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菽园杂记》陆容的代表作，共十五卷。 本书是关于明代朝野掌故的史料笔记，多有可与正史相参证并补史文之阙者。书中还有众多的有关作者故里太仓的人事、方言和风俗的记载和考辨。还可以读到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以及明代浙江的银课数量、盐运情况等。以下是锁记为公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菽园杂记

原文

〔明〕

江南巡抚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盖公才识固优于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  闻公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东风，某日西风。某日昼夜雨。人初不知其故。  一日，民有告粮船失风者。公诘其失船为何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不能知而妄对，公一一语其实。其人惊服，诈遂不得行。于是知公之风雨必记，盖亦公事，非谩书也。  －－《菽园杂记》

译文

江南巡抚的大臣，只有周忱最有名气。原来他的才干见识显然比他人好。他对公事的留心，也是无人能及的。听说周忱有一本本子，从记日子到行为处事，没有丝毫遗漏，每天的阴、晴、风、雨，也一定详细地记录。例如，某天中午之前是晴天，中午之后是阴天。某天刮东风，某天刮西风。某天的`白天和晚上下雨。人们刚开始不知道他的原因。一天，有人告诉周忱装粮食的船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周忱责问他丢失船时是哪天？中午前还是中午后？刮东风还是刮西风？那人不知道而胡乱回答。周忱一一告诉他实情。那人吃惊且佩服，欺诈于是不能成功。在这时知道了周忱的风、雨的纪录，原来也是公事，不是随便写写的。

菽园杂记介绍

《菽园杂记》对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而且较少抄袭旧文，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皆大多

为自己的见解，被他同时代的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其中所记的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卷四如谈将军之名号，其中有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号等非熟悉官制者不能言；卷五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之致，卷九记成化以前巡抚、总督设置均可以补正史职官制之阙。书中最为宝贵的还记载了许多明中叶手工业生产和民情风俗等方面材料，如卷十四记勘察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花瓷，龙泉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卷十三记衢州造纸的方法，皆具体而细致。卷七记“掉包儿”、“拿殃儿”俗语的来历：“京师有妇女嫁外地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老换之，名为‘掉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者逃去，名曰‘拿殃儿’”。又记吴中风俗中的忌讳：船家忌讳“住”和“翻”，因而称“箸”为“筷子”，称“帆布”为“抹布”；民间忌讳“离”，因而称“梨子”为“圆果”；忌讳“散”，因而称“伞”为“竖笠”；忌讳说“恼躁”，因而称“谢灶”为“谢欢喜”，对研究明俗，词语的变迁皆有一定的价值。  《菽园笔记》通行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以《墨海金壶》本为最完备。

今有：《菽园笔记》佚之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1997年再版；《菽园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2007年版。

《明史》是张廷玉写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明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张廷玉是清朝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完善了军机处制度。张廷玉兼管翰林院多年，又担任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在此期间，大量的编纂工作都是由他主持开展的。

张廷玉一生作诗数千首，题画诗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张廷玉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些饱含理趣饱含智慧的作品，如他的《杂兴二十首》就比较典型。诗歌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种种人生见解。是其处世立行的心得之言。这一组诗带有浓厚的理味，儒道思想兼有，体现了作者在立世“处心”为官方面的种种思想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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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姚善简介 人物简介

姚善 (1360～1402年)，明建文时忠臣。初姓李，字克一，应城南乡姚家嘴人（《明史》作安陆人，后据《三台湖志》补正；姚善墓在姚家嘴），性耿直，仪表英伟，善谈论。明洪武初，由乡举荐入太学。历任祁门县丞，卢州、重庆同知。洪武三十年（1397年），任苏州知府。姚善来后，主政公允，把握大局，不制定苛刻繁琐的条令来管理民众，诉讼之事因此逐渐减少。苏州人逐步改变了对明朝的看法，吴中大治。因守卫苏州者前有季亨、魏观，后有姚善、况钟，中有王观，皆贤能之士，称“姑苏五太守”，祭祀学宫。

姚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结交贤能。只要听说谁人贤能，必躬身亲往拜访。一次，他得知王宾博学能文，就去拜访。但该公是个隐士，不愿接见，给了姚善一个闭门羹。但姚善却没有生气；第二日又去，王宾却装疯卖傻，又故意给他难堪，他还是笑着离开；第三日再去，终于感动王宾，两人结为好友。因为重士，苏州一些名士如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等都愿与他交往，经常与他在一起谈经论书。一日，他们在文庙学宫见面，准备谈论经书。钱芹首先发言说，谈论经书，不是今日急事！姚善惊问何故？钱芹给了他一本小册子，一看，全是关于战备的内容。钱芹说：“今燕王朱棣在北平起事，企图陷京都以篡皇位，我们作为建文帝的臣民，务以军备来保卫朝廷。”姚善点头称是。这时，燕王的兵已经南下，姚善一面联络镇江、常州、苏州、松州四郡首，集结民兵演练备战；一面推荐钱芹入朝为官，履行军务。他也亲至京师，得见燕王上书贬斥齐泰、黄子澄为奸。姚善声称燕王贬斥不当。建文帝遂诏见姚善，征求对策，姚善奏议起兵勤王。建文帝钦命姚善组织苏、松、常、镇、嘉兴五府兵勤王。建文四年（1402年），姚善的军队正在集结时，燕王已攻占京都。黄子澄痛心疾首，带着四个儿子逃到了苏州，与姚善商量招募勤王军。在编造黄册时，姚善将黄子澄两个孩子改了姓名，籍贯也改为昆山，几人发誓要为国事而不惜生命。后黄子澄约姚善航海起兵。姚善不允，说：“公，朝臣，当行收兵图兴复。善守土，与城存亡耳。”黄子澄去后，姚善率兵死守。最后，因部下许千户反叛，乘姚善不备，将他缚住，献给朱棣。朱棣以高官相诱，劝他投降，辅佐自己。姚善至死不从，被杀，年仅43岁。其儿子姚节等4人被发配边疆。

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后，立即捉拿黄子澄。后黄子澄一族，除其子彦修和彦泽被姚善更名，是昆山口音，逃过一劫外，全族445人全部被杀。

人物轶事

早年与姚善友好的常熟人黄钺，得知姚善死讯后，急登琴川桥，向西叩拜，并放声哭诉：“吾与君同受国恩，不幸有国难，义同许身，君与孝孺同为国难死，吾岂能背义独生？”哭诉毕，命家人收归祭具，从容整衣冠，跳进水中自溺身亡。

古籍记载 《立斋闲录》

《立斋闲录》记载：姚善，字克一，年四十三，湖南安陆州人。任苏州知府。是年六月二十日送问，七月初十日凌迟。妻宋氏，年四十二，配燕山中护卫指挥纪纲为奴。本年八月，改配旗手卫指挥张■〈日上永下〉为奴。长子节，贺县千户所充军；幼子继儿，苏州随母给配，保儿、项儿，永乐九年尚监候听决。三女俱给都督陈虚家为奴。

《名山藏卷》

《名山藏卷》记载：姚善，字克一，安陆人，初姓季。洪武中以举人领祁门丞，两转庐州重庆。同知皆以循吏闻久，之迁苏州知府，苏俗奢靡，高帝严以刑，其谲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长ㄋ下判耍善既至，数造请郡中贤士求问。所以为治，而自以宽仁惠和开导之，苏乃大化。郡有处士四人，曰王宾、曰韩奕、曰钱芹、曰俞贞木。 王宾字仲光，独高其道，毁形异服箕踞道，傍隐于医药，其医专疗佣贱不责酬报。缙绅先生见其丑恶，不料理无荐之者，平生不娶，独身奉母年七十余，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复苏连呼母，既葬魂附杖归绕室唤娘，家人皆惊，母呼宾娘在此，复连呼娘娘，儿实不忍舍娘去。宾所著书有吴名贤记古迹等诗皆奇崛喜深之词。　韩奕字公望，潜心理学，尤精于医洪武初累荐不起，有韩山人诗称于时别着易牙遗意。　钱芹字继忠，吴越王裔，祖父皆仕儒官，少负气节，好论天下事，元末兵兴守臣各拥卫境上，芹屡入戎幕谒诸将，冀将有为，明兴辟为都督府椽从，魏国公北征还隐居南园授徒自给二十余年。洪武未诏求遗逸。姚善荐起，留议中禁授户部，司务靖难师起署。行军断事赴真定，从征虏将军。咨谋驰驿入奏，道遇疾不能趋，朝封章以进，犹手书上，执政大臣恳恳言边事，遂卒归葬于吴。　俞贞木字有立，洪武初荐授乐，昌令归而隐居以文章为业。 善皆卑礼诎躬求之，宾居委巷，善自行叩门，宾曰谁也？谨对曰知府姚善，宾开门延语移时，顷报谒府门外善闻还自邀请之。宾顿首曰小人幸闻澹台之教无公事不敢入也。宾退善目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从之山中，奕荡舟而避之。震泽之上善求不得，叹息曰：韩先生可谓名得闻身不得见也。钱芹俞贞木者，并居南园，善使吏馈贞木蔬吏致之，芹觉其误也。诣告贞木贞木曰：钱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赐不辞，必有意矣。吏还言自责，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对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风，芹即枯槁岑寂诚所愿见顾芹州民也，不可肃守帅，月旦幸得迓府公学宫至期往。善迎入肃为上宾，执经前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闾，维驹于今再见顾质经问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独无意乎？善闻言益喜，举身出席曰：谨受教。芹出一简，投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视所言皆筹兵。心异之，居亡何？靖难师起，荐芹为行军，断事从正虏将军，真定而善亦日夜约常州镇江嘉兴松江四郡练兵，为预应给事中常熟人黄钺者。 黄钺字叔，扬以生员荐除宜章典史，建文三年丁父丧庐居陂上，不入城邑善受诏勤王以书招钺钺克日葬父，欲赴之而巳无及。 与方孝孺善孝孺尝私造钺，语：苏常镇江此三郡者，京师左辅而应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将，公宁习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钺曰:三郡皆要害,镇江为最守者,不可不择,镇江将童俊者钺，见其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游此不可倚。苏州守姚善仁心为质，虽慈惠有余，顾平居激烈，有国士风缓急可当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钺为书通，善善得书恸哭自誓。既童俊以镇江降靖难师日，迫善受诏约钺出勤王，既至成祖巳即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见成祖，曰：一郡守亦举兵抗我耶？善厉声曰：各为其主耳。命磔之。以犯上怒，善妻宋氏年四十二，坐之执时披发跣足给配为指挥纪纲家高髻婢，幼子继随母为奴，长子节充军，保发匠，项下狱死，有女三亦给陈虚家为奴矣。姚善妻宋氏，夫受凌迟死，有子四人，女三人，长子充军，二三子收监。宋氏与幼子发往纪纲家为奴，原知府之妻卸钗钏改着麻衣绾高顶髻任人驱使加之纪纲数辱之，宋氏虽士人出然楚烈妇人也体健宽跖，纲奉上令去其履跣足，宋氏性烈，虽责打不从其言，着其携子改发至张昶家绾髻跣足为奴。后渐安分为奴贱侍张昶，令改适家生奴，生子二，死时仍为张昶家婢。姚善三女皆发往都督陈虚家为婢使。长女及岁体实类其母，足貌健跖厚宽，亦令其跣足。后有令：余二女为及笄，亦跣足为婢。初善之擒也，钺恸哭不食者累日。既有言善，入见款服，已得宥者，钺曰：此非姚公所为，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为，此吾独死报希直地下矣。乃复食而待之，已闻善死登琴川桥西乡，再拜哭祠之曰：公与方希直为忠臣，吾敢后！投桥下死，钺死家人皆惊散，不敢求其尸。友人杨福具敛于逖河，而号数日，尸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敛而葬之于屏上。

　　这段文字本身不是出自古籍，是后人对明史的解释，因此，白话与文言文交错。其中，大部分文字引自《明史·职官志》。被引用处的原文分别是：

　　……‍其扈驾金字银牌，则洪武六年所造。寻改为守卫金牌，以铜为之，涂以金，高一尺，阔三寸，分字号凡五。仁字号，上鈒独龙蟠云花，公、侯、伯、都督佩之。义字号，鈒伏虎盘云花，指挥佩之。礼字号，獬貂豸蟠云花，千户、卫镇抚佩之。智字号，鈒狮子蟠云花，百户、所镇抚佩之。信字号，鈒蟠云花，将军佩之。牌下铸“守卫”二篆字，背铸“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等二十四字，牌首窍贯青丝。镇抚及将军随驾直宿卫者佩之……

　　……凡金牌之号五，以给勋戚侍卫之扈从及班直者、巡朝者、夜宿卫者：曰仁，其形龙，公、侯、伯、驸马都尉佩之；曰义，其形虎，勋卫指挥佩之；曰礼，其形麟，千户佩之；曰智，其形狮，百户佩之；曰信，其形祥云，将军佩之。半字铜符之号四，以给巡城寺卫官：曰承，曰东，曰西，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