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胡适藏书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未及带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一九五七年，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这批藏品全部遗赠给北京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物“身首异处”，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学者仍四处打听：“胡适的私人藏书和文件档案到底现在何处？”

胡适匆忙离平，仓促间丢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书和个人文献，这批藏品不仅是他个人，更是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珍贵财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郊外的清华大学已经先得解放，城里风传北大将要南迁。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实际上，不仅北大确无南迁之意，就是胡适本人也完全没有任何离去的准备。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突然改意决定离开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门未开，胡适与陈寅恪两家无法抵达机场，因此未能成行。当晚，他们与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取得联系，商定次日一早由专车将他们送至机场。十四日，胡、陈两家飞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适是不可能来得及整理藏书和个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陈寅恪那样随身携带一部份藏书，事实上，他除带走了其父年谱的手稿和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之外，连《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带走，更不用说他数以万计的藏书，以及手稿、日记、信件、照片等个人文件了。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留下来照管。

以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这批藏品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藏书的体系可以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及渊源，个人档案更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学、史学、文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丰富材料。

北大历史系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记者，胡适多年治史学，又有“历史癖”，所以他对收藏之事向来颇为看重。更何况，二十六岁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将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个人档案资料。他连给人写信都要存底，否则便会在信中说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对方看过信后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觉地收集文献资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观条件上有所保证，“因此”欧阳哲生说，“胡适虽称不上最大的藏书家，但可以说他是个人资料保存得最完备的一代文化大师。”

胡适一九四八年以前长期居住北平，他“处心积虑”收集的藏书和文件也因此几乎全部存于北平寓所中。这样丰富完整的史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它决不仅仅是为胡适个人所珍视的财产，更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那么，这笔财富后来命运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击者证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一律装箱。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

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胡适本人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杀身亡。其他与这批藏品有关的当事人也纷纷作古，现在，真正的知情者实在已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当年在东厂胡同与胡适南北相对而居的，他的学生和助手，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邓广铭先生一直关心这批藏品的下落，作为当年的“目击者”，邓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亲笔证词。

“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

通过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记者找到了曾协助邓先生工作的沈乃文，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诉记者，他曾为调查胡适藏书之事找过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对他说，自己当年目睹了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且，不仅是胡适的书和书信文件全部被装了箱，就连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被一起装了进去，连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滩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

据沈乃文调查，这次整理、装箱和转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当时的参与者还有北大图书馆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张光译、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当时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与邓广铭先生一致的证明。

胡适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后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过早夭亡，这批寄存于北大图书馆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给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复北大的公函：“经报请市人民政府胡适等物品暂由你单位保管。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适藏书由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旧址迁往海淀燕园现址，一九六二年，剩余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园。

胡适一九五七年立下遗嘱，将寄存的书籍、文件赠与北京大学。

胡适当然是始终不能忘怀北平的藏书和文件的，那是作为学者、历史学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一九五七六月四日，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抛开政治因素，仅从人情的角度来看，人们不难从这份遗嘱里看到胡适对北大的深情和对那批藏书文件的萦怀。

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人们对胡适的遗嘱一无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的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北大图书馆至此方知胡适关于那批藏书、文件的交托。一九九三年三月，当时的馆长庄守经访台，专程来到台湾胡适纪念馆，意在寻找胡适遗嘱。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吕实强提请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批示。五月，吴大猷亲自出面，同意将胡适遗嘱的中、英文复印件提供给北京大学。

胡适的遗嘱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许多海外学者都曾以各种方式向北大询问过胡适藏书、文件的收藏情况，询问是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收藏胡氏藏书及资料。面如许善意而急切的询问，北大图书馆深感为难。这不仅因为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和最有价值的胡适书信、手稿等个人档案资料早已被调出了北大图书馆。

一九五四年，胡适藏书、文件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藏品从此“身首三处”。

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么，这批藏品是何时、何地被怎样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从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时说起。

一九五四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据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的沈乃文告诉记者：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后，从中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批判使用。邓广铭先生也一直认为这些小册子是查清胡适书信、日记、文件下落的重要线索。邓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确地对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说：“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的唯心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等小册子，每册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这些小册子是根据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从北大所存的胡适的书箱内提取去的。”而至于为何没有留下提取的证据和手续，邓先生猜想：“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

沈乃文的调查证实了邓先生的猜想，他说：“一九五四年批胡适，在当时是中央领导的一场极其严肃的阶级斗争，北大是将中宣部取用胡适寄存北大图书馆的书信文件作为政治任务坚决执行的。中宣部的这一行动是不公开的。而且当时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仍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其时中宣部图书馆已进驻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下，取物不过是从楼上搬到楼下，没有给北大留下任何手续。”

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过去以后，这批用作资料和证据的书信、日记等文件并没有物归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随其负责人黎澍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当时情况的中宣部工作人员也为此出具了证词。

事实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并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适的藏书、文件又经历了第二次分割，这一回，有确切的记录。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进行分配。分配的办法是：将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剩余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适书信和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书则继续由北大图书馆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这次分割出去的藏书、文件的目录清单。

胡适的藏书、文件从此“身首三处”。

北大图书馆曾依遗嘱希望把藏品归于一处，但条件尚未成熟，合并之事未得解决。

当然，物分三处并不等于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阅胡适的书信、文件、日记等资料，持单位介绍信即可到一周对外开放两个上午的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手续也并不繁难。到北图的善本书阅览室，凭藉书名目录，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适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图书馆里，如果够幸运，你也许会碰巧借阅到胡适的藏书，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记者就曾极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里借阅过有胡适亲笔签名、印章，并题写了短序的《独立评论》杂志。

但是，对于专门的研究而言，这样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无法从这些零散的书籍里发见胡适藏书的体系性，也无法方便自如地运用本来十分完整的资料和书籍。因此，学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将所有藏品归为一处，在此基础上建立“胡适文库”，使这些收藏物尽其用。更何况，这批藏品属于胡适私人财产，他在遗嘱中的遗赠之愿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构想》一文，学者首次在媒体上提出了“尊重适之先生的权利，以及学界使用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愿望。

据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介绍，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适遗嘱以来，北大图书馆就开始了索还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图书馆致函北图，请求北图根据胡适遗嘱将馆藏的一百零五种胡适藏善本古籍归还北大图书馆。 北图对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关领导部门批示方可交还。于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馆长通过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议案，希望解决胡适藏书文件的保管问题。与此同时，林被甸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领导，详陈此事原委。

两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的意见。这时，北图方面更换了领导，新主管也承认接受并保存胡适私人藏书的事实，但他们认为：胡适藏书的分割有其历史原因，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应慎重，北图作为国家图书馆，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他们认为这批书还是仍由他们保存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认为北大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近代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们在进驻该所现址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居所）时，就在胡适办公室中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们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来自北大。

针对胡适的遗嘱，他们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北大拿不出实据，无法证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两次分割的事实。

鉴于三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合并的计划尚未开始，便于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来。

近日，当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采访时，北图的负责人已经调换，北图的工作人员虽大力支持记者的采访，但无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记者甚至需要反过来向有关工作人员简单介绍情况，以便于帮助其寻找知情者。一位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在多日查询后告诉记者，那批胡适藏善本书没有单独存放，是统一保存于善本书库，与其他书一样对读者开放的，属于正常利用的状态。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北图的善本书保存条件非常好。”

当记者问及北图是否有意按胡适遗嘱归还这批书时，这位工作人员说：“当初这批书是由政府拨交给北图的，不是我们自己从北大手里拿来的。既然当初这属于政府行为，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自己把书归还给别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关人士则不愿意多谈此事。

深入学术研究，资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适藏书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财富。

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胡适的研究在内地起步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近年中国学界热衷于‘重新发现胡适’，在我看来，已经跨越‘政治平反’阶段，而与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潮流息息相关。”

学术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后盾。在胡适研究领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开展。姑且不说国外及台湾方面，仅内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绩。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九八五年，他们又整理出版了两册《胡适日记》，收录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个月的日记。一九九四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每套售价二万六千元，学者们虽无财力个人收藏，但可利用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此外，耿云志、欧阳哲生合编的《胡适书信集》，胡明编、四百多万字的《胡适精品集》，耿云志编、三百多万字的《胡适论争集》，以及年内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是由欧阳哲生主编，共十二卷，长达六百多万字。据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编的《胡适全集》也正在进行中。

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此重要的研究课题，学者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现有材料，利用“胡适文库”或胡适藏书目录之类的资料系统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胡适藏书及文件最后归属何处，最重要的在于结束物分三地，身首异处的局面。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对记者说：“胡适当年所留下的书信文件，海内外瞩目，希望同有关几家通过协商把这批珍贵文献资料集中于一处，使之充份发挥作用。作为学者和文献工作者对此应该能取得共识，带头来做好这件事。”一直关注此事的沈乃文对记者说：“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胡适应该尊重胡适本人的意愿。毕竟这是胡适的私人财产，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丢弃不要的，或是被党和政府没收的。因此应按胡适本人的意愿进行处理。”

胡适的藏书和文件并不仅仅是一笔物质意义上的遗产和财富，它更是属于中国文化界的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结束采访时，欧阳哲生对记者说：“不管由什么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对这批藏书和资料好好地进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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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双边协议

　　我国已与多国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

　　2011年3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樱花盛开，一场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结束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正式被返还给中国。

　　这14件文物中不乏珍品：距今约1600年的北魏赤陶马、距今近1500年的北齐石灰佛像、距今1400年的隋代骑士陶马，还有唐代马雕像、宋代菩萨头像等。

　　它们之所以能够归家，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两国于2009年1月签署了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的谅解备忘录，并加强了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美国还发起了“长城行动”，专门打击走私中国文物来美的不法行为。

　　这14件文物，就是“长城行动”中的成果，由美国执法部门在纽约、阿拉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地查获的。

　　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如，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其中“1970年公约”迄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多边国际公约影响大，但也有缺点：针对性较差。“多边公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条文规定大都较抽象，没有溯及力。所以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霍政欣介绍。霍政欣多年来聚焦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是去年中国携手多国发布的《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跨国诉讼

　　历时1年半，五代时期“武士”终归国

　　当协议不成时，则要诉诸法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是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的跨国诉讼，才最终回归。

　　2000年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了一个消息，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在3月拍卖一件中国文物——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1994年，一伙盗墓人用炸药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王处直墓，洗劫了随葬品，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其后贩卖到中国香港。六年间，这批文物不知辗转至何方，直到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

　　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立刻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其阻止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美国政府同意协助，但需中方提供法律文件和证据证明这件拍品是被盗的文物，比如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等。

　　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于2000年3月21日通知克里斯蒂拍卖行停止对这件拍品的拍卖，同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美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没收武士像。一周后，美国海关官员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

　　不过，拍品委托人辩称此武士浮雕为其祖传文物，已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对此，河北省出示了包括浮雕与被盗现场遗留痕迹尺寸相同的证据，并出具了考古专家的证明。美国司法部门决定依法起诉这个香港货主，国家文物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诉讼。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

　　“法律的诉讼渠道，是不得已但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手段。”霍政欣介绍说，在绝大部分国家，诉讼需要一审二审三审，而且受制于当地民法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的限制，所以“诉讼耗时耗力”。但诉讼也有其好处，“一旦打起民事诉讼，会对对方尤其是机构和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文物商形成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诉讼，还要面临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信誉下降风险。”

　　巨资回购

　　“竞拍文物会赋予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

　　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我国也成立过流失文物的回购基金会。

　　1957年我国花巨款回购了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2002年国家启动了珍贵文物征集转向资金，并花了2999万元买回了国宝级文物：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2亿多元买回了包括战国虎形佩等在内的多件文物。机构和企业、个人也回购过不少文物：上海图书馆1998年花450万元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回了《翁氏藏书》；保利集团2000年斥巨资买回了圆明园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像。

　　但这种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并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也只有25万美元，保利集团2000年回购的牛首、猴首，两个花去了1593万港元；随后一只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此后青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元。

　　霍政欣对采取回购方式让流失文物回家并不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霍政欣说，“几年前中国流失的文物在国外拍卖，最后是中国两个机构在竞价。”

　　回赠、谈判

　　互惠安排换回被盗菩萨立像

　　2013年，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价值连城的青铜鼠首和兔首，热极一时。

　　2000年，中国追索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的事情，被纽约的收藏家安思远了解到。他也曾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相同的武士浮雕，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并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请求验证。经比对，这幅浮雕的雕刻手法、彩绘及石料加工与拍品一样，正是一对。经磋商后，安思远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

　　但通过这种方式回家的文物，毕竟是少数。

　　除了上述四种方式之外，霍政欣还介绍了一种方式：直接谈判，即我国的文物机构和对方的博物馆等机构谈判。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精美北朝菩萨立像，就是这么回归的。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这尊被盗菩萨像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

　　“日本当时没有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美秀博物馆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初是善意购得，所以从法律上追回来很难。”霍政欣回忆到，当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美秀博物馆展开了谈判，而后者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我们也做了互惠安排，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我们同意其延展纪念，等活动结束后再给我们。”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7年借展后，终于从日本回归祖国，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除此之外，霍政欣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方式要回流失文物。他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关于促进文物返还及归还原属国的政府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两个国家解决现存国际条约没有办法适用情况下，相关文物的权属纠纷问题。

　　各国如何追讨文物？

　　不少文明古国曾经历侵略掠夺，在现代社会之中他们通过努力追回，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实践。

　　被盗文物

　　对馆长提起刑事诉讼

　　为追回被盗文物，意大利的手段可以说最为严厉。2005年，意大利正式对美国著名博物馆盖蒂博物馆的馆长特鲁厄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购买被**的意大利文物。盖蒂博物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博物馆很快解雇了特鲁厄，还花了160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意大利达成协议：将来源有问题的40件博物馆藏品归还给意大利，远超意大利当时所追索的文物数量。此案之后，美国的主要博物馆都“怕了”意大利，次年在没提起刑事诉讼情况下，各大博物馆也纷纷将来源有问题的藏品归还给意大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意大利20件文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返还意大利13件重要文物……

　　战争损毁

　　抵还等量类似文物

　　欧洲有比较成体系的文物返还实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规定德国和奥地利等战败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从其他国家劫掠的文物。德国必须在比利时政府提出要求的三个月内，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对于战争中焚毁的珍贵手稿、图书、地图及其他文物,德国必须依据“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原则，以同等数量，相同或相类的其他文物相抵还。

　　二战掠夺

　　民间组织发起谈判

　　日本也劫掠了不少朝鲜半岛的文物。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化。日本此时向韩国返还了大量文物。韩国民间组织“收回朝鲜王朝实录委员会”同东京大学进行了多次谈判，2006年成功要回了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文物的返还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二战后，德国根据法律和协议，归还给了犹太人很多文物；此后美国和苏联又将原属于德国的部分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德国。

　　侵略掠夺

　　租借方式“归还”

　　公元1866年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出兵朝鲜半岛，战败撤退时掠走朝鲜王朝大批外奎章阁图书（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外奎章阁是其分阁）。韩国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与法国交涉，要求其归还。但法国称，图书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已属法国国有财产。199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当时韩国要建高铁，法国希望能够为合作创造良好气氛，于是当时密特朗将其中一本书租借给韩国。此后韩国不断谈判，2010年G20峰会在韩国召开，李明博和萨科齐再次谈到了归还古书一事。随后双方签订协议，法国同意把所有外奎章阁图书以租借方式还给韩国，每个租期为5年，到时自动续期，相当于无限期地归还给了韩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文物归还管理局。2002年起，埃及通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各大拍卖行以及个人收藏者的沟通、交涉或协商，已从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追回了5500多件流失的文物。2009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宣布，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归还流失的文物以前，埃及将中止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当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回应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将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法老时期的5件文物归还给埃及。

中医古籍太多了，海内外保留下来的中医古籍数不胜数，

以下罕见的中医古籍均出自此处图中，自己注意看一下图中右上角

中医古籍目录：

《医方考 巻之1-6  呉昆 著 寺町通円福寺町(京都) 》

《一夕医话 巻上,中,下  革溪 记 [出版地不明》

《丛桂亭医事小言日 南阳先生口授》

《东医宝鉴朝 许浚》

《东垣十书明嘉靖八年（1529年）刻本》

《伤寒论注来苏集和刻本》

《伤寒论疏义和刻本》

《伤寒论辑义日 丹波元简撰》

《保婴全书明刻本》

《先哲医话 巻上,下  浅田惟常 著 ; 松山挺 校 东京府  松山良祯, 明治》

《内科秘录日 元治刻本》

《内科秘录日 本间救著 彩色插图版》

《医书六种清 乾隆刻本 半松斋藏版》

《医事说约  香川秀菴 撰 ; 暘谷 阅 本石町(江戸)  万笈堂, （之一） 》

《医便 巻1-5  [王三才] [辑] ; 张受孔,姚学颜 重订》

《医典襍钞 写, [书写年不明]》

《医医谈  大矢贞吉 著 [出版地不明] 》

《医学正传 巻之1-8  虞抟 编集 [出版地不明] 》

《医学统旨玉夏斋藏板》

《医学読书记 巻上,中,下  尤怡 著 [出版地不明]  松风阁, 嘉庆 》

《医家千字文注  惟宗时俊 撰 本町(名古屋)  东壁堂, [出版年不明]》

《医方口诀集 上,中,下  土佐道寿 编集 ; 中山三柳  》

《医方启蒙 巻1-2 香城老人 编述 [出版地不明]  医卜堂 明治 》

《医方大成论  孙[允贤] [撰] [江戸]  须原茂兵卫, 贞享5[1688]》

《医方大成论和语钞 巻之1-8 》

《医方大成论钞 巻1-5  意安宗恂 解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寛永 》

《医方考縄愆 巻之7  呉昆 述 ; 北山友松 縄愆 京极通円福寺前町(京都) 》

《医方考绳愆(明)吴昆撰 （日本）友松子绳愆版本》

《医方集解 巻上,中,下  汪昂 著辑  》

《医案类语 巻1-2  淇园 訳定 ; 吉冈元亮,中川僖,厚木有则 纂辑》

《医眼方  顾公 著 东都(江戸) 万笈堂英平吉》

《医范  吉益南涯 著 ; 大江広彦 校正 纪伊  稽古馆》

《医范提纲 巻之1-3  宇田川榛斎 訳述 ; 诹访俊 笔记》

《医籍考日 天宝二年写本》

《医者谈义 巻1-5  粪得斎 [著] 金沢安江町(加州) 》

《医蔵书目  殷仲春 甫辑 写, [书写年不明]》

《医道二千年眼目编和刻本》

《医门法律和刻本》

《医雑録 写, [书写年不明]》

《千金方明刻本》

《千金方衍义清 嘉庆刻本》

《丛桂亭医事小言 巻之1-6  原南阳 口授 下町本町(水戸)  须原屋安次郎  0004》

《古方药品考和刻本》

《名医类案日 寛文元年刻本》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呉医汇讲 巻1-11  唐大烈 纂辑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嘉庆元》

《和兰药镜日 宇田川榛斋著》

《和兰医方纂要 巻之1-4,附録  江马元弘 訳 大垣(浓州) 》

《和语本草纲目和刻本》

《外台秘要唐 王焘著》

《大和本草日 宽永刻本》

《奇效医述》

《女科证治准绳》

《妇人良方和刻本》

《小青囊德聚堂藏版》

《巢氏诸病源候论和刻本》

《广义本草大成和刻本》

《弁医断 上,下  堀江道元 著 心斎桥通安土町(大坂)  》

《张氏医通纂要 [首巻],巻之1-4  张ロ玉 著 》

《御纂医宗金鉴清乾隆七年(1742年)武英殿刻本》

《新编集成牛医方  赵浚,金士衡 [等撰] 》

《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和 刻本》

《普救类方日 亨保乙酉年官刻本》

《景岳全书明·张景岳撰，乾隆33年藜照楼版，早稻田藏》

《景岳幼科良方明·张景岳撰，书肆植村氏梓行版》

《本朝医家古籍考  壶山逸人 著 东都(江戸)  中邨雪山(写), [书写年不明]911》

《东医宝鉴 目録,内景,外形,雑病,汤液,针灸篇  许浚 撰 [出版地不明] 0002》

《格致余论疏抄和刻本》

《汉土医方沿革论  冈田昌春 [著] 白峯(写), 明治29》

《疡科秘录日 本间玄调撰》

《病家示训  洛下隠士 [著]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正徳3[1713]》

《病家须知日 择善屋藏版》

《眼科新书和刻本》

《种痘亀鉴  久我克明 述 东京府  岛村屋利助, 明治》

《类经明张景岳日本版早稻田大学藏0004》

《类经（日文注释版）》

《素问识日 天宝八年(1837年)刊本》

《経络歌诀  汪昂 编辑 ; 汪端 较》

《编注医学入门 巻之首,1-7  李梃 编注 金ショウ  同青堂》

《编注医学入门 巻之首,1-8,生理解剖図说  李梃 编著》

《脉经日文注释版》

《葛氏方 巻上,中,下 写, [书写年不明]》

《薛氏医案明 薛己等撰 吴琯辑》

《行馀医言日 香川修德著》

《订正东医宝鉴和刻本》

《质问本草和刻本》

《赤水玄珠日文注释版》

《辩证录（宽政6年日本刻本）》

《达生录明·褚胤昌（字百斯）著》

《远西医方名物考日 宇田川榕校补》

《远西方药日文版》

《遵生八笺明 高濂撰 弦雪居重订本》

《金匮玉函经清 道光 经义斋藏板》

《金匮要略国字解和刻本》

《金匮要略正义汉张仲景原著手写本》

《金匮要略心典 遂初堂》

《金鶏医谈  畑秀竜 著 ; [畑]毛义 校 日本桥通(江戸)  》

《集验良方清 乾隆刻本 喻义堂藏版》

《青州先生医谈  [华冈青洲] [述] 江口良斎(写), 天保13》

《风寒热病方经篇日 宇津木撰》

《养寿院医则  山脇尚徳 著 ; [山脇]侃 校 京都  林芳兵卫, 天保》

《黄帝内经素问日藏版》

《黄钟录日 尾张山碕克辑》

《新刊仁斎直指附遗01》

正保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系列

医说 著者张杲（宋）朝鲜刊本

医门法律6卷清喻昌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清乾隆30年（1765）黎川陈守诚刊本

医林指月十一种十九卷清王琦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清乾隆32年（1767）宝笏楼刊本

医方集略乙 编者郭鉴（明） 朝鲜刊本

新刻针医参补马経大全 著者马师问（明）江戸刊本

新刊医家必用 著者孙応奎（明）朝鲜刊本

新刊仁斋直指附遗方论26卷小儿附遗方论5卷方论医脉真经2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宋杨士瀛撰明朱崇正补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嘉靖29年（1550）朱崇正刊本

新刊刘河间伤寒直格3卷后集1卷续集1卷别集1卷金刘完素撰元刘洪撰元马宗素撰金张从正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天顺7年（1463）建安熊氏种德堂刊本

万氏家钞济世良方7卷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汤液本草2卷

四部丛刊·注解伤寒论

伤寒明理论

伤寒论集成 巻之1-4、6-10 山田正珍著

伤寒集注

伤寒明理论4卷金成无己撰明巴应奎校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查氏书林刊本

伤寒论译解卷

伤寒论

明清医药精华读本

明清名医全书大成

名医名方录

名医经典医案

疗治茶谈 初、後3-4 勧学治体、5-6 続编 続编附録 津田玄仙述

立斋外科发挥8卷

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

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

古今医统大全100卷明徐春甫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万历间古吴陈长卿刊本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全二十二部三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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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精义 巻之1-10 小森桃坞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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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卷1-17,19-52,濒湖脉学1卷奇经八脉考1卷脉诀考证1卷

本草纲目卷1-15,17-33,35-44,47-49,51,52序目1卷

本草纲目（合肥张绍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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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白话精解丛书（全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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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大成丛书（全套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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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大成（繁体竖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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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术名家精华丛书（全4卷）（扫描版）

中国药典（2010版）（全3部）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全套六集）（高清版）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丛书（全六集）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全33册）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全十五部）

中国藏药（全3卷）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全112册）

珍本医籍丛刊

针灸治疗常见病证图解（全6册）

分类: 社会民生

解析:

这都是一些历史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问题，如果你坚持要要回来的话会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宝物很多都转手了好多次，好多人花了很多钱才买到，他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财产，你坚持要走那是不可能的，你总不能在去他家里抢回来吧？就象鸦片战争时俄国割占我们的领土比河南省还要大的多，中国现在为什么连提都不敢提呢？总的来说还是国家实力不够强大！！！想想当年我们被小日本欺负成什么 样子！！！！TMD想起就来气，现在日本的右翼还很猖狂，根本不承认错误，教科书上把侵略中国说是改造！？他娘的，现在好多日本小孩根本不知道侵略过中国，更不要说他们在中国做的那些猪狗不如的事了。所以我现在根本不买日货，希望看到这个帖子的人也不要在买日货了

下边是我找到的资料你看下。记得给我弄成标准答案啊

2003年1月十余名中国著名文物专家齐集京城，对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上月9日联合发表的一项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和 。在那项《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中，这些收藏了大量被劫掠来的他国、他民族文物的欧美博物馆声称，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在海外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就有精品中国文物不下上百万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横遭侵略 的近代以来被巧取豪夺走的。

欧美博物馆发声明反对归还

中国专家 驳斥

2002年12月9日，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欧美19家博物馆、研究所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中虽然也表示“国际博物馆联盟确信应该坚决不鼓励文物、艺术品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非法交易。”但同时却声称：“对以前获得的这些物品，应该按照不同的价值和敏感来对待，应该反映出先前的时代特点。这些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在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以前就被存放于欧美的博物馆里，是在与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的。长期以来，这些获得的物品———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礼品交换等方式，已经成为保管这些物品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且延伸为收藏这些物品的国家的一部分。”《声明》最后说：“归还早已属于博物馆藏品的这些作品的呼声一直是这些年来博物馆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尽管需要一事一议，区别对待，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仅是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而是为各国人民服务的。……限制博物馆对不同和多元作品的收藏，就是对所有参观者的不尊重。”

虽然用词委婉，但《声明》中拒绝将文物艺术品归还原属国的态度还是十分鲜明的。而且《声明》故意模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们收藏的大量文物艺术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

今年1月21日，王世襄、李学勤、罗哲文等十余位中国著名文物专家、学者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组织下，齐聚北京保利大厦，对欧美博物馆的上述声明进行了 和驳斥。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表示，是谁的东西还是要还给谁。自鸦片战争以来，大量中国珍贵文物通过不正当方式流散海外，这是历史事实。如果通过这个声明，就此关闭文物回归的大门，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

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说，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决不因此而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像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应该要求无偿归还。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大量文物流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文明古国收回文物的要求不是从现在才开始。30年以来希腊一直在要求返还文物。流失文物是老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反应尤为强烈。我们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大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国家势单力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民间搞联合。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情况千差万别。专家们认为，对流失文物，要区别对待。有的流失出去，是历史上赠送给人家的。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