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据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相传，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还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约生活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80年～500年之间，《史记》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楚国苦县厉乡，即现今的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郑店。老子曾担任“周藏室之史”，深懂周朝的图书典籍，学问渊博，见周王室衰微，弃官西去，至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请求他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史记》）

《道德经》又名《老子》，文约义丰，虽仅五千言，却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老子哲学的精髓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对“侯王”的告诫，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是很精辟的。《老子》的历史观是落后的，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代不少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自汉以后注释《老子》者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老子不但创立了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庄子

（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蒙城县城东郊人(今城关镇东城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 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做过蒙城漆园(在今县城涡河北岸的漆园故址)吏的小官，但不久辞去。他布衣草鞋，糁汤野菜，安居陋巷著书。生活难以维持时，曾向监河侯借过粮食。楚威王闻境内庄周是有学识而贤德的人，就遣使备千金厚礼前来漆园(蒙城)，请庄子为楚国宰相。使者言明楚王许以为相的旨意后，庄子笑谓楚使说：“千金可算是重礼了，相位可谓尊贵至上。可是，你没见祭祀时的牛吗人们把牛喂养肥了，祭祀时披红挂彩，还不是牵到太庙杀了作祭品我宁愿在淡泊无为中度日，不去做牺牛”庄子在谈笑中“喻牛辞相”，终未为楚国宰相。 战国初年，诸侯兵戎相见，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流派竞相而起，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畔，相距仅百里，故又称他们的学术思想为“老庄涡河之学”。 庄子晚年常垂钓于濮水(今城南芡河)、涡水，游于濠梁(今安徽凤阳临淮城西南)观鱼，与鱼鸟共乐，甘于清静闲居的生活。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皇帝颁布沼书，赐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其书曰《南华真经》。历代均有一些研究庄子的学者，其著作数百种，近年又有《庄子白话》、《庄子现代版》等问世。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傲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逢时；虽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治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曰：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王，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富，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富，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道德经》

道教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人的处世都要按道行事，无论是天道和人道都是柔弱谦下，彼此相容而不害的，因此，学道者应该返本还元，避而不争。

《道德经》述及“不争”思想的地方很多。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曾经高度概括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不争”思想，是与“道”的“柔弱”的特性相联系的。由于道是“柔弱”的，因而“道”也是谦下而不争的。当然，“道”的不争，并非是一种消极逃避，百事退让。因为，《道德经》还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七十三章）。由此可见，《道德经》中所说的“不争”，是一种“善胜”的“争”，是“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符合天道之“争”。另外，《道德经》还说到老子的“三宝”，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这里的三宝，是针对社会存在的“仇恨”、“奢侈”和“争名夺利”的现象而提出的个人道德规范，在治国之策上，他则要求“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意思是不尊崇贤才高能，就可以让民众不争夺功名。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训》称“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诠言训》还指出“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意思是世人相争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或因物质财富不足，或因分配不平等，等等。不过在《原道训》中仍然认为“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就是说得道的人可以应付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内心之中却不能失去按道行事的本性。又称“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则“天下归之，好邪畏之”。

《通玄真经》

即《文子》 认为“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所好，反自为祸”，认为过分的追求和争夺，将适值其反，而遭到灾祸。“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争疾，故去而不迟。是以圣人无执故无失，无为故无败”。就是说地处于低下的位置不争高势，所以平安而无危险。水从高处向下流，不争速度，然而流而不慢。人要有所得，主要是因为有得的时机，而不在人的争利的愿望。治理国家依靠的是道，而不在于是否是圣人。

《老子想尔注》

五斗米道在《老子想尔注》中，继承道家的“不争”思想，称“水善能柔弱，象道。去高就下，避实归虚，常润利万物，终不争，故欲令人法则之也”。人如果仿效水的不争，“终不遇大害”。它认为“人”有二类，一类是圣人，一类是俗人，圣人要处柔弱，“不与俗人争，有争，避之高逝，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这里的“圣人”与儒家的“圣人”不同，乃指学道之人。《老子想尔注》称：“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

《清静经》

《清静经》有“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之语。杜光庭在为该经作注时认为“争”是为了求得清静。而上士和下士的“争”又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是否“执见”。上士“不执有见”所以“不著于耳目鼻口身意之病，亦不著于咸苦辛甜之味，亦不著于宫商角徵羽之音”，如果“执见”，就是追求“耳目鼻口身意”的享受，就成为“下士好争之理”。人只要能够“不执”而“无争”，就是“清静”。杜光庭另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注解“三宝”时称：“慈以法天，泽无不被也；俭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让以法人，恭谦不争也。此三者，理国之本，立身之基，宝而贵之，故曰三宝”，意思是慈、俭是天道的特性，而不争是人道的特性，三者都是“道之用”也。金代的侯善渊认为“上士”知道天命，“处于无侣太空，天真妙道，寂然不动，无所争讼”，因此，“静室居闲坐，清空任便行”。而“下士好争强”，“动生人我，竞起是非，发于争讼矣”。如果下士能“闭目凝神室，开睛混太阳。自然知古道，心地得清凉”。元代全真道士李道纯在《清静经》的注解中有明显的三教融一思想，认为“遵儒书不争之言，行释经无争之行，此一法出于无法，洞观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则不然。”下士好胜，自满自见，做了一点好事，就“矜伐”而“致争”。李道纯认为上士和下士的最大区别在于各有“照心”和“妄心”，要“常灭妄心，不灭照心”。所谓“妄心”就是“一切不止之心”；“照心”即“一切不动之心”。认为“妄想一萌，邪正分；枢机一发，荣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种种差别因缘。至于涉秽途，触祸机，落阴趣，未有不始于妄心也”；而“妄念始萌，不自知觉，神为心役，心为物牵，纵三尸之炽盛，为六欲之扰攘，岂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贪求心生。既生贪求，即是烦恼”，“所以妄想之心，轮回之根本也。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妄想心不灭，所以然也”。唐代道士王玄览在《玄珠录》中称“上善若水，水性谦柔，不与物争”，仍然承袭《道德经》的思想，同时，又对如何实现“不争”，提出了“行者之用，处物无违，于中万施，详之以遇”的要求，即接触事物要审慎，不可逾限。他认为：“智莫过实，行莫过力，则能互相优养，各得其全。若过则费而且伤，大者伤命，小者成灾。”结果“违天背道，法所不容”。因此“不争”就是要“适足”，这才是“用天之德”。金元全真道的一些高道都将“不争”作为全性保真的重要的行为规范。

王重阳的弟子刘处玄在他的《仙乐集》的《五言绝句颂》中，反复颂赞“不争”，称“善觉不争空，忘尘见道功”，“大悟不争空，至明万事容”，“得道不争空，混尘众垢容”，“坚志不争空，真明万慧通”，“世外不争空，身青如万松”，“无争道性强，保命浊情忘。永免轮回苦，真归蓬岛乡”等等。刘处玄还认为：“上士无争，应物常平。不贪外宝，道合真灵。理明正教，敬信来听。方圆随顺，救死哀生。有心忘世，无意生荣。六铢无赐，换却伪形。完全功行，胜殢声名。了真归去，朝现三清。”他对于“不争”的要求就是“应物常平”，同王玄览的“于中万施”一脉相承，但是刘处玄从全真道的“绝欲”出发，进一步提出“有心忘世，无意生荣”，只求“了真归去，朝现三清”。

元以后的全真道士都以不争名利同超脱生死相联系，洞明子《西云集》中有《示众》诗，其中二首意在警戒世人“不争”名利。一曰：“日夜经营名利事，朝昏整顿幻躯身。直饶紫绶金华贵，争及无名闲道人。”一曰：“生死途中人度岁，轮回路上客流年。可怜错把身心用，不学长生久视仙。”认为把身心耗费在“名利”和“幻躯”上，就脱离不了生死轮回的苦难。只有做个“无名闲道人”，才能“长生久视”，羽化登仙。道士姬志真的《警世》诗说得更为透彻明白，诗道：“春去秋来不暂停，两轮催促太无情。蜗牛角上争名利，石火星中寄死生。阎老判句难抵当，酆都决去没期程。有条坦坦分明道，争奈迷人不肯行。”争名争利的人都是走向地狱的“迷人”。只有抛弃名利才能走上长生的“坦坦分明道”。

“不争”在道教规戒中也成为道士的一项行为规范。《老君二十七戒》，分道戒为上中下三行，要求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行知足等。每行各有九戒，明确规定：“戒勿与人争，曲直得失，避之”。并且称“九行”（二十七戒）备者神仙，六行（十八戒）备者寿，三行（九戒）备者增年”。