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存在的独特意义——兼论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误读

　　1840年以来，西风东渐，国学式微，国力逐渐贫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国家贫弱，便开始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找到了两把钥匙：科学和民主。科学和民主最优秀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思想带进中国。一百年来，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40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百多年过去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90年，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发现一个问题：传统文化为什么会趋向断裂？国学为什么会式微？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观念已经西化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房子、我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习惯都在西化。我们的孩子把头发染了，习惯于麦当劳，从小就要接受英文课，否则考不上中学、大学更读不了博士。英语不好，中国画画得再好，进不了美院。想取得中国画的博士学位吗？必须要学英文，这是今天的基本国情。我们用不着再教育大家，如何重视西方，好好向西方学习，用不着这样大声疾呼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继承？这是中国画当下的大背景。有一句话叫做多元状态下的中国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确实是多元的。比如中西融合的，彩墨堆积的，或干脆是纯颜色的。搞水墨实验的，把水墨和材料跟行为方式结合到一起变成一种综合艺术状态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如果都被归入了中国画。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画与传统还有关系吗？我们要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只儒家学说，还包括道和释。佛家的思想还包括禅宗的学说。儒道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离我们很远了。在我们的教材里，我们传统文化部分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所以，十六大时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和谐作为文化主张，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和与自己心灵的和谐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十六大提出了振兴民族文化，因为有了断裂才要振兴，有了衰微才需要振兴。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一个弘扬的过程。弘扬过程的责任主体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切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人。在20世纪的美术史著述中，由于时代局限有一些误区，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造成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由于角度错误，结论往往是错的。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艺术规律所下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美术史仍然是违背艺术规律，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问题，思考中国画问题应是以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文化立场做学问的出发点。

　　二十世纪美术史著作中需要澄清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元、明、清绘画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颓势，这其中不断有新的高峰出现，形成了宋以后的辉煌。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1917年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也”，他这样写道：“中国画至国潮衰败极也，其精均益无文化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石涛、石溪）之糟粕味同嚼蜡。其不能传后，亦于今日欧美日尽剩其可为哉。”“概以四王二石稍存元人一笔，亦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亦同鄙下。唯恽蒋（恽南田、蒋廷锡）二男，略有古人意，其余则为一丘之貉无可取处。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中西融合”论的发端大概源于此。清代初期，郎世宁到中国的时候带着他的画和一批古典主义油画给康熙皇帝看，康熙和当时的中国画家们并不以为然，宫廷画家邹一桂被康熙请来评论，问他到底画得好不好，邹一桂说：“虽工亦匠，不入画品。”匠气向来是中国绘画的大忌，欧洲古典主义油画虽不崇尚匠但强调逼真地再现。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可以取代相机。所以，后来有中国画家提出“不与照相机争功”。康有为又说：“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因遂灭绝之。而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岂在今乎？吾嗣望之。”此后，陈独秀认为“对于画学正宗倪云林、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四王及南宗系列的画家，像这样的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在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美术革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说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四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临摹、刻画人物、画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和文人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初倡于元末的倪云林和黄公望，再倡于明代的文征明和沈周。到了清朝的四王更加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集大成者，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康有为鼓吹郎世宁，而陈独秀说中国画不能不采用西方国家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更激进到主张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东西方交流最大的障碍。如果真照他的主张办，中国文化也真就结束了。历史不是以个人意志转移的。

　　据闻最近有韩国学者向政府建议要求恢复汉字。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所有的历史都是方块字写成的，这一代的学生没法读懂古籍。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汉字文化影响着东亚的一些国家。在清代中期，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强国，由于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坚甲利舰，然后就有了扩张和掠夺，他们国力增强后，文化开始输出。而我们的国家当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强势文化面前，艺术观念也一同随同泊来，许多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思考一下，许多观念是对还是不对？或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陈独秀和康有为都没有看到黄宾虹和齐白石。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黄宾虹，没有齐白石，没有傅抱石，没有李可染，没有林风眠，没有刘海粟、潘天寿这些人。中国画艺术上的辉煌，即使他们在，如何看，也不可知。吴昌硕成为气候是上世纪初叶以后的事情，他深深地影响到齐白石。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一些极端的理论对中国画的消极影响非常大。鲁迅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姓轩辕，千秋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在地。”甚至鲁迅推荐给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里建议少读甚至不读中国的书。当时真是激进得不可思议。可以说激进思潮一直左右了20世纪很长一段历史，以致于后来发展到怎么左都不为过。“反传统”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传统。徐悲鸿的文章更给了中国传统绘画致命的一击。他对南北宗论深恶痛绝，称“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其昌断送中国画二百年历史，罪大恶极。”他认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用欧洲之写实主义。尤其强调要以素描为基础。”他这种对中国画的改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对中国画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画的造型观。当然徐悲鸿也没有否认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他很敬重他们，深知他们的贡献。但他的中国画理论尤其是造型观念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形成负面影响。徐悲鸿写这个话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回国，而黄宾虹和齐白石成气候是40年代以后，最后的十年二十年才成就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峰。持这种理论还有蔡元培，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进步主张，但他又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徐悲鸿继续着他的观点说到“中国画学颓败至今已极也，凡世界文明已无退惑。读中国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比三百年前退五百步，比一千年前退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叹也夫。”康有为、陈独秀等政治家的观点不能不放在当时政治变革的大环境下去认识，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治家，对中国画学的认知有偏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批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持这种观点影响就大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国画的研究和教学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事实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糟，他们无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无视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的存在，无视吴昌硕等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中仍按中国画传统正脉往前推进的画家，这就是美术史的局限。正本清源这个提法很好，对二十世纪的问题的确要正本清源。可喜的是，当代一批年轻画家正从历史局限中下头，正续接传统正脉，推进笔墨艺术。

　　我与欧洲一些国家的艺术家接触过，不曾听到一个画家提出要把中国文化拿来与他们国家文化融合，无论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等，他们没有人提到把中国画家拿来与他们自己的艺术融合，可中国人偏要提出与西洋画融合，提出与西方画风融合。要思考个中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错误和局限呢？有。有历史的局限，就象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局限一样，中国文化也有糟粕。比如三从四德、宗法观念、神权、君权、男权和官本位等等就是糟粕。但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中和观，中国人的仁爱观念，肯定是好的。中国文化一直在寻求人和宇宙，人和社会，人和自己内心的最大的和谐，这是我们祖先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非常会生活，也很懂得生活，在文化上曾经很精致。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座高山的话，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座高山，是和西方文化并列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蔡元培等人曾提出中国画不科学，解放后江丰也提出中国画不科学。这里涉及科学与艺术的本质和功能。中国画本来就不是科学，艺术本来就不是科学。如果艺术是科学的话艺术就死亡了。艺术是情感的产物。人在科学之余要享受情感，得感谢艺术。中国画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很完整，很具科学性。中国画要沿着中国传统的正途往前推进。近百年来，欲以“科学”改造中国艺术，更在教育中以“科学”训练代替传统方法，于是，中国画正日益变得不中不西。这里有个认识问题，涉及文化立场，这是我讲的关于文化立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误区就是对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误读。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理解20世纪以来一直是偏颇的。笔墨可以随时代，但不等于随时代就高，不随时代就低，艺术不同于政治。我们先分析一下石涛，和石涛同时的八大没有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八大的笔墨就是中国画的文人笔墨，石涛的笔墨与八大比尚逊一筹。逊在哪里？石涛的画里有些许躁气，八大的画里没有，石涛的一些作品里有些许媚俗的气息，八大没有。石涛在题画句里说：“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石涛毕竟是大家，能知道时代的病根所在。而刻意寻求面目，对他本人的画格是有伤害的。石涛和董其昌比也有差距。清代没有谁认为石涛的画笔精墨妙。可是清人一直认为董其昌的画笔墨有高度，认为是中国画的至高境界。董其昌的画有安详和散淡从容之气，是一种很高贵的气息。我们也可以认为石涛的高处是有个性，但笔墨质量有所欠缺。这是和八大与董其昌比较得出的结论。石涛的贡献在哪里呢？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读一读画语录提出的“一画说”，发现他阐述了道家思想与笔墨的关系，把中国的道家思想、禅宗思想融汇到笔墨艺术中，作了深入精微的阐述，这是重大的贡献。“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但是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削弱了对前人的继承，成为不重视笔墨的借口和理由。问题就在这里。齐白石的笔墨是哪里来的呢？来自八大、徐文长、吴昌硕这三家。他说：“吾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这是白石的诗，题到画上了，他强调的是继承，太崇拜这三家了。齐白石是个懂得继承传统的画家。继承中又有开拓的精神，把中国画家绝对地分为延续型和开拓型是不够的。延续里头有推进，开拓应有根基。今天实验水墨的一批画家个个开拓，能否存世尚难说。当然，重复前人没有前途，重复不是艺术。我们总是认为笔墨是越新越好。但新不等于高。笔墨是没有新旧之分的，艺术的形式也没有高低之分。新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艺术质量的标志。所以，一味求新使我们陷入歧途，这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笔墨是修养的积累，是个性的记录，更是传统的延续。片面的理解只会葬送中国画。

　　第三，是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对四王认识的局限。

　　先说对董其昌认识的局限。董其昌在先，四王在后。董其昌比四王略早，与四王有极短时期的交叉。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话。他提出的南北宗论被批判了好多年，一直到今天。南北宗论中董其昌客观地分析了一个艺术现象，问题出在“贬”和“崇”上，这本是艺术家个人的观点，是画家个人感觉。可是到了后来呢，人们用社会学的观点批评他的南北宗论。我们首先要承认董其昌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影响延续了三百年，笔精墨妙在董其昌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阐释。董其昌的画好在哪里呢？他把文人画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中国画的认识论上有相当高的见解，这些观点烛照数代人，甚至可以影响今后的历史。他的用笔真正做到了棉里针，这正是中国儒道文化的注脚，禅宗的有无之间的那种趣味也融进了他的笔里，那是一种不见火气，外柔内刚，绵绵不断的如行云流水般地非常贵族化的一种用笔。他的画里充满安祥，是对自然山川的最自然的表述，这是心灵的抒泻。董其昌讲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提出画之道等于生机，等于长寿，等于快乐，他阐述了重过程，重感受，重主体，重自由的气象，而这正是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生动的注脚，怎么能认为是消极的呢？

　　而“四王”是中国传统笔墨艺术的整理者、总结者，特别是王原祁。他对笔的理解尤为深刻。笔是中国画的关键，笔笔是笔，笔求质量，求骨法，并通过笔的效果形成生动的气韵。“四王”一直总结了前人用笔，也影响到后来的画家，“四王”个性欠缺，但功力深厚，留下宝贵的笔墨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里称赞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是一种浑厚华滋的境界，实际上也是“四王”整体的高度，就对传统技法的整理和继承而言，“四王”贡献巨大，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课题。用“笔墨当随时代”看“四王”，“四王”是一种复古，用中国画的笔墨观看“四王”，则看出“四王”整理前人遗产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缺失的当代，“四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第四，对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大多不从艺术规律陈述，而多从社会学角度叙史，甚至用俗庸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常有片面性。对一些在美术批评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的研究是缺项的。以傅雷为例。傅雷是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美术批评家。他是中西美术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他对以法国美术现象为主的欧洲艺术有深入研究，而对印象派晚期和表现主义的认识是超过徐悲鸿的。他对欧洲古典美术的研究从《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中可见高度，而他对黄宾虹艺术的认识更是超前的。认为宾虹老人艺术“二三笔直抵千万言，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这种对笔墨高度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傅雷对中国画改良的问题也曾有深刻批评。他在给黄宾虹的信中说道：“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近中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如若趔澌来，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附：傅雷致黄宾虹信件三封原文

　　1943年6月9日

　　尊作《白云山苍苍》一长幅（亦似本年新制，惟款未识年月），笔简意繁，丘壑无穷，勾勒生辣中，尤饶妩媚之姿，凝练浑伦，与历次所见吾公法绘，另是一种韵味。

　　前周又从默飞处借归大制五、六幅，悬诸壁间，反复对晤，数日不倦。笔墨幅幅不同，境界因而各异，郁郁苍苍，似古风者有之；蕴藉婉委，似绝句小令者亦有之。妙在巨帙不尽繁复，小帧未必简略。苍老中有华滋，浓厚处仍有灵气浮动，线条驰纵飞舞，二三笔直抵千万言。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

　　尊论尚法、变法对师古人不若师造化云云，实千古不灭之理。征诸近百年来西洋画论及文艺复兴期诸名家所言，莫不遥遥相应。更纵览东西艺术盛衰之迹，亦莫不由师自然而昌大，师古人而凌夷。即前贤所定格律成法，盖亦未始非从自然中参悟得来。桂林山水，阳朔峰峦，玲珑奇巧，真景宛似塑造，非云头皴无以图之，证以大作西南写生诸幅而益信。且艺术始于写实，终于传神。故江山千古如一，画面世代无穷，倘无信灵，无修养，即无情操，无个性可言。即或竭尽人工，亦不过徒得形似，拾自然之糟粕耳。况今世俗流，一身不出户牖，日唯依印刷含糊之粉本，描头画角，自欺欺人，求一良工巧匠且不得，遑论他哉!

　　先生所述董巨两家画笔，愚见大可借以说明吾公手法，且亦与前世纪末页西洋印象派面目类似（印象二字为学院派贬斥之词，后遂袭用），彼以分析日光变化色彩成分，而悟得明暗错杂之理，乃废弃呆板之光暗法（如吾国画家上白下黑之画石法一类），而致力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现，同时并采用原色敷彩，不复先事调色，笔法补趋于纵横理乱之途，近视几无物象可寻，惟远观始景物粲然，五光十色，蔚为奇观，变幻浮动，达于极点，凡此种种，与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所归，似有异途同归之妙。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至吾国近世绘画式微之因，鄙见以为，就其大者而言，亦有以下数端：（一）笔墨传统丧失殆尽。有清一代，即犯此病，而于今为尤甚，致画家有工具不知运用，笔墨当前，几同废物，日日摩古，终不知古人法度所在，即与名作昕夕把晤，亦与盲人观日，相去无几。

　　（二）真山真水，不知欣赏，造化神奇，不知检拾。画家作画，不过东拼西凑，以前人之残山剩水，堆砌成幅，大类益智图戏，工巧且远不及。

　　（三）古人真迹，无从瞻仰，致学者见闻浅陋，宗派不明，渊源茫然，昔贤精神，无缘亲接。即有聪明之士，欲求晋修，亦苦无凭借。

　　（四）画理画论暧晦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

　　要之，当此动乱之秋，修养一道，目为迂阔；艺术云云，不过学剑学书一无成就之辈之出路。诗词书画，道德学养，皆可各自独立，不相关连。征诸时下，画人成绩及艺校学制，可见一斑。甚至一二浅薄之士，倡为改良画之说，以西洋画之糟粕（西洋画家之排斥形似，且较前贤之攻击院体为尤烈）视为挽救国画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辩。无如真理澌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着想，足为殷忧耳。

　　1943年6月25日

　　前惠册页，不独笔墨简炼，画意高古，千里江山，收诸寸纸，抑且设色妍丽（在先生风格中，此点亦属罕见），态愈老而愈媚，岚光波影中，复有昼晦阴晴之幻变存乎其间，或则拂晓横江，水香袭人，天色大明，而红日犹未高悬；或则薄暮登临，晚霞残照，反映于蔓藤衰草之间；或则骤雨初歇，阴云未敛，苍翠欲滴，衣袂犹湿；变化万端，目眩神迷。写生耶？创作耶？盖不可分矣。

　　且先生以八秩高龄，而表现于楮墨敷色者，元气淋漓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艺人生命诚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欤。返视流辈，以艺事为名利薮，以学问为敲门砖，则又不禁怵目惊心，慨大道之将亡……

　　古人论画，多重摹古，一若多摹古人山水，即有真山水奔赴腕底者。窃以为此种论调，流弊滋深。师法造化，尚法、变法诸端，虽有说者，语焉不详。且阳春白雪，实行者鲜，降至晚近，其理益晦，国画命脉，不绝如缕矣。

　　鄙见挽救之道，莫若先立法则，由汪入深，一一胪列，佐以图象，使初学者知所入门（一若芥子园体例，但须大事充实，而着重于用笔、用墨之举例），次则示以古人规范，于勾勒皴法，布局、设施等等，详加分析，亦附以实物，俾按图索骥，揣摩有自，不致初学临摹，不知从何下手。终则教以对景写生，参悟造化，务令学者主客合一，庶可几于心与天游之境。唯心与天游，始可言创作二字，似此启蒙之书，虽非命世之业，要亦须一经纶老手，学养俱臻化境，如先生者为之，则匪特嘉惠艺林，亦且为发扬国故之一道。至于读书养气，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若是则虽不能望代有巨匠，亦不致茫茫众生，尽入魔道。质诸高明，以为何如？

　　近人论画，除先生及余绍宋先生外，曩曾见邓以蛰君，常有文字刊诸《大公报》，似于中西画理均甚淹贯，亡友滕固亦有见地。

　　尊作有纯用铁划银勾之线条者，便中可否赐及。

　　1943年7月13日

　　先生论画高见暨巨制，私淑已久。往年每以尊作画集，时时展玩，聊以止渴。徒以谫陋，未敢通函承教。兹蒙详加训诲，佳作频颁，诚不胜惊喜交集之感。生平不知誉扬为何物，唯见有真正好书画，则低徊颂赞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耳。品题云云，决不敢当。尝谓学术为世界公器，工具面目尽有不同，精神法理，初无二致。其发展演进之迹，兴废之由，未尝不不谋而合。化古始有创新，泥古而后式微；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犹人之徒有肢体，而无丰骨神采，安得谓之人耶？其理至明，悟解者绝鲜。

　　尊作无一幅貌似古人而又无一笔不从古人胎息中蜕化而来。浅识者不知推本穷源，妄指为晦为涩，以其初视不似实物也，以其无古人迹象可寻也，无工巧夺目之文采也。写实与摹古，究作何解，彼辈全未梦见。例如皴擦渲染，先生自言于浏览古画时，未甚措意，实则心领默契，所得远非刻舟求剑所及。故随意挥洒，信手而至，不宗一家，而自融冶诸家于一炉，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此其所以继往开来，雄视古今，气象万千，生命直跃缣素外也。鄙见更以为倘无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决不能从摹古中洗炼出独到之笔墨；倘无独到之笔墨，决不能言创作；然若心中先无写生创作之旨趣，亦无从养成独到笔墨，更遑论从尚法而臻于变法。

　　艺术终极鹄的，虽为无我，但赖以表现之技术，必须有我。盖无我乃静观之谓，以逸待动之谓’而静观，仍须经过内心活动，故艺术无纯客观可言。造化之现于画面者，决不若摄影所示，历千百次而一律无差。古今中外，凡宗匠巨擘，莫不参悟造化；而参悟所得，则因人而异。故若无“有我”之技术，何从表现因人而异之悟境？摹古鉴古，乃修养之一阶段，借以培养有我之表现法也。游览写生，乃修养之又一阶段，由是而进于参悟自然之无我也。摹古与创作，相生相成之关系，有如此者，未稔大雅以为然否？

　　尊论自然是活，勉强是死，真乃至理。愚见所贵于古人名作者，亦无非在于自然，在于活。彻悟此理固不易，求“自然”于笔墨之间，尤属大难。故前书不辞唐突，吁请吾公在笔法墨法方面，另著专书，为后学津梁也。

　　际此中外文化交流之日，任何学术，胥可于观摩攻错中，觅求新生之途；而观摩攻错，又唯比较参证是尚。介绍异国学艺，阐扬往古遗物，刻不容缓。此二者实并生不悖，且又尽为当务之急。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

　　1036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　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古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　《范增论》　《贾谊论》　　《石钟山记》　《晁错论》　《记承天寺夜游》　《重巽以申命论》　《进策》　《策总叙》　《策略》五篇　《策别课百官》六篇　《策别安万民》六篇　《策别厚货财》二篇　《策别训兵旅》三篇　《策断》三篇　诗词赋 1《赤壁赋》　2《后赤壁赋》　3《东栏梨花》　4《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5《春宵》　6《海棠》　7《和子由渑池怀旧》　8《和子由踏青》　9《花影》　10《惠崇春江晚景》 （此诗为作者苏轼观看惠崇所画《春江晚景》而作）　11《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1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3《三月二十九日》　14《上元侍宴》　15《石苍舒醉墨堂》　16《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17《题金山寺》　18《题西林壁》　19《望海楼晚景》　20《雪后北台书壁》　21《饮湖上初晴后雨》　22《有美堂暴雨》　23《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24《赠刘景文》　25《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女王城东禅庄院》　26《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27《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28《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29《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30《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31《蝶恋花·密州上元》　32《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33《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34《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35《洞仙歌·冰肌玉骨》　36《洞仙歌·江南腊尽）》　37《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38《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39《浣溪沙·画隼横江喜再游》　40《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　41《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42《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43《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44《浣溪沙·寓意》　45《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46《减字木兰花·春月》　47《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48《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　49《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50《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　51《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52《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　53《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54《满江红·江汉西来》　55《满江红·清颍东流》　56《满庭芳·三十三年》　57《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58《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59《南乡子·寒雀满疏篱》　60《南乡子·凉簟碧纱厨》　61《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62《南乡子·送述古》　63《念奴娇·赤壁怀古》　64《沁园春·孤馆灯青》　65《沁园春·情若连环》　66《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67《阮郎归·初夏》　68《少年游·去年相送》　69《哨遍·为米折腰》　70《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71《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72《踏青游》　73《玉楼春》　74《方山子传》　对联纵使万般寻路无，不堕野地随人居

　　书法作品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苏轼书法赏析(20张)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枯木怪石图》　《偃松图卷》

　　黄庭坚说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　晁无咎：　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徐度：　（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却扫篇》）　陆游：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　陈洵：　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海绡说词》　王国维：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朱依真：　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　蔡嵩云：　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　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笤溪渔隐丛话》）

　　米芾，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吴人，祖籍太原。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汉族，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初名黻，字元章。外号很多：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又有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晚年号米老。米芾自称楚国氏之后（远祖为火正祝融、鬻熊），故自题偶作黻（芾）、楚国米黻（芾）、火正后人、鬻熊后人。）

　　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无绘画作品传世。　著《山林集》，已佚；其书画理论见于所著《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中。　米芾书法宋代以来，为后世所景仰，其作书谓“刷字”，意指其作书行笔方法与前人不同。　《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公元1107年，米芾病逝，享年57岁。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文苑五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　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　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　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尝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

　　张大千（1899～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yuán），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 张大千和外孙女

　　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18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创作。石柱国　1916年新年刚过，十八岁的张大千就随著一伙商人从内江老家赴重庆求精中学上学。　曾当土匪「军师」　这天清早，他们正行进在山道上，树林中忽然闪出一彪人马，几个商人一见此景立马落荒而逃，张大千不明就裏来不及逃跑，被那伙人捉住了，他被蒙上眼睛带上山去。　张大千被带到山大王面前，山大王要他给家裏写封信，告诉父母自己被绑票了，要他们拿一千块大洋来赎人。　张大千写好信，给山大王看，没想山大王看了张大千的信，又改变了主意。原来张大千在信中没称他们为土匪，而是将他们称为江湖好汉，况且张大千又写得一手好字，山大王心有打算，便发下话来说：「这个娃儿不赎了，从现在起，封他为山寨的军师。」身陷囹圄的张大千转眼间便高升为山寨裏坐第二把交椅的「军师爷」。　张大千虽然「落草为寇」，过著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生活，但心却不在山上，山大王似乎也知道这位师爷的心事，平时从不让张大千随众下山，也不让他一人呆在山上，每次土匪下山，就派一个姓张的伙夫看住他。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山大王对张大千的警惕性也渐渐放松了一些。有一天，张大千终於向伙夫老张透露了心事。老张也是被土匪抓上山的，所以他很同情这个知书达礼的小伙子。他同意只要大千不从他手裏溜走，下山後不去报官，他就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机会终於来了，这一天，探子来报：山下来了一笔大买卖，于是土匪们倾巢出动，老张趁机也要求下山助阵，山大王犹豫一下後，就让他跟著土匪们一起下山去了。　土匪们全部下山後，张大千一看四周无人，感到机不可失，立刻回屋包上自己的东西，又将山大王给他的全部钱物放在显眼处，再在上面放一张纸条，上写道：「小弟我决不犯各位大哥的河水」，从而使土匪放心，不来追害於他，然後，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一生四次婚姻 张大千妻子杨宛君

　　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生中有过四位夫人。第一位曾庆蓉是名门闺秀，旧式的家庭妇女；第二位是黄凝素，後与大千分离；第三位是杨宛君；第四位是最後的徐雯波。　张大千四位夫人中被传为生死恋的要算杨宛君。　1935年夏季，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个人画展，与才貌双全的杨宛君邂逅，当时宛君是北平城南观音阁的曲艺演员。张大千称赞道：「杨**的大鼓唱得太好了，听来感人肺腑，对我的绘画有很大的启示。」杨宛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美髯拂胸，谈吐文雅，目光炯炯，爱慕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自此二人频繁接触，感情日笃，遂於1935年缔结良缘。　婚後，杨宛君停止了舞台生涯，伴随著张大千游历名山大川，跋山涉水。每当游览到优美景点时，张大千便兴奋地说：「这儿很好。」宛君忙著帮他打开画本，大千立即动笔写生。回到住处连夜作画，宛君便侍奉地陪伴左右。　画螃蟹脱身　　1937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後来日本兵封锁颐和园，把园中居民赶到排云殿前。日军一名大佐，把留有大胡子的张大千认成是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要将他押到宪兵队去。张大千辩解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不会画画，我是张大千，是画画的，不信我画给你看。」日军大佐点了点头，于是，张大千便打开画夹，提起画笔，醮著墨汁，几笔就勾出了一只大螃蟹，舞爪瞪眼口吐白沫。此时，日军大佐知道他确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要走的，留著画画的好。」正在这紧急关键时刻，杨宛君乘坐红十字会的汽车直闯入园中，紧跟著穿白大褂的大夫走过来说：「不行，他患了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你们离开，医院已派专车来接他了。」日本大佐一见此情，也慌了手脚，谅他也跑不了，一挥手，宛君和大夫便挽著大千登上救护车飞快地开走了。　事後，张大千十分佩服杨宛君处变不惊、有勇有谋的胆量。

　　张大千1968年所作。《爱痕湖》巨幅绢本泼彩，宽762厘米，长2642厘米，画面描绘的是远眺瑞士亚琛湖所见　《爱痕湖》是继张大千《长江万里图》之后的另一巨作，创作于1968年，为张大千《爱痕湖》系列中最精彩、尺寸最大的一幅。该作品于20世纪60年代曾获展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的著名画廊，2003年又获展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两种文化之间》(Between Two Cultures)大型中国现代艺术展，是艺术史 张大千代表作《爱痕湖》

　　界共认的张大千泼彩山水最精彩的作品。

　　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张大千的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部的时间和心力，从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到伪作。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晚年时历经探索，在57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　张大千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1、画画主体不同

中国古代山水画是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

西方风景画是以风景为题材的绘画。

2、代表人物不同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代表有展子虔、王维等。

西方风景画的代表有戈延、雷斯达尔、康斯特布尔等。

3、技法要点不同

山水画是由风景到作品，从创作到欣赏都有着引人入胜和移情于景的特点，没有作者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的体验就没有读者身临其境的，体味和感受，作为山水画家应具备导游的精神，引领观者一起浏览其间，体察其中，为之怡情，为之陶冶，达到情绪的放松，心灵的正合。

西方风景画的空间距离的表现方法是根据形体的透视原理和空气色彩的透视变化，表现景物之间的远近层次关系。还可以利用主次、浓淡和虚实加强空间感，在表现手法上有意识地将主要与次要、虚与实结合起来处理。

-山水画

-风景画

在世界美术史上，中国画独树一帜。中国绘画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其绘画痕迹留于陶器上的各种花纹、图案上，但现代意义上的绘画并非这些花纹、图案。那么，谁是中国画的始祖中国画起源于何时我国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传说，古籍上也对此众说纷纭。

白阜始作图画说:白阜是传说中神农氏的大臣《画始绘安》中说:“大帝神农氏，命其臣白阜，甄四海，纪地形而图亡，以通水道亡脉。”其实，白阜画乃是地形图，故古人在讨论地形图起源诸问题时极少提及此说。《画史会女》所言亦无甚可靠依据。

后议人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说：黄帝时代传说有神茶（读申舒）有垒（读郁律）二人，能将鬼捉至度朔山大桃树下，然后检阅众鬼，倘若发现无道不义之鬼，则用草绳捆绑起来，拿到山上喂老虎了事，黄帝就派他们管束魔鬼，并在门上装上一块用大机树制成的木板，且在木板上画了神茶，有垒二人的肖像，用来抵御鬼怪的侵袭，黄帝的做法到了汉代形成了风俗，县官门于除夕之夜在门内旁饰以桃虽人带绳捆悬挂，并画老虎于门，以防所谓凶鬼，《鱼龙河图》则说：“黄帝以四岳有佐命之山，乃命潜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形景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这只能算是地形图了。

《周岛·系辞山传》云：古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储物，于是始作茧自缚八卦，而文籍生焉。古今都有诸认为，伏羲氏所画八卦的爻象是象形的，其意原在图形，伏羲氏观察天象画出了“乾”，观察大地则画了个“坤”等等。因而伏羲所画的八卦乃是中国最原始的绘画。平心而论，八卦即画说与八卦即中国最早之文字说一样，都是无稽之谈。

那么谁是中国绘画的始祖呢？拉拉美术馆愿与藏家共同追源。“绘画源：于黄帝说”。《鱼龙河图》说：“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这些可以说是绘画。《云笈七签》又云：“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潜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形写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这两者都只能算是画地形图了。

“伏羲氏始作画说”。《周易·系辞上传》云：“占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文籍生焉。”古今都有学者认为，伏羲氏所画八卦的爻象的意义原在图形，因为它们都是象形的。伏羲氏观察天象画出了“乾”，根据大地则画了个“坤”等等。因而伏羲氏所画的八卦乃是中国最原始的绘画。

“绘画始作于史皇说”。史皇是黄帝的大臣。《文选》李善注中说：“《世本》云：‘史皇作图。’宋忠曰：‘史皇，黄帝臣；图，谓图画物象。’“《云笈七签》则称：“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在《画史会要》中，黄帝之臣史皇“体象天地，功侔造化”，颇“善龟”，无一不通，无一不画。黄帝的另一大臣仓颉作文字便是授传于史皇的“写鱼龙龟鸟之形”。

“绘画始于仓颉说”。不仅书法，绘画亦源于仓颉。书画同源是得到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肯定的。朱德润《存复斋集》云：“书画同体而异文……类皆象其物形而制宇；盖字书者，吾苟手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仓颉的功劳只是在于整理它们罢了。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考古史实是有人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画符号，笔画简单，距今大约6000年左右，比仓颉造字的时代早1000年。除了仓颉外，还有传说中的神农作穗书，黄帝作去书，祝融作古文，少吴作鹜凤书，曹阳氏作蝌蚪文，曹辛氏作仙人书，帝尧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等等，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道理。文入学者们为此考证了2000多年，发表了各种看法，但谁也没能压倒对方，成为权威。

但不管“仓颉作书”的真相是怎么样的，不论它是严肃的史实还是美丽的传说，都反映出人们对祖国文字的热爱、对它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肯定。正因为人们对那些造字的祖先怀着热烈的感激和景仰，那些动人的传奇才能流芳千古。

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18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创作。石柱国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健身、护体、防敌、制胜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为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

中医

中医药是国我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四大国粹之一，在国际上有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五十年来中医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京剧

中国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成为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

书法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

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统一全国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

王维诚然是一个佛教的信徒，史书上说他终日“以禅诵为事”，无论他的诗与画，都渗杂着浓重的佛教思想。就他的画来说，如同《维摩诘象》、《黄梅出山图》一类表现佛教题材的作品，在历史早就非常出名，单《宣和画谱》所录当时御府所藏王维一百二十六轴画中，有一半是表现佛教题材的。联系上述《冷斋夜话》所作的启示，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去考索一下“雪中芭蕉”同佛家思想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续高僧传》的两条记载，其中一条见于卷十六《道[上孙下心]传》，描述高行僧人道[上孙下心]死后所出现的奇异景象：

当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扫路通行，陈尸山岭。经夕忽有异花，绕尸周匝，披地涌出，茎长一二尺许，上发鲜荣，似欤冬色，而形相全异。

另一条见于卷二十六《法融传》，记云：

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岩下讲《法华经》。于时素雪满阶，法流不绝，于凝冰内获花二茎，状如芙蓉，灿同金色。

这两个故事所描述的情况，和“雪中芭蕉”的意境很相类似，旨在说明佛教徒的精进高行，能够为“冥祥所感”，从而产生出希世罕见的神异观象。因为它们都是讲的雪中开花的情景，这就为我们了解“雪中芭蕉”的寓意从侧面提供了一条线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雪中芭蕉”的寓意，从王维自己的作品中还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材料：

《王右丞集注》卷二十四，有《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一文，记载僧人净觉修行佛道的行状。碑铭称赞这个僧侣矢志精进，修成佛道，其中有一段说：

大师乃脱履户前，抠衣座下。天资义性，半字敌于多闻；宿值圣胎，一瞬超于累劫。九次第定，乘风云而不留；三解脱门，揭日月而常照。

紧接其下面，便有一联极重要的话：

雪山童子，不顾芭蕉之身；云地比丘，欲成甘蔗之种。

真是无独有偶，同“雪中芭蕉”互相对应，这里所谓的“雪山童子，雪中芭蕉之身”，不正明明是用文字写出来的“雪中芭蕉”吗？

《王右丞集注》的注释者赵殿成，在“雪山童子”条下注云：

佛入雪山修行，故谓佛为‘雪山童子’。《释氏要览》：《智度论》云，梵语鸠摩罗伽，秦言童子。……若菩萨从初发心，断*欲，乃至菩提，是名童子。

《赵注》这一条注文，是显得很为疏略的，其实“雪山童子”的事状，具见《涅盘经》卷十四《圣行品》，讲述释迦牟尼在过去世修行菩萨道时，于雪山苦行遇罗刹，为求半偈而舍身投崖，谓之“雪山大士”，或称“雪山童子”。

《赵注》在“芭蕉之身”一条下云：

《涅盘经》：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沫、芭蕉之树。又云：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

这条注文的意思，是要说明人身空虚不实。因为从佛教看来，世界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客观实在的，甚至连人身也并不是一个实体，它的本质同样也是空虚的。上面所引的《涅盘经》经文，就是用芦苇、芭蕉等不很坚实的东西，以譬喻人身的空虚本质，借助于形象来宣扬佛教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

由此可见，王维在《净觉师碑铭》中这两句话，是表现了这样的意思，“雪山童子”，是形容坚定地修行佛道；“不顾芭蕉之身”，是指断然地舍弃自己的“空虚之身”。而这一套思想，同王维自身的行径十分相合。《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备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他的《袁安卧雪图》之所以要在雪中画上芭蕉，决不是偶然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而是深刻地打上了他自身的思想烙印。“雪中芭蕉”这一幅画，从其艺术形象的外部感性形式中所体现的内在思想本质，同“雪山童子，不顾芭蕉之身”的含义应该是一致的。http://tiebabaiducom/fkz=959973055这里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