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们对阅读信息量的需求推动了书籍从初期形态向正规形态演变；

二、人们对阅读方式转变的需求推动了书籍在正规形态的演变进程，

1阅读方式在书籍形态从卷筒装发展为折页装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2阅读方式在书籍形态从折页装发展为册页装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三、人们对阅读多元化的需求明确了未来书籍形态发展的方向。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书的内容如何不同，开本有何差异，其主流的装帧形态是统一的，并且每种形态都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占统治地位，直到被下一种形态取代：简策装被卷轴装取代，卷轴装又发展成旋风装，从旋风装到经折装，再到蝴蝶装、包背装，最后从线装发展到今天的胶装。那么，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一形态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呢？是阅读需求。尽管导致事物发展的因素必然有多方面，但事物的发展方向则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导。书籍装帧形态的发展也不例外——材料的变化、书籍的普及度、印刷的出现等等因素都会促成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发展，但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路线发展，而且必需由这样的路线发展，是由人们的阅读需求决定的，换言之，书籍形态的呈现是为人们的阅读需求服务的。无论是书籍初期形态向正规形态的更替，亦或是当前书籍形态向未来形态发展，人们的阅读需求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书籍的历史发展过程延伸到未来书籍形态，人们对阅读的需求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导向的书籍设计才能称之为人性化的设计，才能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书籍形态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对书籍装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东汉纸的发明，确定了书籍的材质，隋唐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成了书籍的成型，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印刷术替代了繁重的手工抄写方式，缩短了书籍的成书周期，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品质和数量，从而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几经演进。先后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简装和精装等。

（一）卷轴装

欧阳修《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可见在唐代以前，纸本书的最初形式仍是沿袭帛书的卷轴装。轴通常是一根有漆的细木棒，也有的采用珍贵的材料，如象牙、紫檀、玉、珊瑚等。卷的左端卷入轴内，右端在卷外，前面装裱有一段纸或丝绸，叫做镖。镖头再系上丝带，用来缚扎。卷轴装的纸本书从东汉一直沿用到宋初。卷轴装书籍形式的应用，使文字与版式更加规范化，行列有序。与简策相比，卷轴装舒展自如，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少随时裁取，更加方便，一纸写完可以加纸续写，也可把几张纸粘在一起，称为一卷。后来人们把一篇完整的文稿就称作一卷。隋唐以后中西方正是盛行宗教的时期，卷轴装除了记载传统经典史记等内容以外，就是众多的宗教经文，中国多是以佛经为主，西方也有卷轴装的形式，多是以圣经为主。卷轴装书籍形式发展到今天已不被采用，而在书画装裱中仍还在应用。

（二）经折装

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如果看阅卷轴装书籍的中后部分时也要从头打开，看完后还要再卷起，十分麻烦。经折装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也便于取放。具体做法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的间隔中间，一反一正的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它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在书画、碑帖等装裱方面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在旧物市场上会偶见它的样子。

（三）旋风装

旋风装也是在经折装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虽然经折装的出现改善了卷轴装的不利因素，但是由于长期翻阅会把折口断开，使书籍难以长久保存和使用。所以人们想出把写好的纸页，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相错地粘贴在整张纸上，类似房顶贴瓦片的样子。这样翻阅每一页都很方便。但是它的外部形式跟卷轴装还是区别不大，仍需要卷起来存放。

（四）蝴蝶装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趋于盛行，而且印刷的数量相当大，以往的书装形式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印刷业。经过反复研究，人们发明了蝴蝶装的形式。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只用糨糊粘贴，不用线，却很牢固。可见古人对书籍装订的选材和方法上善于学习前人经验，积极探索改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更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思考未来书籍装帧的发展，学习前人的经验，改善和创造现代的形式。

（五）包背装

社会是发展的，事物是进步的，书籍装帧势必要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改革创新才行。虽然蝴蝶装有很多方便之处，但也很不完善。因为文字面朝内，每翻阅两页的同时必须翻动两页空白页。张铿夫在《中国书装源流》中说：“盖以蝴蝶装式虽美，而缀页如线，若翻动太多终有脱落之虞。包背装则贯穿成册，牢固多矣。”因此，到了元代，包背装取代了蝴蝶装。包背装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是对折页的文字面朝外，背向相对。两页版心的折口在书口处，所有折好的书页，叠在一起，戳齐折扣，版心内侧余幅处用纸捻穿起来。用一张稍大于书页的纸贴书背，从封面包到书脊和封底，然后裁齐余边，这样一册书就装订好了。包背装的书籍除了文字页是单面印刷，且又每两页书口处是相连的以外，其它特征均与今天的书籍相似。

（六）线装

线装是古代书籍装帧的最后一种形式。它与包背装相比，书籍内页的装帧方法一样，区别之处在护封，是两张纸分别贴在封面和封底上，书脊、锁线外露。锁线分为四、六、八针订法。有的珍善本需特别保护，就在书籍的书脊两角处包上绫锦，称为“包角”。线装是中国印本书籍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最富代表性的阶段。线装书籍起源于唐末宋初，盛行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古籍善本颇多。

（七）简装

简装，也称“平装”，是铅字印刷以后近现代书籍普遍采用的一种装帧形式。简装书内页纸张双面印，大纸折页后把每个印张于书脊处戳齐，骑马锁线，装上护封后，除书籍以外三边裁齐便可成书。这种方法称为“锁线钉”。由于锁线比较烦琐，成本较高，但牢固，适合较厚或重点书籍，比如词典。现在大多采用先裁齐书脊然后上胶，不锁线的方法，这种方法叫“无线胶钉”。它经济快捷，却不很牢固，适合较薄或普通书籍。在二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前后，很多书籍都是用铁丝双钉的形式。另外，一些更薄的册子，内页和封面折在一起直接在书脊折口穿铁丝，称为“骑马订”。但是，铁丝容易生锈，故不宜长久保存。

（八）精装

精装书籍在清代已经出现，是西方的舶来方法。后来西方的许多像《圣经》、《法典》等书籍，多为精装。清光绪二十年美华书局出版的《新约全书》就是精装书。封面镶金字，非常华丽。精装书最大的优点是护封坚固，起保护内页的作用，使书经久耐用。精装书的内页与平装一样，多为锁线钉，书脊处还要粘贴一条布条，以便更牢固的连接和保护。护封用材厚重而坚硬，封面和封底分别与书籍首尾页相粘，护封书脊与书页书脊多不相粘，以便翻阅时不致总是牵动内页，比较灵活。书脊有平脊和圆脊之分，平脊多采用硬纸版做护封的里衬，形状平整。圆脊多用牛皮纸、革等较韧性的材质做书脊的里衬，以便起弧。封面与书脊间还要压槽、起脊，以便打开封面。精装书印制精美，不易折损，便于长久使用和保存，设计要求特别，选材和工艺技术也较复杂，所以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另外还有流行于唐、五代时期的梵夹装（仿印度贝叶经的装帧形式，今天藏文佛经书仍用）和宋明以后的毛装（草装，粗糙、随便装订），因不具独特的装帧形式，故不再作细说。

中国书籍装帧的起源和演进过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古朴、简洁、典雅、实用的东方特有的形式，在世界书籍装帧设计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羲和在那个时代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太阳神，它还肩负着观测日月之象，“以主四时”的天文历法任务，《艺文类聚》五卷引《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世本·作篇》也说：“羲和作占日”，宋衷注：“占其型度所至也。”张澍按：“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实即利用平日晷等简单设备作日影的测量工作，根据此类材料有学者说羲和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家或管理天文的官。《尚书·尧典》又曰：“尧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氏传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职不绝。这里虽然把羲和分为羲氏、和氏两个人，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将神话历史化的做法，暂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性，值得肯定的是它为人们又设定了羲和的另一形象——历官。羲和由神的经典意象发展为汉代的官职（始建国元年即公元8年王莽改大司农为羲和），神话脱离了文学母体而应用于政治。说明神话在汉代的传播过程中生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是在认同上占神话的基础上发生的。一方面新的文化追求刺激着汉人对神话的兴趣如“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以授民时者也。”另一方面羲和官职在汉代的“复活”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是分不开的，这种与上占神话的拧结促使着羲和意象的变迁。

引起羲和意象的变因有三，一是汉代以后，随着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神灵趋向世俗化，羲和意象从此演变并应用于各种文学样式；二是民族精神的成长使文学意识在文化的冲突中与时代变迁中不断演进；三是个性人格的成长冲破了神话固有的属于集体的属性。由于集体意识与个性人格的交织，羲和意象开始在诗词的百草园中流放异彩，或者说羲和意象成为诗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继承了古代神话的原型与精神，又开创了新的主题，从而使羲和意象更加绚烂。

羲和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最早见于楚辞“吾令羲和弥节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洪兴祖在补注中说：“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羲和首次在创作型的文学作品中粉墨登场。楚辞中羲和意象的创作虽然使羲和暂时从神话的原型中置换出来，却又在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倾注了自身的情感，屈原的个人意志浸染着整个诗篇。屈原把自己比做太阳神，他对众神发号施令，走日神的路，坐日神的车，并让羲和为自己驾车，于是羲和已成为他表达远大抱负的情感载体，羲和意象与诗人的个性形成互参，诗人把个人的主观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从艺术审美方面看，他所采撷的羲和意象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因此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羲和也再次作为日御者的形象出现，太阳乘坐六条龙驾的车，行进到黄昏时刻休息，便开始进入黑夜，给人一联想，从羲和意象的这种新变不难看出它已逐渐成为同时代作家创作的总集，诗人运用羲和所表达的时间意象自拟自喻，不但表达了时光的飞逝和个人的感时感伤，同时亦记录了诗人的无限忧愁，因此说有关羲的时间意象组合预示了一个新的方面，改变了旧神话的格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诸子集中，文人对羲和所营造的时间意象有种特别的偏爱。同时羲和意象的多次重复出现，说明羲和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底蕴，时间之神与人物神合二为一，构成了时间与诗人情感的意义联系，所以威尔赖特说:“光的意象于是就格外适合于代表心灵状态的主要意旨象征了。”如《曹子建集》的《节游赋》“嗟羲和之奋迅，怨曜灵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大暑赋》“炎帝掌节，祝融司方；羲和按辔，南雀舞衡。”《赠王粲》“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与吴季重书》“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李贺的《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相劝酒》“羲和骋六辔，书夜不曾闲。”在这些诗词体系中，羲和所指意象多在感叹时光流逝，表达出了诗人怀才不遇，空感岁月践跄而引发的哀婉和悲凉心韵，由羲和与不同动词的结合为人们设定了一组组时光飞逝的意境。羲和的奋迅，羲和的按辔，羲和的逝不留，都描摹出了时光不再的绝情，通过一个理想化的神话人物，不同动词的转换，把羲和从神话原型中支解出来而与诗人创作的目的有机连接，所要表达的皆停留在感叹时光，这也正是从日御的隐喻功能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是“诗人的自主性在神话中的投影。”又如谢眺《和纪参军服散得益诗》“且驻羲和力，能令长卿卧。”杨炯《盂籣盆赋》“羲和奏晓，太隂望兮。”李白《大鹏赋》“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傍叹。”《明堂赋》中“则使轩辕草图，羲和练日。”《长歌行》“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等等，把羲和与时间的隐喻现象表达得更加人性话，在曹植诗歌意象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挥，又勾勒出了新的画面，羲和的倚日傍叹的拟人化，又与她常用的道具连在一起描绘如周用十首《清都》“羲和鞭白日，回车息扶桑。”吴莱《偶阅吕国志赋得补陀洛迦山图》“羲和女子扶朱轮，晨鸡鸣声日观立。”何景明的《车遥遥》“羲和驻其轮，君看日亦无间时。”欧阳修的《憎蚊》“羲和驱日车，当午不转毂。”孟郊《感怀》“羲和驻其轮，四海借余辉。”杜甫的《瞿唐两崖》“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羲和鞭白日，少吴行清秋。”把时间的飞疾而过表现得更加形象化。羲和的日车、日车的朱轮、神奇的飞龙都演化成了羲和御日的道具，呈现出的意境更加完美化，羲和成了时间神，她是时间的控制者。“这种原始神话的置换变形，使原始文化意蕴不断冷却，变化为新的艺术形式”经过诗人独具匠心的加工，经过一种自然的容易的隐喻转化，羲和这一意象变成了诗人心理状态的一种标记，这种生动的比喻它不是一种情状的描述，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寄托，羲和意象的集约化、密集化的出现，反映了诗人寻觅、漂泊的心灵历史，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

羲和意象的时间象征意义成为了诗人们集中描绘的对象，时间意象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反映了诗人内心一种文学特定的情感和审美情趣。羲和也成为了时时闪烁于占典诗词里的折射中国诗人独特情感的经典意象符号。而这种经典意象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无限重复，一方面它利用人们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感觉唤起以往的艺术体验，一方面它又在不同的时空里创造着新的艺术境界。这种意象表达出了人生失意时的仿徨和落寞的情感，这种意象的存在有一定的空间形式，把它放置于何种时空坐标上都体现着诗人特定的心态，羲和与时间意象的有意交织，抒发了诗人不可名状的复杂情感。

羲和原始神话的置换变形，羲和意象的动态流变，丰富了诗词的文化内涵，使中国诗词朝着理想化的方向走去。羲和在原初文化的濡染下，在与诗人神秘、合理的思维定式下，亦或二者的兼融，沟通了作者心灵与那远占的文化心理源头，在后世的作品中以神话思维为深层支持，以神话意象、神话结构和神话情节为主要创作手段，通过诗人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艺术的再加工，羲和意象不但具有典型的神话特质，而且使这种背景下的集体创作有了共同的心理经验和情感高度，而原型神话的不断演进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神话羲和的儒化，或许还有其它因缘。中国早期神话，女性占有重要席位，如西王母、女娲皆是。母系社会，女性主导着人口生产，故创制神话的初民，自然会打上女性生殖崇拜的烙印，羲和即以女性出现于神话。当母系氏族瓦解，物资生产取代人口生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男性便逐渐步入权力结构的核心。在男权社会，掌握文化典籍的男权难于容忍女性凌驾其上，故对早期神话女性的独尊地位进行改动，这当在情理之中。男权阶层往往会采取两种途径达到彰显自身权力的目的。其一，让女神沦落为男权的附属。如女娲，本是开天造人始祖，但后世男权以三皇为始祖，并把女娲归属于伏羲之妻。羲和神话产生之初，本为太阳尊神，她驾御龙车巡游天际。后来，羲和从太阳女神演变为“帝俊之妻”，由是实现女性神格去权力化的目的。再后，羲和与帝俊生太阳，就产生新的太阳神。在母系氏族，子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当人口生产让步于物资生产后，男性逐渐意识到因自身体力优势而带来的社会地位，其自身价值即得以认同。

男权在而对女神神话时，自然会作出羲和为帝俊之妻的有意修正。即便如此，男权文化主导者似乎还不能接受女性羲和为太阳尊神，职司如此显赫的神抵。既有尊神，就应当有专人驾驶方显尊贵，于是，羲和又进一步演变为太阳神的驾手。至此，太阳女神羲和遂演变为帝俊之妻并日御了。其二，对早期神话女性神祇的性别作出改动，尽量使之男性化。女娲就曾被清代赵翼改为男性，羲和也曾被《尚书》改过性别。

经过这一番修正，太阳神和太阳神的驭手就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神格。既然太阳神不能为女性，就另创新的男性太阳神，此神即为《九歌》之东君。至此，主宰人间光明与正义，给人间带来希望的太阳神就完全成为男性的象征了。

由羲和神话的改造、演化痕迹观之，中国早期神话进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已然走上了绝路。在父系氏族社会，先民不断对上占女性神话进行有意修饰与润色，以期服务于男权社会的等级伦理与价值观念，这或许为中国缺少神话的历史动因。中国神话和同时代的古希腊神话相比，有着明显差异，古希腊在男权社会尚能产生出诸多男性神话，凿开西方文化与文学想象的丰富源泉，而中国文学在不断儒学化、理性化与历史化过程中，渐渐折断文学最具活力的想象之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缺憾。 太阳和月亮是除人类自身居住的地球之外，和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天体。它们很早就成了人类自然崇拜的对象。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个女子正在替月亮洗澡。帝俊的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这才开始给月亮洗澡。 帝俊之妻常羲既然是十二个月亮的母亲，毫无疑问，她就应该是月神了。常羲，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与羲和当即一人。” 羲和见于《大荒南经》 ，从经文来看，羲和是十个太阳的母亲，自然就应该是日神了。但从郭注来看，羲和只是日月的主神。 就是将羲和与常羲视作一人。

如果从别其异而言，羲和与常羲在典籍记载中，分属日神、月神，当然应该视作二人。如果从主其同而言，羲和与常羲从词义而言，实际上是一词之分化，以为一人，亦未尝不可。如吴其昌先生即认为：“羲和常羲，亦同一人名，同一故事之变也。”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民族在早期都曾经有过以同一个词指称太阳和月亮的现象，见法国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之所以出现这种以同一个词指称太阳和月亮的情形，是因为在初民看来，它们都是光明的源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它们常常被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古籍的记载中尤其得到了显豁的体现。《易·离》云：“日月离乎天。”离即附丽、附著之义。《易·系辞上》亦云：“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可见日月是天地间最为显明的事物。《系辞下》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日月成了天地间光明的薄泉。“物有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 因此，古人就用同一个词来指称太阳和月亮。

同理，人们认为中国古代也曾经有过以同一个词来指称太阳和月亮。茅盾先生《神话研究》云：“原始人民对于日月的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以日月神为日月之本体，并非于日月神之外，另有日月的本体。” 可见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古人曾经用同一个词来指称太阳神和月亮神。从日神羲和与月神常羲的丈夫都是帝俊来看，似乎已经透露出她们曾是一人。由于人类最先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与此相应，最初的大神无一例外全都是女性神。因此，帝俊只不过是强加给她们的一个男性配偶神而已。羲和与常羲既然拥有同一个男性配偶神，可能说明了她们最初本是一神。

常羲实际上就是羲和的倒称。和属歌部，常属阳部，韵为通转。《竹书纪年》：“阳甲”，注：“一名和甲。”和转为阳，犹和转为常，并为歌阳通转。以日神羲和的倒称常羲指称月神，可能意味着羲和最初是兼指日月神的，亦即郭璞注所说：“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因为在文献记载中，正称与倒称往往所指相同。如《山海经·大荒北经》“无继”，同经又作“继无”。《海内经》“都广之野”，《海内西经》郭注则作“广都之野”。《说文·五下·矢部》：“矢，古者夷牟初作矢。”《海内经》郭注引《世本》：“牟夷作矢。”此外，《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郝疏：“女和月母即羲和常仪之属也。”据此，李平心先生《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认为：“女和而称月母，无疑就是羲和”，“羲和实为日神而兼月神” 。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归藏）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其后世遂为此国。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也，所谓世不失职耳。”

《楚辞补注》卷一《离骚经·王逸序》：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东汉·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宋·洪兴祖补注：“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渊，羲和至此而回。’”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原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后汉书·崔駰传》：“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李贤注：“羲和，日也。”

《汉书·王莽传中》：“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

《后汉书·鲁恭传》：“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

《抱朴子·任命》：“昼竞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余耀。”

 关于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

　黄国先民即夏商时期东夷之一支的黄夷。因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楚所亡是在情理之中。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原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古黄国处于江淮之间 ，守东方诸 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 ，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鲁僖公十二年（前 648）黄国为楚人所灭。黄国属东夷之国，处于楚与中原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 ，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 黄国族源论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 ，玄鸟陨卵 ，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 ，帝锡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司马迁所提到的赢姓之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对于赢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吴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 ·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于鲁，向鲁人讲述 自己祖先的故事，让孔子十分佩服，并虚心向郯子学习。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赢姓，可见关于史书对赢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赢姓的黄 国为祝融之后 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 ·氏族略》载：“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赢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 据此，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 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实际上，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此种说法的可信性有待考证。

　赢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夏、商和西周时期，为了打击东夷和淮夷部族，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

　综上所述 ，赢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吴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赢姓，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赢姓部族与东方其他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代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西周初年 ，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 ，又挥师东进 ，伐淮夷，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被完全剿灭，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入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被封为异姓方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赢姓子爵。”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 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 ，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出土的“黄夫人盂”，其铭日：“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盂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日“黄子”，正可证实其爵位。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方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方国并不放心，所以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沈等以监视和牵制它们。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除 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 165米处 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左右。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厘上有铭文“侯君单”，属黄国贵族，侯君是其称号。第二批 5件铜器上有“侯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侯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侯仲子”铜削。表明黄国侯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以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故都便在今潢川县城附近。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 6公里的隆古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

　关于黄国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⑨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钟祥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 675）“伐黄，败黄师于碚陵” 。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人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已而退兵。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寻求保护。就在鲁僖公二年齐 、宋 等中原大国盟于贯 （今 山东曹县南 ），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④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前656年 ，齐、鲁 、宋 、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 ，故亡”⑧。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5年之后，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 。第二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存在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 ·僖公十二年》说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 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人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谷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日：‘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 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⑩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 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 ，这些方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在情理当中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人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子民继续留在黄地。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惟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日‘系君’。”@黄人后裔人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三、黄国的文化特征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影响。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传世的青铜器有黄君簋、黄君孟鼎、黄君孟壶、黄君孟豆、黄夫人益、黄夫人孟姬鬲、黄大子白克盘、单鼎、单盘、单匝、侯季宿车壶等。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具有独特性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 185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季佗父墓 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他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 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匝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则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 区的密切联系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 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赢宝鼎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簋”，铭文云：“叔姬需迮黄邦，曾侯作叔姬 、邛埔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双鼎同出，这是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现象 ，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錾益常见于安徽 、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这种淮夷式的盂多呈觑形、束腰 ，很有地方特色。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 ，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 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也将自己边缘化、独立化，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 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 ，并对周边方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遵循着“墓而不坟”的文化传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赢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 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赢，当地附近赢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l17一l15页。②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4页。③潢川县志编委会：《潢川县志》，出版社，1992年，第7页。④周到：《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561页。⑤⑥⑧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249、278、290页。⑦①《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 1889、1896页。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4o一34l页。⑩信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志》，出版社，1992年，第793页。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⑩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