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邪是指能引起疟疾的邪气 。疟疾为病名，俗称打摆子，指以间歇性寒战、高热、出汗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 。系由疟原虫引起的传染病。古人观察到本病多发于夏秋季节及山林多蚊地带。《内经》称疟、痎疟；《金匮要略方论》称疟病。多因风寒暑湿之邪，客于营卫所致。因体质强弱有别及所感病邪及流行特点、表现证候不同，大致分类如下：1按临床证候分类有风疟、暑疟、湿疟、痰疟、食疟、寒疟、温疟、风热疟等；2按发病时间分类，有间日疟、三日疟、正疟、子母疟、夜疟、鬼疟、暴疟、游疟、老疟、久疟、阴疟、阳疟等；3按诱发因素及流行特点分类，有劳疟、虚疟、瘴疟、疫疟等；4以脏腑、经络分类有五脏疟、三阳经疟、三阴疟等。疟疾的诊断要点：①有蚊季节曾在流行区旅居。②周期性的寒颤——高热——大汗发作，间日或3日1次，发作间歇期无症状。③可作血象、血涂片及免疫学检查。治疗除服用辨证用药外，常可加用常山、草果、蜀漆、青蒿等，并可用针刺及穴位敷贴等。病情控制后，注意预防复发。针灸治疗：以大椎、间使、陶道、后溪等穴为主。应在发作前1～2小时内针刺，以泻法为主，留针30分钟。亦可单针疟门穴，针刺时间及手法同上。注意对恶性疟疾和有并发症的重病人，应采用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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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煌煌荆楚吟·庐山之旅·庐山·儒家文化的辉光

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地之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里有中国最早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其前身为南唐升元年间所建“庐山国学”在宋初所改名者，居于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后儒朱熹在此讲学，振兴了儒家的这一教育中心，其规模与学术水平被誉为“海内第一”，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老峰山腰白石寺，原为“李氏山房”，宋代著名学者李常曾在此苦读，抄书九千余卷，被称作庐山上的“宋代图书馆”，在历史上享有盛名。

朱熹重振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在五老峰东南麓海会寺下方，距星子县城十余里。据洞志记载：“白鹿洞者，唐李渤读书处也。唐贞元元年(785)渤与其兄涉，俱隐庐山，渤养一白鹿甚驯，行常以之自随。人因称为白鹿先生。”传说李渤在此日夜苦读，五老峰的一只仙鹿受到感动，离群来此，陪他读书，为他衔来山参，替他遮挡风雨，还为他到小镇上购买笔墨纸张。待李渤当了刺史，再来访仙鹿时，却已无影无踪。此地四面山峦回合，如在洞中，故人称之为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后，在他隐居之处大兴土林，构筑台榭，遂声名广传。唐代末年，不少学者避乱而来此读书论学，颜真卿之孙颜翠曾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洞中。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在此建“庐山国学”，以国子监九经为洞主，聚徒讲学。宋初，白鹿洞改名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书院在宋代大兴，一般在山林名胜之地，有著名学者讲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等多种学习方法，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因国衰兵乱，南宋时白鹿洞书院已破败不堪，淳熙年间朱熹任南康军守(在今星子县)，多次上书朝廷，积极主张重修，终于得到孝宗的支持。白鹿洞书院修复后，朱熹亲自在此讲学，并重新制订学规。自此鼎盛一时，被誉为“海内第一”，成为书院的典范。

白鹿洞书院规模甚大，俨若山城。原有古典建筑三百六十多间，殿宇书堂、楼台亭榭、莲池小桥、牌坊碑廊，一应俱全。

礼圣殿为书院主要建筑，是当年学生尊孔之殿堂，有吴道子绘孔子像刻在墙上。其旁为慎思园，内有一棵老态龙钟的桂花树，传为朱熹手植，树旁碑上有“ 手植丹桂”字样。丹桂院有小路通碑廊，壁间石刻一百三十余块，内有朱熹手订书院学规，历次修建文及名人书法。其中名贵者以紫霞真人所书《游白鹿洞歌》为最，县志载，万历九年，有一穷道人来游，向书院诸生借笔墨题诗。童子见此人贫困潦倒之状，未予理会。道人遂拾蒲草于屏壁之上写下了《白鹿洞歌》，因其诗意清新，笔法雄劲，乃刻石传世。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深，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年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自署“紫霞真人编蒲为书”。

白鹿洞书院园林清幽，有御书阁、彝化堂、启圣祠等许多建筑，泉清石秀，古木参天，真乃读书佳处。清代诗人袁枚有《白鹿洞》诗：“少室山人旧草庐，隔朝换作 居。一松门外张华盖，五老云中看读书。白鹿仙踪流水远，青衿灯火讲堂虚。人间何处寻精舍，稷下淹中恐不如。”近代魏源亦写其景并赞朱子之伟绩：“水复山重得洞名，白云深处读书声。参天峰下参天树，谁称松涛万壑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 ，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集理学之大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死后被追谥为徽国公。人们尊称之为朱子。其书院规范长久施行，对后代影响深远，明清两代被尊为理学正宗大师，是书院祀奉的主要神明。

朱熹博学有为，他在《白鹿洞规》中把治学要点定为：“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有个“朱熹吃书”的传说，说他曾讲“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条学规就讲吃书”。“通常的吃法有两种，一是人吃法，要细细咀嚼，吃出滋味来;一是牛吃法，大嚼大咽，然后反刍”。“只有人吃法，则孤陋寡闻，只有牛吃法又博而不专”。故以二法兼用为好。他主张多思笃行，指出：“古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其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则反是矣。”他给许多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和《诗经》、《周易》及《楚辞》作了注解，并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一些注解成为后世学子的必读课本，影响极大。他编辑二程遗书，发扬了程颐的理学思想。他讲学的笔记后来被学生们编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朱熹强调“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以封建伦理束缚了人性发展，对维护封建专制甚为有利，但其广博的学问还是令人景仰的。“朱子学”成为后来国学的内容之一。在日本，“朱子学”也颇为盛行。明嘉靖年间南康太守王溱，在朱子洞后开凿了山洞，知府何濬又放入一雕刻的石鹿，由此知人们对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崇敬之情。

后人还在朱熹讲学读书和游览之处建了三十多个亭子，最著名的有“源泉亭”、“自洁亭”、“独对亭”、“风云亭”、“六合亭”、“百花亭”等等，在清泉山石之间，绿树修竹之下，三角、四角、六角、八角、扇形、圆形、梅花形等各种形状的亭子与山水景色互相映衬，可使人联想起这位经学大师与诸学子在园中游乐讲学的风采。如“朋来亭”建在贯通溪边的崖石上，朱熹常与其徒环石而坐，临溪吟咏。“风泉云壑亭”建在读书台西，朱熹与学生常来此观赏风起云涌和泉响沟壑之美景。观亭临风，令人想起朱熹所作诗《次韵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儒家文化的辉光》古诗句出处：诛茅结屋想先贤，千载遗迹尚宛然。故作轩亭揖苍翠，要将歌诵答潺湲。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

欧阳修与《庐山高》石刻诗

在庐山的九十九盘古道上，有巨大的碑刻《庐山高》，欧阳修作诗，气势磅礴，王守仁书丹，苍劲古朴，可称双璧。黄庭坚对此诗作过很高评价，其跋云：“庐山之美，既备于欧阳文忠公之诗中，朝士大夫读之慨然。”极为钦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永丰)人，是北宋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著名古文家，其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畅达而自然。这首《庐山高》是他赠好友刘中允归隐庐山的古诗。刘中允，名涣，字凝之，江西高安人，与欧阳修同时中进士，官为颖上令，刚直不阿，年五十而弃官，归隐于庐山之南星子县(古为南康)的落星湾。欧阳修钦佩他的为人，特为之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其诗曰：“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嶻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兮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暗霭，下压后土之鸿庞。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谾。千岩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矼。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但见丹崖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蔼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庞。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成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玒。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硉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这真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无怪乎王阳明要书碑刻石了。

欧阳修的故乡在江西省吉安永丰县沙溪，当地有西阳宫，相传欧阳修曾在此读书、讲学。此宫是一座三层大楼，飞檐楼阁，雕梁画栋，甚为壮观，至今保存完好。欧阳修手写的碑文《泷冈阡表》仍保存在宫内。这是在他父亲死后六十年所写的墓表，于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护母丧归葬时，从河南颖州带回的青州石镌刻，高23米，一千一百三十三字，文笔清新质朴，书法遒劲，是一件很珍贵的文物。宫内尚有欧阳修半身像一幅。传说在运送此碑途经鄱阳湖时，龙王要见“阡表”，欧阳修便命人将石碑投入湖中，当龙王读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时，竟拍案叫绝，抓掉了几个字。

欧阳修早年家贫，幼年丧父，在寡母抚养下读书。1030年中进士后，与梅尧臣等友善，曾参与范仲淹等人的革新运动，主张改革吏制，后被贬为滁州太守，又任扬州等地知府。1054年与宋祁同修《新唐书》。1057年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废除空洞华丽的骈文取士制，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英才。欧阳修力倡诗文革命，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心人物，在文坛上有巨大影响。他说他的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构思吟成。他一生写了五百多篇散文，各体皆备，是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驱。其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均很有特色，为人们传诵至今。传说他在写《醉翁亭记》时曾将稿本抄了六份贴在各个城门口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得更好。平时欧阳修每写一文，都要贴在墙上反复吟诵修改，如今此文已修改多次，所以人们都说很好，提不出修改意见。等到傍晚，才来了一个姓李的老人，手拿扁担挑绳，原来是一个樵夫，欧阳修赶忙下堂请教，老人说：“此文句句是实情，就是开头太啰嗦了。”于是欧阳修又把文章开头背诵了一下：“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老人说：“停，毛病就在这里。”欧阳修恍然大悟地问：“是不是不必点出这些山的名字”老人点头称是，欧阳修照此修改，只一句“环滁皆山也”即可。后来，他还亲自去老人家茅屋回访，并带去他所要的“欧文苏字”——苏东坡书写的《醉翁亭记》。后来，欧阳修到扬州做太守时，还曾请李老到平山堂去喝过两回酒哩。为纪念欧阳修，江西永丰县恩江镇在南宋年间建了一座“状元楼”，今仍在。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六一”即“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件，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是酒一壶”再加“以吾一翁”，可见其学而不厌之高雅风韵。

西阳宫附近，有其父母的合葬墓，还有泷江书院、获楼、宝锡院等古迹。宝锡院内有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常向北人夸。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酿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野僧独得无生乐，终日焚香坐结跏。”

王阳明与村妇湖边谈诗

明代都宪王阳明曾屯兵鄱阳湖边，准备捉拿起兵叛乱的宁王朱宸濠。

一天傍晚，大风雨过后，王阳明在湖岸散步，看到庐山五老峰下，海会镇东侧有大山如牛吃草，就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安仁铺内倚栏杆，遥望孤牛俯在山。”他问随从，谁能联下句，久久无人回答。此时路边有一妇女，听到了，就说：“我可以试试。”王阳明大为吃惊，说：“那就请说吧。”那妇人从容地说道：“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园荒芜至今闲。”王阳明更惊奇了，这两句诗的深刻讽谕性和巧妙构思简直令人叫绝。于是叫随从拿些饷银送给她表示感谢，问她怎么学的作诗。妇人说，我是五老峰下的农民，回娘家路过鄱阳湖。平时石牛山的山歌、古诗学了不少。王阳明请她再吟一首，她很快就吟出来：“怪石崔巍号石牛，江边独立几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洗浑身有汗流。嫩草平喉难下嘴，长鞭任打不回头。至今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中外图书藏珍

庐山图书馆很有特色，在三十多万册的藏书中，有不少珍稀图书，尤以古书和洋书中的珍品为多。

1899年前后，庐山成立公共图书馆，藏书千册，到抗日战争前，庐山图书馆即有书二万余册，报刊杂志十余种，均为外文，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后又增加库藏，现共有外文书三万一千多册，多为近百年前的英版原文著作。如1898年伦敦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以及荷马的名著英文本，1892年伦敦版的《汉英大字典》，1916年美国版的《韦氏大字典》，1927年伦敦版的《英文标准大字典》，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等。

中文古籍中珍品更多。在五万四千册古籍中，有明刻本七十部一千二百册，清康熙刻本八十部一千六百五十八册。有些明清刻本为禁毁图书，如明刻《皇明绳武编》三十四卷，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吴瑞登撰，曾被清代禁毁。明刻《古今治平略》三十三卷亦是劫余幸存的凤毛麟角。吴宗慈的《修志论丛》对地方志研究甚为重要，但印数少，有专家编《中国地方志总录》在北京、上海多方查找此书不得，1977年上庐山旅游时意外找到了它。最早的刻本是明正德五年刻的《首楞严经》，最大部头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二十一史》二千五百五十九卷。

庐山国宝

庐山博物馆在牯岭西南庐山大厦与人民剧院之间。

馆内藏有不少珍贵文物，有二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历代陶瓷艺术品和许多著名书画珍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汉青瓷、隋白瓷、唐三彩、宋影青、元青花等各种历代名瓷和近代瓷瓶、彩釉瓷，应有尽有。

其间《庐山高图》是明代四大画家之首、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7—1509)的手笔，巧妙地用较小的人物仰视香炉峰瀑布来显示庐山的高峻，这是他四十一岁时(1467)为他的老师陈醒庵的祝寿之作，以雄伟瑰丽的庐山来赞扬老师的崇高人格，是巨幅山水中的名作。

唐伯虎的《庐山三峡桥图》(宽90公分，长247公分)是明正德九年(1514)他由宁王府逃脱后路过庐山时所画，时值隆冬，山高地冷，他画出了庐山南坡三峡桥(即观音桥)一带的萧索景色，只见远山荒秃，树木凋零，浓云蔽日，怪石层叠，小桥流水，殿宇一角，峰峦水口，骡嘶声惨，寒气袭人。画上题诗曰：“匡庐山前三峡桥，急流溅扑鱼龙跳。羸骖强策不肯度，古木惨淡风萧萧。”诗、画与书法相映成趣，诚乃三绝精品。

《五百罗汉图》为清代民间画家许从龙的杰作，此画成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花费了六年时间，共二百幅，每幅长8尺宽4尺。画中罗汉形态动作姿势都各不相同，有“天宫赴会”、“托钵化缘”、“跨海求经”、“圣山汲泉”等等多种画面。罗汉大者一米以上，小的也有一尺左右。人物均有血有肉，特别是人物的眼神灵活多变，似乎始终注视着你，画中飞禽走兽、花草松竹、江海日月、神仙鬼怪丰富多彩。1918年康有为游庐山观赏此画，当即在《口称三昧》图中题辞，称此为“庐阜镇山之宝”。

博物馆中还收藏了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书法大师的碑拓。有一“鵞”字巨幅书法挂轴，落款为“永和年辛亥春三月王羲之书”，因王羲之爱鹅，所以人们以此鵞字为王作，其实为后人所书，其上尚有苏东坡、米芾、范仲淹、朱熹、文天祥、赵孟頫、方孝儒等人的题跋，亦可疑，据说是袁世凯的一名侍卫从故宫中盗出的。博物馆内还有清初郑板桥的条幅：“老去依然一秀才，莱阳家世旧安排。乌纱不是游山具，携取教歌拍板来。”林则徐书写的楹联：“花气入帘松翠在壁;琴韵流阁茶香绕庭。”

明朝

明朝(英译：Ming)（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所建的封建皇朝，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

明朝历史

元朝末期

元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明朝建立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农民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该部的领导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朱元璋先后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他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其间还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永乐大典》。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大臣严嵩把持朝纲，致使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万历年代

万历初年，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神宗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明末三案、魏忠贤专权、李自成起义都导致了明朝的衰落。

神宗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位于东北的后金的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直隶：京师、南京

布政使司（省）：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管黑龙江流域——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1409年建立，共持续25年，后废弃。

官吏制度

中央官制：

o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o 五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

o 御史台

地方官制

o 承宣布政司

o 提刑按察司

o 都指挥使司

明朝设有特务机构监视大臣的言行。太祖有锦衣卫，成祖设东厂，宪宗设西厂，武宗有内行厂。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时明王朝的鼎盛。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逐渐平息，才重新开放禁海。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另外，明朝军队而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小，但是随著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返而减小了。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嘉靖、万历时候，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中国城市都有卖。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等，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金瓶梅》亦是此时作品。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演出。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的民间文学很发达，唐伯虎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间盛行对联，还有锁南枝等山歌，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塑造了新的社会风尚，也使明代后期的士大夫有一种别于其他时代的生命哲学。如“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于谦写得《咏煤炭》诗歌说明当时煤炭已经普遍应用。计成的《园冶》则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

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的长子。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

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禁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战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战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战争，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战争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而且由于它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七岁。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又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

宣宗朱瞻基

宣宗朱瞻基，洪熙皇帝朱高炽的长子，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只是宣德皇帝享寿不长，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

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杀害了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于谦，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

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病逝，享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见深继承地位，英宗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明代宗朱祁钰

明代宗朱祁钰，宣宗皇帝的次子。谈起景泰帝，大家不免想起任用于谦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英宗复辟等一些传奇经历，下面就让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明代宗的一生。

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 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谁知，天背人愿，朱见济早夭，景泰帝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景泰帝还在壮年，子嗣的问题对他来讲还不用非常发愁。转眼已是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得了重病，建储的问题又成了热点问题被摆上了朝堂，可众大臣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朱见浚，有的主张立襄王，突然内宫传来景泰帝病体好转的消息，于是众大臣准备第二天上朝与景泰帝商议，但是景泰帝由于大病初愈，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不久就又睡着了，这一觉即改变了景泰帝的一生，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更改变了历史车轮的走向。 群臣没有等到景泰帝，于是相约明天早朝再来，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泰帝也于不久后去世，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于谦、王文被杀，明朝历史上景泰帝的统治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 景泰帝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对待迎回英宗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同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最后景泰帝的一生以悲剧告终，他的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

　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

　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

　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

　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

　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

　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

　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俙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改，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谓之俗。”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也)。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累，音力追反。颠，音田，忧思之貌。)；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额。教令之貌。)；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鈲，音普觅反。)。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着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