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第一节 《论语》、《墨子》

《论语》是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门人、时人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时事、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今存二十篇，主要记载了孔子言行。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儒家鼻祖，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第一个开办私学教育的人。他自幼好学执礼，青年从政，仕途不显，后聚徒讲学。堕三都失败后，周游列国。晚年返鲁，讲学著述，整理典籍。相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籍都经他整理。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在教学上，他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创行了许多宝贵的教学方法。

《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等性格形象的塑造上。其塑造绝大部分并非有意。不过，也正因于此，反倒更真实地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如孔子的思想深沉、举止端方、平易温和及愤怒状、狼狈态，子路的直率、鲁莽、刚烈，颜渊的沉默寡言、安贫乐道及敏而好学等等。也有少数篇章较长，经过作者的加工来表现人物性格形象，如《侍坐》，它通过孔子问志、学生言志、孔子评志，将孔子的和蔼平易、子路的坦直、自信而鲁莽、冉求的怯懦谨慎、公西华的察言观色、外谨内恃、曾皙的恬淡洒脱的思想性格，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其次，《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地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座右铭。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等。另外，作为语录体，《论语》旨在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但孔子强调“文质彬彬”，故师徒问语答言皆有物有文，虽润色而似出自然。

《墨子》是墨子后学整理先师的言论、笔记而成，小部分是墨子自著，大部分是后学的整理或发挥。原书71篇，现存53篇。

墨子（前480？——前420？），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手工业者出身，曾做过宋国大夫。其学与儒学对立，同为当时显学。所创墨者集团，既是学术团体，又是生活刻苦、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下阶层的愿望。

《墨子》反对文采，讲究逻辑性，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强调为文立论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人民之利”。因而，全书文章风格质朴，较少文采，而逻辑性强，善用归纳法和类比法说理，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文章的基本结构，大体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最后作简括总结。文有标题，论点明确，论证充分。如《兼爱》上篇就是这样结构完整、层次清楚的论说文。对墨子形象的表现，是《墨子》较具文学性的一面。《公输》、《鲁问》、《耕柱》等篇在记载墨子言行时，也将他“摩顶放踵”、热心救世的形象展现给了读者，生动感人。此外，《墨子》中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设法，也使其文朗朗上口，有一定的文学性。

第二节 《孟子》、《庄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由孟子和其弟子万章等合著。全书七篇，每篇分上下。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曾仕齐为卿，游说滕、鲁，晚年退归邹，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主张“王道”、“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提倡“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他又倡言“性善”，重视个人后天的道德修养。

《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他藐视帝王，有时近于狷介；鄙夷奸佞，有时近乎偏狭；争论文艺，有时近于偏颇；待人诚恳率直，有时近于天真。

《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但又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如“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巧妙避开齐宣王想了解“霸道”的心理，并逐步将话题转到“王道”上来，就近取喻，肯定齐王有“仁心”，可以“王天下”，以引起他对“王道”的兴趣，然后才正面阐述自己的“王道”主张。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批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即是如此。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鱼我所欲也”（《告子上》）以“舍鱼而取熊掌”比喻“舍生而取义”的道理。

语言上，《孟子》不仅词彩华赡，痛快流利，而且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尔反尔”、“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庄子》是庄子及其门人后学的著作。原有52篇，现存33篇，分为内篇7，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出于其门人、后学之手。

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曾为蒙漆园令，遍游楚、魏、赵、齐、鲁等国。家境贫寒，而又轻视官禄。熟悉各家学说，最服膺老子。他激烈批判现实的黑暗，非儒、墨及礼乐仁义。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提倡齐万物、一死生，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宣扬不谴是非、与世俗处。其思想对后世产生过深刻影响。

《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如《逍遥游》为说明作者追求“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全文用了大鹏、学鸠、蜩、斥鴳、朝菌、冥灵等众多形象，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大年或小年等活动及现象的皆“有所待”比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绝对自由，然后才得出自己的正面意见。至于以寓言说理，更是突出。《庄子》自言寓言占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如“触蛮之争”（《则阳》），借触、蛮争夺蜗角，嘲笑了诸侯间争夺土地的战争，及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庖丁解牛”（《养生主》），以解牛为喻，说明了养生的道理。

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任公子钓鱼”（《外物》），“五十犗（健牛）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鱼吞钩后，奋鬐抗争，“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惊心动魄，气象万千。所钓之鱼，竟能供大半个中国的人饱餐不尽。《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图景写来尤为雄阔。它由“不知其几千里”大的鲲鱼变化而成，振翅而飞，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境之壮，其思之奇，前所未有。

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至今还广为运用。

《庄子》的思想与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在诸子中也极为突出。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庄子与鲁迅》）

第三节 《荀子》、《韩非子》

《荀子》是荀况及其门徒所作，今本32篇，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小部分出于他的门徒。

荀子是与孟子齐名的儒学大师，其学说以孔子儒学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诸家之说，最大特征是以礼客法。他反对天命迷信，强调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反对性善说，提倡性恶说，由此特别强调后天教育、环境影响及个人努力。他弟子中著名的有韩非、李斯。

《荀子》文章主要是长篇专题性论说文，这些论文大都善于围绕题目或一定的中心，以类比、引证、比喻、排偶反复说理，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发挥尽致，风格沉着深厚，语言朴素简洁而词彩缤纷，句法整练而富于气势。如《劝学篇》是一篇劝人学习的专论，旁征博引、生动详尽地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态度、途径和方法，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尤其论述学习态度一段，一连用了九个比喻，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述学习贵在专心致志，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同时，这些比喻又重迭排列，整齐而流畅，气势充沛，音节铿锵。

《荀子》又有《成相》、佹诗和《赋篇》，属文学范畴。《成相》是用楚地民歌形式宣传政治主张的作品，为韵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和所附“佹诗”二首。五赋以四言韵语为主，间杂散文，很象谜语，乃战国“隐书”一体，开了后世咏物赋及说理赋的先河。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中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条理分明，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如《五蠹》以洋洋洒洒近七千言的篇幅，指责五蠹之民对国家的危害，这是先秦论说文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也是《韩非子》的突出特点。《韩非子》有寓言故事三百多个，其中以《说林》上下、内外《储说》最集中。这些寓言，大多生动形象，合意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情节生动幽默，有较浓的文学色彩，如“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自相矛盾”（《难一》）等等。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一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社会的各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

有人亦把后设语言学（metalinguistics,亦作“元语言学”）归类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

研究范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别,以及他们的社会因素在传统的语言地理学中也有相同的研究,但是自社会语言学出现以后,这些内容都算做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了

对社会本质的研究包括：

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特点及其规律

语言、意识、社会在起源上的相互关系

民族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关系

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的关系

对语言差异的研究包括：

标准语与方言、行话的差异o 发音差异o 用词差异o 地位差异 同一语言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差异

古籍句读的特点及成因有语言简练、字音变化、文法结构、上下文思考。

1、语言简练：古籍句读文本通常以简练为主要特点。因为在古代，许多文本都是口头问答或者是演讲的形式，需要言简意赅地表达如下，使受众能够理解。

2、字音变化：古籍句读文本中经常会出现字音变化的现象，例如说句末的韵脚发生变化、声母失声等。这些变化在语音上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对于不熟悉古汉语音韵规则的人来说，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3、文法结构：古籍句读文本中的词序和语法结构往往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例如说动宾结构、主谓结构等结构有时被打破了。这些变化在语法上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对于不熟悉古汉语语法规则的人来说，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4、上下文思考：古籍句读文本通常需要通过上下文进行深刻理解。因为这些文本是一些演说或者讲述事情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中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内容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因此，阅读时需要通过上下文推断作者的意图。

中国古代人通用的语言叫官话

周朝分封的时候，因为采取的是封建周王亲戚到边远地区管理当地土著居民的武装殖民政策，所以各国交往需要规定通行语言，这种语言就叫做“雅言”，应该是当时的关中方言

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有“通语”，也应该是关中方言，之后作为通行语言的“通语”就是中原河洛方言和陕西关中方言交替,甚至南宋时的“官话”都是河洛语而不是浙江话

明代的官话是淮徐一代的语言，但是当时这种语言应该和现在的天津话有点类似

到了清朝的官话，应该就是现在的北京方言了，如果说原来的官话现在还有哪些遗存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现在台湾人说的“国语”

《国语》，《战国策》《 菜根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