学术史上的最大影响，是导致“汉学”即章句训诂之学兴起。新唐书艺文志序云“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手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汉以下《尚书》等典籍的真伪之争都与秦皇焚书有直接关系。秦始皇起初并不排斥儒家。他统一全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兼用儒生与法吏，且禄养了七十位博士，以备顾问。据说这数目是特意仿照孔子弟子之数来设定的。另外从他遗留下的石碑来看，他俨然十分维护礼教。只不过他是个极其自信的人，决不容许别人质疑关于他的一切。所以博士主张恢复分封制，就无异于在批判郡县制、否认秦始皇。至于“坑儒”这一说法，现代历史学家们仍观点不一。譬如民国兴起的“疑古派”认为根本不存在“坑儒”，此乃后人杜撰。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逐渐打破了这个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坑儒”有断章取义之嫌。秦始皇确实坑了一些人，但这些人并非“儒生”，而是引用儒家经典批评时政的“方士”。而这一观点与司马迁的《史记》大致相符，其记载是这样的：据说秦始皇当年为了长生不老，曾派遣许多方士入海寻求神仙与不死药。这不仅耗费大量金钱，而且方士们大多一去不返。就在“焚书”的第二年，方士侯、卢二生答应为秦始皇寻药，但他们自知无果，害怕被处死，便携求仙巨款逃离。更可恶的是，他们在逃离前还诽谤秦始皇暴戾自负、专用御吏、贪恋权势等。秦始皇听后火冒三丈，即刻命人彻查咸阳城内其余方士。没想到这些方士相互指攀，竟牵扯出四百六十余人，最终秦始皇将他们全部活埋。就此看来，秦始皇坑“方士”乃情有可原。而这些方士平日又总打着儒学的旗号，所以秦始皇对儒学便更加厌恶。笔者对于这个“坑儒”观点较为认可，毕竟司马迁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他离秦朝灭亡最多不过120年。更何况他十多岁便走遍中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二十二岁就子承父业，担任太史令。所以确切地说他距“焚书坑儒”事件只有65年。在如此狭小的时间跨度里，以司马迁的学识与地位，绝不可能不清楚“焚书坑儒”这般重大的事件。

古文献中关于“坑儒”的记载和地点。《文献通考·学校考一》记载: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据以上引文，则秦始皇有两次坑儒，后一次所坑与秦二世所处罪者（处罪方式不明）均为“博士诸生”，即国学生员。第一次坑儒即《史记》所载“坑之成阳”的那次，具体地点和情节不详。第二次“伏机”坑儒情节，见于唐颜师古为《汉书·儒林传序》所作注中。注文云："今新丰县之处号悯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故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安《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即所谓“瓜丘之祸”，地点在“骊山坑谷中”，西距秦都成阳当有百里之遥。当然史料并非百分百正确，但由此我们能推测出秦始皇焚书、厌儒的原因。或许除了他无法忍受他人批判外，还源自他厚今薄古的思想、极度强烈的控制欲、寻不得仙丹妙药的懊恼。而这些皆是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只不过秦始皇下药过猛，导致百家经典受损。

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都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长城，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又越过黄河，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防备匈奴卷土重来，秦始皇命蒙恬在原来各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万余里的长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修筑长城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囚犯。秦朝实施如此严酷的法律，将那么多平民百姓变成囚犯，就是为了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绑架。雄伟的长城下面，是无数囚犯的血泪和汗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或许不过是虚构，可是当年为了修筑长城，有多少普通的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无辜的汉子葬身边疆，恐怕是没人算得清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使民以时”，量力而行，就是要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役使百姓。但是在秦始皇的字典中，是找不到爱惜二字的。修筑长城便也罢了，好歹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则完全是挥霍无度，浪费民力。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宫中人员增加，而先王留下来的宫室又小，已经不敷使用。又听说当年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看来丰、镐一带确实是风水宝地，于是着手在渭水南岸的阿房修建宫殿。当时的想法，要等宫殿修好之后再命名，于是暂时叫作阿房宫。但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以秦始皇的魄力，动员了数十万刑徒来修筑，也没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后人便干脆把阿房宫当作正式的名称了。阿房宫究竟有多大？仅从前殿的设计就可窥见一斑。前殿是阿房宫最先开建的建筑，史书记载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据后人在其遗迹上测量，占地约为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北京故宫。环殿建有阁道，从殿下直通终南山，并在终南山修建了宫门。又从阿房宫修建通道北渡渭水，一直与咸阳相连。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在关中地区设立行宫三百多所，关东地区设立行宫四百多处，以备其出巡所需。为了检阅各地的建设成就，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炫耀武力，秦始皇开始频繁地出巡。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方向还是东方。这一次出巡，除了震慑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派人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中国古代的传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仙人的居所。早在第二次出巡的时候，秦始皇就曾委托山东的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坐大船入海寻找仙山，结果无功而返。秦始皇并不气馁，这一次又派方士卢生等人入海寻找仙人。结果可想而知，卢生也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带回一本神秘的书籍，其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是指匈奴，于是派蒙恬抓紧进攻匈奴，并且发配大量囚徒前往边疆，加快了修筑长城的步伐。秦始皇每次出巡，都有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行，黑色的“秦”字大旗遮天蔽日，鲜明的兵器衣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的威严和权力。他坐在并不舒适的马车上——虽然马车经过能工巧匠的改装，通过窗户可以调节空气，但仍然颠簸得很厉害——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这就是皇帝啊！”各个地方的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互相惊叹着，情不自禁地将头低下去，继而屈膝跪下来。即便是那些恨他入骨的人，面对这华贵无比的车队，看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难免从心里感到一丝震撼。但是也有人对他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他出巡到江南的时候，项羽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竟然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项羽的嘴，将他拖出了人群。当秦始皇出巡回来，经过咸阳的大街的时候，时任沛县泗水亭亭长的刘邦正好以小吏的身份在参与修建阿房宫。他看着皇帝的车队庄严肃穆地在宽敞的大街上徐徐行进，不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一句：“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以上就是秦始皇的功与过了。通过以上的这些文献，你可以分清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吗？

  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的。因为他做过的那些过失，有些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这几个字一听起来就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你说修筑长城它不应该吗？也应该。因为修筑长城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匈奴。修建灵渠，你说他不应该吗？也应该。怎么说也是贯通了南北两边的经济发展，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我认为秦始皇功大于过。

　　给你推荐一个：李斯！正是你所说的那种，胸有韬略却斤斤计较，奋斗终身却身败名裂。

　　不甘寂寞 赴秦施才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厕所见到老鼠吃人粪，一见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吓跑了。后来，他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粮食，也没有人去管。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应该象在粮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书谏逐客 妒杀韩非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这时，即将被杀的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修好渠却“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王觉得郑国的话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这一次反复，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王崎、茅焦、尉缭、王翦、李斯、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比李斯大得多。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音妒)、《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贯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郡县制与焚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秦王，这时已称为秦始皇了。为了巩固这个封建统一的国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嬴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嬴政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嬴政，无奈秦王嬴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嬴政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令李斯去处理韩非一案（结合之前所言即让李斯杀死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力驳分封 定制颁法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阳宫称颂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田常、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没有听说过。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现在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现在的一些儒生总讲古代如何如何好，这是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当残苛的。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弃市”（指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称为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称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仍不烧者，黥(意为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潦上墨为“城旦”（一种刑罚，输边筑长城四年）。有想学习法令的，要以吏为师。

　　这次焚书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卜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以法家治国的。在他当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专制政权，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是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因此，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政权，提出了上述焚书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有四百六十余人因此被坑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虽然后世称此事为“坑儒”，但其实被坑杀的是术士，与儒生无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但自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文献古籍在秦朝廷中都有存本，至于被烧毁，那应该感谢项羽的那把火，而不要一味的怪李斯。）

　　二世帮凶 腰斩灭族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朝建立以后，由于秦始皇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武装斗争形式外，广大人民还以歌谣的形式咒骂秦始皇，如说：“阿房阿房，亡始皇”等。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地主阶级也很担心。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其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尽管秦始皇到各处巡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然而反抗还是不断发生，如有人拦截皇家使者，有人公开咒骂秦始皇：“今年祖龙(秦始皇)死。”所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决定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宦官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拳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糊涂可笑的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