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中许多记载和《史记》不同,哪个更值得相信?
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个名叫班的盗墓贼在战国时期盗掘魏王襄墓时,发现了几十张满是古籍的竹简。晋人奉命整理散落的竹简,并用当时的俗语研究和修订《释义》,记载了夏商年间的13部史记,被称为《编年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1、纪年史书:
这是一部纪年史书,记载了从夏朝到魏晋湘王的重要历史史记。这本书的期限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它是由战国时期的金魏史官组成的。这比司马迁的史料早了两百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大帮助。从某种意以上说,具有研究价值的竹编年鉴在史学界应该具有很高的地位。
2、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事实上,《竹志》并没有得到传统史学界的认可,历代史记都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本“另类的书”。因为竹志的内容太骇人听闻,几乎与史料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例如,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料中,它是一种美丽和平的治国之道。
3、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史料记载的先秦时期太过理想化,古代先民比后人文明,这是不对的。至少在我看来,人类的发展永远不会从文明到野蛮,从高雅到血腥。历史的车轮会停一小会儿,或者向后退一点。它永远不会倒退。在没有先进的生产方法、食品和道德理论的情况下。在古代,先民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生命危险的斗争,这是符合人性的。关于儒学史记,如《史记》有许多问题,但不能断定《竹志》是真的。因为《竹志》也有主观编纂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竹志》由《春秋》三传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编撰。历史上,《春秋》三传战国时期,礼乐崩塌,诸侯尽可能早地隶属于皇帝。作为魏国的参与者,它很可能通过《竹志》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因为根据竹书记载,古代没有退位,只有血腥政变。自古就有。就这样,赵、魏、汉三家分晋甚至独立自主地成为了国王,说他们的行为符合史记大局,合理合法,没有道德谴责。虽然竹志比儒家史书更接近人性,但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累加所记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得到黄帝等帝王的元年数据,同时得到所对应的干支年名。这些数据是: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丁卯年);颛顼元年公元前2294年(丁未年);帝喾元年公元前2216年(乙丑年);帝挚元年公元前2153年(戊辰年);帝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丙子年);帝舜元年公元前2042年(己未年);夏禹元年公元前1989年(壬子年)。
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 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略有不同。
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与《史记殷本纪》略有不同,和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
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10、11、12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 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很有意思。《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列举如下:
1、《孔子诗论》、《缁衣》①和《性情论》。
2、《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
4、《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
5、《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6、《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吴命》。
8、《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③。 备注:①《缁衣》的“缁”原从纟从才。以“缁”代替,下同。②《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脽”原从月从隼。由于无相应字符,以“脽”代替,下同。③第八册即将出版,内容由濮茅左提供。
9、《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於夫子》及《卜书》。 《孔子诗论》,马承源释文考释。存简29支,完简1支,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
《孔子诗论》与《子羔》、《鲁邦大旱》篇在字形、长度、简形上一致,整理者认为三者内容有区别,而按整理前后先发表《孔子诗论》。
《缁衣》,陈佩芬释文考释。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论》,濮茅左释文考释。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简40支,完简7支,另有严重残损者5支,计字1256个。简长57厘米,为第一批收购中最长的竹书。书体工整严谨,字距划一,属此类书体的还有《周易》、《恒先》,当为同一人书写。
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民之父母》,濮茅左释文考释。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子羔》,马承源释文考释。共14简,395字,无完简。篇题书于第五简的背面,内容为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禅让及禹、契、后稷依次为天子事,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系统不一,但有关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则与通常所说不异。
《鲁邦大旱》,马承源释文考释。共有长短简6枝,残存208字。内容记述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助于事的问对,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的影响的讨论。
《从政》(甲乙篇),张光裕释文考释。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甲篇简18枝,519字;乙篇简6枝,140字。文中提出从政者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与《论语》、《礼记》等儒家典籍的相关说法可互相参证,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资料。
《昔者君老》,陈佩芬释文考释。简4枝,158字。无篇题,整理者根据首句内容而定名。四简均不能连读,缺失数无从估计。内容大略为国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见过程中之礼仪规范的有关记述。
《容成氏》,李零释文考释。有篇题,共存完残简53枝,约2200字。内容为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讲帝尧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分讲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谈及禹分九州,其州名与《尚书·禹贡》等书所见有异。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 《周易》,濮茅左整理、注释。共58枚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是已经公布的三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纪初发现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字,书体工整严谨,字距等同。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为历史文献中首见。这些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
《中弓》,李朝远整理、注释。战国佚书,共28枚简。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为“犁牛之子”,称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形式。
《恒先》,李零整理、注释。共13枚简,为战国道家佚书,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
“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注释。战国的道家佚书,存8枚简。彭祖,名篯铿,也称彭铿。因世居彭城,所以称为彭祖。彭祖是古代传说中的寿星。楚竹书中关于彭祖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有彭祖其人的传说。《采风曲目》,马承源释文考释。存6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各所属歌曲的篇目,尚未发现“角”的声名。
《逸诗》,马承源释文考释。残简2篇,无篇名。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共388字。均单面书写于竹黄,字体工整,字距划一。内容由《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毁室》叙述昭王新宫建成后,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昭王与龚之脽》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才见龚之脽。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释文考释。23篇,总601字。竹简两端平齐,长24厘米,字体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简无标题,整理者以全文首句为篇题。柬大王即楚简王,简文记载楚国在面临王病,国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简王及同僚所表现的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豊》,李朝远释文考释。共10支简,完简4枚,长442厘米。第一简背原题内豊。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或与《礼记·内则》有关。
《相邦之道》,张光裕释文考释。残存4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陈》,李零释文考释。共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 《竞内建之》,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简长428至433厘米。书体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简后有篇题。记述隰朋和鲍叔牙与齐桓公的对话,劝诫桓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陈佩芬释文考释。共9简,共340字,简长404至432厘米。书体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题,内容亦为鲍叔牙与隰朋直谏桓公要借鉴夏商周代兴的原因,并警惕竖刁与易牙。
《季庚子问于孔子》,濮茅左释文考释,共23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句而定名。记载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以问答形式,记录了孔子对治国兴鲁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远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10简,完简长442厘米。原无标题,整理者据篇首四字而定名。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
《君子为礼》,张光裕释文考释。共41简,完简541至544厘米。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弟子问》,张光裕释文考释。共25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三德》,李零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22简。原无篇题,整理者补加。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
《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曹锦炎释文考释。共8简,完简长53厘米。《鬼神之明》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简文内容主题定名,为《墨子》佚文,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数字而定名。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竞公疟》,濮茅左整理、注释。原题,篇题位于第二简上段背部。本篇残存13简,总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缀合十例。缀合后推断,完整竹简两端平齐,满简书写,原长应约55厘米,三道编绳。“竞公”即齐国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简文记载了围绕齐竞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内部激烈争议之事。老臣晏子直谏齐竞公,使祝、史两大夫得免,割、棃受处。简文为研究齐国历史、宗教、哲学、医学、治国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书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孔子见季桓子》,濮茅左整理、注释。篇题取用全文首句,原无篇题。共27简,总554字,其中合文6组。在流传过程中折损严重,存简也无完整者。根据竹简的现状可知:原完简两端平齐,长约546厘米,三道编绳。本篇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的有关讨论。时间约在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篇末附有《季桓子与孔子的相关系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9简,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灵王》两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与后篇《申公臣灵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简上,篇间由墨钉划分。《庄王既成》三简半,简长约33米余,皆完简,两道编绳。共93字。第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记载了庄王与重臣子桱的对话,讨论的中心是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灵王》五简半,原无篇题,佚书,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了王子回与申公相争王位,结果申公愿为君王臣事。
《平王问郑寿》,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七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余,两道编绳。佚书,共173字。记载了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郑寿与平王有间,郑寿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与王子木》,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五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两道编绳。佚书。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俭》,李朝远整理、注释。本篇共6简,第三简背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两道编绳。佚书,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用曰》,张光裕整理、注释。本篇共20简,原无篇题。佚书。文由“民之初生”起说,多谈及民生国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强调慎言的重要。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对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子建州》甲乙两本,曹锦炎整理、注释。甲本完整,共13简,全篇407字。乙本11简。《天子建州》分为两章,章未均有章节号标注。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属“礼家杂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资料。也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帮助。《武王践阼》,陈佩芬释文考释。存15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形式,记述了师尚父告武王以丹书,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
《郑子家丧》,陈佩芬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7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其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9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范乘因君王爱玉而力谏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
《凡物流形》,曹锦炎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甲本存30简,乙本存22简。“凡物流形”为原有篇题,书于甲本第三简简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层次清晰,结构严密。其体裁与性质,与屈原名篇《天问》极为相似。
《吴命》,曹锦炎释文考释。存九简。“吴命”为原有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率军北上,至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遂派遣使臣与吴交涉周旋,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传世本《国语·吴语》。
这是史上最早的一次古人盗墓行为,而发掘出的这批竹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内容很多都是颠覆历史认知的存在,所以才说这个盗墓贼为考古发现做了大贡献。
(一)汲冢竹书
汲冢竹书曾和鲁壁籀文、安阳甲骨文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竹书纪年》至今还牵连着中国文化的许多关接,比如我们今天的共和国之“共和”,中国编年史原有的准确开端——公元前841年以及新的“夏商周年表”等,都出于这批神奇的古籍竹简。
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公元前279年,在如今的河南省汲县,一个名叫不准(fǒubiāo)的盗贼,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诸侯王墓,原以为其中满满都是金银财宝,谁料墓穴中只是堆满了如小山一般的竹简,竹简上的蝌蚪型古文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于是不甘心的盗墓贼,便把其中的几捆竹简当成了火把继续向墓内探索,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结果刚出墓室就被官府之人一举抓获。
《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竹书发掘后,西晋政府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了专家学者亲赴现场调查整理,其中就有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这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的大儒,面对这批竹简非常震惊,毕竟经历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许多先秦古籍被焚毁,以至于自汉朝起,文人学者便一直在寻找先秦的古书。
(二)竹书纪年
这次汲冢书中最为重要有两部文献,一个是《竹书纪年》,另一个就是《穆天子传》。
《竹书记年》又称《汲冢纪年》或《古文纪年》,涵盖夏、商、西周和春秋晋、战国魏的历史,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而且早于比《史记》二百多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就一系列历史大事件,记载与《史记》等迥异。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颠覆了儒家相传千年的贤能禅让的理想政治模式。
第二部,是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穆王传》、《周穆王传》、《周穆王游行记》,它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的故事。《穆天子传》也是汲冢书出土后,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文献。
这么看来,如果不是当时的盗墓贼不准无意间发现了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可能我们看见冢书的时间就不知会是何时了。
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
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 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 1995年,上博邀请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简的脱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开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参与楚竹书整理注释的专家人员分别来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别为马承源、濮茅左、陈佩芬、张光裕、李零、李朝远和曹锦炎。
整理注释过程中,由于竹简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迹识读较困难。为此,上博购置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放大百倍进行观察。
据《录》卷51《晋书列传》第21号记载,晋太康二年,不准盗墓的人收了几十枚汉简。它们记载于中国古代,史称纪中书。其中,记载夏商周时期的史书有13部。金人原名“吉年”。
《词训梦》和《词师教》奉命整理散佚竹简,用当时通用的语言对文本进行校勘和解释。从而初步解释了竹简,确定了年代。又名荀、本。这13篇按时间顺序排列,夏、商、周三之后是晋、魏。周平王东移后,金魏三族将紧随其后,至少持续20年。最初的解释是,简牍上写的现任国王应该是魏襄王,被盗的季峻墓应该是魏襄王的。
当时他认为竹书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但这种想法没有被采纳,还是将记载黄帝以来历史事件的残简作为附件收录。
永嘉考正
当时由于简牍零散,对战国文字的认识也不全面,所以争议很大。当他到达晋惠帝时,大臣亨奉命检查竹简,为讨论做准备。然而,当八王继位后,永嘉之乱爆发了。魏恒被杀。他的朋友写了舒朗Xi的书来继续他的工作,所以他考了原竹书,也被称为舒威本。
根据原始考证,简牍中记载的今王应为王安利,季峻之墓应为王安利之墓。
由于永嘉之乱,竹简失传,传世的是原本和原版。记载了一卷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竹书,或者后人根据这两本书进行校对。
失传于宋代
可以说,宋代竹简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么重要的学术著作。传承了600年,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失传了?完全可以想象,当《Xi列传》出土时,会给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带来多大的震动。儒学成为民族文化,宋代二程朱学派的理学是正统。简牍与儒家史学体系有很大的冲突,宋儒自然视简牍为异端。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将其移除。清代《猪又《隋书经集志》序言中指出:“学者限于《竹简年表》及《韩石石经》传说之研究,故不再研究,见仁见智。六百多年的历史,这本书死得越多。”与此趋势相一致,从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竹简编年史逐渐失传。宋代的《竹简年表》、《集中集年村镇》、《太史公书》没有记载。
和韩文、儒家经典差别很大。实际情况是《崇文穆宗》突破了古代儒家的历史体系。
首先,我们以冥想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念经在儒家治国伦理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以礼治国,以仁治国的典范。但竹简记载“尧、德昔日衰,为舜所囚”,“后稷放、淡水”,“后稷为弃子,周之祖,舜之心腹。换句话说,竹简中并没有提到退位,而是舜囚禁了尧,登上了帝位。
其次,关于商朝重要侍郎伊尹,根据竹简年表,伊尹流放于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被囚禁在东宫两年多。后来他趁机从东宫逃到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皇位,并慷慨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享伊尹的农田。原忒
但在儒家的史料中,故事是这样的:太甲继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泰嘉被伊尹囚禁在少年宫,深感抱歉,最后翻身表现良好。伊尹欢迎他回到首都。伊尹称赞太甲洗心革面。泰嘉回答道:“我过去违背了你的教导。希望你以后能继续引导我走上正确的道路。天道造成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没有办法逃避自己造成的灾难。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犯了罪。
历史上的盗墓有时会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秦始皇焚书,真正导致毁灭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的各国史书的毁灭。历代历史学家对此深感痛心。但在西晋初年,这一损失却意外地略有弥补。我相信考古有了新的发现,竹帛类的书籍也不断出版,比如《挂毯山》、《卧虎藏龙》。历史学家开放的心态当然可以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宋明和金本
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以后,原始版本解释和考证逐渐消失。宋代目录,如《崇文穆宗》、《翟君书志》、《知斋书录》、《舒洁》等。都没有记录。
元末明初,甚至明朝中期,都有竹书的刻本。《春秋》是周王室所记,与原版本和原版本有出入。这是竹书的现行版本。清代钱大昕等学者斥之为赝品,姚真宗《翟军书志》进一步认定为明代嘉靖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赝品。
南宋初年罗比电子版《知斋书录集注》引用故事《竹简年谱》,晋代已不用。除了另一个单词外,它与当前版本相同。因此可以推断,这个版本最迟会在南宋初年出现。
清代经学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研究,其中不乏对竹简年表的研究。
嘉庆年间,猪又对竹书佚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编纂了一部竹书《竹简年表》年古籍。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又编了一版《隋书经考》。
Van还编辑了《石国明记》。
电流
1981年,方世明经过重新编辑、广泛搜集和认真考证,将清代以来朱、王、范等人的著作编成《纪年》,并将王国维的《记中纪年村镇》收入其中,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
竹书的内容不同于传统的官方记载。比如祖义继位,就不同于《古竹简编年》时叫了。但与甲骨文中“中宗祖义”的称谓完全一致。所以竹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收录13篇,记述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历史,按时间顺序排列。周平王东移后,金朝用来纪念这一年。三族分晋后,用魏朝这一年来纪念,直到“今王”年满20。《》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魏史家写的一部史书。这是唯一一部没有被秦朝断代的中国古代通史。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高于古代经典。这本书从君主年表开始,记录了1847年89位皇帝的历史。
四大图书馆概述
简牍年表,第二卷
以《古简牍年表补正》为例:晋太康二年,蓟县派人去盗墓,得到古书75本。竹简有13种编年。沈约对这个世界主题的解释也与《古竹简年谱》相一致。顾的考证最好,他的《今竹简年谱》也是基于此。不过好像没有重复《史记殷本纪》的原著。高平东移后,只筹钱。三族分家后,只剩下魏家。魏的经历是清楚的。然而,以晋灵公桃园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竹简年表》年董虎写的这本书。孔子称赵盾为法律的魔鬼,并充分意识到他没有改变历史文献。它包含在这本书里。赵还穿着囚衣,这不是晋朝旧史。夏天被称为“竹书”十多年了。越来越受欢迎,也是。这本书里没有这样的文章。判处杜无期徒刑,传讯钱鑫、舒、福泽。这比我今天说的还要多。竹简的原文应该不会被这两个人忽略,否则也不会被杜宇和朱看到。郭璞《晋书朱传》引用了《隋志》中的七篇文章。按照现在的核武器来说,同样的三种。普说《日之录》现在有三注。处理生药时不应有事先说明。况且这三条是一体的,文章不属于它。穆见西王母时,西王母不再说:“有武。”。人不存在。这不是郭璞说的。说:一年从简_的农历夏季开始。由于这本书进入春秋时期,时间和月份与佛经相同,所有的书都是从周朝开始的,不是我看到的隋朝。《冀中》引用了《左传》的76篇文章,都是晋代的编年,如《竹书》为《鲁史》。晋国由周统治。他还引用了以下文章:“荀尧在阳居六年”,“梁元年在邯郸为师,仅次于平阳”,“秦六年擒我”,“齐攻赵东卑鄙围中牟”,这些都是今天没有的。其他年份也大不相同,这不是李道元看到的。《左传》引用《穆传注》的话说“王文杀了李稷”,现在叫“文鼎”。他还在竹简中引用了“王力之子郑桓公”的话。如今,本Xi王子已经在洛阳生活了22年。太子的父亲龚正隐居了两年。没有一个是王子,刘知几也没有见过。《史记》引用了《集年》中的五篇文章。今天只有一篇文章《隋书经集志》,不是李善看到的。《水经注》引用了《竹简》的四篇文章,现在都没有了。这不是屈坦斯塔看到的。《春秋》引《史通》侍奉楚王二十三年。他是召公的孙子,尊重公众。这本书的书名是《公共死亡》。又命秦、魏二人守岸门。皇后会集平安,贞观,国母和十一年。宋轶成为肝脏的统治者后,废除了他的独立性。他没有装备树上的七头牛。今天没有这种事。这不是司马振看到的。《竹简》报价《文选注》关于赵舟的橡皮艇反驳《竹简》。这不是杨世勋看到的,而是知望今天说的。没有橡皮艇。《太甲杀了一阴》引自《开元詹静》,是殷司马击败燕之子婺源而成。这本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王存没看到。据竹简记载,周武王54岁,王武93岁。这是93号。他还引用了夏后69年不衰落的“竹简”,证明了59年“世纪”的不同。这也是59。《竹简》还引用了梁惠成的《史记索隐》,并引用了夏杰晚年的社会解体。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不是罗比和鲁邦看到的。公元年所引《竹书》为魏救中山、胥口所用。没什么。这不是宝表看到的。《竹简》引用《谷亮传述》从秦穆公取灵丘十一年,今无一人。这不是你不动就能看到的。虽然其他证据往往与竹简一致。然而,郑云把陈辅的图书馆叫到了房间里,说旧书是基于干板的。
都发布在《竹简年表》上。西晋以后,“竹简”不宜先读。人的钱和《吕氏春秋》之类的书一致吗?据此,春秋与夏结合,这个转折点就是《元丰九舆志》年流行之后的书。附有一行小字注释。不知道是谁写的。在《竹简》条中,有人说《吕氏春秋》条中的条约案太死板,也应该说是条约。记载魏武丁七年建海州,置魏县。亦注舜于阿明,今称海州。夏柒十一年,武官被释放,改称秋微郡。这和语言无关。但是五帝三王是最细致的,他是少有的。五帝三王都写《吕氏》。合同不应该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改也不容易。但是,这个音符也要靠耳朵。从明朝开始就流传很久了,所以给你录下来。谎言永远不会被隐藏。
本文2023-08-06 13:58:5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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