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着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18卷分别如下：

山经

第一卷 《南山经》 第二卷 《西山经》 第三卷 《北山经》 第四卷 《东山经》 第五卷 《中山经》

海经

第一卷 《海外南经》 第二卷 《海外西经》 第三卷 《海外北经》 第四卷 《海外东经》

第五卷 《海内南经》 第六卷 《海内西经》 第七卷 《海内北经》 第八卷 《海内东经》

第九卷 《大荒东经》 第十卷 《大荒南经》 第十一卷 《大荒西经》 第十二卷 《大荒北经》

第十三卷 《海内经》大禹

◇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无疑是最富有神奇色彩，让人一时难以说清的著作之一。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也就是它是一部什么书，从汉代以后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地理书，如汉代的刘秀（歆）就是如此。他认为《山海经》是“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隋书·经籍志》）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认为是巫卜星相之类的书。明人胡应麟称之为专讲神怪的书，认为：“《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视它为最古的小说，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清人张之洞《书目答问》则把它看作历史著作，把它列入古史类。鲁迅则认为它是巫书。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由此可见，给《山海经》定性归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吕子方先生认为，《山海经》“涉及面广泛，诸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疾病、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及祭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器物的发明制作，以至绝域遐方，南山北地，异闻奇见，都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当然，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和中国神话渊府也不错。

现在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秀（歆）在校阅古籍时整理而成的。当时，刘秀（歆）发现的《山海经》是三十二篇，后经整理成为十八篇。这十八篇经晋郭璞作注后流传了下来。清人郝懿行博采诸家之长，为《山海经》作注，写成《山海经笺疏》。现在行的就是郝懿行的笺疏本。

今本《山海经》为十八卷三十九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卷二十六篇，共二万一千多字。这部分又称为《五藏山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这“海外四经”四卷四篇及“海内四经”的“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卷四篇以及《海内经》一卷一篇。而《大荒经》包括了“大荒四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四篇。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刘秀（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认为是“出于唐虞之际”，为伯益所著。司马迁和班固都承袭此说。南宋朱熹则认为是战国屈原之后人为解释《天问》而作。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决非一人一时所作。大都认为，《山经》，即《五藏山经》成书最早，保存了许多远古的传闻资料，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海经》和《大荒经》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汉初期。由于《山海经》内容及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要确定其具体的作者及作年是非常困难的。

《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及《大荒经》三个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山经》的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等，对各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也时有描写。《海经》中的《海外经》多写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有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则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枭阳、巴蛇、贰负的状况等，也记载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大荒经》则主要记载神话，在各部分中，它保留的神话是最多的，一些重要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禹杀共工、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就记载在这一部分里，是研究神话的宝贵资料。

在古代，《山海经》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在书中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山海图”这样的说法。郭璞注《山海经》时也有“图亦作半形”、“亦在畏兽图中”这样的说明。可惜的是，这些图大部分都已亡佚了。

◇二《山海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地理、宗教、神话、动植物、医药、历史、气象等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的那样：“《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而《山经》在记述时，往往以山为纲，以首山叙起，依次叙山名、水名、道里、民族、风俗、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又是研究其他学科的宝贵材料。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结胸民、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长股国、一目国、大人国、君子国、无肠国、夸父国、黑齿国、玄股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并非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但也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这是研究古代巫的活动的资料。又如：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一段神话的前半部分写女魃在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的作用，后半部分写巫师驱逐女魃的宗教活动。“神北行”即是巫师的咒语。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这就意味着《山海经》中的这一谱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言。再如鲧这一人物，《国语》、《尚书》、《左传》、等书都把他写成反面人物。《国语·周语》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尚书·洪范》载：“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这些材料不是说鲧品质不好，就是说鲧治水方法不对，因而被尧所杀。而《山海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照这一记载，鲧被杀不是因为他品质不好或治水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因而激怒了帝尧。鲧不仅不是反面人物，而且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到底《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呢，还是《尚书》、《国语》中的记载真实呢？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山海经》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假如我们把《山海经》的这一记载与屈原《离骚》中的“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以及《惜颂》中的“行婞直而不豫合，鲧功用而不就”等联系比较一下，恐怕还会倾向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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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汴河，古称汳水。《水经》载“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今开封城西北）北”。郦道元《水经注》说“阴沟即蒗荡渠也”。汴河大致从今河南省开封城西北，向东南流经陈留、杞县东、宁陵县北、商丘、虞城县西南、安徽省砀山县、萧县，至今徐州市区东北汇入泗河。王国维《水经注校》提到留获渠和获水，实际与汴（汳）河是一条河流。因为，汴水经考城县称留获渠。

汴、泗合流，穿过徐州市区继续东南有沂、沭两河在其北侧相继汇入。沂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沂源鲁山一带山区，大体南流，经今江苏省邳州市，至睢宁县古邳镇汇入泗河。沭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沂水县北部山区，与沂河平行南流，至江苏省宿迁市西北处汇入泗河。泗河继续东南，在下相县故城东（今宿迁市城西南约七华里）接纳濉河至淮阴县汇入淮河。

隋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汉以来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将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开挖了通济渠和永济渠，西通关中，南至江淮。

通济渠，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为了避开徐州、吕梁二洪之险，采取走宿州直接入淮的线路，即在今杞县以西与汴河分出一支折向东南，经商丘、永城、宿县、灵壁，至盱眙北入淮河。这支撇开徐州间的汴、泗运河径直入淮的河道，就是唐、宋时期的新汴河，亦称南汴河。但在此时成为汴河故道的汴、泗运河并未完全中断，因为，鲁、徐、淮、海一带，“水陆肥沃”，是漕粮主要筹集地。仍有舟楫通行要求。唐高宗武德七年（624年），即令尉迟敬德导汶、泗至任城（济宁）分水，建会源闸，治徐州、吕梁二洪，以通饷道。韩愈：“汴泗交流郡城角”和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就是对当时汴、泗两河在徐州汇流的真实写照。

五代后晋时，迁都汴京，曾“开济州金乡来水，西受汴水，北抵济河，南通徐沛”。周世宗时，形势大体稳定。显德二年（959年），以汴渠日久湮废，“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汴水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六年二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至此，江、淮、河、汴舟楫复通。同治《徐州府志》载：“由淮入泗，由泗入汴者，此五代末之运道也”。

《淮系年表》记载了北宋仁宗庆历中（公元1045年前后），“浚任城、金乡之大义河，徐、沛之清河（泗水）以通漕”。又同治《徐州府志》载：“自宿、邳西溯泗流，经彭城又西接萧砀入归德（商丘）界，此宋至道前及熙宁间（公元1068至1077年间）之运道也”。北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对泗河航道上的徐州洪和吕梁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即开月河、修筑石堤，上下两端置闸，设管理机构，按时启闭通船。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自金归，仍可“自东平舟行由清河（泗水）至楚州（淮安）”。这证明，虽然，从隋、唐、宋时期有了新汴河，但是，在徐州境内的汴河故道和泗河，做为运河的航道中断时间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

汴河成为通济渠的代称。按《宋史·河渠志》载：“汴河，自隋大业（605—618年）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至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汴河从汴京外城西水门入城，再入内城水门，横穿宫城前州桥、相国寺桥，出内城水门，然后向东南而出外城东水门。淳化二年（990年）六月，汴河在近城浚仪县的一段河堤缺了口，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去视察，步辇行走在泥淖中，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连忙劝阻回驾，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于是下令调步卒数千来堵塞，直至看到缺口被塞住，水势稳定后，他才回宫。由此可见，汴河不但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系带，可以说是赵家王朝的生命线。

以下是举世瞩目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相关描述文章中描写汴河喧闹、繁华的细节：

进入汴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艘重载的大船已经靠岸，正在往码头上卸货。从船身还吃水很深来看，被卸下的货物只是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麻袋装的，老板正坐在麻袋上指挥工人们码放。扛袋的工人很吃劲，需要两个人帮他卸下，看来装的是粮食。北宋时代，属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仓库，大都集中在东南城沿汴河一带。《东京梦华录》“外诸司”记载：“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城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这些仓库的粮食，都是通过汴河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粮食是一个物质需要，汴河又担负着运输粮食的重要任务，在图中我们第一眼就看到运粮船，这是毫不奇怪的。也可能是画家特意的安排，因为别的船只都遮盖着，只有在卸货过程中看它的包装形式才能了解是什么货物。

这个船码头正对着一条街道口。这是入城的第一条街，是沿着河岸走向的，可以叫“沿河街”或“沿河大道”，主要店铺是餐馆，以小吃为多。这很符合逻辑，因为它靠近码头，主要服务对象是刚入城的客人和一些苦力。如对街有一家小店，门前笼屉里摆着馒头，店主手持一个正在向挑夫兜揽生意。与之右邻的是一家小酒店。再过去的一家，铺面比较宽广，店前当路堆着纸盒类货物，路口竖着一块招牌，上书“王家纸马”。这是家专营纸人、纸马、纸扎楼阁和冥钱的铺子。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清明节……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成楼阁之状。”画家在这个出城的路口画上纸马铺，除了与前面扫墓的队伍遥相呼应之外，同时又再一次点醒题目是“清明节”。

接下是一个大码头，街道宽阔平整，两边店铺也较为讲究，经营的主要是餐饮业，店铺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码头边一连停靠了五艘大航船。有一艘还在卸货，从伙计们爬在船篷上聊天来看，货物已卸得差不多了。有的船主卸完货以后，则邀客人到沿河酒店去喝上二两。沿河酒店的雅座，都向着河面敞开窗户，客人一边喝酒，一边可欣赏风景。在这一组航船中有一艘装潢特别华丽，清一色的花格窗子，前后有两个门楼，船舷也比较宽。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舱内有餐桌之类的家具，知道这是一艘大客船，不但有舒适的客舱，而且还可以在船上用餐。船主可能上岸去了，留下四个伙计在忙活着收拾，等待着客人们到来。

在这一组船只外面，是一艘正在行进的大船。有五个人在岸上拉纤，船上可以看到有十一个人物。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大船，因为它的船窗板中间与两头是不同的。前后舱的窗门是向里支开的，中间舱则向外支开。看来其货物除了装在底舱之外，中间的上层舱也堆放货物，所以这艘船载重量也很大。正由于货多船重，又行进在船舶密集的河道上，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很紧张。右舷上的三个船工，正轮流用篙将船往外推移，以免与停泊的船只碰撞，站在左舷和船头上的两个船工，手中紧握篙杆，准备随时使用，而船老大则在船头指挥，似在大声叫喊，提醒前面船上人注意。另外有三个是搭船的客人，第一个站在蓬顶的前部，在身后有一张小桌，放着杯盘之属，可能是他正喝着酒，看到前面有些紧张，便站起身来帮着叫喊；第二个在船尾敞棚里，背着双手，踱着方步，心情像是很急迫，也许他还嫌船走得慢哩；第三个在尾舱内露出大半个身子，快要到岸了，他是想出来看看。在船的前舱内，一个妇女带着小孩趴在窗口往外看，应当是船主的家眷，全船最没事的就是他们俩了。十一个人，各不重复，松紧张驰，各尽其态。画家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入微，我们不能不佩服。

这条船是在逆水而上，使我们知道是在汴河的西南岸。近岸边有一只小艇，船夫正在往外掏水。一艘大船刚从它身边驶过，大橹拨动的漩涡，一个一个向它袭来，使小艇的船身仿佛在晃动。大船是一艘有着双橹的载重船，船尾八个船工在使劲地摇着大橹。船头也有八个船工，只是被一棵大柳树把他们和船身遮挡住了，别以为画家在这里偷懒，省去画船上的各种细节的工夫，他是要让我们的眼睛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还有更热闹的场面等着呢！

史书中记载的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但是有些部分存在着虚假的东西。正史一般都是当朝给前朝编著的，这样就会出现不真实性，尽管史官想客观公平地写下前朝的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也不会同意的，必然是对前朝的功绩尽量往小了写，而过错添油加醋无限放大，来获取天下百姓的民心和拥护。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

史书发展：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史书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这里我借用一下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方法：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中国记载神话的古籍的话，现在学术界最认可的，一是《山海经》，这本书一方面是地理水文的记载，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早期神话和宗教的载本；二是《史记》，由于商朝以前中国没有文字（或者说，没有能够证明存在文字的文物），因此史记中所载的三皇五帝和夏朝的历史之中，很多的内容其实是口耳相传的神话。

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

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在津津乐道传说的同时，对 历史 上究竟有没有董永？以及董永究竟是哪里人？更喜欢刨根问底。

尽管是传说故事，但在古代史书古籍里还真有所记载。

《汉书·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董永的曾祖父董忠，是汉宣帝的侍卫公元前66年，在平息霍光之子霍禹谋反事件中有功，被朝廷封为“高昌侯”，赐千户。后其子董宏、孙董武、曾孙董永世袭继承爵位。属“千乘人”的官宦富豪。因董宏“佞邪”而剥免了封位，星转斗移，到董永这辈已一贫如洗，成了“穷小子”。

晋朝干宝著的《搜神记》中，“永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意思是：董永早年死了父亲，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耕田种地，董永推车跟着帮父亲料理农事。后来父亲死了，没钱埋葬，只好卖身为奴，换些钱粮，为父亲操持丧事。

在《搜神记》里，董永是个汉代农民，而且还是个“穷小子”，属于生活在 社会 最底层的“贫下中农”。

不管是由“千乘人”变为穷小子，还是压根儿就是个穷小子。董永，在 历史 上都是真实的。

董永能被后人传颂，除了找了个“七仙女”当老婆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董永是孝子。他卖身葬父的行为，符合古代传统道德思想，值得人们赞誉和推崇。就是放到现今 社会 ，那也应该是值得褒奖的“道德模范”。

至于“卖身葬父”，这也是有根据的。“卖身葬父”的最早版本是汉代刘向的《孝子传》。而且记述得十分详细：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无钱还君，以身作奴······。因刘向的《孝子传》佚失，后晋干宝的《搜神记》，宋《太平御览》等都有相应转引。

下面我再着重说说史书古籍对“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的记载。

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发生在董永“卖身葬父”之后。最早提及“董永遇仙”的是曹植在悼念父亲曹操的《灵芝篇》。其中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最早对“董永遇仙”作开放式生动描述的，还是《搜神记》。原文为：“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大概意思是，董永卖身葬父后，在去债主家打工还债的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姑娘，姑娘主动提出要做他老婆。董永推脱不过，遂答应姑娘，结为夫妻。

更为生动的是，姑娘随董永到了债主家，跟董永一起打工还债。打工还债中，男耕女织。七仙女成了“日织千丈”的“天之织女”。

织女，在古代文献里究竟是什么人？司马迁的《史记· 天官书》中说“织女，天之孙也。这让人们又联想到另外一个神话故事——《牛郎织女》。这牛郎的媳妇也是织女啊。

在早期传说中，董永和牛郎的妻子都是”织女“。那天帝的孙女，怎么可能既是董永的老婆，又是牛郎的妻子呢？怎不”1女嫁2夫“了？这可有悖伦理啊！ 于是，在隋唐时期，”人仙之恋“符合道德伦理，人们借天上有三颗织女星，把一织女，换说成”三织女“。为了让”三织女“深入人心，古人还借用了《史记·殷本纪》中”三人行浴“的传说，演绎出”三织女浴于池“的故事。这样一来，董永跟牛郎就成”连襟“了。你说有趣不？

最后，我再说说董永究竟是哪里人？

隋唐之前， 历史 上的”千乘人“董永是山东人；到了唐代，因《董永变文》里面有”孝感先贤说董永“，董永成了湖北孝感人；宋代以后，董永又成了“江苏人”、“安徽人”、“河南人”、”河北人“、“山西人”等等。其中，董永是“江苏人”更有说服力。因为“家住丹阳，姓董名永”嘛！可江苏有三个丹阳。一是镇江丹阳；二是南京旁边的安徽当涂小丹阳；三是东台的丹阳。更有说服力的当然是镇江丹阳。因为明嘉靖唱本《织锦记》里明明写着：“董永，字延年。润州丹阳县董槐村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我更相信，董永是我们镇江丹阳人。

（吴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