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顾名思义，是习武的士。在孔子时代，武士不是专职的战士，而是士农合一，和平时期务农，有了战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到了战国时期，有了常备军，才有了专职的战士。武士的社会地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属于最低一级的贵族。

出土的战国及秦汉文物中，有不少以武士为题材的造型，如“武士俑”和画像石中的武士形象。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名武士。武士基本的素质要求是忠诚和勇敢。忠，指忠于社稷，忠于职守。

勇，不仅指行为上的敢作敢为，也指心理素质方面的沉着无畏。孟子曾经提到北宫黝、孟施舍二位武士的勇。北宫黝之勇是，刺其皮肤，若无其事：戳其眼睛，目不转睛；决不忍受一点点委屈，从他身上拔一毛，犹如在大庭广隋武士俑众面前鞭打他一样；刺杀万乘之君，如同刺杀匹夫；莸视诸侯，挨 了骂必定还击。孟施舍之勇是，不计胜与不胜，不问敌人多少， 冲锋陷阵，毫无惧色。

《辞海》对素质一词的定义为：①人的生理上的原来的特点；②事物本来的性质；③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可以看出，这一概念涉及到了人的硬件、先天及后天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个大的框架性的东西，但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强调了对人的原本的认知，而对人的本性判断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广义的素质概念包括自然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等多方面。

自然生理素质包括生理机能、运动技能、体质和体型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包括认识、需要、情感、意志、性格等智力与非智力方面的素质；社会文化素质包括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行为规范、文化科学知识、劳动生产技能、审美等方面的素质。这三方面素质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协同构成了人的素质的整体。

所以，广义的素质是指个体在先天生理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教育所获得的比较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它包括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

《察往知来: 吕蒙涉猎典籍，增加才略》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孙权以前对吕蒙说：“你现在担任要职，执掌权力，不能不学习。”吕蒙推辞说军务太多，没有时间学习。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作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书籍，从中知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军务多，但谁还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才开始读书。等到鲁肃经过寻阳时，与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已经不再是当年吴郡时的吕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应当刮目相看，大哥怎么发现得这么晚呢!”鲁肃就去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然后分手。

博览群书，察往知来，增进才略，大有所益。皓首穷经，成为儒学博士，老死于章句之间此非孙权所要求。涉猎典籍，研治往事，培养真知灼见，掌握智谋韬略才是读书真谛，学习目的。孙权已尝甜头，故嘱吕蒙习此。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军事才能有过很高的评价，如指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但他惟独对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一事大不以为然。在读《新唐书·李恪传》时，毛泽东批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我以为，虽然毛泽东的读史批语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未见得每一条都是确评。比如上述有关唐太宗立太子一事的批语，便属于一家之言，可以进一步讨论和反思。

　　贞观十七年（643年），生性顽劣而又跛足的太子李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唐太宗只得在剩下的两位嫡子李泰和李治中确定新的皇太子。魏王（后来称濮王）李泰多艺能，唐太宗一度很欣赏其才干，李泰也曾想利用这一优势取李承乾而代之。事实证明，正是李泰的结党营私、不甘其位引发了李承乾的铤而走险。等到李承乾被废，唐太宗舍弃才能出众而野心勃勃的李泰，最终将性格相对懦弱仁孝的晋王李治立为太子，这便是后来的唐高宗。

　　众所周知，唐太宗自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帝位的，兄弟相残的悲剧给他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令他倍感痛心的是，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报应，政变具有传染性，往日的悲剧险些又在李承乾、李泰兄弟身上重演。所以当李承乾被废后，唐太宗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便把如何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重演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考虑。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和九子李治均为长孙皇后所生，也就是正统观念所讲的三位嫡子。在为什么要立李治为太子的问题上，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又表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六《太宗诸子·濮王泰》，岳麓出版社1997年版）李世民正是看中了李治的宽仁孝友，才决定将他立为太子。因为争当太子失败，李泰被徙居均州郧乡县。后唐太宗曾拿着李泰所上表对近臣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共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

　　然而，局面并未就止尘埃落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唐太宗发现李治不仅性格相对懦弱，而且过于循规蹈矩，很难培养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帝王。皇帝们立储时的基本心态是“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况且李治生性缺乏狼性，这让唐太宗始终放不下心来。他开始犹豫了，并将目光投向第三子即吴王李恪。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加之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因此“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唐太宗非常喜爱他，确信此儿“英果类我”，有意将其立为太子以取代李治。过去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唐太宗再换太子的计划之所以最终搁浅，主要是因为李治舅舅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然而，事实的真相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在立太子这样关键的问题上，凭唐太宗的性格，他会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但绝对不会被大臣们所左右。如果大臣和他的所思所想差别很大，他断难降心相从。唐太宗的深层顾虑是，如果真的立李恪为太子，那么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可能都不得善终。再者，过去那些拥立李治的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面对李恪又将何以自处？所以，唐太宗最终放弃废立之举，恐怕仍是担心兄弟相残的悲剧再度上演。

　　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的过程中可谓煞费苦心。为了李治安全地坐稳皇位，唐太宗还为李治精心搭建了未来的辅政班子，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三方互相牵制，免使一方坐大，其平衡术可谓老谋深算。更有趣的是，为使李勣将来对李治忠心耿耿，唐太宗还故意将李勣贬谪出宫，再嘱咐李治即位后将其招回。其帝王术于此也可见一斑。

　　以上是从唐太宗的心态所做出的一点分析。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李治的素质和表现。李治的性格虽然比较懦弱，但秉性仁孝宽厚的他却适合做守成之主，延承平之世。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性格大刀阔斧的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等虽长于建树，但也往往流于折腾。汉武帝刘彻是一代雄主，但在其治下却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诏。底层社会的老百姓大多并不喜欢这样的皇帝，反倒是乐于生活在像“文景之治”那样的守成时代。

　　李治统治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动荡，这难道不是当时的老百姓之福？而且，李治也绝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缺乏政治才能和帝王谋略。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在世时每视朝，常令太子李治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可见李治是具备做帝王的基本条件的。李治当政初期基本延续太宗路线，他礼敬大臣，勤于政事，坚持一日或两日上朝。全国经济繁荣，户口数量在永徽年间增至380万户。他规范了科举考试制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的考试范本，还亲自策试举人，选拔人才。永徽至龙朔年间，大臣宗室赞翊教化，著书蔚为风气。如永徽七年（656年）《五代史志》（梁、陈、北周、北齐、隋）编成；龙朔三年（663年），太子李弘撰成《瑶山玉彩》500卷。彬彬文治，粲然可观。文治之外，李治在武功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任用薛仁贵征伐高丽，派遣苏定方进讨贺鲁、百济，皆大获全胜，威震殊俗。这不仅促进了边疆的进一步稳定，而且延续并增强了大唐作为天朝上国的庄严气象。自古帝王与宰相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为防止宰相专权，李治在其统治时期增加了宰相人数，分割和削弱了宰相之权，如元徽、显庆年间，李治任命的宰相便有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韩瑷、来济、许敬宗、李义府、杜正伦等。这也反映了李治仁孝背后精明的一面。

　　李治最受人诟病的举措是立武则天为皇后，以至于后来女主擅权，还一度使大唐江山改变了颜色。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废立皇后的帝王多得很，如西汉武帝刘彻、东汉光武帝刘秀、宋仁宗赵祯、明宪宗朱见深等，为何后人专责李治一人呢？再者，武则天也算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至少比她的两个儿子唐中宗和唐睿宗要强得多。她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贞观之治，又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并不低，曾说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给后人留了一个疑问，即李治一手造就了武则天这么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为何毛泽东又称李治为“朽物”呢？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李治自显庆年间之后便身体不适，“多苦风疾”，严重时以致“目不能视”。这点似乎可以证明，李治并非是无缘无故怠政荒政，并甘于大权旁落的。有个时期他还想废掉武则天，只是那时武则天已羽翼丰满，废掉已不太容易罢了。

　　所以，从唐太宗立太子时的心态来看，他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比较的，很难说是“懵懂一时”;而从李治的素质和表现来看，他当皇帝三十多年中固然缺乏大的作为，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是延续了承平之世。武则天的上台，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观念，那么李治不但没有过错，反而与有荣焉。还有一点不能不谈一下，即通观中国历史上皇帝立储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天下”的皇权专制制度下，皇太子的选择是在封闭的圈子中进行的，何人做皇太子决定于父皇之喜好，而父皇又常常陷入立长、立嫡、立功、立贤、立爱等诸多的矛盾困扰之中。这种将天下安危系于一人、将接班人选囿于血统的痼疾困扰了中国几千年。体制的重大缺陷，导致不论怎样英明的君主，差不多都会被接班人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甚至痛哭流涕。唐太宗如此，后来清朝的康熙大帝不也如此吗？皇帝对太子的期望值甚高，稍有不满便想废立，但事到临头又顾虑重重，最后大多只好委曲求全。因此，与其说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是“懵懂一时”，还不如说他摆脱不了体制的魔咒更为准确。唐太宗为立太子之事绞尽脑汁，但终究仍带有赌博的性质，机关算尽式的聪明也难免漏洞百出。“虑切于此而祸生于彼”，乃是帝王们考虑后事时的常态。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原谅唐太宗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看见一切。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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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必读的十本书

　NO1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怍品围绕1812 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以宏伟的构思、气势磅礴的叙述和卓越的艺术描写，从战争与和平两方面来表现俄国人民与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与人民意愿之间的矛盾，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大画卷，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是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与巴尔扎克一起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中两座最高、最辉煌的峰峦。

　法国作家福楼拜在读完《战争与和平》以后，深深折服于托尔斯泰的神笔，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

　NO2羊皮卷

　一本帮助你获得成功与财富，改变命运，走向幸福生活的书。

　《羊皮卷》犹如一炷明烛，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有力量的文学”的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智慧、灵感和爱心，蕴涵着巨大的力量，曾经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命运。《羊皮卷》辑录的15部伟大励志书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阐述的人生哲理和成功理念，能够鼓舞千千万万成功人士再攀高峰，更激励无数困境中的人们重获信心和勇气，向命运挑战，获取人生应享有的成功、财富和幸福。

　一本羊皮卷，15部伟大励志书，带给你智慧和财富，引导你走向成功和幸福，值得你一生珍藏。

　NO3物种起源

　早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进化的观点。但是真正使生物进化论为世人所关注的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 》，因为这本书的结论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考查资料基础之上。这本书不仅带来了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舰上担任博物学家时进行的五年航海考查时期，通过考查和对比各地的物种性状，得到了物种渐变的结论。航海结束后，达尔文又通过搜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材料，根据人工选择的原理得到了自然选择的思想。遗传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学说是《物种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

　NO4一千零一夜

　全书故事约二百多个。每个大故事可包含若干夜，每夜可包含数个小故事。中国古代曾将阿拉伯国家称作“天方之国”。西方国家有时将《一千零一夜》译作《阿拉伯之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出场人物除各种神魔、精灵外，几乎涉及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诸如帝王将相、王子公主、商贾渔夫、裁缝僧人、贩夫走卒、工匠艺人、奴隶婢女……无所不有。多数故事具有神幻色彩，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神话，在这里成了表现社会生活的某种特殊艺术手段。透过蒙在故事中神秘莫测的外衣，可以窥见古代阿拉伯社会生活的种种场景，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其中寄托的美好思想感情、愿望和追求。

　NO5全球通史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具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后经作者多次修订增补，现已更新至第7版，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前后一贯。

　NO6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资治通鉴》在千年的流行过程中，它的学术人才社会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入以来《资治通鉴》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但质量较高 的却所见甚少，可谓“风毛麟角”。而相当一部分版本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或断章取义，或妄如评注，贻误读者。

　NO7红楼梦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作品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作品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塑造了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全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部妇孺皆知的《红楼梦》可谓凝聚了曹雪芹一生的心血。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驾构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鲜活的人物、凄美的爱情，是一部读不完、说不尽的千古奇书。

　NO8老人与海

　老渔夫桑提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大，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海明威说：“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事物。

　NO9圣经

　《圣经》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书，对西方人的精神和文化影响深远。《圣经故事》一书叙述的便是《圣经》中的故事，分《旧约篇》和《新约篇》。其中《旧约篇》讲述了创世之初，上帝耶和华创造亚当、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人如何形成以色列民族，并在“上帝应许之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王国等故事。《新约篇》讲述了基督耶稣的诞生、传播上帝福音和被犹大出卖并被处死以及使徒们传教等故事。

　《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对西方社会、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NO10论语

　本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论语》为语录体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此书成于众手。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经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代代传授，并逐渐将传诵的孔门语录言行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最终在战国初年汇辑论纂以成书，因此称为“论”。儒家原始经典之一，是了解孔子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主张及其学说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最值得阅读的10部古书

　《三字经》

　《三字经》，顾名思义，三个字就是一句话，虽然概括性很强，但却浅显易懂，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如此短小、浅显的内容非常适合幼儿学习，是孩子启蒙时候最好的书。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扩大幼儿的视野，背诵《三字经》，可以锻炼幼儿的记忆力，提高其智力。

　《弟子规》

　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这本书会提醒和启发人们现代人有时候会忽略的一些接人待物的细节。

　《论语》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内容涉及治国、齐家、修身、养性等人类生活诸多方面，两千多年来它所传达的思想依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辉，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中庸》

　中庸是人生的大道，是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中不偏，庸不易。第二层意义：指中正、平和。第三层意义：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中庸的把握心得：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不辞两极，勾势恰作。不死不肆，不邪不正。强为之名，强为之形，是妄自揣测也。世人为劝向善，多取正意，然而道若为物，状摩恍惚。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现存中国和世界军事理论史上最早形成战略体系的一部兵学专著，共分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

　《三国演义》

　俗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意思就是水浒传里血腥东西太多了，对小孩子影响不好。老不看三国是因为三国里阴谋太多，人老了历经沧桑不愿意再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多看看会有启发的。

　《山海经》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开阔眼界，这是对世界的另一种思考。

　《周易》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庄子》

　由于他既无法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安顿自我，又不愿像神学家们在逃遁的精神情状中求自我麻醉，在这种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归于内在的生活——向内在的人格世界开拓其新境界。庄子所拓展的内在人格世界，乃艺术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词不含伦理判断或道德价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禁忌，没有禁地;他扬弃一切传统的形式化，遗弃一切信仰的执迷。在喧闹的世界里，庄子创造了一片净土。

《国语》，《战国策》《 菜根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中国古籍。

《诗经》七、八篇，《关睢》、《桃夭》、《静女》、《氓》、《黍离》、《七月》等等；

《论语》，应该多读一点。如要精读，可选《学而》、《为政》、《里仁》、《雍也》、《述而》、《卫灵公》等篇中的关键段落，最好能背诵；

《老子》，即《道德经》，总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着现代译注通读一遍，然后划出重要句子，记住；

《孟子》，可选读《梁惠王上》、《尽心上》等篇；

《庄子》，读《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至乐》等篇；

《离骚》，对照着今译，至少通读两遍；

《礼记》，读其中的《礼运》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要背诵；

《史记》，应读名篇甚多，如《项羽本纪》、《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货殖列传》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之外，那篇《报任安书》也要读。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又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读他的书，兼得历史、文学、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诗，读《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

陶渊明诗文，诵读《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饮酒》、《读山海经》、《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唐诗，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第一文化标志，因此一般人至少应该熟读五十首，背诵二十首。按重要排序为：第一等级李白、杜甫，第二等级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李商隐、杜牧，第四等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这四个等级的唐诗，具体篇目难以细列，可在各种选本中自行寻找，也是一种乐趣；

李煜，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却是文学大家。可读《浪淘沙》、《虞美人》；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国人的另一文化标志，也应多读能诵。按重要排序为：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几首词，应琅琅上口。陆游的诗，为宋诗第一，不输唐诗，也应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